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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200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主体性的弥散》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二十余部。曾获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苏运生（以下简称苏）：洪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对文学有着很深厚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有些人认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乏力和不充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文学拥有着崇高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洪治纲（以下简称洪）：说到“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乏力和不充分”，我不太赞同。因为，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文学思潮，那就是底层写作和反腐写作。底层写作关注的是农民工、城市底层人群等，反腐写作关注的是官场腐败和权力潜规则，它们都体现了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尤其是对人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领域，也是投入了比较大的写作热情，无论是作者队伍或作品数量，都非常大。至于这些作品没有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巨大影响，不是因为作品问题，而是因为读者趣味的变化。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方式了，而不是像当年一样，只有依靠书本或文学读物来消磨时光。
苏：您刚才提到，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方式。确实，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您能谈谈这种变化具体都包括哪些方面吗？
洪：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确实发生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创作两个方面。
从外在环境来说，中国的整个文化生态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调整与扩充。一方面，在政府机构改革的驱动下，专业作家体制被逐步取消，文学刊物的供养关系被不断调整，各种出版社也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过渡，文学开始全面走向体制之外，失去了以往的体制依靠，似乎已经“边缘化”了；而另一方面，自由撰稿人纷纷涌现，作家队伍不断增加，不少文学刊物在急速扩张，一刊多版有增无减，文学网站风起云涌，出版社与民营书商联手打造的图书市场也日益壮大，这一切又显示文学并没有多少冷落，而是在强劲地发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只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真正的客观情形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已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双重控制中不断地游离出来，正在成为文化消费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媒介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在新世纪以前，互联网等还是一个新事物，能够上网的人非常少。而新世纪以来，网络出现了飞速发展，使我们步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在通常意义上，信息时代又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电子时代，是以电子信息业的突破与迅猛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时代。其中，以现代技术作为内在支撑的电子媒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即是信息”，因为媒介“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而在一系列现代电子媒介中，又尤以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介最为突出。它们借助互动性、即时性和大众化等特殊手段，使自身不仅成为一个单纯的信息载体，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社会活动的交流平台和引导平台，从而使信息真正地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各种电子媒介以其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方式，改变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犹如托夫勒所描述的那样：“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在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信息领域转移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自己的心理。”而这种改变的结果，便是一种新型文化生态的逐渐形成。它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导致人类的文化秩序和文化观念产生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并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伦理。这种伦理的本质，就是像波兹曼所说的那样，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面对这种外在的环境，文学本身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譬如，娱乐性和时尚性写作的增多，模式化和类型化写作的增多，都是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
苏：上世纪八十年代，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断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的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你不能在互联网上传送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美国解构主义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并把它引向终结。”此后引起了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在信息时代，文学会不会终结，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洪：信息文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像米勒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而是文学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实，米勒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死了吗？》中，对“文学终结论”的说法还有一个更全面的解释。这一点，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也进行了很全面的阐释。在信息时代，文学不再单纯地沿着以往的精英话语方式前行，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娱乐、时尚、猎奇或悬疑的元素，甚至包括时空穿越等新型元素，还有一些“大话式”的解构主义元素等等，形而上的意义空间逐渐被更多的感性方式所取代。
