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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沙汀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地域性,除了大量的将方言俗语运用于作品中外,还精心择取种种地方性文化场景,而“茶馆”是其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文化场景。他通过对川西北地域特征、民风民俗的描写以及对生活在其间的各种人物的刻画,形成了一个专属自己的独特生活与写作领域,向人们展现了内陆边地乡镇的世态百相。
关键词:沙汀乡镇小说茶馆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经受过现代思想洗礼的四川安县作家沙汀,对于川西北乡镇的茶馆和在这些地方聚集着、争吵着的人们及其勾心斗角、谩骂殴打和享乐腐化,是非常熟悉的。在三四十年代的川西北乡镇,民间娱乐形式不太丰富,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不赖寂寞的人们的唯一去处。沙汀的小说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的叙述上,都有意识地用茶馆这一场景,来向读者展示川西北边镇日常生活及其芸芸众生相。
清末民初,川西北地区的公共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在地方公共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祠庙明显衰落了,功能庞杂的会馆则向更专业化的商会发展。与此同时,茶馆作为另一种公共空间,在平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城市和场镇,几乎是唯一的平民公共空间。
沙汀在诸如《在其香居茶馆里》、《防空》、《某镇记事》、《淘金记》等描写乡镇特殊风貌的小说里,强烈地向人们传达出了这点。在《某镇纪事》里沙汀用散文化的笔调,描述了川西北小镇的日常生活状态,每天“各人都按照老规矩一早起床,于是一路扣着纽扣上茶馆去”,“吃过早饭,又上茶馆,而且说着照例的话,‘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
小镇生活中的人们就这样无所事事,他们在茶馆里消磨时光、打牌、喝茶,除非有些夜晚有人“讲圣谕”或“打围鼓”,这才可以使大家一天来的生活变动一下,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提谈的了。这样沉闷的乡镇生活,是滞后而非合理的,在这种封闭落后的环境中长久积累产生的国民心态,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一种茶馆味:“既不是快乐也不是忧愁。说是安静吧,也不对。因为大家都像在无声无息忍受着什么哩。”
茶馆与人们的生活已融为了一体,它与民间中的艺术、娱乐、节假、商市共同构成了乡间具有活力的一块民间文化献演广场,与酒楼、鸦片馆等其它场景一起建构起了沙汀小说中的乡镇文化背景。茶馆是一种与咖啡厅、酒吧这些都市生活场景迥然不同,具有川西北乡镇特点的一个典型的巴蜀文化意象,当作家把它纳入作品中后,茶馆所扮演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场景的角色,它还具有了丰厚作品意蕴的功能,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叙述、地域文化的生成也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功用。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表而上看是一个聚众厮混,融会各阶层为一体的社会活动场所。但实质上它仍然存在着一定阶层的划分。不同身份的茶客往往所处的茶馆档次不同,就算是同一个阶层的人物也因各自的利益关系。因而为了更能准确地刻画人物形象,沙汀还充分运用了茶馆所具有的这种表征来暗示人物身份,使其言行的生成更顺理成章。
比如在《某镇纪事》里写到“栈房里附设的茶馆比镇上任何一家茶馆热闹。茶客全都是上色人,没眉没眼的角色一向少”,“而且茶客是固定的,毫不参差。你在古泉亭碰不见麻子斗行,正如你在官店里碰不见泥水匠老王一样”。在《还乡记》中,罗敦五去广游居大茶馆探听乡长的口气,“当他走上广游居的阶沿的时候,立刻就有很多人喊茶钱,有的甚至站起来让座位,但是一般都是些赶场的乡下人。至于几个头面人物,以及那些经常在街上胡混的光棍,却对他很冷淡。因为大家清楚他同乡长是顶的,而且早已经垮台了”,“罗敦五偶一上街,总照例是喝独脚茶的。这不仅因为人们势利,也因为大家怕他发神经,说些不关痛痒的话”。
不同的茶客也属于不同的茶馆,在沙汀的《淘金记》中“茶铺都各有自己一定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的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涌泉居属于林幺长子等“在野势力”,而畅和轩则属于龙哥这样的“当权派”。
