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古今中西之争是晚清以降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教育领域，马一浮与竺可桢的交往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新旧学人观点的异同，以及传统教育在新体制下面临的困境。在教育立场上，马一浮固守传统，主张向内体究，看重道德修养；竺可桢强调追求真理，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在认同民族品格、看重独立思考等方面，二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在教育实践方面，尽管二人均试图增进学生对传统的了解，但在现代教育体制下，马一浮所期望的书院自由讲学之风始终难以实现，折射出新旧教育调和之难。
关键词：马一浮；竺可桢；浙江大学；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42-05
晚清以降，古今中西之争始终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在教育领域，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中国教育从制度到内容都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新旧往往并非截然分明，宏观的叙述难免掩盖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新旧教育的冲突与调和而论，作为“一代儒宗”（梁漱溟语）的马一浮与杰出科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交往，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
一、不同的人生轨迹
马一浮与竺可桢的交往主要集中于两个阶段，一是竺可桢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两次登门拜访，欲聘请马一浮到浙大任教，然未能如愿；二是1938年4月至1939年年初马一浮应邀在泰和、宜山两地为浙大师生讲学。在此之前，两个人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马一浮生于1883年，长竺可桢7岁。二人祖籍均为绍兴上虞。马一浮自幼聪颖，过目成诵，16岁时参加县试，名列榜首。同时应考者尚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1903至1904年，马一浮先后游学于美国、日本，对西方经典有所涉猎。回国之后，马氏寄居杭城，博览群书，精研儒、释、道，最终归于儒家。[1]在竺可桢于1936年5月24日前来拜访之时，马一浮已在学人之中享有盛誉。
与马一浮相反，竺可桢并未走上应举的旧辙，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当地读完小学之后，竺可桢转到上海澄衷学堂，又先后转入复旦公学、唐山矿路学堂，并于1910年与胡适、赵元任等人同时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到美国之后，竺可桢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武昌和南京任教，并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地学系。[2]1936年5月18日，竺可桢正式宣誓就任浙江大学校长。
二、“来学”与“往教”
已有学者指出，早在民国初年，马一浮就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与观念提出了质疑。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马一浮担任教育部秘书长，后者因不赞同废止读经等改革主张，到职不足三周，便挂冠而去。[3]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又再一次聘请马一浮，马氏以“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婉拒，并指出“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4]。20年后，竺可桢也遇到了与蔡元培相似的困难。在5月24日初次拜访马一浮后不久，马氏即托人转送口信，谓“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5]89。竺可桢并未轻易放弃，一方面托人代为联系，后来又于7月17日再次拜访，马氏最终允诺到浙大授课。然而，马一浮嗣后又提出要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定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使竺可桢大感为难：“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之麻烦矣。”[5]121但马一浮在后一个条件上却不愿妥协，两次拜访最终功亏一篑。
表面上看，面对竺可桢的盛情邀请，马一浮未免过于迂阔，但究其实质，乃是二人在教育观念上存在冲突。如马一浮所言，当时“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大学以学分为归依，以毕业求职为志，早已抛弃了儒学反求诸己、砥砺德行的功夫。即便通达如竺可桢（竺氏在国内率先推行导师制，并聘请“学衡派”领袖梅光迪担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也尚未意识到两种观念事实上难以调和。正如有识者所言：“竺可桢着眼于学生多掌握一门本国古典的必要常识，马一浮则欲将儒家的精神灌注到学生的灵魂中去。”[6]而一旦失去了书院式的耳濡目染、切磋讨论，学生的修养与学问无从谈起。因此，马一浮更为强调“来学”，而不愿“往教”。二人在观念上的龃龉，事实上已为此次聘请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六艺论”与“求是精神”
