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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走钢丝的少女》作为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片冈铁兵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日本大正时代的社会生活，深刻揭示了“社會苦、生活苦”的时代主题。笔者以《走钢丝的少女》原文为基础，试从人物形象分析的视角，具体分析文中的人物形象并结合日本当时的社会实情，探究酿成小说中妹妹悲剧的因素所在。其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特征，读者可以透过作品形象地看到日本大正时代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日本处于变革之际的社会矛盾，进而透视片冈铁兵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片冈铁兵 新感觉派 《走钢丝的少女》 人物分析 时代背景
一、片冈铁兵与《走钢丝的少女》
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片冈铁兵1894年出生于冈山县，1920年凭借短篇小说《舌》初露日本文坛，1924年同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成为日本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加入劳农党，倾向于无产阶级艺术阵营，遭人检举后政治立场发生变化，晚年从事大众小说的创作。新感觉派时代的片冈铁兵主要贡献集中于理论方面，作为新感觉派作家的片冈在日本文坛上并不引人注目。宿久高认为其文学作品“虽然敏感地捕捉了时代的脉搏，但缺乏思想的深刻性”。新感觉派时代的片冈铁兵曾发表了《告年轻读者书》（1924）、《新感觉派如斯主张》（1925）等评论性的文章，还有《走钢丝的少女》（1926）、《色情文化》（1927）等小说。关于片冈的创作特色，日本学者中村良卫认为，无论是片冈在剧本《现代生活》反映了现代机械文明背景下噪音污染的危害，还是在小说《走钢丝的少女》《寒村》揭示了下层劳苦人民悲惨的命运，读者可从片冈的作品中感受出他对于社会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中村曾称赞他有着“新闻记者式的眼光”。
《走钢丝的少女》正是片冈取材于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于1926年发表于《改造》的第二期。主要内容是主人公小时候妹妹被父母卖给了杂技团，成为一名表演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主人公长大之后去看妹妹的演出，妹妹因为他分散注意力最终从钢丝上掉落摔死。在内容上全文以主人公独白的方式展开，浸渍着批判的力量，充满了压抑和苦痛，深刻揭示了“社会苦、生活苦”的时代主题；在写作手法上写实的手法占据了作品的大半部分，同时兼有新感觉派的写作手法，宿久高评价“作者用新感觉派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技巧，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内心的感受、变化和矛盾冲突：有对走钢丝的少女——妹妹的生命安全和不幸命运的担忧，又有超出兄妹之情的对异性的官能追求。这些矛盾反映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潜藏着对劳苦大众不幸命运的同情”。关于这部片冈在新感觉派时代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少，仅宿久高在博士论文中对小说情节有简单的介绍；在日本学界，有学者对片冈的新感觉派主张、片冈通俗小说中的摩登女性形象、片冈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角色进行研究，对于其新感觉派时代具体作品的研究寥寥。笔者以片冈代表作品《走钢丝的少女》原文为基础，试从人物形象分析的视角，具体分析文中的人物形象并结合日本当时的社会实情，深入探究酿成本篇小说中妹妹悲剧的原因。
二、妹妹悲剧的原因所在
（一）“我”的父母：逆来顺受的贫苦人民
幼年的“我”发现妹妹不见了，便去问父母，母亲的反应仅是掩面哭泣。为了继续丈夫、儿子以及自己的活路，母亲只能屈服于丈夫的淫威，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女儿被丈夫当作一个可以换取钱财的物品卖给了杂技团，经历了同自己孩子的生离死别，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母亲身为丈夫的附庸，在家庭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保护不了，对于自己专横的丈夫一味忍让，可见母亲只是一个被封建束缚的传统女性形象。
相比于隐忍的母亲，“我”的父亲脾气暴躁，对于妹妹的离去没有任何悲伤的表现，面对“我”与母亲的哭泣更多的是表现出不耐烦。关于“我”的父亲，文中有这样一段独白，“我的父亲的性格如何？生活与工作又如何？实在是既肮脏又悲惨，不过这不能怪我的父亲，要怪只能怪这个社会，因此无论父亲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埋怨他。然而，唯独父亲将我的妹妹卖给杂技团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尽管父亲脾气暴躁、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发泄到自己妻儿身上，“我”处于客观因素的考虑对父亲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对于正值壮年的父亲因为贫困而卖掉亲生女儿的行径却始终无法原谅，正是这桩可怕的交易让天真可爱的妹妹永远失去了亲人，被剥夺了做人的价值，沦为替杂技团赚钱的奴隶，此后的人生更是跌入了万丈深渊。“我”的父亲在卖女儿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我”尽管无法原谅父亲，却也终究无可奈何。
