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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翻拍”作为一种影视作品的创作方式，愈加成为我国影视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老手》到《大人物》，《伟大的愿望》到《小小的愿望》，《十二怒汉》到《十二公民》，或是在2019年火爆的犯罪片《误杀》，无论观众是基于品牌认知心理，怀旧心理，批判心理，或是对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特殊的审美接受心理[1] “翻拍”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荧幕的空白。那么，如何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将外国优秀电影的翻拍做到本土化？《误杀》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它以其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外国电影本土化的成功模板。
关键词：《误杀》;翻拍电影;本土化
一 基于受众审美趋好的翻拍文本选择
犯罪片以其自身的吸引力，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犯罪片的核心在于描述犯罪者、受害者及复仇者在设定的范围内挑战法律的尝试，并以此衍生出他们的性格。”[2]《误杀瞒天记》原有故事的完整性，以及对于犯罪片核心的高度完成，其剧本本身已是一种成功。巴拉兹·贝拉认为“任何一部影片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先决条件之一是要为全世界人民所能理解的面部表情和手势。”[3]外国电影在本土化过程中可能存在“跨文化”的问题，比如，在罪犯类型电影中可能会出现对于外国电影犯罪手法，犯罪动机不理解等问题。《误杀》中利用“时间剪辑”的犯罪手法，从父母与孩子的角度，不同阶层的角度出发，由此产生犯罪动机，将矛盾大众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猫眼电影，艺恩数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国产犯罪片在总公映故事片中占比维持在13%至16%，2016年占比约为29.40%，2017年占比约为22.34%，2018年占比约为13.94%。由此数据可以看出，国产犯罪类型电影在国产故事电影中占比稳定，由于2015年犯罪类型电影《白日焰火》《烈日灼心》等影片获得良好口碑后，国产犯罪类型电影占比在2016年与2017年呈现上升的趋势。从东野圭吾，阿加莎等侦探推理小说作家的作品一直处于畅销书的地位可见，对于犯罪类型故事国内不乏广泛的群众及文学基础。
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内核，属于近年来国内外的聚焦问题。当下校园生活成为热点话题，而伴随校园暴力事件成为受众所关注的重心，预防青少年犯罪，保护青少年安全等问题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课题。基于此背景，美剧《十三个原因》，国产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都聚焦于青少年犯罪的主题，将热点问题呈现给大众，以此吸引观众的注意。
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人们容易产生共情。当下底层人民生活苦闷，犯罪片中有诸多主人公便是底层人民，他们被迫犯罪，但内心纯良;他们拥有爱家、爱人之心，但却屡屡被社会伤害，他们所代表的便是众多底层人民最真实的写照。如《爆裂无声》中被欺凌的男主、《无名之辈》中两个诙谐的强盗，他们既是可怜之人又是犯罪之人，他们更是现代人的指向。如何将外国电影故事讲成好的中国故事，一直以来是人们对于翻拍电影的期待。由于国内并未有日本的“居酒屋”文化，处于国内社会背景下的人们难以产生共鸣，导致《深夜食堂》的反响平平，反观相似内核的纪录片《人生一串》，以其对中国“深夜食堂”的表达，大获赞誉，这正是因为对于内核的本土化吸收，人们对此产生共情所带来的结果。
二 基于受众审美期待的人物本土化塑造
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误杀》中人物更为顾家。《误杀》与原影片区别之一是在人物的塑造上。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误杀》中李维杰这一父亲形象相比与原版少了大男子主义味道，多了对家庭的责任与爱。开始犯罪是为了保护大女儿到发现小女儿作弊后自首，表现了其为人父的责任;一改原版电影中整日忙于做生意与看电影，很少回家的形象，变成为家庭奔波的小人物，承担起为人夫的责任。
