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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2014年HAU夏季刊“人类学理论”曾发表过提姆·英格尔德（现为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主任）一篇名为“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了？”的文章。下面这篇访谈录正是编辑苏珊·麦克杜格尔就此文章及学界的反应来访谈英格尔德后写就的文稿。
[关键词]民族志；提姆·英格尔德；人类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1-0040-03
苏珊·麦克杜格尔：您在HAU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人类学有“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的必要。当您提及这一裂痕，您将它和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分离联系起来了。能否请您就这一问题继续解释一下，以及为什么这对人类学的未来十分重要？
提姆·英格尔德：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往往在规范上和一般科学保持一致。而这些规范又总是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比如这些学科倾向于收集“数据”，利用构建起的理论框架解讀这些数据，进而将其包装成极具权威性的知识。而对于人类学知识生产此起彼伏的召唤这只会加深一种分隔，这种分隔也体现在我们一方面生活在实在的、物质的世界中，另一方面又背弃这种物质性，经过细心雕琢的几番审阅后，加工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书籍和文章。在我看来，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折损了人类学的主要使命，人类学的主要使命在于通过不论是箴言还是例子，来阐释我们如何思考这个世界——即作为生存场所，又作为参照对象：人类学要时时回应世界的召唤，而不是滞于事后。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好奇心带来的一切为何，即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连串为收集数据而准备的资料，而是一种馈赠，一种关照。人类学向我们展现了当撬开主流科学规则表面下藏污纳垢的裂缝，发现了基于欠妥的例子和虚假的道德所做的研究远不及其名声时，会意识到在我们和那些教给我们人情世故的田野之间架起桥梁的好奇心和关照是何其珍贵。
麦克杜格尔：Timothy Jenkins （1994）曾将田野工作比作一连串的学徒训练，并指出要做好田野需要不断地遗忘自己的假设。您之前也提到了Kenelm Burridge的反思：接二连三的转变会最终改变其先前存在形态。①这些都是田野中和其它语境下遭遇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如果这些结果能引发有价值的分析，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如果田野是如此周而复始、千篇一律的工作，有所抱负的人类学家又该如何准备它并做好它呢？
英格尔德：的确，所有田野工作都涉及到遗忘。不然我们做田野又有什么意义呢？除此之外，遗忘的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不安，也会有一定冒险性。但我的观点是，遗忘本身就是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遗忘将我们带出自己的世界，进而与世界相联系，理解这层原义可以让我们从自身立场或视角的限制中释放出来，引发我们再思考我们先前认为理所应当的事。这是我们期待自己的学生可以做到的，当然，也期待田野中的自己能做到。
顺延下来，还有两点要谈。第一，尽管我们所教授的学生中仅有一小部分会选择继续深造人类学（至少在导论课程阶段是这样），但是我们仍尽量在课堂中灌输人类学的学科态度以便学生们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有所借鉴。为学习人类学做准备其实也是在为人生做准备，因为它可以培养乐于倾听别人的习惯和反思自己的品质。第二，这种准备和这些结果能否最终将我们引向你所说的“有价值的分析”，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分析。如果我们所谓的分析是一般科学意义上对经验数据的处理和转释，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但如果分析意味着对外界、对自己连续的批判性思考，那么回答一定是肯定的。
麦克杜格尔：那么，从反面来思考，田野遭遇可能是糟糕的或者错误的么？或者在做田野笔记或后续工作中出现薄弱点和错误？如果人类学家想要对民族志和参与观察保有自己的解释，那么是否有必要在高质量的和低质量的工作之间做一个区分？