至于父母卖女儿的客观原因，不难从当时劳苦人民的生存状况溯源。关于片冈小说的社会背景，宿久高指出“关东大地震以后，惨遭劫难的都市空间出现了机械文明，与灾后重建相伴的是都市的急剧现代化”，可见高效率的机械化如同催化剂一般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是日本作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突然间开展的机械生产，进而一跃而入工业强国之列，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劳苦人民的生活停留在极其低下的水平，以致在缺乏社会保障、生活无以为继的状态下，文中的父母只能将女儿当成奴隶一般卖给杂技团以维持生活。可以看出，主人公的父母作为一生被资本家压迫、榨取，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贫苦百姓，对于生活早已麻木迟钝，他们不会思考导致他们贫困潦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始终处于不反抗也不愿反抗的逆来顺受状态中，亲手葬送了亲生女儿的未来，可以说是酿成妹妹悲剧的间接凶手。
（二）“我”：性格懦弱的进步青年
“我”和妹妹出生于兵库的一户贫苦人家，因生活难以为继父母只能将年幼的妹妹卖给杂技团。成年后的“我”对十一二年前妹妹的记忆已经模糊，仅依稀记得四五岁的她在一个天未亮的清晨被“有钱人”领走，手里那只红气球在巷子里渐渐远去。父母骗“我”说妹妹被有钱人收养，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令幼小的“我”在心里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概念，认为领走妹妹的有钱人“像是鬼一般”的存在，对于有钱人既羡慕有愤恨，这标志着“我”人生第一次阶级意识的觉醒。长大之后的“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开始读书识字，并具备了中学文化水平，能够阅读当时的进步杂志以及小说。同时深受工会主席大崎的影响，“我”在青年时期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看清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丑陋本质，无产阶级意识逐步形成，可以说“我”成长为一名追求上进、思想启蒙的进步青年。 尽管在思想上获得了启蒙，但遗憾的是，“我”在性格上缺乏主见、懦弱无能。母亲临终之前告诉“我”其实妹妹并非被有钱人领养，而是被父親卖给了杂技团后成为表演走钢丝的演员，并恳求“我”想办法把妹妹赎出来。得知真相的“我”尽管十分震惊，但是“我只是一个少年工人”，深知凭借一己之力是无法救出妹妹的，因此表面上采取了冷若冰霜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们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有用于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然后才有婚姻家庭等上层建筑。仅凭“我”微薄的薪水，维持“我”与母亲两人的生活都无比艰难，更别提将妹妹从杂技团赎回来了，因此解救妹妹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间，“我”的收入增加，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加上接受中学文化教育，在思想具备了启蒙意识，“我”几乎每天都惦记着走钢丝的妹妹的安危，愈发渴望将妹妹从杂技团解救出来。已经二十岁的“我”始终孤独地一个人生活，身边极度渴望异性的陪伴。时间一长，对于妹妹的挂念逐渐变质成为对于异性的爱慕之情并且愈演愈烈，将妹妹的痛苦视作一种享受，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纠结的状态中。得知妹妹要来“我”所在的城市演出，拿不定主意的“我”去找工会主席大崎商量，连“我”都对大崎百般解释说解救妹妹是自己“做梦一般的空想”，可见“我”在心里早已否定了救妹妹的想法。听大崎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妹妹杀掉，“我”听后非常反感，但是当一位深受大家信赖的“领袖”给出这个建议之后，将妹妹杀掉的念想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我”向杂技团演出的帐篷走出时，恍恍惚惚想着将妹妹杀死。看演出之前，“我”买了一个红气球，在看妹妹演出时没想到手一滑，气球飘向了棚顶，转移了正在走钢丝的妹妹的注意力，妹妹便从钢丝上摔了下去。针对“我”这种变态的心理，刘桂瑶认为表现了日本新感觉派极端的人生观：活着受辱，毋宁死去，不幸地勉强生存比死更无意义，这多少宣扬了悲观、绝望、颓废的生命悲剧意识，并不可取。
总的来说，主人公尽管文化程度提高，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但是其进步仅停留在表面空喊口号方面，不能说是一个真正得到思想解放的启蒙者；在性格上缺乏主见、懦弱无能；对妹妹由亲情的挂念变质成为爱情的思慕：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我”最终成为杀死妹妹的直接凶手。
（三）大崎：工人阶级的自私领袖