我个人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时代，我们的整个文化伦理已出现重要的变化，呈现出以下五个较为鲜明的特点：
第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尖锐搏弈。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多媒体、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人类在充分享受这些具有高智能化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技术成果，越来越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甚至变成技术的仆役。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减弱，主体性日趋模糊。电子技术带来的巨大信息，不仅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里一切吃、住、行之中，而且渗透到工作、娱乐和思考之中，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面对信息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需要信息，没有信息甚至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我们又恐惧信息，因为无论自己怎样选择，我们都已被信息成功地牵制。作为主体的人，开始逐渐成为信息的俘虏；人类一直引以为荣的思考力、创造力、独立性和个体自由，也在受到各种海量信息的潜在规约。
第二，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不断重组。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有效地突破某些客观上的物理限制，努力实现“人的延伸”，就像麦克卢汉所说：“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这就意味着人的主观体验和认知方式已经突破了客观世界的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更大的伸展空间。在这种特定的时空观念影响下，许多网络文学开始试验“架空”、“穿越”的叙事方式。这种突破时空物理限制的艺术思维，是否隐含了一种信息时代的文化伦理，它将会给读者的接受思维带来一种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三，经典与时尚之间的微妙对抗。在追求“即时性”的同时，信息时代还将信息的快速淘汰和更新作为其生存的重要法则，从而促使了“快餐文化”的迅速流行。从客观上说，随着社会本身的飞速发展，个体生存的竞争态势也在日益加剧，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个人的内心空间日趋萎缩，人们迫切需要用轻松、娱乐和消遣的文化形态来作为心灵的减压阀和润滑剂。所以，人们在文化消费方式上出现了重要变化——由以前的“读”和“想”向现代的“看”和“听”转变，理性的审美愉悦逐渐被感官的娱乐满足所取代。印刷时代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而在信息时代，时尚化、新奇性和感官化，已成为所有电子媒介的立身之本。它不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也不需要经受理性的辨析，“一次性消费”是其通用的模式之一。它直接颠覆了经典文化所需要的时间沉淀和理性思考，使经典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对此，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也进行了强烈的抱怨和批判。
第四，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不断融合。在传统的文化生态里，文字一直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符号。图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文字内部的信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和从属的关系。文字在接受过程中所具有的思辨性和回味性，是体现人类主体意识的重要特征。然而，为了全力打造信息本身的时尚化和新奇性，现代电子媒介却将视觉化、感性化奉为文化发展的圭臬。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殊优势，现代电子媒介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视觉制造机器：影像、仿真、复制……所有这些信息制造手段，都直接指向视觉文化，直接迎合大众的感官享受，从而使文字所提供的信息魅力逐渐下降，文字在人类文化传递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削弱。所以，博德里亚尔认为，这是人类自我导演的一场“完美的罪行”。
第五，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地位互置。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一直由精英阶层所控制，是一种精英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生态。所有重要文化体系的建构，文化价值谱系的界定，文化观念的确立与倡导，都是基于精英文化的判断和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的话语权是由精英阶层所把持，精英文化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扮演了主流文化“立法者”的角色。而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民间的从属地位，甚至在很多时候处于遮蔽状态。
这种信息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是一个双刃剑。它也使很多人感受到，文学似乎离一般的读者越来越远。但是，如果就文学创作的生态来说，新世纪以来的自由环境是值得肯定的。像《废都》《羊的门》《国画》都获得了重新出版。被禁的作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重版，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比较少见。这种宽松的文学环境足以让人感动。
虽然这五个方面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信息时代的一种文化生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会增加新质，得到新的生命力。
苏：如果文学不会终结，承载其生命力延续的首先是创作群体。随着互联网大范围普及，信息时代在中国全面崛起，在消费主义背景下，文学作为生存手段变得愈加艰难，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群体是不是呈现出日益萎缩的趋势呢？
洪：建立在这些特殊文化伦理之上的信息时代，自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文学带来新的变化。但是，我的看法是，就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作家队伍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了激增的态势。
