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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为无爱的婚姻远嫁他乡，受尽非人折磨，惊动全国妇联；她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到京打工十年，被评为北京“十佳”打工妹；如今，她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有了一个温馨的家——
风风雨雨来时路
我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家住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远的山村。由于家里穷，我家兄弟姐妹6个都没上过几年学。1988年，由于我爹劳累过度，得了肝病没钱医治，转成肝硬化，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爹的去世，给体弱多病的奶奶打击太大，不久也离开了我们。家里背了一堆债，没钱给两个哥哥盖房娶媳妇，娘为此整天哭哭啼啼。我这个做女儿的看着娘着急、流泪，怎能安心呢？想挣点钱为家里分忧，可我只是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女孩啊！我只能陪着娘流泪、发愁。
第二年9、10月间，我们村嫁到河北省的白凤英带着丈夫米青山回娘家了。他们说，看我家困难，想给我找个事情做。我虽然21岁了，但从没有离开过家和娘，因此有些害怕。白凤英说：“有我哩，你怕什么，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还会害你吗？”我想，能挣钱，帮家里一把，就答应了。11月初，那是个秋雨连绵的天气，米青山夫妇就带着我离开了家乡。在途中，米青山对我讲，他们村开有一个小煤矿，很多男人都在矿上挖煤，米青山也在矿上干活，他说要介绍我到承包煤矿的王铁蛋矿长家干活，管吃饭，每月50元左右。
到了白凤英家的当晚，王矿长的老婆王姐就来到米家，领着我到她家。那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房，屋内装潢考究，也很漂亮。进屋后，我见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四十来岁的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看，还问这问那：“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又怕又羞，还以为这是王矿长，后来才知道是王姐的弟弟王明何，他们给我介绍的对象。
我不愿在河北找，怕离娘太远。米青山夫妇说：“你们家里那么困难，你要为你娘着想，为你两个哥哥着想。”一说起我娘，我就哭了。米青山乘机对我说：“王明何他家就在离这里五里地的邯郸县康庄乡高河村，也承包了煤矿。”想起那人，我心里就害怕，因此，我使劲地摇头，不愿意。王姐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老娘77岁了，身子骨不好，需要有个人伺候。你嫁过来就当家作主，日后还可以把你娘接过来。”
没过几天，听村里人讲，王明何曾经结过婚，有孩子，妻子死了。王姐见我已知道，就说：“你放心，这孩子我会养大他，给他盖房，娶媳妇。”她和王矿长反复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家困难，只要你同意嫁过来，就给你们家六千块钱还债，你两个哥哥结婚包在我们身上，给他们盖房、办事；还给你两个弟弟在这边介绍对象，招女婿上门，花钱也有我们哩！”白凤英的话最打动我的心：“妹子，你娘为你们兄弟姐妹苦了一辈子，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你不要光想自己，要为你娘想想。”一提到我娘，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就好像看到了我那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娘，流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是的，我应该为我娘尽点孝心，为家里作点贡献，但一想到年龄那么大，比我高得多的王明何，我又害怕了。我想回家和我娘商量商量，可他们说婚姻大事要自己作主，我一个人又不会回家，怎么办。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天晚上，王矿长夫妻俩开着车带我到了高河村王明何家。那个满头白发、眼睛快看不见的王大妈，拉着我的手哭了，我想起我娘也哭了。王矿长夫妻开着车走了，把我留在了王明何家。这一晚，我失去了姑娘身，成了一位没有举行婚礼的“新娘”。事后我想，反正生米已煮成熟饭了，我只好认命。
大约一个月以后，王矿长夫妻要了一辆车，载着米青山夫妻、王明何和我回到了我家。我娘一听说我已同意嫁到河北，又看看比我大十几岁的王明何，一句话没说就晕倒了，她心里明白我是不情愿的，她心痛我。第二天，我们几个就走了，我娘哭着送我到村口。从此，我这只“绵羊”就落入“虎口”了。
自到了王明何家，我才发现他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而是两个。他们欺骗我，我心里又悔又气，但只能认命。我小心谨慎地做饭、洗衣、伺候老人、孩子、到地里干农活。王明何并不满意，饭做多了说浪费，做少了说不够吃，整天没好脸，要买油盐什么的，也得伸手讨钱。