片冈在作品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塑造大崎这一工会领导的人物形象，“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脸色苍白、布满皱纹，只有眼睛发出敏锐的光芒，令人误认为已经接近四十岁了”，可见大崎是一个饱经社会历练并且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物。“刚来这条街的时候，深受劳动者们的欢迎，很多从工厂来的工友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身穿蓝色工服的大崎身材瘦小、脸色苍白，但始终都保持着和善的微笑。只有声音是高亢嘹亮的，似乎他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声音上了，我们每个人都被大崎雄辩的魅力所感染……我们从大崎的话语中对工人阶级必将创造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样一位备受爱戴、值得信赖的工人领导听到“我”想要解救妹妹时，和“我”一样，认为这不过是“做梦一般的空想”，不假思索地告诉“我”革命是英雄喜欢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盲目冒进，他向“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我是你的话，与其解救妹妹还不如将她杀死，因为我不想看到妹妹已沦落成为一名杂耍演员。我不会像你一般脆弱。当我看见表演杂耍的妹妹就如同看到了最丑陋的自己，不，应该是赶快把她杀死才好！”
当“我”听到大崎建议“我”将妹妹杀死时自然十分反感，大崎解释说妹妹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摇钱树，“因此，要想破坏掉资本家的资本，也就只能把她杀死了”，大崎此番话看似残酷，其目的是为了让“我”打消解救妹妹的念头。在这儿要补充的一点是“我”承认大崎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通通失败了，并且有传言说大崎早已被资本家收买，“我”因为过于尊敬带给自己重大影响的大崎，仅仅是感到十分遗憾却从不怀疑他的行为。小说中大崎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日本当时无产阶级软弱性与妥协性的特质，这还要从日本无产阶级的发展历程说起。陈力丹指出，甲午中日战争后，资本主义在日本急遽发展，无产阶级的生活每况愈下，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自发罢工斗争，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此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1910年7月，日本政府以颠覆国家罪对幸德秋水等二十二名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审判（即“大逆事件”），幸德等十二人被判处绞刑，英勇地为日本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逆事件”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刘天纯认为日本无产阶级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出世晚、队伍小。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然受到了大正民主主义风潮的影响，但是资产阶级势力依然强大，因此出现了像大崎这样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信仰不够坚定、内心软弱又懦弱自私的领导人物。大崎与“我”表现出缺乏与黑暗现实对抗的反叛精神，反映了日本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根基不牢，内部斗争不断等事实。
三、结语
综上所述，《走钢丝的少女》中妹妹的悲剧来源于三类人：第一类是优柔寡断的主人公“我”，作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工人，尽管有着强烈解救妹妹的意愿，但是由于缺乏主见，轻信他人的建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妹；第二类是“我”的父母，因生活所迫葬送了女儿的前程，这反映了大正时期普通百姓受资本家压榨而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并且很多人处于不反抗也不愿反抗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第三类则是自私冷漠、无产阶级信仰不坚定的工会领导大崎，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工人阶级根基不牢、内部斗争不断，不少人对于工人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景缺乏信心。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新感觉派时代的片冈铁兵对于社会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敏锐地发现问题，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深刻反映了“社会苦、生活苦”的时代主题，以此来唤醒民众，引起集体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宿久高.中日新感觉派文学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2] 紅野敏郎.新感覚派の文学世界[C].東京：名著刊行会，1982.
