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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我有幸在上海参加丁善德诞辰80周年庆祝会及创作研讨会,那次我没有发言。因为,我终究并非丁先生直接的学生,我只是工作上与丁先生有过不少接触的一个后辈。大概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起,在文化部、中国音协、《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以及当时中央、上海两院的各种工作中,我跟丁先生有过很多工作上的联系。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为人非常谦逊朴实,对工作非常热情坦诚。同时,他是国内久负盛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及音乐演奏家,他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以致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那亲切慈祥、豪爽质朴的音貌,至今仍深深地留驻在我的心间。
作为一位作曲家,丁先生也是我国少见的全面、优秀的代表之一。他虽然早年以琵琶和钢琴的演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但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他就转入了作曲的轨道,直至1995年12月8日他逝世为止,他几乎没有停下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笔。开始,丁先生一边从事钢琴教学、一边向当时在上海的俄裔作曲教授富兰克尔学习作曲理论;更为可贵的是在他1947年自费去法国留学期间,他的主攻方向不是钢琴演奏、而是作曲和作曲理论。他深知要真正成为一个作曲家,就得全力投入,就得不惜牺牲自己在钢琴演奏方面已经获得的一切。尽管当他从法国回国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首先服从工作的需要,将自己主要的精力投入教学和教学行政领导工作,他只能在工作之余顾及音乐创作。直到1985年(他74岁高龄时)退居二线后,他才能以全力投入创作,并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多的音乐作品,实现了既是一位革命者、教育家,又是一位作曲家的崇高愿望。
钢琴音乐是他一生创作数量最多、形式最多样、时间最长的一个领域。大至钢琴协奏曲、钢琴三重奏、谐谑曲、回旋曲,前奏曲与赋格;小至前奏曲、小奏鸣曲、练习曲等,他都留下了自己的劳绩。这在中国近现代钢琴艺术史上也可说是是独一无二的。
丁先生的钢琴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钢琴创作的、密切结合教学的实践性。他的钢琴作品不仅可以作为演奏的曲目,而首先是钢琴教学的优秀曲目。他是以一位音乐教育家身份来从事自己的钢琴创作的。他想到首先是整个提高中国钢琴教学的水平,从而才能一步步地开拓出更为深广的中国钢琴艺术园地。其实,在西方钢琴音乐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早期的多米尼科·斯卡拉蒂、J.S.巴赫、P.E.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等等,也都是将为教学而创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从而才为西方的钢琴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丁先生的这一宝贵的创作思想,至今还是中国钢琴家的一个光辉榜样。
实际上,在丁先生之前,已有赵元任、萧友梅、江文也、包括贺绿汀、刘雪庵等写过少数的钢琴作品,他们还在自己的声乐作品中广泛运用了钢琴的伴奏。但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不是专业的钢琴演奏家,他们对钢琴的了解,尤其对西方钢琴音乐特殊语言和技巧的掌握,都有一定的局限。也就是说,在他们的钢琴音乐创作中还未达到真正的“钢琴化”,或者说还缺乏比较成熟的钢琴的思维。而在丁先生1940年的处女作《春之旅》组曲中,才使我们听到了真正具有钢琴思维特色的中国作品。之后,无论在他法国时期的《序曲三首》、《中国民歌主题变奏》以及上世纪50年代的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两首《新疆舞曲》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他这种比较成熟的“钢琴化”的特色。
1934年著名俄裔钢琴家、作曲家齐尔品向当时的上海国立音专提出“征求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历史性倡议,它给中国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启示——即要求中国的音乐家不要简单地跟着西方的钢琴音乐亦步亦趋地去跟,而要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去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前进。他的倡议催化了贺绿汀《牧童短笛》、刘雪庵《中国组曲》等新作的产生,为真正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发展引上了一条新路。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条新路贺绿汀等人没能继续走下去。这个重任落在了丁先生的肩上,是丁先生在他后来一系列的钢琴创作中为中国钢琴的民族化作了进一步引人注目的拓宽。也正是在他的引发下,推动了桑桐、陈铭志、陈培勋、罗忠镕、朱践耳、黎英海、黄虎威、蒋祖馨、汪立三、王建中等作曲家,为继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出了各自分量不等的新贡献。而丁先生直到80年代他所创作的大量钢琴作品,始终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丁先生一生在这方面的贡献说明,要将中国的民族传统与西方的传统进行创意性的结合,必须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使西方的钢琴语言逐步变成中国的钢琴语言,这样才能使西方这种代表性的乐器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惟一的康庄大道,也是所有从事钢琴创作的中国音乐家的共同愿望。
20世纪以来,不可否认西方现代主义新音乐的发展是建立在冲破、否定19世纪浪漫主义的思潮影响下逐步前进的。这一点在当时的西方,可能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据的。正像在中国80年代后,相当一部分中国作曲家,为了使自己的创作更好地面向世界、缩短与世界现代音乐的距离,也出现了片面否定我国自己过去音乐传统的思想一样。这种力图“破旧立新”的思潮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些前辈音乐家,像江文也、马思聪、冼星海、包括丁先生在内,在他们创作的早年,都曾一度对西方现代音乐发生过兴趣、并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但是,后来他们都根据各自的条件先后改变了,都坚定地走上了“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以丁先生早年的钢琴创作与他晚年的钢琴创作相比,就决不是凝固不变的。相反,后者呈献出一系列的新的变化。即:作品的和声语言与钢琴织体的写法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创作构思也从早期偏重于直接反映时代生活感受的标题性风格、改为愈益走向内在的非标题性风格了,对创作体裁的选择也比过去更多样了,特别是作品的内涵更加深厚、甚至富于哲理性了。这一切新的变化,显示出随着时代的前进、环境的变化、以及年龄的增长和对美学情趣的不断拓宽,丁先生在创作上决不是处于“原地踏步走”,而是在保持他自己风格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