同一个茶馆里,座位与茶友也有分别。在其香居,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张三监爷、黄耗牛肉坐到了一起,因为张黄二人是他的军师和助手,邢幺吵吵加入了俞视学、黄光锐、汪世模这一拨,因为这都是他的熟人。在其香居联保主任和邢幺吵吵开始正面争吵时,“茶客们却谁也不能轻易动身,担心有失体统”。在《还乡记》中,乡长为徐荣成和冯大生调解纠纷,只因为冯大生拉了一把椅子坐了下去,街上围观的光棍们便对他大呼小叫,不由分说撤去他的座位,仿佛冯大生做出了无法无天的举动一样。
茶馆展示着乡镇文化极浓郁的世俗性,进茶馆已成为川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可割舍,借助茶馆他们接收外在的信息,自身也作为媒介传播着或真或假的消息;同时,茶馆也体现了世俗人际间的利害冲突,“吃讲茶”是茶馆里的普遍现象,个人的或大或小或慎重或轻率之事都在吃茶中得到判析解决,不同身份的人在其中实现了自身对政治、经济的参与。
吃茶本来与人们发生纷争时的评理是互不相干的事情,在四川的农村竟演化成了具有独特意义的“吃讲茶”的民俗。由于古代民事法律极不完善,一般百姓有纠纷不愿涉官。在四川很多地方,民间冲突由社会调解是不成文的规定。让村落的头人、家族的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一起进茶馆,一人一碗茶入座,堂倌此时只是点报茶的碗数,先不收钱,而平常都是先收茶钱的。
这是因为“吃讲茶”有一条不成文而人人遵守的文法,那就是讲完理、裁决后由输理的一方付双方的茶钱。在吃茶的过程中给发生纷争的双方当事人评理,然后做出裁决。“吃讲茶”是一种在茶馆中对矛盾纠纷进行的社会调节,因而可以说这是一种几方势力的角斗,在表现这种统治者的勾心斗角、上流社会的欺上瞒下、人民的纠纷争端、小百姓的呼救无门中更能微妙淋漓地暴露人物的灵魂。
《在其香居茶馆里》中的“吃讲茶”描写,以抗战时期国统区兵役问题上的肮脏内幕为素材,真实地截取社会的一个断面,通过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土豪邢幺吵吵因抽壮丁而发生的矛盾与争斗,使古老的民俗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沙汀笔下那个粗鲁野蛮的邢幺吵吵与联保主任“吃讲茶”,是由邢幺吵吵的儿子被拉了壮丁而引起的。在茶馆里,他先是公开用十分低级刻毒的语言辱骂方治国,继而又威逼方治国将儿子找回来。遭到拒绝后,他便将方治国打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面对邢幺吵吵在其香居茶馆里满怀敌意指桑骂槐攻击时,方治国马上拿出自己软硬通吃的法宝,处处退让,以对付邢幺吵吵。最后,在邢幺吵吵一再威逼下,他才硬着头皮予以还击,以至和邢幺吵吵大打出手,结果还是吃了大亏。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农村受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征兵征粮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四川农民盘剥中的最突出的事例。但国民党抓壮丁仅限于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去触动那些乡绅、土豪或倚官仗势者。小说通过这场对壮丁抓而又放的闹剧,深刻地暴露了地方封建势力的专横气焰和丑恶面目,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腐败及其兵役制的虚伪。
沙汀的川西北乡镇小说中,涉及到“吃讲茶”的描写都特别精彩。这种“吃讲茶”名为讲理调停,实为面子之战。调停者或为资历颇深而又退居二线的哥老会头子、团总之类,或为当权的联保主任、乡长之流,总之是有面子的。面子的大小主要由实力的大小来决定的,所以,能解决问题的自然是实力派、当权派;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是已经下野或退休过时的人物。
而讲理的双方,也只是想争得一个体面的结局,并不一定想求得问题的解决。如邢幺吵吵之于方治国,只是想损方治国之面以挽回儿子被抓了壮丁之失去面子,至于儿子是否能赎回倒是其次。所以,讲理者与调停者之间有一个看面子与不给面子的问题,讲理者之间也有一个争脸面的问题。“吃讲茶”实为比面子。“面子”就是特权,有特权才有“面子”。这在川西北乡镇,不仅是部分有身份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甚至影响到普通人的心态,从而制约着社会舆论。
沙汀把创作的根深植于川西北大地上,将故乡的风云变幻、风土人情和各色各样的人物,组合成川西北的时代历史画卷。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茶馆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更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呈现,蕴含其中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质,是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沙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地域性,通过对川西北地域特征、民俗风情的描写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物的刻画,形成了一个专属于沙汀的小说世界。
参考文献:
[1] 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 吴福辉:《沙汀乡镇小说·序》,《沙汀乡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何英,女,1978—,新疆库尔勒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沙汀乡镇小说茶馆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经受过现代思想洗礼的四川安县作家沙汀,对于川西北乡镇的茶馆和在这些地方聚集着、争吵着的人们及其勾心斗角、谩骂殴打和享乐腐化,是非常熟悉的。在三四十年代的川西北乡镇,民间娱乐形式不太丰富,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不赖寂寞的人们的唯一去处。沙汀的小说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的叙述上,都有意识地用茶馆这一场景,来向读者展示川西北边镇日常生活及其芸芸众生相。
清末民初,川西北地区的公共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在地方公共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祠庙明显衰落了,功能庞杂的会馆则向更专业化的商会发展。与此同时,茶馆作为另一种公共空间,在平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城市和场镇,几乎是唯一的平民公共空间。
沙汀在诸如《在其香居茶馆里》、《防空》、《某镇记事》、《淘金记》等描写乡镇特殊风貌的小说里,强烈地向人们传达出了这点。在《某镇纪事》里沙汀用散文化的笔调,描述了川西北小镇的日常生活状态,每天“各人都按照老规矩一早起床,于是一路扣着纽扣上茶馆去”,“吃过早饭,又上茶馆,而且说着照例的话,‘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
小镇生活中的人们就这样无所事事,他们在茶馆里消磨时光、打牌、喝茶,除非有些夜晚有人“讲圣谕”或“打围鼓”,这才可以使大家一天来的生活变动一下,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提谈的了。这样沉闷的乡镇生活,是滞后而非合理的,在这种封闭落后的环境中长久积累产生的国民心态,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一种茶馆味:“既不是快乐也不是忧愁。说是安静吧,也不对。因为大家都像在无声无息忍受着什么哩。”
茶馆与人们的生活已融为了一体,它与民间中的艺术、娱乐、节假、商市共同构成了乡间具有活力的一块民间文化献演广场,与酒楼、鸦片馆等其它场景一起建构起了沙汀小说中的乡镇文化背景。茶馆是一种与咖啡厅、酒吧这些都市生活场景迥然不同,具有川西北乡镇特点的一个典型的巴蜀文化意象,当作家把它纳入作品中后,茶馆所扮演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场景的角色,它还具有了丰厚作品意蕴的功能,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叙述、地域文化的生成也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功用。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表而上看是一个聚众厮混,融会各阶层为一体的社会活动场所。但实质上它仍然存在着一定阶层的划分。不同身份的茶客往往所处的茶馆档次不同,就算是同一个阶层的人物也因各自的利益关系。因而为了更能准确地刻画人物形象,沙汀还充分运用了茶馆所具有的这种表征来暗示人物身份,使其言行的生成更顺理成章。
比如在《某镇纪事》里写到“栈房里附设的茶馆比镇上任何一家茶馆热闹。茶客全都是上色人,没眉没眼的角色一向少”,“而且茶客是固定的,毫不参差。你在古泉亭碰不见麻子斗行,正如你在官店里碰不见泥水匠老王一样”。在《还乡记》中,罗敦五去广游居大茶馆探听乡长的口气,“当他走上广游居的阶沿的时候,立刻就有很多人喊茶钱,有的甚至站起来让座位,但是一般都是些赶场的乡下人。至于几个头面人物,以及那些经常在街上胡混的光棍,却对他很冷淡。因为大家清楚他同乡长是顶的,而且早已经垮台了”,“罗敦五偶一上街,总照例是喝独脚茶的。这不仅因为人们势利,也因为大家怕他发神经,说些不关痛痒的话”。
不同的茶客也属于不同的茶馆,在沙汀的《淘金记》中“茶铺都各有自己一定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的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涌泉居属于林幺长子等“在野势力”,而畅和轩则属于龙哥这样的“当权派”。
同一个茶馆里,座位与茶友也有分别。在其香居,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张三监爷、黄耗牛肉坐到了一起,因为张黄二人是他的军师和助手,邢幺吵吵加入了俞视学、黄光锐、汪世模这一拨,因为这都是他的熟人。在其香居联保主任和邢幺吵吵开始正面争吵时,“茶客们却谁也不能轻易动身,担心有失体统”。在《还乡记》中,乡长为徐荣成和冯大生调解纠纷,只因为冯大生拉了一把椅子坐了下去,街上围观的光棍们便对他大呼小叫,不由分说撤去他的座位,仿佛冯大生做出了无法无天的举动一样。