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受众同情心理，《误杀》人物更为立体、也更为普通。《误杀》中陈冲饰演的拉韫，以其精湛的演技，将铁腕女警长，温顺的妻子，宠溺孩子的母亲三种角色融为一体。从最初对于侦破各类案件的自信，到逼迫小女儿安安的狠辣，到最后为了获得儿子死亡的真相，想与李维杰和解，将复杂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同时，一改原版李维杰一家中产阶级的设定，将其改成住在墓园旁的低产家庭，一方面为故事情节中“深夜埋尸”所服务，一方面使得影片所展现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三 基于中国审美传统的跨文化交融：意向内核与救赎主题
《误杀》相较于原版添加了对于“羊”这一意象的使用，以意象构成意境，达到以景传情，暗示故事发展的目的。从影片的英文名《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可知，羊作为影片的一条重要暗线，贯穿始终，暗示着李维杰一家及底層人民作为弱者的命运。从第一处，李维杰进行布施时遇见的羊，寓意善良;第二处，李维杰将素察的车推进河中之时，在空旷环境中羊的凝视，寓意被发现;第三处，李维杰与警察桑坤打架后，羊在人群中被打死，寓意替罪;第四处，大女儿课堂中老师讲羊是群居动物，视力极差，单独行动中容易被强者捕食，寓意着帮李维杰作证的人们及李维杰的特点与命运;第五处，李维杰在犯罪后进行布施，被僧人拒绝后，僧人背后的羊也不见了，寓意犯罪事实的产生，带来的恶;第六处，开棺验尸时素察的尸体被换成羊，在棺材中的羊代表着牺牲;最后，在李维杰决定自首时，再去布施，僧人后面的羊又回来，代表着救赎。
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和”，人物角色的自我救赎，实现对立统一。片尾拉韫与丈夫的和解，拉韫与李维杰在寺庙的相遇，动乱的消失，真相的迎来，人们为李维杰的辩护，不仅仅是李维杰的自我救赎，更是营造了一个大团圆式的和解。将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和”融入影片之中，以动乱的消失强调着人与社会的和谐，李维杰的自首，人们为其做无罪辩护的桥段，以强调着情与理的统一，求得艺术作品中“真善美”的和谐。
四 结语
翻拍的方式经常由于难以达到观众期待而被经常冠以“无趣”“没有创意”的头衔，诚然，翻拍作为一种电影的创作方式，经常处于在尊重原作与制造创新点的矛盾之间徘徊，但是如何能突破翻拍成剧本滑铁卢的命运，《误杀》以其成功的原版选择开始，到符合受众的人物塑造，到符合国内的审美，无疑为我们带来了翻拍之做的一个成功样板。
参考文献
[1] 唐冰南.影视“翻拍热”的受众心理分析[J].青年记者，2007（12）：96-97.
[2] Thomas Leitch. Crime film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 11.
[3] 山巴拉兹·贝拉：原书《可见的人类—论电影文化》，1924年出版，何力译邵牧君校。李恒基、杨远婴.
关键词：《误杀》;翻拍电影;本土化
一 基于受众审美趋好的翻拍文本选择
犯罪片以其自身的吸引力，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犯罪片的核心在于描述犯罪者、受害者及复仇者在设定的范围内挑战法律的尝试，并以此衍生出他们的性格。”[2]《误杀瞒天记》原有故事的完整性，以及对于犯罪片核心的高度完成，其剧本本身已是一种成功。巴拉兹·贝拉认为“任何一部影片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先决条件之一是要为全世界人民所能理解的面部表情和手势。”[3]外国电影在本土化过程中可能存在“跨文化”的问题，比如，在罪犯类型电影中可能会出现对于外国电影犯罪手法，犯罪动机不理解等问题。《误杀》中利用“时间剪辑”的犯罪手法，从父母与孩子的角度，不同阶层的角度出发，由此产生犯罪动机，将矛盾大众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猫眼电影，艺恩数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国产犯罪片在总公映故事片中占比维持在13%至16%，2016年占比约为29.40%，2017年占比约为22.34%，2018年占比约为13.94%。由此数据可以看出，国产犯罪类型电影在国产故事电影中占比稳定，由于2015年犯罪类型电影《白日焰火》《烈日灼心》等影片获得良好口碑后，国产犯罪类型电影占比在2016年与2017年呈现上升的趋势。从东野圭吾，阿加莎等侦探推理小说作家的作品一直处于畅销书的地位可见，对于犯罪类型故事国内不乏广泛的群众及文学基础。
