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出2005年为中央企业公司治理年？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表述，而是我们结合国内政经大势做的立场性判断。
　　央企的使命，与其差强人意的表现，给国资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根本扭转央企低水平的经营与治理现状，重树国人信心，那么国资委也就失去了其所应存在的价值。
　　中央企业乃至国有企业的改革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实则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含义。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央企已处于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新时期，须以新的政治和经济眼光来解读。
　　从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国资委成立，到2004年发生的一系列节奏紧密、与公司治理有关的央企事件，都将国资委及央企推向焦点。山雨欲来，这一切的发生，为2005中央企业治理年进行了铺垫。
　　已逝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历程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过于偏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而对制度的引进和变革却极为忽视。中国在制度上越发表现出的后发劣势,可能会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2005年，国资委将努力“补课”。
　　
　　2005央企治理年
　　
　　2004年的预演
　　
　　2004年的“郎旋风”看似突如其来，实则有其必然性。在郎咸平处于风暴之中时，也把刚成立一年多的国资委推上了风口浪尖。本应作为这场争论焦点的国资委,在争论初期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缄默。最后迫于各方压力,才不得不以研究文章的形式做出回应。据《董事会》研究人员了解到，此前，中央高层在北京召见了郎咸平。至于详情，则不得而知。
　　这一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凸显了国资委的政策新取向，包括在国有法人股转让与流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采取与证监会不同的姿态，公开为央企招聘高管并进行薪酬制度革新，实行央企的主辅分离，叫停大型国企的MBO，推进中央企业整体上市。这些政策风向都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
　　在2004年年末，中国网通、中国国际航空、彩虹集团等中央企业在海外的密集上市，可以测试出央企治理的加速程度。
　　也同在这一年，中航油、中储棉以及2005年初暴露的中国诚通的公司丑闻，从另一个方向发力，使国资委不得不痛下决心，加快推进完善央企治理的步伐，以降低寻租机会，加强风险控制。
　　中国诚通是国资委2004年年中进行董事会试点的7家央企之一。此次出现丑闻尽管为历史问题，但无疑给国资委又一次敲响警钟。
　　在7家中央企业新董事会试点之前，如果往上追溯，也会发现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发展脉络和趋势。
　　2003年年底以前，180余家中央企业大都是按《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按计划，这些企业须变更企业注册，由原来按《企业法》变更为按《公司法》，才能进行董事会试点。《企业法》制定于1988年，充满了计划经济色彩，没有公司治理概念，与其相对应的“总经理负责制”也实施至今，种种弊端暴露无遗。7家央企试点的意义，被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评价为“这是关系到国资委未来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重估央企地位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而其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稳定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经营上的低效率。因此,片面地将目前国企的低效全部归罪于所有制因素,显然有失公平。况且,国外并不乏国有企业成功运作的范例,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
　　这并非暂停国企产权改革的理由。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的产权改革更为迫切。国企产权改革的滞后,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拖累。
　　在推动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同时,如何保证中央企业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控制地位,愈显重要。我们不可能将希望寄托在,通过私人经济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孙中山早年在其建国理想中,就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的理念。
　　在中国的历史上,社会理念从来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拉大将不可避免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保证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企业的地位须以新的眼光进行评估。在产业升级和重化工业趋势下，位于国民经济基础性地位的中央企业，将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即使在股市，截至2004年9月底，中央企业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168家，股本总额占全部境内上市公司的33.8%；在香港上市的公司53家，流通股股本占香港流通股的18.1%。而香港市场的“大红筹”、国内主板的“大盘蓝筹”，中央企业在股民心目中都是中流砥柱的形象。
　　2004年宏观调控实施后，国有与民营相互进退，特别是“国资流失”和MBO大讨论中，对央企的责任也越辩越明。
　　
　　国资委的历史重任
　　
　　进入2005年,这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仍没有结束的迹象。所有人都明白,要平息这场争论只有依靠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自身的表现。而央企表现得好坏,有赖于国资委的所作所为。
　　完善央企治理,改善央企的绩效表现,国资委责无旁贷。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使人们相信,国有制并非企业低效率的制度根源,那么,为国企辩护的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对于国资委来说, 2005年也许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
　　然而依央企目前的经营与治理现状,却很难说它能够承担起理应承担的使命。它们掌握着国家最好的经济资源,可是大部分利润来源仍依赖于垄断。截至2004年10月,全部中央企业所得利润的66%来自中石油、中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和中远。显然，这些领域都是民企或者外企的经营禁区。
　　中央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也令人担忧。2004年年底，国资委突击检查181家中央企业的审计报告,发现为数不少的财务审计报告存在造假，中航油、中储棉事件的爆发并不偶然。央企在公司治理上所表现出的重大缺陷,使外界对央企治理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和关注。
　　央企的使命,与其差强人意的表现，给国资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根本扭转央企低水平的经营与治理现状，重树国人信心，那么国资委也就失去了其所应存在的价值。
　　2004年6月,国资委选择了诚通集团、神华集团、宝钢集团、高新投资集团、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国旅集团、铁通集团公司共7家中央直属企业进行新董事会试点。在2005年,董事会试点将在2004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至20至30家中央企业。
　　国资委希望，通过央企试行新董事会制度,使自己从“婆婆”角色恢复到“老板”的本来意义。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强调，“董事会是一切改革的基点”。
　　为更好履行出资人职责,保证董事会制度运作的有效性,国资委在2005年将积极推动中央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国资委还将推进央企与省市国资委所监管企业的股权置换，进而推动中央企业境内外整体上市。这两大举措将从根本上推进公司治理的改革进程。
　　2004年实施的央企董事人选和高管公开招聘（见本刊2005年第2期）以及《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都是央企治理内外并举的有效举措。2005年1月,国资委又选定16家中央企业开始进行独立财务审计试点。
　　国资委官方网站有文章称，2005年将是国企改制的规范年，而我们提出的“2005央企治理年”，更切中题义。因为，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对于2005年的央企治理，引用吴敬琏的话说，“改革正在过大关”，央企的公司治理正步入深水区。
　　
　　名家眼中的“公司治理”
　　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柯林·梅耶(Myer):“公司是赖以代表和服务于他的投资者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经理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
　　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教授:“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应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教授:“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李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