[3] 刘桂瑶. 冲击穷忙时代[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4] 陈力丹.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报刊[J].国际新闻界，1986（2）：19-21.
[5] 刘天纯.日本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J].史学月刊，1982（1）：72-77+78.
作 者： 王硕，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片冈铁兵 新感觉派 《走钢丝的少女》 人物分析 时代背景
一、片冈铁兵与《走钢丝的少女》
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片冈铁兵1894年出生于冈山县，1920年凭借短篇小说《舌》初露日本文坛，1924年同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成为日本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加入劳农党，倾向于无产阶级艺术阵营，遭人检举后政治立场发生变化，晚年从事大众小说的创作。新感觉派时代的片冈铁兵主要贡献集中于理论方面，作为新感觉派作家的片冈在日本文坛上并不引人注目。宿久高认为其文学作品“虽然敏感地捕捉了时代的脉搏，但缺乏思想的深刻性”。新感觉派时代的片冈铁兵曾发表了《告年轻读者书》（1924）、《新感觉派如斯主张》（1925）等评论性的文章，还有《走钢丝的少女》（1926）、《色情文化》（1927）等小说。关于片冈的创作特色，日本学者中村良卫认为，无论是片冈在剧本《现代生活》反映了现代机械文明背景下噪音污染的危害，还是在小说《走钢丝的少女》《寒村》揭示了下层劳苦人民悲惨的命运，读者可从片冈的作品中感受出他对于社会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中村曾称赞他有着“新闻记者式的眼光”。
《走钢丝的少女》正是片冈取材于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于1926年发表于《改造》的第二期。主要内容是主人公小时候妹妹被父母卖给了杂技团，成为一名表演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主人公长大之后去看妹妹的演出，妹妹因为他分散注意力最终从钢丝上掉落摔死。在内容上全文以主人公独白的方式展开，浸渍着批判的力量，充满了压抑和苦痛，深刻揭示了“社会苦、生活苦”的时代主题；在写作手法上写实的手法占据了作品的大半部分，同时兼有新感觉派的写作手法，宿久高评价“作者用新感觉派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技巧，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内心的感受、变化和矛盾冲突：有对走钢丝的少女——妹妹的生命安全和不幸命运的担忧，又有超出兄妹之情的对异性的官能追求。这些矛盾反映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潜藏着对劳苦大众不幸命运的同情”。关于这部片冈在新感觉派时代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少，仅宿久高在博士论文中对小说情节有简单的介绍；在日本学界，有学者对片冈的新感觉派主张、片冈通俗小说中的摩登女性形象、片冈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角色进行研究，对于其新感觉派时代具体作品的研究寥寥。笔者以片冈代表作品《走钢丝的少女》原文为基础，试从人物形象分析的视角，具体分析文中的人物形象并结合日本当时的社会实情，深入探究酿成本篇小说中妹妹悲剧的原因。
二、妹妹悲剧的原因所在
（一）“我”的父母：逆来顺受的贫苦人民
幼年的“我”发现妹妹不见了，便去问父母，母亲的反应仅是掩面哭泣。为了继续丈夫、儿子以及自己的活路，母亲只能屈服于丈夫的淫威，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女儿被丈夫当作一个可以换取钱财的物品卖给了杂技团，经历了同自己孩子的生离死别，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母亲身为丈夫的附庸，在家庭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保护不了，对于自己专横的丈夫一味忍让，可见母亲只是一个被封建束缚的传统女性形象。
相比于隐忍的母亲，“我”的父亲脾气暴躁，对于妹妹的离去没有任何悲伤的表现，面对“我”与母亲的哭泣更多的是表现出不耐烦。关于“我”的父亲，文中有这样一段独白，“我的父亲的性格如何？生活与工作又如何？实在是既肮脏又悲惨，不过这不能怪我的父亲，要怪只能怪这个社会，因此无论父亲做了什么我都不会埋怨他。然而，唯独父亲将我的妹妹卖给杂技团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尽管父亲脾气暴躁、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发泄到自己妻儿身上，“我”处于客观因素的考虑对父亲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对于正值壮年的父亲因为贫困而卖掉亲生女儿的行径却始终无法原谅，正是这桩可怕的交易让天真可爱的妹妹永远失去了亲人，被剥夺了做人的价值，沦为替杂技团赚钱的奴隶，此后的人生更是跌入了万丈深渊。“我”的父亲在卖女儿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我”尽管无法原谅父亲，却也终究无可奈何。