抗战爆发之后，浙大辗转西迁，于1938年先后迁至江西吉安、泰和。马一浮也因浙江形势危急，欲在江西觅得一处住所，却苦于无熟识之人。一面是生计的压力，另一面则是为浙大克服艰难、坚持办学的精神所感动，马氏在1938年2月致信竺可桢，表达了到浙大讲学的意愿。在与教务长郑晓沧、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商议后，竺可桢决定延聘马一浮为浙大师生作国学讲座。马氏于3月29日抵泰和，竺可桢亲自前往迎接。自1938年4月至1939年1月，马一浮共作了20余次讲座，内容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其间由于浙大再度西迁，讲学的地点也从泰和转到了广西宜山。这些讲座的内容后辑成《泰和宜山会语》一书。
正是在这两地的讲演当中，马一浮提出了著名的“六艺论”。他认为，所谓“国学”，即是六艺之学，并引用《庄子·天下篇》作解释：“《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7]11六艺不仅该摄我国原有之学术，更能该摄西来学术[7]21-22：
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马一浮显然看到了东西方思想相通的一面，然而并未指出东西方相异之处。与此相对，竺可桢则强调，中国向来缺少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轻信盲从，人云亦云。事事物物，要经过实验，方才相信。……科学方法最重要的步骤，是调查分析……”[8]282-283然而，中国一方面充斥着盲从与迷信：“没有教育的人们，禁屠祈雨，拜佛求签，尚生活在神权时代。……甚至从欧美大学专门研究科学的人，回国以后，也就相信算命和风水。”[8]283一方面则是办事毫无计划：“在中国作事根本就无所谓计划，统是一时的冲动，今天想到要办什么就立刻举办，等到两三个月后，这事已抛之九霄云外去了。”[8]284对于中国人做事马虎的态度，竺可桢也有所批评：“近代科学工作，尤贵细密，以期精益求精，与我国向来文人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却相反。这于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发达，很有关系的。”[9]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竺可桢所关注的是如何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国，这显然与马一浮大异其趣。 此外，马一浮为浙大所撰写的歌词当中有“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之语，二人的解读也不尽相同。竺可桢将“求是”定为校训，正是希望浙大学子能够践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0]的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而马一浮则认为：“今人人皆知科学所以求真理，其实先儒所谓事物当然之则，即是真理。（事物是现象，真理即本体。理散在万事万物，无乎不离。所谓是者，是指分殊；所谓真者，即理一也。）”[7]9马一浮实质是在委婉批评今人只知向外求索，不知反求诸己。在他看来，真正的真理并无内外之分，从自身的修养到万物的流变均可划归其中。然而，对于中国传统如何能够衔接现代科学，马一浮并无充分的说明，未免失之笼统。
四、“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如果说，在1936年竺可桢两次拜访马一浮之时，二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尚不明晰，随着马一浮“六艺论”的提出与竺可桢对“求是精神”倡导，两位学人在取向上的差异已较为明显。伴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竺可桢越加感受到新旧思想的隔阂。在193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竺可桢这样写道[5]624：
阅《新民族》二卷十九、二十期中张昌圻著《国难的病原》，文中批评儒教，谓其缺点为两：一则专重复古，二则以家族为中心。前者使人不谋进步，没出息；后者则使人趋于自私自利之一途，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全是明哲保身。[此]一段话，〈正〉与余相合。马一浮讲学问固然渊博，但其复古精神太过，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为人为非，而为己[为]是，则谬矣。
这一次的冲突则事关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竺可桢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有所误解。此句出自《论语》，《四书章句集注》认为：“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11]马一浮也有类似的说法：“诸生但求无负其所学而不期于必用，斯其在己者重而在人者轻，无失志之患而有进德之益，在艰苦蹇难之中养成刚大弘毅之质，其必有济矣。”[7]49显然，“为己”并非自私之意，“为人”也并非指奉献。
不过，这也恰恰透露出二人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异。马一浮仍是以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序，强调以修身为本。此处可以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的一封家书作为旁证。在这封写给妻子的家书当中，梅光迪谈及马一浮开设国学讲座的重要意义[12]：
我希望这样一位人物出现所带来的道德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深刻的。在多年来“新式教育”影响下的年轻人，一直生活在懒散的环境之中，这次讲座将会给他们一种新的精神体验。
与马一浮相同，梅光迪所忧虑的，正是传统“儒家风范”在现代教育下的式微。
然而，竺可桢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正如今人所言，竺可桢所强调的乃是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13]。在他看来，学生应当具有“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14]462-463，以期报效祖国。这与其“科学救国”的思想一脉相承，也和当时抗战的背景不无关系。