有人做过统计，如果以十年作为代际划分的基本尺度，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队伍，至少呈现出“七代同堂”的盛大场景——从“30后”到“90后”，几乎每一个代际都有一批活跃的写作群。其中最突出的，当然要算“50后”、“60后”、“70后”和“80后”这四代主力创作群。当然，从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发展情况来看，新世纪之前的中国作协会员有6000多人，而目前已有9000余人，只是增加了3000余人，但这只是活跃在纸质媒介上并关注作家组织的一些作家。还有大量的自由撰稿人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学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其创作队伍更是异常庞大。据白烨统计，“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四家网站，就有注册作者70多万人”。还有人统计，从纸媒到网络，中国作家（包括诗人）的真正数量应该在100万左右。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也是新世纪以来文学迅速增量的一个标志。
2008年5月，《出版商务周报》公布了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作家20人。他们分别是：vivibear、流潋紫、寂月皎皎、黛咪咪、秦嬴儿、月关、阿越、酒徒、萧鼎、凤歌、唐家三少、蘑菇、李歆、何小天、天下霸唱、景旭枫、柳暗花溟、流浪的军刀、三十、王晓方。说实在的，除了天下霸唱和王晓方这两个被纸质媒体高度关注的作家之外，其他18位纵横网络的“风云作家”，一般人都知之甚少。有人统计，从纸媒到网络，中国作家（包括诗人）的真正数量应该在100万左右，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也是新世纪以来文学迅速增量的一个标志。这支庞大的写作队伍，既带着不同代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又拥有各自的发表平台和消费对象，从而直接形成了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数量的急剧增量。这种增量同样也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一是纸质媒介，一是网络媒介。
在纸质媒介中，一刊多版，各种长篇小说增刊，以书代刊等，已成为普遍情形，它几乎使1990年代的发表载体增加了一倍。在出版社和各种民间书商的推动下，全国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就由1990年代每年的1000多部上升到新世纪以来每年的2000多部，近两年已达每年3000多部。
在网络媒介中，1990年代末期，只有痞子蔡、宁财神、安妮宝贝等少数作家活跃其中；而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文学的作品数量几近天文数字。有人统计，目前的起点中文网就存有原创作品22万部，总字数超过120亿，日新增3000余万字。即使是像“幻剑书盟”这种类型化的文学网站，也拥有原创作品2万多部，其中有400部作品日均点击率达万次以上。而且，不少作品均是收费阅读。
苏：您刚才提到了网络媒介，有人曾提出疑问，网络写手是否称得上是作家，网络文学算不算文学？信息时代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剧烈的碰撞，甚至出现一些激烈的交锋，比如韩（寒）白（烨）之争，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洪：若以精英文学的标准，可以将网络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划为“垃圾”之列而不屑一顾。但是，网络文学却以持续增长的消费景观（包括点击率）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们可能不会走向经典，但仍然是文学，而且是一种自由生长的文学，是由无数读者自觉的阅读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据悉，仅盛大旗下的文学网站里，“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作家10多名，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作家100多名”。它显示了新世纪文学发展的潜能，也展示了文学发展的巨大消费空间。
我刚才提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队伍呈现出了“七代同堂”的盛大场景。这其中也体现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差异性，最突出的就是代际意义上的审美差异。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他们喜欢作家的社会承担角色，像官场小说之类，多半是由他们来写。比如莫言、王安忆、阎连科、池莉、方方等。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比如苏童、余华、林白、陈染等。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虽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多地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之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比如安妮宝贝等。对于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作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一种探寻时尚生活、奇幻想象、悬疑冒险的审美体验，一种远离主流历史和大众现实的独享性写作。他们习惯于“小我”而不是“大我”；他们强调的是“利己”而不是“利他”；他们崇尚的是“感官享受”而不是“形而上”的沉思；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市场消费指数而不是艺术的经典价值。比如韩寒、张悦然等。
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表达现实，从“50后”到“80后”，他们的精神视野和使命意识，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他们的主体意识，包括作家对大众经验和现实秩序的规避姿态乃至于质疑姿态，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倾向。虽然这种代际差别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它在本质上已经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学“载道”功能的逐步衰退，也折射了新世纪作家宏观思考中国历史与社会进程的热度和力度明显减弱。
在社会发展变化不快的时期，这些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或许不会有冲突，也就是说，“代沟”只是被隐藏在审美观念之中，而不会转化为外在的文化冲突事件。但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快速变化，将代际冲突推到了文学的前沿。所以会出现韩白之争，类似的还有1998年韩东等人发起的“断裂”问卷，2008年8月的“韩郑之战”等。尽管当代年轻作家，特别是80后作家对前辈有一些意见，但谁都明白，文化的历史承传是不可阻断的。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领袖曾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孔家店不仅没倒，如今还遍布全球（即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因此，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日趋剧烈的“代沟”现象——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日益加剧的代际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代际冲突。这种现象，主要是通过后辈对前辈的“藐视”，颠覆了传统伦理中的长幼之序，很容易使那些“傲慢”的后辈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被扣上“弑父”的帽子。