至于父母卖女儿的客观原因，不难从当时劳苦人民的生存状况溯源。关于片冈小说的社会背景，宿久高指出“关东大地震以后，惨遭劫难的都市空间出现了机械文明，与灾后重建相伴的是都市的急剧现代化”，可见高效率的机械化如同催化剂一般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但是日本作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时间内突然间开展的机械生产，进而一跃而入工业强国之列，导致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劳苦人民的生活停留在极其低下的水平，以致在缺乏社会保障、生活无以为继的状态下，文中的父母只能将女儿当成奴隶一般卖给杂技团以维持生活。可以看出，主人公的父母作为一生被资本家压迫、榨取，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贫苦百姓，对于生活早已麻木迟钝，他们不会思考导致他们贫困潦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始终处于不反抗也不愿反抗的逆来顺受状态中，亲手葬送了亲生女儿的未来，可以说是酿成妹妹悲剧的间接凶手。
（二）“我”：性格懦弱的进步青年
“我”和妹妹出生于兵库的一户贫苦人家，因生活难以为继父母只能将年幼的妹妹卖给杂技团。成年后的“我”对十一二年前妹妹的记忆已经模糊，仅依稀记得四五岁的她在一个天未亮的清晨被“有钱人”领走，手里那只红气球在巷子里渐渐远去。父母骗“我”说妹妹被有钱人收养，永远不会回来了。这令幼小的“我”在心里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概念，认为领走妹妹的有钱人“像是鬼一般”的存在，对于有钱人既羡慕有愤恨，这标志着“我”人生第一次阶级意识的觉醒。长大之后的“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开始读书识字，并具备了中学文化水平，能够阅读当时的进步杂志以及小说。同时深受工会主席大崎的影响，“我”在青年时期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看清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丑陋本质，无产阶级意识逐步形成，可以说“我”成长为一名追求上进、思想启蒙的进步青年。 尽管在思想上获得了启蒙，但遗憾的是，“我”在性格上缺乏主见、懦弱无能。母亲临终之前告诉“我”其实妹妹并非被有钱人领养，而是被父親卖给了杂技团后成为表演走钢丝的演员，并恳求“我”想办法把妹妹赎出来。得知真相的“我”尽管十分震惊，但是“我只是一个少年工人”，深知凭借一己之力是无法救出妹妹的，因此表面上采取了冷若冰霜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们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有用于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然后才有婚姻家庭等上层建筑。仅凭“我”微薄的薪水，维持“我”与母亲两人的生活都无比艰难，更别提将妹妹从杂技团赎回来了，因此解救妹妹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间，“我”的收入增加，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加上接受中学文化教育，在思想具备了启蒙意识，“我”几乎每天都惦记着走钢丝的妹妹的安危，愈发渴望将妹妹从杂技团解救出来。已经二十岁的“我”始终孤独地一个人生活，身边极度渴望异性的陪伴。时间一长，对于妹妹的挂念逐渐变质成为对于异性的爱慕之情并且愈演愈烈，将妹妹的痛苦视作一种享受，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纠结的状态中。得知妹妹要来“我”所在的城市演出，拿不定主意的“我”去找工会主席大崎商量，连“我”都对大崎百般解释说解救妹妹是自己“做梦一般的空想”，可见“我”在心里早已否定了救妹妹的想法。听大崎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妹妹杀掉，“我”听后非常反感，但是当一位深受大家信赖的“领袖”给出这个建议之后，将妹妹杀掉的念想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我”向杂技团演出的帐篷走出时，恍恍惚惚想着将妹妹杀死。看演出之前，“我”买了一个红气球，在看妹妹演出时没想到手一滑，气球飘向了棚顶，转移了正在走钢丝的妹妹的注意力，妹妹便从钢丝上摔了下去。针对“我”这种变态的心理，刘桂瑶认为表现了日本新感觉派极端的人生观：活着受辱，毋宁死去，不幸地勉强生存比死更无意义，这多少宣扬了悲观、绝望、颓废的生命悲剧意识，并不可取。
总的来说，主人公尽管文化程度提高，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但是其进步仅停留在表面空喊口号方面，不能说是一个真正得到思想解放的启蒙者；在性格上缺乏主见、懦弱无能；对妹妹由亲情的挂念变质成为爱情的思慕：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我”最终成为杀死妹妹的直接凶手。
（三）大崎：工人阶级的自私领袖