英格尔德：开放的反面当然就是封闭。当我们拒绝出席他人的在场或拒绝其它来自他人的邀请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所理解的“糟糕的”遭遇无非是我们只看而不观察，只听而不倾听，只触碰而不感受。在这样的田野遭遇中，我们会把零星符号当做数据，但却对符号背后的表征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我们的好奇心就与关切分隔开来。当然，这样做有保证科学的客观性的考量。但是就像我在前面强调过的，客观性是一回事，观察是另外一回事。观察者当然会犯错，田野笔记中的记述毋庸置疑也会出错。田野中我们可能会错意，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张冠李戴。但这些失误本质上并非错误：就像在任何学徒关系中，错误让我们成长，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可以避免下一次犯错。即便客观上我们可以呈现无可挑剔的数据，但我们仍可能从中一无所获。因而，不是客观上“正确”却不上心的数据，而是对错误的上心观察让我们受益匪浅。
麦克杜格尔：您的文章中也指出人类学家对于民族志的执着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偏执，以至于将“某个人类学的项目转变为对自身工作方式的研究”。当然，人类学家会对自己的田野经历有一些感性的认知，认为这对自身性格塑造和学识增长都有极大影响。但是，正如您前面提到的，是否接受被田野经历改变是将教育性的人类学与数据收集区分开来的关键。您是否看到这样一种教授的方式——即参与观察促使个人转变——从而增强人类学的影响力度？
英格尔德：这正是人类学对世界潜移默化的改变所在。但是，我们不能牵强地“认定”田野就一定能在个人层面上改变观察者，就像人类学不能给出在许多实证学科看来（从他们学科意义上出发）强有力的、循证的解释。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以专注田野为借口，进行闭门造车般的反思，不能畏缩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种种场景和可能局限在自身范围内。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做的是引领一场反对那些将世界当做一个数据收集库的学科的运动。要这么做，我们自身首先要摒弃这样的观点。
基于这一理由，我坚持认为，参与观察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本体论承诺：即认定我们通过世界认知到的自身及所知都是有限的。我相信这种承诺不应只局限于人类学，而是适用于科学探究的每一个分支。不论我们的学科领域为何，我们都应抱有谦卑之心，意识到唯有主动去认知世界、成为其中一员，我们才能增进对世界的认知。这样一种意识恰是搭建学术巴别塔的核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学的运动应该处于学术界的核心地位。这其中的利害攸关再清晰不过了。 麦克杜格尔：类似的观点，我想提及Amy Pollard（2009）的一篇文章“尖叫现场”，这篇文章将人类学推到了风口浪尖，认为人类学将无助的学生送到田野，让他们直面充满伤痛、孤苦无依的经历。这样看来，如果人类学的研究生们不愿意在田野后分享他们在田野中的经历，那么为民族志寻求一个清晰明了、颇具说服力的定义将依然是一大难题。您觉得是否有办法在书写田野中事实（虽然有些时候是充满苦痛）的同时，不去过度依赖书写过程以免民族志像是由大学风险管理部门而不是学人类学的人写的呢？
英格尔德：伤痛和孤苦无依从来都不是田野工作中的难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广义的生活和狭义的田野工作中，人们总是对苦痛的现实难以启齿。现在我们许多大学坚持设立的颇具官僚风格的风险管理的荒谬之处在于，这些部门根本不理解人性中的这一点。我们是否该循着他们，去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未来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有如受戒般得到一份风险管理计划书，用以规避他们未来生活的一切风险。这些部门早应该夺过神权为自己加冕——为了一旦有事发生，这些部门自身利益不受诉讼牵累，而不是为了保护研究者的权益——这样一种羞于启齿的现象已经遍布高等教育界。人类学应远离这种勾当。而且，我不认为风险管理部门和民族志的定义有任何的关系，除非我们得在民族志写作的目录中包含孤苦无依和伤痛的风险。正如我所努力证明的一样，民族志和参与观察并不相同，将它们相提并论只会带来更多迷惑。
麦克杜格尔：我之所以将您的文章拿出来和您探讨是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我的推特或者“开放人类学合作”的链接中一般很少出现期刊文章的推荐，②但这篇确实在推荐前列。您是否收到过一些有见地的回应？通过这些回应您有没有重新思考您的观点？