玛格丽特·米德分析，社会变化越快越大，价值观念差异也就越悬殊，代际差别就会更加明显。她曾以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文化背景作为论据，认为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都表明“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由此形成不同代际之间的巨大鸿沟，与年轻一代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玛格丽特·米德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且，“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这也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之间，会因为各自不同的“信念”或价值观而出现各不相同的审美差别。
苏：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具体的作品，信息时代的文学在作品的审美内涵或形式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特征呢？
洪：信息时代的文学发展，给我个人最深的感受是，理性化的意义建构逐渐减弱，而感性化的生命情态书写正在不断强化。这与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有关。以前，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是以集体主义为基准的，常常回避个人的精神空间而突出生活本身的社会性价值，强调个体的人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崇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追求生命的理性意义建构。
张未民先生就说道：“30年前我们理解的‘生活’是革命、政治、精神、启蒙和在此精神照耀下的火热的战斗与生产，它不包括凡庸的日常性的吃喝睡觉等基本生活，更不包括人的身体，而今天我们说的生活主要是什么呢？有各种表述，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欲望时代、消费社会、日常性生活、物质生活、经济生活、身体生活、审美生活等等。这些表述都有其合理性，这些方面也正是这30年来得以真正猛进地改变了生活面貌的主要因素。”现在的生活中，个人不再盲从于集体，也不再推崇某种高蹈的社会使命意识，强大的物质利益使个体的人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出现了个人至上的伦理原则。它突出了物质、经济、技术、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精神对物质现状的依附性，彰显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情感、身体欲望等对个人生命的重要作用。
一是青年作家越来越注重感性生活的表达，包括身体写作、小资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等等。像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原谅我红尘颠倒》，安妮宝贝的《莲花》，都是通过一种极为优雅的语言，片断式的场景，以及简洁的线性结构，直接呈现与创作主体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境。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放纵式的书写。像木子美的《遗情书》。还有一些诗人的“下半身写作”。他们公开取消上半身，认为上半身已经被文化所污染，被各种价值观念所统治，不能直接反映人作为生命的特殊质地。这种写作理念比较荒谬，它试图将人还原成一种纯粹的动物，应该予以批判。
二是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亲和性在不断增强。这类小说现在非常普遍。如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起舞》《花瓣花》《鬼魅丹青》等，都没有太多的理性追问，也没有尖锐的生存反思，叙事话语仿佛从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地流淌而出，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是各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缓缓释放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际遇，叙事始终洋溢着浓郁的世俗情怀。如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毕飞宇的《家事》、苏童的《茨菰》、余华的《兄弟》等。
三是文学对庄严与神圣的戏拟增强，不断消解理性美学所强调的“意义”。如各种“大话文学”、类型文学。现在的类型文学非常丰富，出现了玄幻、穿越、职场、探秘、仙侠、言情、青春等等类型。它们发行量巨大，影响甚广。像《诛仙》《鬼吹灯》《藏地秘码》《杜拉拉升职记》等等。比如大话文学的范本今何在的《悟空传》，在那里，孙悟空不仅打死了所谓的师父，大闹冥王地府，继而棒杀东海龙王，而且在玉帝面前大闹天宫，直到在灵霄殿被擒，复活后又捅破天顶，引发天庭大火，终于连自己也在这焚毁一切的天火中化归石头。虽然，他还是无法摆脫宿命的紧箍咒，常常在徘徊中迷失自己，在斗争中又试图放弃，但最终，他毅然为了爱情与自由，发出了“我要这诸佛，都烟消云散”的豪迈誓言。一方面，他像孤胆英雄，对抗着一切天地之神，追求神妖平等；另一方面，他又渴望与情人紫霞仙子一起去看晚霞，追求俗世的安宁。他不断地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并在艰难的反抗中寻找自己心中的本真，在痛苦与欢乐的交织中完成了生命的涅槃。有专家认为，大话文学所“具有的滑稽搞笑、时空错乱、随意拼贴和粗俗怪诞的特征，实际上是对生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偶然性、变易性和荒诞性的极度夸张，是对社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的剧烈释放和缓解”。无论大话文学还是类型文学，都体现了人们摆脱现实伦理束缚的一种内心欲求，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补偿性表达。
从总体上看，信息时代的文学仍然是活跃而充满生机的。但是，由于受到信息文化伦理的规约，文学对理性的、形而上的精神追问正在减弱，对具有开拓意味的审美形式的实验也正在衰退，而审美的娱乐性、时尚性、快餐化正在加强。面对这种发展态势，东西方学者都在进行反思并寻找有意义的文化对策。
苏：您认为这些文化对策必须回到理性的层面上吗？
洪：是的。不重新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作用，就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欲望的放纵倾向。记得李泽厚也说过：“人因为服从于机器，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紧张，单调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余就极端渴求作为生物种类的生理本能的满足，陷入动物性的情欲疯狂之中，机器人就变成动物人。”这也就是说，在信息时代，我们实际上成了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所以，人要返回真正的人，除了必须摆脱机器统治的异化，还要摆脱被动物欲望所异化。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的思考：面对双重异化的现实，我们何为？
苏：洪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相信您的谈话能够让更多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对文学怀揣梦想和对新世纪文学存在迷茫的人带来启发和帮助。
