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祖父辈，酷爱收藏古陶瓷器。在留传下来的古瓷器中，有一件青瓷油灯，老气开门，器形独特，为不凡之器。灯柱上贴塑的观音菩萨像甚是罕见，几经方家同好考证鉴别，可推断为西晋青瓷佛造像蓬花灯（见图）。
　　灯的发明，源于人类火的发明与照明需要。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我国最早对灯做出表述的是晋代著名学者郭璞，注《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镫）”。灯具真正成形是在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出现了人物形灯，汉代出现了动物形灯。魏晋南北朝时期，灯具在材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青瓷灯取代了青铜灯，成为灯具中的主体。
　　这件青瓷佛造像莲花灯，盘口径16厘米，通高39厘米，其中佛造像高28厘米。上下由灯盘、灯柱和灯座组成。灯盘由四片内有叶筋莲花瓣巧妙地捏制而成，呈莲花形，盘内蹲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青蛙腹下有一圆孔与灯柱相通。支托灯盘的是雕饰四尊观音菩萨佛立像的空心柱，佛像跣足踏在圆台之上，圆台上半部浮雕一周覆莲瓣纹，蓬瓣片片饱满互不粘连，下半部为素面。蓬花灯通体施釉，釉层薄透，冰裂纹开片细密，釉色青中泛黄，莹润光亮，玻璃质感强。底足平削无釉，胎呈浅灰色。胎体坚致，剥釉露胎处呈肉红色，可见使用了化妆土。灯盘上捏塑的青蛙，蛙嘴紧闭，双眼圆睁，四肢弯曲，似待蹬捕虫，活灵活现，神态如真。灯盘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配以明亮的青黄釉，青蛙似蹲在一泓清澈碧绿的湖水中，妙趣横生。象征祥和与丰盈的蛙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器物时常出现的瑞物。蛙是益虫，食害虫，凡蛙多的地方，大多水草丰满、五谷丰登，宜于居住。蛙也是生殖之象征，喻意多子多福。因此，喜蛙也就成了先民的风习，并且把喜好之俗表达于青瓷装饰上，包含着民俗心理、审美情趣和艺术传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充分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蕴含着深厚的传统造型文化精髓。
　　莲花灯整器造型奇特，佛像体量大，纹饰清晰，保存完好，至今尚未发现有同类资料，为国内外仅见之孤品，极为珍贵。从莲花灯的工艺造型、装饰风格来看，此灯当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油灯。这样精湛的工艺、罕见的造型和华美的佛造像，融合为一件集实用与佛教艺术于一体的青瓷珍品，对研究鉴赏青瓷、古代灯具、佛像艺术和佛教文化的发展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青瓷是中国瓷器中最古老的品种，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至Ⅱ东汉有了重大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南北各地烧制青瓷更为普遍。其装饰方法主要有压印、刻划、贴塑、模印和捏塑等。在造型上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动物形象为外轮廓或局部装饰，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手法，如蛙形水注、神兽尊、鸡首壶和青瓷羊等。常见的纹饰有忍冬、菱形、蓬瓣、禽鸟、家畜、佛像和人物等。这一时期各朝的胎釉工艺相似，但装饰风格相异，甚至大相径庭。如西晋器物造型写实，形象逼真，纹饰追求华丽繁褥，形式之多样、设计之精巧都是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从其造型与纹饰上看，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使人一目了然。而东晋趋于简朴，光素无纹器很多，前朝众多动物造型的器皿大为减少，工艺装饰水平也大不如从前，由停滞走向衰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经中亚传入我国汉地。佛教的传播，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莲花，通称荷花，又名芙蓉、藕花、君子花、水宫仙子等，雅号别称有八十多种，这些称谓与佛教并无关联。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蓬花上，因此，莲花又被奉为“佛门圣花”，如佛座称为蓬座，佛眼称为莲眼，佛经中也有妙法莲华经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勃兴，为了迎合佛教徒的心理，器物盛行莲花图案，器物外壁刻划的莲瓣，具有浅浮雕效果，佛教艺术的标志——蓬瓣纹成为主要的陶瓷装饰花纹，有着独特的宗教色彩。尤其是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莲瓣纹样从平面布局向立体式造型转变，既注重实用性，又巧妙地把造型艺术和施釉技术相互交融，显示出西晋青瓷制作的高超水平。综观这件莲花灯的工艺、造型、装饰以及功用，均具有西晋青瓷的典型特征，是当时青瓷器的上乘之作。