英格尔德：的确，我的这篇文章触及了这一学科的敏感神经。在这一争论之前，很多问题的讨论其实都在表象之下潜伏着，这篇文章给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导火索，当然也有很多讨论现在依然隐藏着。我收到的回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支持的声音。大多是来自年轻的学者，对于我清晰地表达了他们长久以来的感触表示感谢，而他们自己不敢发声的原因是怕被认为是在找麻烦。第二种声音是来自于批评家，他们认为我在唱反调。他们说，在所有将民族志和人类学分开的尝试中，我选择了狭隘的、老套的、过度关注文字描述的民族志作为对象，这种民族志和现今自称为民族志写作者所做的几乎毫无关系。然而回顧大多数主流的民族志的内容，我对这些评论有些质疑。
且不论这些评论是否可靠，我的回应是，即便这些所谓的民族志写作者在我所呼吁的人类学旗帜下书写着故事，民族志也从来不是某个不恰当的词目可以一言概之的。也许在我们这些人类学专业学习者之间，基于我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田野经历，我们可以畅谈民族志而不需提及其确切定义。一旦出了学科边界，这种畅谈不复存在，因为一些领域对于人类学家做什么及其重要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存在误解。在我看来，过度使用民族志这一词语只会加重这些误解，使得不论是学生、其它学科的学者还是大众都更加难以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更不必提其中可能为他人带来的价值。人类学是一项神圣的志业，我们不该羞于启齿。同样，我们为何要用另一个词语——民族志——来代替人类学，好像我们在做的是另一项事情一样。
注释：
①Burridge， Kenelm. 1975. “Other people's religions are absurd.” In Exploration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Essays in honour of Jan Van Baal， edited by Walter E. A. van Beek and J. H. Scherer， 8-24.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译者注）
②一个由人类学学习者自发组织的网络组织，发起有关时事的讨论、辩论和项目，http：//openanthcoop.ning.com/（译者注）
参考文献：
[1]Jenkins， Timothy. 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J]. Man 29， 1994，（2）： 433-55.
[2]Pollard， Amy. Field of Screams： Difficulty and Ethnographic Fieldwork[J]. Anthropology Matters 11， 2009，（2）.
[关键词]民族志；提姆·英格尔德；人类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1-0040-03
苏珊·麦克杜格尔：您在HAU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人类学有“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的必要。当您提及这一裂痕，您将它和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分离联系起来了。能否请您就这一问题继续解释一下，以及为什么这对人类学的未来十分重要？
提姆·英格尔德：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往往在规范上和一般科学保持一致。而这些规范又总是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比如这些学科倾向于收集“数据”，利用构建起的理论框架解讀这些数据，进而将其包装成极具权威性的知识。而对于人类学知识生产此起彼伏的召唤这只会加深一种分隔，这种分隔也体现在我们一方面生活在实在的、物质的世界中，另一方面又背弃这种物质性，经过细心雕琢的几番审阅后，加工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书籍和文章。在我看来，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折损了人类学的主要使命，人类学的主要使命在于通过不论是箴言还是例子，来阐释我们如何思考这个世界——即作为生存场所，又作为参照对象：人类学要时时回应世界的召唤，而不是滞于事后。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好奇心带来的一切为何，即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连串为收集数据而准备的资料，而是一种馈赠，一种关照。人类学向我们展现了当撬开主流科学规则表面下藏污纳垢的裂缝，发现了基于欠妥的例子和虚假的道德所做的研究远不及其名声时，会意识到在我们和那些教给我们人情世故的田野之间架起桥梁的好奇心和关照是何其珍贵。