洪：谈不上启发和帮助。我只是觉得，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认真地思考我们的文化处境和精神处境，都会对当前的文学作出自己的判断。
苏运生，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本文编校：洪 鸣
苏运生（以下简称苏）：洪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对文学有着很深厚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有些人认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乏力和不充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文学拥有着崇高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洪治纲（以下简称洪）：说到“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乏力和不充分”，我不太赞同。因为，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文学思潮，那就是底层写作和反腐写作。底层写作关注的是农民工、城市底层人群等，反腐写作关注的是官场腐败和权力潜规则，它们都体现了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尤其是对人们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领域，也是投入了比较大的写作热情，无论是作者队伍或作品数量，都非常大。至于这些作品没有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巨大影响，不是因为作品问题，而是因为读者趣味的变化。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方式了，而不是像当年一样，只有依靠书本或文学读物来消磨时光。
苏：您刚才提到，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方式。确实，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您能谈谈这种变化具体都包括哪些方面吗？
洪：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确实发生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创作两个方面。
从外在环境来说，中国的整个文化生态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调整与扩充。一方面，在政府机构改革的驱动下，专业作家体制被逐步取消，文学刊物的供养关系被不断调整，各种出版社也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过渡，文学开始全面走向体制之外，失去了以往的体制依靠，似乎已经“边缘化”了；而另一方面，自由撰稿人纷纷涌现，作家队伍不断增加，不少文学刊物在急速扩张，一刊多版有增无减，文学网站风起云涌，出版社与民营书商联手打造的图书市场也日益壮大，这一切又显示文学并没有多少冷落，而是在强劲地发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只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真正的客观情形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已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双重控制中不断地游离出来，正在成为文化消费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媒介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在新世纪以前，互联网等还是一个新事物，能够上网的人非常少。而新世纪以来，网络出现了飞速发展，使我们步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在通常意义上，信息时代又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电子时代，是以电子信息业的突破与迅猛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时代。其中，以现代技术作为内在支撑的电子媒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即是信息”，因为媒介“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而在一系列现代电子媒介中，又尤以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介最为突出。它们借助互动性、即时性和大众化等特殊手段，使自身不仅成为一个单纯的信息载体，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社会活动的交流平台和引导平台，从而使信息真正地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各种电子媒介以其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方式，改变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犹如托夫勒所描述的那样：“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在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信息领域转移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自己的心理。”而这种改变的结果，便是一种新型文化生态的逐渐形成。它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导致人类的文化秩序和文化观念产生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并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伦理。这种伦理的本质，就是像波兹曼所说的那样，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面对这种外在的环境，文学本身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譬如，娱乐性和时尚性写作的增多，模式化和类型化写作的增多，都是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
苏：上世纪八十年代，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断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的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你不能在互联网上传送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美国解构主义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并把它引向终结。”此后引起了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在信息时代，文学会不会终结，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洪：信息文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像米勒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而是文学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实，米勒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死了吗？》中，对“文学终结论”的说法还有一个更全面的解释。这一点，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也进行了很全面的阐释。在信息时代，文学不再单纯地沿着以往的精英话语方式前行，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娱乐、时尚、猎奇或悬疑的元素，甚至包括时空穿越等新型元素，还有一些“大话式”的解构主义元素等等，形而上的意义空间逐渐被更多的感性方式所取代。