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内核，属于近年来国内外的聚焦问题。当下校园生活成为热点话题，而伴随校园暴力事件成为受众所关注的重心，预防青少年犯罪，保护青少年安全等问题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课题。基于此背景，美剧《十三个原因》，国产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都聚焦于青少年犯罪的主题，将热点问题呈现给大众，以此吸引观众的注意。
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人们容易产生共情。当下底层人民生活苦闷，犯罪片中有诸多主人公便是底层人民，他们被迫犯罪，但内心纯良;他们拥有爱家、爱人之心，但却屡屡被社会伤害，他们所代表的便是众多底层人民最真实的写照。如《爆裂无声》中被欺凌的男主、《无名之辈》中两个诙谐的强盗，他们既是可怜之人又是犯罪之人，他们更是现代人的指向。如何将外国电影故事讲成好的中国故事，一直以来是人们对于翻拍电影的期待。由于国内并未有日本的“居酒屋”文化，处于国内社会背景下的人们难以产生共鸣，导致《深夜食堂》的反响平平，反观相似内核的纪录片《人生一串》，以其对中国“深夜食堂”的表达，大获赞誉，这正是因为对于内核的本土化吸收，人们对此产生共情所带来的结果。
二 基于受众审美期待的人物本土化塑造
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误杀》中人物更为顾家。《误杀》与原影片区别之一是在人物的塑造上。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误杀》中李维杰这一父亲形象相比与原版少了大男子主义味道，多了对家庭的责任与爱。开始犯罪是为了保护大女儿到发现小女儿作弊后自首，表现了其为人父的责任;一改原版电影中整日忙于做生意与看电影，很少回家的形象，变成为家庭奔波的小人物，承担起为人夫的责任。
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受众同情心理，《误杀》人物更为立体、也更为普通。《误杀》中陈冲饰演的拉韫，以其精湛的演技，将铁腕女警长，温顺的妻子，宠溺孩子的母亲三种角色融为一体。从最初对于侦破各类案件的自信，到逼迫小女儿安安的狠辣，到最后为了获得儿子死亡的真相，想与李维杰和解，将复杂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同时，一改原版李维杰一家中产阶级的设定，将其改成住在墓园旁的低产家庭，一方面为故事情节中“深夜埋尸”所服务，一方面使得影片所展现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三 基于中国审美传统的跨文化交融：意向内核与救赎主题
《误杀》相较于原版添加了对于“羊”这一意象的使用，以意象构成意境，达到以景传情，暗示故事发展的目的。从影片的英文名《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可知，羊作为影片的一条重要暗线，贯穿始终，暗示着李维杰一家及底層人民作为弱者的命运。从第一处，李维杰进行布施时遇见的羊，寓意善良;第二处，李维杰将素察的车推进河中之时，在空旷环境中羊的凝视，寓意被发现;第三处，李维杰与警察桑坤打架后，羊在人群中被打死，寓意替罪;第四处，大女儿课堂中老师讲羊是群居动物，视力极差，单独行动中容易被强者捕食，寓意着帮李维杰作证的人们及李维杰的特点与命运;第五处，李维杰在犯罪后进行布施，被僧人拒绝后，僧人背后的羊也不见了，寓意犯罪事实的产生，带来的恶;第六处，开棺验尸时素察的尸体被换成羊，在棺材中的羊代表着牺牲;最后，在李维杰决定自首时，再去布施，僧人后面的羊又回来，代表着救赎。
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和”，人物角色的自我救赎，实现对立统一。片尾拉韫与丈夫的和解，拉韫与李维杰在寺庙的相遇，动乱的消失，真相的迎来，人们为李维杰的辩护，不仅仅是李维杰的自我救赎，更是营造了一个大团圆式的和解。将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和”融入影片之中，以动乱的消失强调着人与社会的和谐，李维杰的自首，人们为其做无罪辩护的桥段，以强调着情与理的统一，求得艺术作品中“真善美”的和谐。
四 结语
翻拍的方式经常由于难以达到观众期待而被经常冠以“无趣”“没有创意”的头衔，诚然，翻拍作为一种电影的创作方式，经常处于在尊重原作与制造创新点的矛盾之间徘徊，但是如何能突破翻拍成剧本滑铁卢的命运，《误杀》以其成功的原版选择开始，到符合受众的人物塑造，到符合国内的审美，无疑为我们带来了翻拍之做的一个成功样板。
参考文献
[1] 唐冰南.影视“翻拍热”的受众心理分析[J].青年记者，2007（12）：96-97.
[2] Thomas Leitch. Crime film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 11.
[3] 山巴拉兹·贝拉：原书《可见的人类—论电影文化》，1924年出版，何力译邵牧君校。李恒基、杨远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