麦克杜格尔：Timothy Jenkins （1994）曾将田野工作比作一连串的学徒训练，并指出要做好田野需要不断地遗忘自己的假设。您之前也提到了Kenelm Burridge的反思：接二连三的转变会最终改变其先前存在形态。①这些都是田野中和其它语境下遭遇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如果这些结果能引发有价值的分析，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如果田野是如此周而复始、千篇一律的工作，有所抱负的人类学家又该如何准备它并做好它呢？
英格尔德：的确，所有田野工作都涉及到遗忘。不然我们做田野又有什么意义呢？除此之外，遗忘的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不安，也会有一定冒险性。但我的观点是，遗忘本身就是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遗忘将我们带出自己的世界，进而与世界相联系，理解这层原义可以让我们从自身立场或视角的限制中释放出来，引发我们再思考我们先前认为理所应当的事。这是我们期待自己的学生可以做到的，当然，也期待田野中的自己能做到。
顺延下来，还有两点要谈。第一，尽管我们所教授的学生中仅有一小部分会选择继续深造人类学（至少在导论课程阶段是这样），但是我们仍尽量在课堂中灌输人类学的学科态度以便学生们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有所借鉴。为学习人类学做准备其实也是在为人生做准备，因为它可以培养乐于倾听别人的习惯和反思自己的品质。第二，这种准备和这些结果能否最终将我们引向你所说的“有价值的分析”，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分析。如果我们所谓的分析是一般科学意义上对经验数据的处理和转释，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但如果分析意味着对外界、对自己连续的批判性思考，那么回答一定是肯定的。
麦克杜格尔：那么，从反面来思考，田野遭遇可能是糟糕的或者错误的么？或者在做田野笔记或后续工作中出现薄弱点和错误？如果人类学家想要对民族志和参与观察保有自己的解释，那么是否有必要在高质量的和低质量的工作之间做一个区分？
英格尔德：开放的反面当然就是封闭。当我们拒绝出席他人的在场或拒绝其它来自他人的邀请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所理解的“糟糕的”遭遇无非是我们只看而不观察，只听而不倾听，只触碰而不感受。在这样的田野遭遇中，我们会把零星符号当做数据，但却对符号背后的表征无动于衷。这样一来，我们的好奇心就与关切分隔开来。当然，这样做有保证科学的客观性的考量。但是就像我在前面强调过的，客观性是一回事，观察是另外一回事。观察者当然会犯错，田野笔记中的记述毋庸置疑也会出错。田野中我们可能会错意，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张冠李戴。但这些失误本质上并非错误：就像在任何学徒关系中，错误让我们成长，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可以避免下一次犯错。即便客观上我们可以呈现无可挑剔的数据，但我们仍可能从中一无所获。因而，不是客观上“正确”却不上心的数据，而是对错误的上心观察让我们受益匪浅。
麦克杜格尔：您的文章中也指出人类学家对于民族志的执着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偏执，以至于将“某个人类学的项目转变为对自身工作方式的研究”。当然，人类学家会对自己的田野经历有一些感性的认知，认为这对自身性格塑造和学识增长都有极大影响。但是，正如您前面提到的，是否接受被田野经历改变是将教育性的人类学与数据收集区分开来的关键。您是否看到这样一种教授的方式——即参与观察促使个人转变——从而增强人类学的影响力度？
英格尔德：这正是人类学对世界潜移默化的改变所在。但是，我们不能牵强地“认定”田野就一定能在个人层面上改变观察者，就像人类学不能给出在许多实证学科看来（从他们学科意义上出发）强有力的、循证的解释。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以专注田野为借口，进行闭门造车般的反思，不能畏缩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种种场景和可能局限在自身范围内。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做的是引领一场反对那些将世界当做一个数据收集库的学科的运动。要这么做，我们自身首先要摒弃这样的观点。