我个人认为，在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时代，我们的整个文化伦理已出现重要的变化，呈现出以下五个较为鲜明的特点：
第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尖锐搏弈。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多媒体、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人类在充分享受这些具有高智能化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技术成果，越来越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甚至变成技术的仆役。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减弱，主体性日趋模糊。电子技术带来的巨大信息，不仅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里一切吃、住、行之中，而且渗透到工作、娱乐和思考之中，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面对信息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需要信息，没有信息甚至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我们又恐惧信息，因为无论自己怎样选择，我们都已被信息成功地牵制。作为主体的人，开始逐渐成为信息的俘虏；人类一直引以为荣的思考力、创造力、独立性和个体自由，也在受到各种海量信息的潜在规约。
第二，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不断重组。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有效地突破某些客观上的物理限制，努力实现“人的延伸”，就像麦克卢汉所说：“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这就意味着人的主观体验和认知方式已经突破了客观世界的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更大的伸展空间。在这种特定的时空观念影响下，许多网络文学开始试验“架空”、“穿越”的叙事方式。这种突破时空物理限制的艺术思维，是否隐含了一种信息时代的文化伦理，它将会给读者的接受思维带来一种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三，经典与时尚之间的微妙对抗。在追求“即时性”的同时，信息时代还将信息的快速淘汰和更新作为其生存的重要法则，从而促使了“快餐文化”的迅速流行。从客观上说，随着社会本身的飞速发展，个体生存的竞争态势也在日益加剧，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个人的内心空间日趋萎缩，人们迫切需要用轻松、娱乐和消遣的文化形态来作为心灵的减压阀和润滑剂。所以，人们在文化消费方式上出现了重要变化——由以前的“读”和“想”向现代的“看”和“听”转变，理性的审美愉悦逐渐被感官的娱乐满足所取代。印刷时代是一个崇尚理性的时代。而在信息时代，时尚化、新奇性和感官化，已成为所有电子媒介的立身之本。它不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也不需要经受理性的辨析，“一次性消费”是其通用的模式之一。它直接颠覆了经典文化所需要的时间沉淀和理性思考，使经典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对此，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也进行了强烈的抱怨和批判。
第四，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不断融合。在传统的文化生态里，文字一直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符号。图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更好地展示文字内部的信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和从属的关系。文字在接受过程中所具有的思辨性和回味性，是体现人类主体意识的重要特征。然而，为了全力打造信息本身的时尚化和新奇性，现代电子媒介却将视觉化、感性化奉为文化发展的圭臬。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殊优势，现代电子媒介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视觉制造机器：影像、仿真、复制……所有这些信息制造手段，都直接指向视觉文化，直接迎合大众的感官享受，从而使文字所提供的信息魅力逐渐下降，文字在人类文化传递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削弱。所以，博德里亚尔认为，这是人类自我导演的一场“完美的罪行”。
第五，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地位互置。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一直由精英阶层所控制，是一种精英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生态。所有重要文化体系的建构，文化价值谱系的界定，文化观念的确立与倡导，都是基于精英文化的判断和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的话语权是由精英阶层所把持，精英文化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扮演了主流文化“立法者”的角色。而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民间的从属地位，甚至在很多时候处于遮蔽状态。
这种信息文化有优点也有缺点，是一个双刃剑。它也使很多人感受到，文学似乎离一般的读者越来越远。但是，如果就文学创作的生态来说，新世纪以来的自由环境是值得肯定的。像《废都》《羊的门》《国画》都获得了重新出版。被禁的作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重版，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比较少见。这种宽松的文学环境足以让人感动。
虽然这五个方面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信息时代的一种文化生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会增加新质，得到新的生命力。
苏：如果文学不会终结，承载其生命力延续的首先是创作群体。随着互联网大范围普及，信息时代在中国全面崛起，在消费主义背景下，文学作为生存手段变得愈加艰难，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群体是不是呈现出日益萎缩的趋势呢？
洪：建立在这些特殊文化伦理之上的信息时代，自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文学带来新的变化。但是，我的看法是，就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作家队伍并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了激增的态势。