由于王明何年龄比我大，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感情，加上他性情粗暴，讲迷信，疑心病又重，因而，他总是不许我外出串门，如果看见我和年轻男人说话，更是大发脾气，大声吼骂，吓得我每天提心吊胆。六月的一天，我回家晚了，进门就听见一声大吼：“我以为你死了，你还回这个家干吗？”上来就是几个大嘴巴，我觉得眼里直冒火星，眼睛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大概已经半夜了，自己躺在门边地上，脸上火辣辣的痛，一摸半边脸和脖子都肿得老高。我想哭，又怕他听见，心想还不如死了好。我轻轻开了门往外走。走着走着我想起了我娘，要是我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娘会急死的，为了我娘，我不能死。我摸黑走了五里多路，去找王矿长他们，他们劝我，送我回去，王明何说保证不打了。其实，这只是个开头，从此他没事找事打骂我，晚上把门关上不让我进家，让蚊子咬我还动不动就把给我们家五千块钱的事扯出来逼我。我又气又悔，又害怕。终于病倒了，他不但不给钱看病，还骂。一次他打我，一拳打在我胸上，又接着几个大嘴巴，把我打倒滚到桌子底下。正好我四弟来看我，上前和他讲理，他抓住四弟的头发就是几拳，四弟的脸上现出道道血印，立即肿起来了。邻居们听到屋内的摔打声，才进屋拉开他。当天四弟偷偷地将我接回娘家。
回到娘身边，我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一头栽倒了，脑子里嗡嗡的。我娘看我这样，心里疼得只是哭，把我扶到炕上躺下。这一躺就是一个多月，经过医生医治，我娘精心照料，我的脸上刚刚有了血色，王明何又打电报来叫，说他娘病重。我想，是人家的媳妇，就应该尽孝道，就匆匆回去了。到家一看，老人还是老样子。王明何怕我走，叫他两个姐姐和邻居看着我，只要我一出门，他就拳打脚踢。一天我想去找白凤英，走到村外，就被他们看守的人发现，三个人硬是将我拖着回家。我实在受不了王明何的虐待，便偷着逃回娘家。不久，王明何派人来叫我，说他母亲去世了。我回去后，邻居们都来劝说：“老人没了，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吧！”可王明何照样不把我当人，除了打骂，还把我的衣服锁起来，我要换件衣裤也得求他。这种日子一点自由也没有，连猪狗都不如。每天我只能提心吊胆地生活，用累死累活的生活方式来打发无聊的日子。由于长时间气闷、忧郁，我终于又一次病倒了。王明何依然不给我看病，反而还口口声声逼我要钱，甚至拖我下地干活。最终我在小弟的帮助下，又一次回到娘家。
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回到娘家，一病不起。娘看到饱受折磨的我，心疼得只有流眼泪。一年后，我的身体虽然康复了，但我的精神怎么也打不起来，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我恨自己的无能、无知，也暗自下定决心寻求新的生活方式，追求新的人生。
北京打工求离婚
为了尽快摆脱痛苦和逃避王明何的纠缠，1991年冬天，一位叔叔把我带到北京打工。
美丽的北京确实十分繁华，宽敞的街道、富丽堂皇的建筑、雄伟的天安门……这一切，使我暂时忘掉了人生的痛苦，我决心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北京接纳我。
初到北京，我被二位老人收留做了家庭服务员。这两位老人待人和善，对我这位偏僻乡村来的女孩不另眼相看，这令我感到有一个“安全的家”。由于自己刚从农村走进城市，对城市里面的许多新事物、新环境不太适应，加上本人精神上受到挫折后记忆力一直不太好，经常损坏一些东西，当时很担心做不好家庭服务工作。好在两位老人通情达理，加之我不懂就问、就学，很快就适应了。
到北京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时常做噩梦，梦见王明何仍在折磨我、纠缠我，白天我除了干活外，晚上总是想如何尽快来解除我的这桩买卖婚姻。一想到婚姻，我的大脑就乱糟糟的。
1993年，王明何通过家人带来一封信，他又娶一妻，并提出离婚。当我从北京急匆匆地赶回来，却因为王明何提出要退赔5000元钱一事，离婚未成。当时正赶上我四弟谈恋爱，因女方嫌我家穷而告吹，四弟一时想不开而自杀未遂。万念俱灰的我也想以死来了却痛苦，在众人的竭力劝阻下，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面对不幸，我还得强装笑脸安慰母亲，照看昏迷不醒的弟弟。当我看到处在昏迷状态的弟弟，手臂上剌着那女孩的名字时，我的心都快要碎了。一段时间后，弟弟情绪有所好转，我又回到北京。
雇用我的两位老人发现我心事重重，便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十分同情。经热心大妈介绍，我认识了中国妇女出版社的退休干部胡礼佩和樊丽娟大姐，又经她们的介绍，我于1994年初认识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的主编谢丽华老师。谢老师和其他几位编辑都深表同情，并向我这位非亲非故的农家女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1994年第六期的《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上刊登了我的口述文章《我该怎么办？》，详细报道了我的不幸遭遇，并加了编者按语。文章刊出之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都为我的不幸而忿忿不平、出谋划策。《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开出专栏讨论，同年第八期刊登的河北省邯郸县妇联刘梅春写的《法——才能帮她走出不幸》和北京读者邸广铮写的《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两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决定请求《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帮助，用法律来结束这桩不幸的婚姻。