　　佛教的弘传，离不开佛像，有“以像设教”“以像行教”之说，故佛教亦称像教。图像成为了佛教传播教义的重要手段，也是佛教造像艺术的渊源。通过采用绘画、雕塑佛像的艺术形式，把佛教具体化、形象化和本土化。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得以弘扬发展，薪火相传，浩瀚壮观，迄今未绝。据史料记载，东汉桓灵之时，便开始佛造像活动，逐渐盛行，历朝不辍，千姿百态。现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佛像是在四川乐山东汉崖墓上的石刻浮雕佛像。而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洛阳白马寺，是我国的第一座佛寺院，造像译经，成为佛教中心。三国吴、西晋时期，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建佛寺造佛像也随之增多。但佛像仍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信仰的鬼神题材，神佛不分，视佛为神。从考古发现的三国吴、西晋时期诸多陶瓷器上，所见佛像装饰均与中国传统民俗纹样交互布局。其中，以装饰在越窑青瓷为主的谷仓罐、魂瓶中下部的最为常见，将佛像与铺首、龙凤、灵龟、神鸟等杂糅堆塑在一起，这种早期佛像艺术与神仙图像并列的风格，一直延续至西晋末年。在铜质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56年在湖北武昌莲溪寺出土的一件马具鎏金铜饰品，饰件上镂刻了一尊佛像。根据与之同时出土的一件铅地券上题刻“吴永安五年”铭文看，最晚不迟于吴永安五年，即公元262年，为三国吴时期造像无疑。至今这尊佛像被认为是我国汉地造像中最早的金属质地佛像。这件状若杏叶形铜片的佛像，立于一蓬座之上，佛像头顶有肉髻，项有圆光，裸露上身，系飘带，下着裙，裙上部在腰际向外翻卷（见《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59-4）。
　　综上所述，无论是陶瓷上的佛像，还是铜质品上的佛像，至少表明当时许多器物的装饰图纹已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并将佛像列入传统熟知的神仙图像范畴。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流传的范围不广，对佛教的含义不明，佛像尚未成为单独的尊崇、供养的对象。这正是佛陀东来中国初始时期的真实写照。 　　我国古代的佛造像艺术蔚为大观，在各地的佛寺、石窟、佛塔和民间中，塑像最多的是深受汉地人民喜爱的观音菩萨像。这件莲花灯灯柱所塑四尊观音菩萨像，头后有单莲瓣形的通背光，菩萨面部丰满圆润，深目、隆鼻、小嘴，目光肃然，神情安详，头戴宝冠，宝缯自然下垂。上身璎珞飘带环披，下身着裙，锦带十字交叉重叠在腹前。身体匀称，姿态婀娜，圆润柔美，手施说法印，足踏莲台，法相端庄的女性形象给人以清新悦目、超然脱俗之感，堪称佛造像之精品。如此美妙的观音菩萨像装饰组成灯柱，立于蓬台支托灯盘，出现在西晋时期灯具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东晋之后，社会更加动荡失序，佛教成为乱世百姓的精神寄托。经帝王显贵和高僧的共同弘传，促成佛教的空前发展，佛教思想日臻成熟，赢得广大信众拥戴，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趋于虔诚，佛像也不再任意作为装饰图样使用，而成为独立的雕塑题材和信徒礼拜的主体对象。特别是《晋书·隐逸传》载有东晋戴逵（326～396年）擅长佛像雕塑，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中国式佛造像。这位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历时十年，才制作成一尊五方佛像，与顾恺之画的维摩像、狮子国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为世人景仰。由此，东晋时期佛造像有了确凿可靠的史料为证，所以一般被视为佛造像独立化发展的真正开端，亦是鉴别这件青瓷莲花灯是西晋非东晋器物的重要依据。
　　佛教《楞严经》上说，观音菩萨能现32相应化之身，是男是女，非男非女，立、卧、坐姿皆有，形态各异，随众生不同而现不同身形，救助苦难众生。最初，观音像从印度传入中国是男性形象，至于何时出现女相观音，从古至今，众说纷纭。通常认为大约在东晋以前，观音像多为男性，东晋以后出现女相观音。明万历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云“女像观音造像始于南北朝”（420～581年）。而有史料记载的北魏时期（386～534年），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的“杨枝观音”菩萨像，又被认为中国古代女像观音的代表作。学术界一般认为，到了唐代观世音像为女相已基本定型，且为贵族妇女相。观音菩萨像究其何时出现女相呢？由于缺少直接考古证据，目前尚未得出在某朝某代出现女相观音像的公认结论。西晋与北魏相差七十年，与南北朝相隔百年，这件莲花灯所塑女相观音菩萨像，更早地出现在西晋时期，笔者以为是完全可能的。
　　一尊尊精巧美妙、令民众喜闻乐见的观音菩萨像，体现着佛教慈悲度化一切众生、福佑生灵的智慧，寄托着信众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净化润泽着人们的心灵。千百年来，引发着人们信仰观音菩萨的热情，推动了佛教的弘扬，而佛教对芸芸众生的影响，亦将绵延不断，直至永远。
　　以上考证鉴识当否，切盼佛教诸贤及专家学者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