然而，两种取向均可能带来弊端。依马一浮之言，往往造成“有本无末”，等而下之者则流于明哲保身；按竺可桢之说，又未免过于严苛，甚至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丧失独立的人格。如何调和两种矛盾，的确引人深思。
五、余波：校歌、导师制、聘请教授诸问题
现代的大学制度本不是马一浮所愿，在浙大的讲学自然也有缘尽之时。另一方面，讲座的效果也并非尽如人意。已有研究者指出，“浙大学生对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未表现出马一浮所期望的热情。”[15]在1938年致好友熊十力的信中，马一浮也写道：“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16]如此冷清的场面自然难以激起讲者的兴趣。1939年年初，马一浮决定告别浙江大学，赴四川筹建复性书院。2月8日，竺可桢亲自赴车站为马一浮送行。不过，讲学虽已结束，余波却并未停息。
首先是浙大的校歌问题。1938年11月19日，浙大召开教务会议，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5]615。而马一浮制好歌词之后，竺可桢却嫌其古奥，欲请丰子恺重制，后者未允。在此之后，竺可桢几经犹豫，直至1941年6月方决定让作曲家应尚能为这份歌词谱曲，最终定为校歌。其间的心理冲突，值得细细体味。
其二是导师制问题。前文已述及，竺可桢在国内率先推行导师制，以期改变大学只重知识传授而忽略道德熏陶的弊病。然而，导师制的效果并不明显，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与当时的教育制度相冲突。学分制下的大学教育势必要以知识传授为重，教师在繁重的课业之余，也无心担起导师之责。当时任教于浙大的费巩即指出：“今日教部如欲令各大学彻底施行导师制，应将现行学制根本改革，酌取英国学制之长，及昔时书院自由讲习之风，力祛数十年来所深中之美国式教育之毒，始能收其宏效。”[17]新旧教育之难以调和，于此亦可见一斑。
其三则是延聘教授的问题。1948年，浙大文学院欲聘请熊十力、钟泰两位先生，竺可桢并不赞同：“余数次此辈老先生来，以为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18]竺可桢所指的“新途径”，正与前文当中评马一浮“复古精神太过”相照应。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与马一浮观点相左，竺可桢依然抱着宽容的态度，尽量去理解这位大儒的思想。马一浮在宜山、泰和的讲座，竺可桢一旦有空，均前往谛听。马一浮所寄来的新著，竺可桢也会抽空翻阅。如1940年的一篇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0∶ 50紧急警报。至江边阅马一浮寄来之复兴（当为“复性”——笔者注）书院讲录……”[19]寥寥数语，当时形势的危急与竺可桢品格之高洁已跃然纸上。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
六、结 语
晏几道词云：“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20]封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最终不得不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就这一层面而言，马一浮与竺可桢的交往的确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马一浮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对传统书院的向往，与竺可桢强调科学精神、力行现代大学制度的观点迥然异趣。但另一方面，二人的观念又存在交集。如，马一浮与竺可桢均强调民族品格，倡导独立思考。在泰和讲学时，马一浮特地阐发了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鼓舞浙大学子担当起责任。这与竺可桢所说的“牺牲精神”有相通之处。此外，竺可桢曾引用《中庸》当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几句来阐发“求是精神”[14]461，马一浮则指出“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7]49，同样强调慎思、明辨与笃行。诚如其所撰写的浙大校歌歌词所言，“靡革匪因，靡故匪新”，新与旧的分别并不似表面那样清晰。 抚今追昔，一方面，竺可桢对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倡导令人感佩。历史别无选择，在国势衰颓、列强环伺之际，惟有提倡科学方能使国家走向富强。从晚清的洋务派到竺可桢等新一辈科学家，历史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晚清通达如张之洞者，尚且用传统经典来比附西方科技，认为 “《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21]。相较之下，竺可桢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缺乏科学精神与科学的头脑，眼光显然更为高远。时至今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发展仍有相当差距。就此而言，竺可桢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国人缺乏科学态度与方法的批评，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马一浮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同样令人深思。正如陈寅恪所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22]马一浮从早年向慕西学到最终返归于儒，正可视作对这种人文主义之教育的认同。即以今日社会而言，尽管科技发展带来了无数便利，人类的精神境况却并未与之俱进：面对西学东渐后的危机，我们又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传统？ □
参考文献
[1]佚名. 马一浮先生年表[M] //马一浮. 复性书院讲录.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339-355.
