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在天津北站等车，看见一个乞丐，支起一条腿，跪坐在一块木板上，正低着头抚弄着什么。待我走近时，才看清楚了：他那条支起的腿上，有一个拇指粗的深深的黑洞，黑洞的周围红红的，结了一片片薄薄的痂。他正揭下一块痂，露出带着血丝的新肉……我心里头顿时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在这种滋味里，虽说也有一分同情和怜悯，但更主要的却是一种厌恶和逃避的冲动。我不愿意看到生命的这一面，因为它仿佛直冲我身上最脆弱的部位，让我感到绝望，生出一种瘫痪的感觉。
　　坐在车上，心里久久无法平静。刚才看见的那一幕始终闪现在我的眼前，我越想忘记它，它就越加清晰。“这样的人，该有怎样的一生呢？生命对于他来说，该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和体验呢？”我在心里暗暗问着自己，同时猜想着他每天的生活。“这样的命运，谁该遇上，谁又不该遇上呢？”由此，我仿佛看到了冥冥中的命运的影子。
　　我说的命运，不是因果报应，不是上天的安排，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它使我们一来到世间，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前提。像一个人出生的时代、国度、地域，一个人具有的容貌、智力、健康，都不是个人能预先选择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天的“给予”，这种“给予”不是由人决定的，而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所以，我们尽管把它叫做“天赋”，可并不能说清天赋差异的理由。可秉承了不同的天赋，就意味着要拥有不同的人生。
　　当然，一个人具备了良好的天赋并不等于他就一生顺遂，平安幸福，因为在后天的实际人生经历中，也潜藏着种种偶然性，能够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但是，一个人如果“天赋”极差，那它的一生就很难幸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幸福。比如，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战乱的年代，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国家，容貌奇丑无比，智力冥顽低劣，身体虚弱多病，那么，他的一生基本上就可以预测得到：将会非常不幸。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的一生没有意义。
　　于是，人在一出世的时候，就出现了基于“天赋”的分野：极少一部分人人生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大多数的人成功的可能性一般，极少一部分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或干脆就不存在。这最后一种人的始终存在，就构成了人群里的一道阴暗的景观，成为人间苦难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仔细想想，何止在天津北站有这样阴暗的人影。平时我从街上经过，也常常会看到：在马路旁、天桥上，有跪在地上乞讨的人。他们大都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有的年纪很大，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有的身患绝症，肢残体废……在他们的前面，通常摆着一个小铁盒子，里面放着几张毛票。面对着眼前茫茫的人流，他们或是哀求，或是磕头……偶尔会有几个过路者停下脚来，往铁盒子里扔点钱。就我的目击经历来说，大多数施舍者只投下一两张毛票，极少数人投下一两元钱，我从未看过有人扔下十元的票子，可我相信，这样的人肯定有，但数量也肯定极少极少。由此我敢说，那只生锈的小铁盒子就是一个最准的天平，那里面盛装的，就是人类全部的道德的容量。
　　我也听到过一些不给钱的人，说出这样的理由：“这些人都是装的。他们其实一点也不穷，相反，都很有钱，比我们还阔。你没看报上讲过，他们一年乞讨下来，就变成了百万富翁。”我想，这样的“乞丐”也许是有的，但只能是极少数或一小撮。谁会为变成这样的富翁而付出自残躯体的代价？这样乞讨来的钱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辩护，在那只小铁盒子里，不仅不占有任何空间，而且简直就是铁盒子下的漏洞。
　　我这样说，决非贬义，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道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作出公允的评价。在这种评价所涵盖的人群中，自然也包括我自己。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爆发出更大的道德热情，表现出更高的道德品质。比如，对于新闻媒体上倡议的捐助某某受难者，人们也能做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慷慨举动。但是，这只是一种特例，和社会上始终默默存在的渴望援助的畸人实际得到的回应相比，这种特例最终仍是干瘪而苍白的。而且，非常条件下的捐献，常常有非道德的因素在推动，只有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施舍，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实际的道德状况。
　　应该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人们的道德水准，是无法令人乐观的。从这一事实里，我们可以相信，人们关于成为圣人的鼓吹，以及为一个国家或时代绘制的各种道德蓝图，都是空洞浮夸的高谈阔论，它或是一种自欺，即忽视人类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实际道德水平；或是一种自我膨胀，即假借一种浮夸动听的口号，为现实的改善开了一个大而无当的药方，借此来成就个人的体面。我想，这些人要是能在实际的生活利益上作出或多或少的让步，比如，部分地放弃个人的财产，那他们对这个社会的道德影响要比他们的道德口号或理论有效百倍。
　　自然，在实际的生活中，确实有极端的道德践行者，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正如尼采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基督，但是，他被人类杀死了。”同样，这并不等于说，人都是缺德的或伪善的，而是说，人人都是有道德的，同时又都是自私和邪恶的，道德对于我们的制约和提升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始终在人群中宣扬和提倡道德，但决不能夸大道德的作用，把它说成是万能的，是完善社会的惟一的途径。同样，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也要就事论事，不要捧其一点，不计其余，把他抽象成某个“道德完人”，成为人群学习的“榜样”，其实，这种动机尽管可能是好的，实质上仍然是在弄虚作假，因为这样的人是根本没有的，哄抬这种偶像人物，违背人性的实际，哪怕这样做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坚决反对任何道德理想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回顾一下不久以前一度出现的那些道德理想主义言论和面孔，就不难发现，要是那些鼓吹者不是极端的偏执，以至于丧失了对镜自照的能力的话，那么，这里面一定藏有“大伪”，不是他想借机出头露脸，就是自我标榜。可以说，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是最卑劣的，因为他用最神圣的牌子去做最无耻的事情。
　　在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里，道德占据了近乎核心的位置。喧嚣不止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批判，成了我们几千年现实改造的主要声音，就连我们渴望的“大同社会”，也主要是一种道德社会。与此相应的是，在这种偏执的热情和思维中，很多其他有效的解决办法都被忽略了。
　　可笑的是，中国文化虚造出来的“万世师表”——“孔圣人”，竟有一个俗名——“孔老二”。这两个名字之间固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把它们并置起来，却别有一番讽刺意味。孔子毕竟是一个人，所以，即使被尊为是“万世师表”，可在真实的道德谱系上，也只能排居“老二”，至于那个“老大”，就只能是神了。这样看来，这两个名字能在中国人的嘴里指称同一个人，也许是出于天意了，它警戒人们，不要把孔子看得太高。
　　明白了道德的局限，我们要想照顾人群中的畸人，就应该采取别样的办法。自然，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应该有一点德性，多一点同情的心，多一只慷慨的手。但是，更有力的则是健全我们社会的福利制度，让这样的人真正能“有所养”、“有所终”。对于那些畸人自己，我不知该说什么。记得以前读过一本外国人写的书，说人生的态度应该这样：对于命运给予的东西，哪怕是痛苦和磨难，也要默默地接受。对于后天可以争取到的东西，就要积极地争取。畸人的“畸形”，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命运给的，要默默地承受。但畸人也是人，就应积极地努力，尽量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好一些。但愿这些话不是“站着说的”，能对畸人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