茶馆展示着乡镇文化极浓郁的世俗性,进茶馆已成为川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可割舍,借助茶馆他们接收外在的信息,自身也作为媒介传播着或真或假的消息;同时,茶馆也体现了世俗人际间的利害冲突,“吃讲茶”是茶馆里的普遍现象,个人的或大或小或慎重或轻率之事都在吃茶中得到判析解决,不同身份的人在其中实现了自身对政治、经济的参与。
吃茶本来与人们发生纷争时的评理是互不相干的事情,在四川的农村竟演化成了具有独特意义的“吃讲茶”的民俗。由于古代民事法律极不完善,一般百姓有纠纷不愿涉官。在四川很多地方,民间冲突由社会调解是不成文的规定。让村落的头人、家族的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一起进茶馆,一人一碗茶入座,堂倌此时只是点报茶的碗数,先不收钱,而平常都是先收茶钱的。
这是因为“吃讲茶”有一条不成文而人人遵守的文法,那就是讲完理、裁决后由输理的一方付双方的茶钱。在吃茶的过程中给发生纷争的双方当事人评理,然后做出裁决。“吃讲茶”是一种在茶馆中对矛盾纠纷进行的社会调节,因而可以说这是一种几方势力的角斗,在表现这种统治者的勾心斗角、上流社会的欺上瞒下、人民的纠纷争端、小百姓的呼救无门中更能微妙淋漓地暴露人物的灵魂。
《在其香居茶馆里》中的“吃讲茶”描写,以抗战时期国统区兵役问题上的肮脏内幕为素材,真实地截取社会的一个断面,通过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土豪邢幺吵吵因抽壮丁而发生的矛盾与争斗,使古老的民俗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沙汀笔下那个粗鲁野蛮的邢幺吵吵与联保主任“吃讲茶”,是由邢幺吵吵的儿子被拉了壮丁而引起的。在茶馆里,他先是公开用十分低级刻毒的语言辱骂方治国,继而又威逼方治国将儿子找回来。遭到拒绝后,他便将方治国打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面对邢幺吵吵在其香居茶馆里满怀敌意指桑骂槐攻击时,方治国马上拿出自己软硬通吃的法宝,处处退让,以对付邢幺吵吵。最后,在邢幺吵吵一再威逼下,他才硬着头皮予以还击,以至和邢幺吵吵大打出手,结果还是吃了大亏。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农村受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征兵征粮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四川农民盘剥中的最突出的事例。但国民党抓壮丁仅限于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去触动那些乡绅、土豪或倚官仗势者。小说通过这场对壮丁抓而又放的闹剧,深刻地暴露了地方封建势力的专横气焰和丑恶面目,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腐败及其兵役制的虚伪。
沙汀的川西北乡镇小说中,涉及到“吃讲茶”的描写都特别精彩。这种“吃讲茶”名为讲理调停,实为面子之战。调停者或为资历颇深而又退居二线的哥老会头子、团总之类,或为当权的联保主任、乡长之流,总之是有面子的。面子的大小主要由实力的大小来决定的,所以,能解决问题的自然是实力派、当权派;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是已经下野或退休过时的人物。
而讲理的双方,也只是想争得一个体面的结局,并不一定想求得问题的解决。如邢幺吵吵之于方治国,只是想损方治国之面以挽回儿子被抓了壮丁之失去面子,至于儿子是否能赎回倒是其次。所以,讲理者与调停者之间有一个看面子与不给面子的问题,讲理者之间也有一个争脸面的问题。“吃讲茶”实为比面子。“面子”就是特权,有特权才有“面子”。这在川西北乡镇,不仅是部分有身份的人们的共同心理,甚至影响到普通人的心态,从而制约着社会舆论。
沙汀把创作的根深植于川西北大地上,将故乡的风云变幻、风土人情和各色各样的人物,组合成川西北的时代历史画卷。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茶馆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更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呈现,蕴含其中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质,是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沙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地域性,通过对川西北地域特征、民俗风情的描写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物的刻画,形成了一个专属于沙汀的小说世界。
参考文献:
[1] 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2] 吴福辉:《沙汀乡镇小说·序》,《沙汀乡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何英,女,1978—,新疆库尔勒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