片冈在作品中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塑造大崎这一工会领导的人物形象，“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脸色苍白、布满皱纹，只有眼睛发出敏锐的光芒，令人误认为已经接近四十岁了”，可见大崎是一个饱经社会历练并且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物。“刚来这条街的时候，深受劳动者们的欢迎，很多从工厂来的工友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身穿蓝色工服的大崎身材瘦小、脸色苍白，但始终都保持着和善的微笑。只有声音是高亢嘹亮的，似乎他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在声音上了，我们每个人都被大崎雄辩的魅力所感染……我们从大崎的话语中对工人阶级必将创造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样一位备受爱戴、值得信赖的工人领导听到“我”想要解救妹妹时，和“我”一样，认为这不过是“做梦一般的空想”，不假思索地告诉“我”革命是英雄喜欢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盲目冒进，他向“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我是你的话，与其解救妹妹还不如将她杀死，因为我不想看到妹妹已沦落成为一名杂耍演员。我不会像你一般脆弱。当我看见表演杂耍的妹妹就如同看到了最丑陋的自己，不，应该是赶快把她杀死才好！”
当“我”听到大崎建议“我”将妹妹杀死时自然十分反感，大崎解释说妹妹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摇钱树，“因此，要想破坏掉资本家的资本，也就只能把她杀死了”，大崎此番话看似残酷，其目的是为了让“我”打消解救妹妹的念头。在这儿要补充的一点是“我”承认大崎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通通失败了，并且有传言说大崎早已被资本家收买，“我”因为过于尊敬带给自己重大影响的大崎，仅仅是感到十分遗憾却从不怀疑他的行为。小说中大崎这一人物形象反映出日本当时无产阶级软弱性与妥协性的特质，这还要从日本无产阶级的发展历程说起。陈力丹指出，甲午中日战争后，资本主义在日本急遽发展，无产阶级的生活每况愈下，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自发罢工斗争，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此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1910年7月，日本政府以颠覆国家罪对幸德秋水等二十二名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审判（即“大逆事件”），幸德等十二人被判处绞刑，英勇地为日本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逆事件”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刘天纯认为日本无产阶级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出世晚、队伍小。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然受到了大正民主主义风潮的影响，但是资产阶级势力依然强大，因此出现了像大崎这样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信仰不够坚定、内心软弱又懦弱自私的领导人物。大崎与“我”表现出缺乏与黑暗现实对抗的反叛精神，反映了日本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根基不牢，内部斗争不断等事实。
三、结语
综上所述，《走钢丝的少女》中妹妹的悲剧来源于三类人：第一类是优柔寡断的主人公“我”，作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工人，尽管有着强烈解救妹妹的意愿，但是由于缺乏主见，轻信他人的建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妹；第二类是“我”的父母，因生活所迫葬送了女儿的前程，这反映了大正时期普通百姓受资本家压榨而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并且很多人处于不反抗也不愿反抗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第三类则是自私冷漠、无产阶级信仰不坚定的工会领导大崎，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工人阶级根基不牢、内部斗争不断，不少人对于工人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景缺乏信心。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新感觉派时代的片冈铁兵对于社会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敏锐地发现问题，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深刻反映了“社会苦、生活苦”的时代主题，以此来唤醒民众，引起集体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宿久高.中日新感觉派文学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2] 紅野敏郎.新感覚派の文学世界[C].東京：名著刊行会，1982.
[3] 刘桂瑶. 冲击穷忙时代[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4] 陈力丹.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报刊[J].国际新闻界，1986（2）：19-21.
[5] 刘天纯.日本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J].史学月刊，1982（1）：72-77+78.
作 者： 王硕，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