[2]张彬. 倡言求是 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3-13.
[3]刘炜. 古闻来学 未闻往教[J]. 读书， 2009（3）： 128-135.
[4]马一浮. 致蔡元培（1917年1月）[M]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二册）. 丁敬涵，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453.
[5]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6卷）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6]虞万里. 马一浮与竺可桢[J]. 中国文化， 2007（2）： 159-174.
[7]马一浮. 泰和宜山会语[M]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一册）. 虞万里，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8]竺可桢. 论不科学之害[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9]竺可桢. 科学之方法与精神[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543.
[10]竺可桢. 利害与是非[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238.
[11]朱熹. 论语集注[M]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55.
[12]梅光迪. 与妻书（1938年4月11日）[G] //梅铁山，梅杰. 梅光迪文存. 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 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09.
[13]吴丹英， 王建军. 竺可桢解读：大学需要“牺牲精神”[J]. 现代大学教育， 2012（5）： 49-53.
[14]竺可桢.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15]宫云维. 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J]. 齐鲁学刊， 2010（1）： 46-50.
[16]马一浮. 致熊十力（1938年7月）[G]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二册）. 丁敬涵，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529.
[17]费巩. 施行导师制之商榷[J].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 1940（1）： 49.
[18]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7卷）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273.
[19]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11卷）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125.
[20]晏几道. 少年游[O] //晏殊， 晏几道. 二晏词笺注. 张草纫，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04.
[21]张之洞. 劝学篇[M] //张之洞. 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 苑书义， 等， 主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9764-9765.
[22]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G]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362.
（责任编辑 曾山金）
关键词：马一浮；竺可桢；浙江大学；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42-05
晚清以降，古今中西之争始终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在教育领域，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中国教育从制度到内容都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新旧往往并非截然分明，宏观的叙述难免掩盖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新旧教育的冲突与调和而论，作为“一代儒宗”（梁漱溟语）的马一浮与杰出科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交往，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
一、不同的人生轨迹
马一浮与竺可桢的交往主要集中于两个阶段，一是竺可桢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两次登门拜访，欲聘请马一浮到浙大任教，然未能如愿；二是1938年4月至1939年年初马一浮应邀在泰和、宜山两地为浙大师生讲学。在此之前，两个人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马一浮生于1883年，长竺可桢7岁。二人祖籍均为绍兴上虞。马一浮自幼聪颖，过目成诵，16岁时参加县试，名列榜首。同时应考者尚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1903至1904年，马一浮先后游学于美国、日本，对西方经典有所涉猎。回国之后，马氏寄居杭城，博览群书，精研儒、释、道，最终归于儒家。[1]在竺可桢于1936年5月24日前来拜访之时，马一浮已在学人之中享有盛誉。
与马一浮相反，竺可桢并未走上应举的旧辙，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当地读完小学之后，竺可桢转到上海澄衷学堂，又先后转入复旦公学、唐山矿路学堂，并于1910年与胡适、赵元任等人同时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到美国之后，竺可桢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武昌和南京任教，并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地学系。[2]1936年5月18日，竺可桢正式宣誓就任浙江大学校长。