有人做过统计，如果以十年作为代际划分的基本尺度，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队伍，至少呈现出“七代同堂”的盛大场景——从“30后”到“90后”，几乎每一个代际都有一批活跃的写作群。其中最突出的，当然要算“50后”、“60后”、“70后”和“80后”这四代主力创作群。当然，从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发展情况来看，新世纪之前的中国作协会员有6000多人，而目前已有9000余人，只是增加了3000余人，但这只是活跃在纸质媒介上并关注作家组织的一些作家。还有大量的自由撰稿人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学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其创作队伍更是异常庞大。据白烨统计，“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四家网站，就有注册作者70多万人”。还有人统计，从纸媒到网络，中国作家（包括诗人）的真正数量应该在100万左右。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也是新世纪以来文学迅速增量的一个标志。
2008年5月，《出版商务周报》公布了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作家20人。他们分别是：vivibear、流潋紫、寂月皎皎、黛咪咪、秦嬴儿、月关、阿越、酒徒、萧鼎、凤歌、唐家三少、蘑菇、李歆、何小天、天下霸唱、景旭枫、柳暗花溟、流浪的军刀、三十、王晓方。说实在的，除了天下霸唱和王晓方这两个被纸质媒体高度关注的作家之外，其他18位纵横网络的“风云作家”，一般人都知之甚少。有人统计，从纸媒到网络，中国作家（包括诗人）的真正数量应该在100万左右，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也是新世纪以来文学迅速增量的一个标志。这支庞大的写作队伍，既带着不同代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又拥有各自的发表平台和消费对象，从而直接形成了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数量的急剧增量。这种增量同样也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一是纸质媒介，一是网络媒介。
在纸质媒介中，一刊多版，各种长篇小说增刊，以书代刊等，已成为普遍情形，它几乎使1990年代的发表载体增加了一倍。在出版社和各种民间书商的推动下，全国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就由1990年代每年的1000多部上升到新世纪以来每年的2000多部，近两年已达每年3000多部。
在网络媒介中，1990年代末期，只有痞子蔡、宁财神、安妮宝贝等少数作家活跃其中；而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文学的作品数量几近天文数字。有人统计，目前的起点中文网就存有原创作品22万部，总字数超过120亿，日新增3000余万字。即使是像“幻剑书盟”这种类型化的文学网站，也拥有原创作品2万多部，其中有400部作品日均点击率达万次以上。而且，不少作品均是收费阅读。
苏：您刚才提到了网络媒介，有人曾提出疑问，网络写手是否称得上是作家，网络文学算不算文学？信息时代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剧烈的碰撞，甚至出现一些激烈的交锋，比如韩（寒）白（烨）之争，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洪：若以精英文学的标准，可以将网络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划为“垃圾”之列而不屑一顾。但是，网络文学却以持续增长的消费景观（包括点击率）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们可能不会走向经典，但仍然是文学，而且是一种自由生长的文学，是由无数读者自觉的阅读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据悉，仅盛大旗下的文学网站里，“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作家10多名，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作家100多名”。它显示了新世纪文学发展的潜能，也展示了文学发展的巨大消费空间。
我刚才提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队伍呈现出了“七代同堂”的盛大场景。这其中也体现了不少耐人寻味的差异性，最突出的就是代际意义上的审美差异。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他们喜欢作家的社会承担角色，像官场小说之类，多半是由他们来写。比如莫言、王安忆、阎连科、池莉、方方等。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比如苏童、余华、林白、陈染等。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虽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多地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之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比如安妮宝贝等。对于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作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一种探寻时尚生活、奇幻想象、悬疑冒险的审美体验，一种远离主流历史和大众现实的独享性写作。他们习惯于“小我”而不是“大我”；他们强调的是“利己”而不是“利他”；他们崇尚的是“感官享受”而不是“形而上”的沉思；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市场消费指数而不是艺术的经典价值。比如韩寒、张悦然等。
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表达现实，从“50后”到“80后”，他们的精神视野和使命意识，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他们的主体意识，包括作家对大众经验和现实秩序的规避姿态乃至于质疑姿态，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倾向。虽然这种代际差别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它在本质上已经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学“载道”功能的逐步衰退，也折射了新世纪作家宏观思考中国历史与社会进程的热度和力度明显减弱。
在社会发展变化不快的时期，这些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或许不会有冲突，也就是说，“代沟”只是被隐藏在审美观念之中，而不会转化为外在的文化冲突事件。但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快速变化，将代际冲突推到了文学的前沿。所以会出现韩白之争，类似的还有1998年韩东等人发起的“断裂”问卷，2008年8月的“韩郑之战”等。尽管当代年轻作家，特别是80后作家对前辈有一些意见，但谁都明白，文化的历史承传是不可阻断的。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领袖曾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孔家店不仅没倒，如今还遍布全球（即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因此，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日趋剧烈的“代沟”现象——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日益加剧的代际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代际冲突。这种现象，主要是通过后辈对前辈的“藐视”，颠覆了传统伦理中的长幼之序，很容易使那些“傲慢”的后辈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被扣上“弑父”的帽子。