基于这一理由，我坚持认为，参与观察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本体论承诺：即认定我们通过世界认知到的自身及所知都是有限的。我相信这种承诺不应只局限于人类学，而是适用于科学探究的每一个分支。不论我们的学科领域为何，我们都应抱有谦卑之心，意识到唯有主动去认知世界、成为其中一员，我们才能增进对世界的认知。这样一种意识恰是搭建学术巴别塔的核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类学的运动应该处于学术界的核心地位。这其中的利害攸关再清晰不过了。 麦克杜格尔：类似的观点，我想提及Amy Pollard（2009）的一篇文章“尖叫现场”，这篇文章将人类学推到了风口浪尖，认为人类学将无助的学生送到田野，让他们直面充满伤痛、孤苦无依的经历。这样看来，如果人类学的研究生们不愿意在田野后分享他们在田野中的经历，那么为民族志寻求一个清晰明了、颇具说服力的定义将依然是一大难题。您觉得是否有办法在书写田野中事实（虽然有些时候是充满苦痛）的同时，不去过度依赖书写过程以免民族志像是由大学风险管理部门而不是学人类学的人写的呢？
英格尔德：伤痛和孤苦无依从来都不是田野工作中的难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广义的生活和狭义的田野工作中，人们总是对苦痛的现实难以启齿。现在我们许多大学坚持设立的颇具官僚风格的风险管理的荒谬之处在于，这些部门根本不理解人性中的这一点。我们是否该循着他们，去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未来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有如受戒般得到一份风险管理计划书，用以规避他们未来生活的一切风险。这些部门早应该夺过神权为自己加冕——为了一旦有事发生，这些部门自身利益不受诉讼牵累，而不是为了保护研究者的权益——这样一种羞于启齿的现象已经遍布高等教育界。人类学应远离这种勾当。而且，我不认为风险管理部门和民族志的定义有任何的关系，除非我们得在民族志写作的目录中包含孤苦无依和伤痛的风险。正如我所努力证明的一样，民族志和参与观察并不相同，将它们相提并论只会带来更多迷惑。
麦克杜格尔：我之所以将您的文章拿出来和您探讨是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我的推特或者“开放人类学合作”的链接中一般很少出现期刊文章的推荐，②但这篇确实在推荐前列。您是否收到过一些有见地的回应？通过这些回应您有没有重新思考您的观点？
英格尔德：的确，我的这篇文章触及了这一学科的敏感神经。在这一争论之前，很多问题的讨论其实都在表象之下潜伏着，这篇文章给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导火索，当然也有很多讨论现在依然隐藏着。我收到的回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支持的声音。大多是来自年轻的学者，对于我清晰地表达了他们长久以来的感触表示感谢，而他们自己不敢发声的原因是怕被认为是在找麻烦。第二种声音是来自于批评家，他们认为我在唱反调。他们说，在所有将民族志和人类学分开的尝试中，我选择了狭隘的、老套的、过度关注文字描述的民族志作为对象，这种民族志和现今自称为民族志写作者所做的几乎毫无关系。然而回顧大多数主流的民族志的内容，我对这些评论有些质疑。
且不论这些评论是否可靠，我的回应是，即便这些所谓的民族志写作者在我所呼吁的人类学旗帜下书写着故事，民族志也从来不是某个不恰当的词目可以一言概之的。也许在我们这些人类学专业学习者之间，基于我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田野经历，我们可以畅谈民族志而不需提及其确切定义。一旦出了学科边界，这种畅谈不复存在，因为一些领域对于人类学家做什么及其重要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存在误解。在我看来，过度使用民族志这一词语只会加重这些误解，使得不论是学生、其它学科的学者还是大众都更加难以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更不必提其中可能为他人带来的价值。人类学是一项神圣的志业，我们不该羞于启齿。同样，我们为何要用另一个词语——民族志——来代替人类学，好像我们在做的是另一项事情一样。
注释：
①Burridge， Kenelm. 1975. “Other people's religions are absurd.” In Exploration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Essays in honour of Jan Van Baal， edited by Walter E. A. van Beek and J. H. Scherer， 8-24.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译者注）
②一个由人类学学习者自发组织的网络组织，发起有关时事的讨论、辩论和项目，http：//openanthcoop.ning.com/（译者注）
参考文献：
[1]Jenkins， Timothy. 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J]. Man 29， 1994，（2）： 433-55.
[2]Pollard， Amy. Field of Screams： Difficulty and Ethnographic Fieldwork[J]. Anthropology Matters 11， 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