二、“来学”与“往教”
已有学者指出，早在民国初年，马一浮就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与观念提出了质疑。时任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马一浮担任教育部秘书长，后者因不赞同废止读经等改革主张，到职不足三周，便挂冠而去。[3]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又再一次聘请马一浮，马氏以“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婉拒，并指出“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4]。20年后，竺可桢也遇到了与蔡元培相似的困难。在5月24日初次拜访马一浮后不久，马氏即托人转送口信，谓“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5]89。竺可桢并未轻易放弃，一方面托人代为联系，后来又于7月17日再次拜访，马氏最终允诺到浙大授课。然而，马一浮嗣后又提出要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定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使竺可桢大感为难：“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之麻烦矣。”[5]121但马一浮在后一个条件上却不愿妥协，两次拜访最终功亏一篑。
表面上看，面对竺可桢的盛情邀请，马一浮未免过于迂阔，但究其实质，乃是二人在教育观念上存在冲突。如马一浮所言，当时“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大学以学分为归依，以毕业求职为志，早已抛弃了儒学反求诸己、砥砺德行的功夫。即便通达如竺可桢（竺氏在国内率先推行导师制，并聘请“学衡派”领袖梅光迪担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也尚未意识到两种观念事实上难以调和。正如有识者所言：“竺可桢着眼于学生多掌握一门本国古典的必要常识，马一浮则欲将儒家的精神灌注到学生的灵魂中去。”[6]而一旦失去了书院式的耳濡目染、切磋讨论，学生的修养与学问无从谈起。因此，马一浮更为强调“来学”，而不愿“往教”。二人在观念上的龃龉，事实上已为此次聘请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六艺论”与“求是精神”
抗战爆发之后，浙大辗转西迁，于1938年先后迁至江西吉安、泰和。马一浮也因浙江形势危急，欲在江西觅得一处住所，却苦于无熟识之人。一面是生计的压力，另一面则是为浙大克服艰难、坚持办学的精神所感动，马氏在1938年2月致信竺可桢，表达了到浙大讲学的意愿。在与教务长郑晓沧、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商议后，竺可桢决定延聘马一浮为浙大师生作国学讲座。马氏于3月29日抵泰和，竺可桢亲自前往迎接。自1938年4月至1939年1月，马一浮共作了20余次讲座，内容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其间由于浙大再度西迁，讲学的地点也从泰和转到了广西宜山。这些讲座的内容后辑成《泰和宜山会语》一书。
正是在这两地的讲演当中，马一浮提出了著名的“六艺论”。他认为，所谓“国学”，即是六艺之学，并引用《庄子·天下篇》作解释：“《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7]11六艺不仅该摄我国原有之学术，更能该摄西来学术[7]21-22：
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马一浮显然看到了东西方思想相通的一面，然而并未指出东西方相异之处。与此相对，竺可桢则强调，中国向来缺少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轻信盲从，人云亦云。事事物物，要经过实验，方才相信。……科学方法最重要的步骤，是调查分析……”[8]282-283然而，中国一方面充斥着盲从与迷信：“没有教育的人们，禁屠祈雨，拜佛求签，尚生活在神权时代。……甚至从欧美大学专门研究科学的人，回国以后，也就相信算命和风水。”[8]283一方面则是办事毫无计划：“在中国作事根本就无所谓计划，统是一时的冲动，今天想到要办什么就立刻举办，等到两三个月后，这事已抛之九霄云外去了。”[8]284对于中国人做事马虎的态度，竺可桢也有所批评：“近代科学工作，尤贵细密，以期精益求精，与我国向来文人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却相反。这于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发达，很有关系的。”[9]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竺可桢所关注的是如何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国，这显然与马一浮大异其趣。 此外，马一浮为浙大所撰写的歌词当中有“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之语，二人的解读也不尽相同。竺可桢将“求是”定为校训，正是希望浙大学子能够践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0]的科学精神，勇于追求真理。而马一浮则认为：“今人人皆知科学所以求真理，其实先儒所谓事物当然之则，即是真理。（事物是现象，真理即本体。理散在万事万物，无乎不离。所谓是者，是指分殊；所谓真者，即理一也。）”[7]9马一浮实质是在委婉批评今人只知向外求索，不知反求诸己。在他看来，真正的真理并无内外之分，从自身的修养到万物的流变均可划归其中。然而，对于中国传统如何能够衔接现代科学，马一浮并无充分的说明，未免失之笼统。
四、“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如果说，在1936年竺可桢两次拜访马一浮之时，二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尚不明晰，随着马一浮“六艺论”的提出与竺可桢对“求是精神”倡导，两位学人在取向上的差异已较为明显。伴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竺可桢越加感受到新旧思想的隔阂。在193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竺可桢这样写道[5]624：