玛格丽特·米德分析，社会变化越快越大，价值观念差异也就越悬殊，代际差别就会更加明显。她曾以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文化背景作为论据，认为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都表明“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由此形成不同代际之间的巨大鸿沟，与年轻一代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玛格丽特·米德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且，“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这也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之间，会因为各自不同的“信念”或价值观而出现各不相同的审美差别。
苏：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具体的作品，信息时代的文学在作品的审美内涵或形式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特征呢？
洪：信息时代的文学发展，给我个人最深的感受是，理性化的意义建构逐渐减弱，而感性化的生命情态书写正在不断强化。这与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有关。以前，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是以集体主义为基准的，常常回避个人的精神空间而突出生活本身的社会性价值，强调个体的人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崇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追求生命的理性意义建构。
张未民先生就说道：“30年前我们理解的‘生活’是革命、政治、精神、启蒙和在此精神照耀下的火热的战斗与生产，它不包括凡庸的日常性的吃喝睡觉等基本生活，更不包括人的身体，而今天我们说的生活主要是什么呢？有各种表述，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欲望时代、消费社会、日常性生活、物质生活、经济生活、身体生活、审美生活等等。这些表述都有其合理性，这些方面也正是这30年来得以真正猛进地改变了生活面貌的主要因素。”现在的生活中，个人不再盲从于集体，也不再推崇某种高蹈的社会使命意识，强大的物质利益使个体的人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出现了个人至上的伦理原则。它突出了物质、经济、技术、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精神对物质现状的依附性，彰显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情感、身体欲望等对个人生命的重要作用。
一是青年作家越来越注重感性生活的表达，包括身体写作、小资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等等。像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原谅我红尘颠倒》，安妮宝贝的《莲花》，都是通过一种极为优雅的语言，片断式的场景，以及简洁的线性结构，直接呈现与创作主体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境。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放纵式的书写。像木子美的《遗情书》。还有一些诗人的“下半身写作”。他们公开取消上半身，认为上半身已经被文化所污染，被各种价值观念所统治，不能直接反映人作为生命的特殊质地。这种写作理念比较荒谬，它试图将人还原成一种纯粹的动物，应该予以批判。
二是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亲和性在不断增强。这类小说现在非常普遍。如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起舞》《花瓣花》《鬼魅丹青》等，都没有太多的理性追问，也没有尖锐的生存反思，叙事话语仿佛从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地流淌而出，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是各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缓缓释放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际遇，叙事始终洋溢着浓郁的世俗情怀。如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毕飞宇的《家事》、苏童的《茨菰》、余华的《兄弟》等。
三是文学对庄严与神圣的戏拟增强，不断消解理性美学所强调的“意义”。如各种“大话文学”、类型文学。现在的类型文学非常丰富，出现了玄幻、穿越、职场、探秘、仙侠、言情、青春等等类型。它们发行量巨大，影响甚广。像《诛仙》《鬼吹灯》《藏地秘码》《杜拉拉升职记》等等。比如大话文学的范本今何在的《悟空传》，在那里，孙悟空不仅打死了所谓的师父，大闹冥王地府，继而棒杀东海龙王，而且在玉帝面前大闹天宫，直到在灵霄殿被擒，复活后又捅破天顶，引发天庭大火，终于连自己也在这焚毁一切的天火中化归石头。虽然，他还是无法摆脫宿命的紧箍咒，常常在徘徊中迷失自己，在斗争中又试图放弃，但最终，他毅然为了爱情与自由，发出了“我要这诸佛，都烟消云散”的豪迈誓言。一方面，他像孤胆英雄，对抗着一切天地之神，追求神妖平等；另一方面，他又渴望与情人紫霞仙子一起去看晚霞，追求俗世的安宁。他不断地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并在艰难的反抗中寻找自己心中的本真，在痛苦与欢乐的交织中完成了生命的涅槃。有专家认为，大话文学所“具有的滑稽搞笑、时空错乱、随意拼贴和粗俗怪诞的特征，实际上是对生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们所体验到的人生的偶然性、变易性和荒诞性的极度夸张，是对社会竞争所造成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的剧烈释放和缓解”。无论大话文学还是类型文学，都体现了人们摆脱现实伦理束缚的一种内心欲求，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补偿性表达。
从总体上看，信息时代的文学仍然是活跃而充满生机的。但是，由于受到信息文化伦理的规约，文学对理性的、形而上的精神追问正在减弱，对具有开拓意味的审美形式的实验也正在衰退，而审美的娱乐性、时尚性、快餐化正在加强。面对这种发展态势，东西方学者都在进行反思并寻找有意义的文化对策。
苏：您认为这些文化对策必须回到理性的层面上吗？
洪：是的。不重新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作用，就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欲望的放纵倾向。记得李泽厚也说过：“人因为服从于机器，常常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紧张，单调而乏味，因此，一到工作之余就极端渴求作为生物种类的生理本能的满足，陷入动物性的情欲疯狂之中，机器人就变成动物人。”这也就是说，在信息时代，我们实际上成了一半是机器，一半是动物。所以，人要返回真正的人，除了必须摆脱机器统治的异化，还要摆脱被动物欲望所异化。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的思考：面对双重异化的现实，我们何为？
苏：洪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相信您的谈话能够让更多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对文学怀揣梦想和对新世纪文学存在迷茫的人带来启发和帮助。
洪：谈不上启发和帮助。我只是觉得，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认真地思考我们的文化处境和精神处境，都会对当前的文学作出自己的判断。
苏运生，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本文编校：洪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