阅《新民族》二卷十九、二十期中张昌圻著《国难的病原》，文中批评儒教，谓其缺点为两：一则专重复古，二则以家族为中心。前者使人不谋进步，没出息；后者则使人趋于自私自利之一途，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全是明哲保身。[此]一段话，〈正〉与余相合。马一浮讲学问固然渊博，但其复古精神太过，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为人为非，而为己[为]是，则谬矣。
这一次的冲突则事关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竺可桢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有所误解。此句出自《论语》，《四书章句集注》认为：“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11]马一浮也有类似的说法：“诸生但求无负其所学而不期于必用，斯其在己者重而在人者轻，无失志之患而有进德之益，在艰苦蹇难之中养成刚大弘毅之质，其必有济矣。”[7]49显然，“为己”并非自私之意，“为人”也并非指奉献。
不过，这也恰恰透露出二人在道德观念上的差异。马一浮仍是以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序，强调以修身为本。此处可以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的一封家书作为旁证。在这封写给妻子的家书当中，梅光迪谈及马一浮开设国学讲座的重要意义[12]：
我希望这样一位人物出现所带来的道德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深刻的。在多年来“新式教育”影响下的年轻人，一直生活在懒散的环境之中，这次讲座将会给他们一种新的精神体验。
与马一浮相同，梅光迪所忧虑的，正是传统“儒家风范”在现代教育下的式微。
然而，竺可桢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正如今人所言，竺可桢所强调的乃是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13]。在他看来，学生应当具有“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14]462-463，以期报效祖国。这与其“科学救国”的思想一脉相承，也和当时抗战的背景不无关系。
然而，两种取向均可能带来弊端。依马一浮之言，往往造成“有本无末”，等而下之者则流于明哲保身；按竺可桢之说，又未免过于严苛，甚至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丧失独立的人格。如何调和两种矛盾，的确引人深思。
五、余波：校歌、导师制、聘请教授诸问题
现代的大学制度本不是马一浮所愿，在浙大的讲学自然也有缘尽之时。另一方面，讲座的效果也并非尽如人意。已有研究者指出，“浙大学生对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未表现出马一浮所期望的热情。”[15]在1938年致好友熊十力的信中，马一浮也写道：“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16]如此冷清的场面自然难以激起讲者的兴趣。1939年年初，马一浮决定告别浙江大学，赴四川筹建复性书院。2月8日，竺可桢亲自赴车站为马一浮送行。不过，讲学虽已结束，余波却并未停息。
首先是浙大的校歌问题。1938年11月19日，浙大召开教务会议，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5]615。而马一浮制好歌词之后，竺可桢却嫌其古奥，欲请丰子恺重制，后者未允。在此之后，竺可桢几经犹豫，直至1941年6月方决定让作曲家应尚能为这份歌词谱曲，最终定为校歌。其间的心理冲突，值得细细体味。
其二是导师制问题。前文已述及，竺可桢在国内率先推行导师制，以期改变大学只重知识传授而忽略道德熏陶的弊病。然而，导师制的效果并不明显，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与当时的教育制度相冲突。学分制下的大学教育势必要以知识传授为重，教师在繁重的课业之余，也无心担起导师之责。当时任教于浙大的费巩即指出：“今日教部如欲令各大学彻底施行导师制，应将现行学制根本改革，酌取英国学制之长，及昔时书院自由讲习之风，力祛数十年来所深中之美国式教育之毒，始能收其宏效。”[17]新旧教育之难以调和，于此亦可见一斑。
其三则是延聘教授的问题。1948年，浙大文学院欲聘请熊十力、钟泰两位先生，竺可桢并不赞同：“余数次此辈老先生来，以为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18]竺可桢所指的“新途径”，正与前文当中评马一浮“复古精神太过”相照应。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与马一浮观点相左，竺可桢依然抱着宽容的态度，尽量去理解这位大儒的思想。马一浮在宜山、泰和的讲座，竺可桢一旦有空，均前往谛听。马一浮所寄来的新著，竺可桢也会抽空翻阅。如1940年的一篇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0∶ 50紧急警报。至江边阅马一浮寄来之复兴（当为“复性”——笔者注）书院讲录……”[19]寥寥数语，当时形势的危急与竺可桢品格之高洁已跃然纸上。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
六、结 语
晏几道词云：“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20]封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最终不得不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就这一层面而言，马一浮与竺可桢的交往的确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马一浮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对传统书院的向往，与竺可桢强调科学精神、力行现代大学制度的观点迥然异趣。但另一方面，二人的观念又存在交集。如，马一浮与竺可桢均强调民族品格，倡导独立思考。在泰和讲学时，马一浮特地阐发了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鼓舞浙大学子担当起责任。这与竺可桢所说的“牺牲精神”有相通之处。此外，竺可桢曾引用《中庸》当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几句来阐发“求是精神”[14]461，马一浮则指出“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7]49，同样强调慎思、明辨与笃行。诚如其所撰写的浙大校歌歌词所言，“靡革匪因，靡故匪新”，新与旧的分别并不似表面那样清晰。 抚今追昔，一方面，竺可桢对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倡导令人感佩。历史别无选择，在国势衰颓、列强环伺之际，惟有提倡科学方能使国家走向富强。从晚清的洋务派到竺可桢等新一辈科学家，历史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晚清通达如张之洞者，尚且用传统经典来比附西方科技，认为 “《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21]。相较之下，竺可桢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缺乏科学精神与科学的头脑，眼光显然更为高远。时至今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发展仍有相当差距。就此而言，竺可桢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国人缺乏科学态度与方法的批评，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马一浮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同样令人深思。正如陈寅恪所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22]马一浮从早年向慕西学到最终返归于儒，正可视作对这种人文主义之教育的认同。即以今日社会而言，尽管科技发展带来了无数便利，人类的精神境况却并未与之俱进：面对西学东渐后的危机，我们又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传统？ □
参考文献
[1]佚名. 马一浮先生年表[M] //马一浮. 复性书院讲录.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339-355.
[2]张彬. 倡言求是 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3-13.
[3]刘炜. 古闻来学 未闻往教[J]. 读书， 2009（3）： 128-135.
[4]马一浮. 致蔡元培（1917年1月）[M]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二册）. 丁敬涵，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453.
[5]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6卷）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6]虞万里. 马一浮与竺可桢[J]. 中国文化， 2007（2）： 159-174.
[7]马一浮. 泰和宜山会语[M]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一册）. 虞万里，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8]竺可桢. 论不科学之害[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9]竺可桢. 科学之方法与精神[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543.
[10]竺可桢. 利害与是非[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238.
[11]朱熹. 论语集注[M]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55.
[12]梅光迪. 与妻书（1938年4月11日）[G] //梅铁山，梅杰. 梅光迪文存. 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 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09.
[13]吴丹英， 王建军. 竺可桢解读：大学需要“牺牲精神”[J]. 现代大学教育， 2012（5）： 49-53.
[14]竺可桢.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G]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2卷）.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15]宫云维. 马一浮主讲浙江大学“国学讲座”始末[J]. 齐鲁学刊， 2010（1）： 46-50.
[16]马一浮. 致熊十力（1938年7月）[G] //马一浮. 马一浮集（第二册）. 丁敬涵，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529.
[17]费巩. 施行导师制之商榷[J].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 1940（1）： 49.
[18]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7卷）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273.
[19]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11卷）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125.
[20]晏几道. 少年游[O] //晏殊， 晏几道. 二晏词笺注. 张草纫，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04.
[21]张之洞. 劝学篇[M] //张之洞. 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 苑书义， 等， 主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9764-9765.
[22]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G]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362.
（责任编辑 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