1994年12月14日，《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的副总编陈本建、记者李木和全国妇联福特基金会约请的律师刘晓东大姐，冒着数九严寒陪我一同前往河北，在邯郸县妇联的配合下，于12月15日在邯郸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解除了我与王明何的婚姻。当我拿到那本绿色封皮、盖着政府大印的离婚证书，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我的脸上多了欣喜宽慰的笑容，少了痛苦忧郁的愁苦。一时间自己真不知道是哭是笑是悲是喜，五年了，不幸的婚姻像驱赶不走的阴影，使我的生活没有了阳光，我的心里总像终日压着一块大石头。而如今，噩梦终于过去，只是感觉结束得有些快，一时间令我难以置信。然而，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一切又似乎来得那么自自然然。
为了表达对陈本建副主编及刘晓东律师的诚挚谢意，当晚我拿出剩下的几百元钱给他们，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陈本建副主编说：“我们是为了你的不幸才帮助你的。如果是为了钱，多少钱我们都不会帮你。快把钱收起来，以后有机会学一两门技术，有什么困难我们还会帮助你的。记住：我们就是你的娘家人。”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的不幸是因为我家的穷困，没钱寸步难行，听完陈本建老师的话，使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钱真的不是万能的，比钱更重要的是友情、真情、同志之情、法律的正义之情。（未完待续）
（责编关山越）
风风雨雨来时路
我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家住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远的山村。由于家里穷，我家兄弟姐妹6个都没上过几年学。1988年，由于我爹劳累过度，得了肝病没钱医治，转成肝硬化，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爹的去世，给体弱多病的奶奶打击太大，不久也离开了我们。家里背了一堆债，没钱给两个哥哥盖房娶媳妇，娘为此整天哭哭啼啼。我这个做女儿的看着娘着急、流泪，怎能安心呢？想挣点钱为家里分忧，可我只是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女孩啊！我只能陪着娘流泪、发愁。
第二年9、10月间，我们村嫁到河北省的白凤英带着丈夫米青山回娘家了。他们说，看我家困难，想给我找个事情做。我虽然21岁了，但从没有离开过家和娘，因此有些害怕。白凤英说：“有我哩，你怕什么，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还会害你吗？”我想，能挣钱，帮家里一把，就答应了。11月初，那是个秋雨连绵的天气，米青山夫妇就带着我离开了家乡。在途中，米青山对我讲，他们村开有一个小煤矿，很多男人都在矿上挖煤，米青山也在矿上干活，他说要介绍我到承包煤矿的王铁蛋矿长家干活，管吃饭，每月50元左右。
到了白凤英家的当晚，王矿长的老婆王姐就来到米家，领着我到她家。那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房，屋内装潢考究，也很漂亮。进屋后，我见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四十来岁的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看，还问这问那：“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又怕又羞，还以为这是王矿长，后来才知道是王姐的弟弟王明何，他们给我介绍的对象。
我不愿在河北找，怕离娘太远。米青山夫妇说：“你们家里那么困难，你要为你娘着想，为你两个哥哥着想。”一说起我娘，我就哭了。米青山乘机对我说：“王明何他家就在离这里五里地的邯郸县康庄乡高河村，也承包了煤矿。”想起那人，我心里就害怕，因此，我使劲地摇头，不愿意。王姐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老娘77岁了，身子骨不好，需要有个人伺候。你嫁过来就当家作主，日后还可以把你娘接过来。”
没过几天，听村里人讲，王明何曾经结过婚，有孩子，妻子死了。王姐见我已知道，就说：“你放心，这孩子我会养大他，给他盖房，娶媳妇。”她和王矿长反复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家困难，只要你同意嫁过来，就给你们家六千块钱还债，你两个哥哥结婚包在我们身上，给他们盖房、办事；还给你两个弟弟在这边介绍对象，招女婿上门，花钱也有我们哩！”白凤英的话最打动我的心：“妹子，你娘为你们兄弟姐妹苦了一辈子，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你不要光想自己，要为你娘想想。”一提到我娘，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就好像看到了我那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娘，流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是的，我应该为我娘尽点孝心，为家里作点贡献，但一想到年龄那么大，比我高得多的王明何，我又害怕了。我想回家和我娘商量商量，可他们说婚姻大事要自己作主，我一个人又不会回家，怎么办。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天晚上，王矿长夫妻俩开着车带我到了高河村王明何家。那个满头白发、眼睛快看不见的王大妈，拉着我的手哭了，我想起我娘也哭了。王矿长夫妻开着车走了，把我留在了王明何家。这一晚，我失去了姑娘身，成了一位没有举行婚礼的“新娘”。事后我想，反正生米已煮成熟饭了，我只好认命。
大约一个月以后，王矿长夫妻要了一辆车，载着米青山夫妻、王明何和我回到了我家。我娘一听说我已同意嫁到河北，又看看比我大十几岁的王明何，一句话没说就晕倒了，她心里明白我是不情愿的，她心痛我。第二天，我们几个就走了，我娘哭着送我到村口。从此，我这只“绵羊”就落入“虎口”了。
自到了王明何家，我才发现他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而是两个。他们欺骗我，我心里又悔又气，但只能认命。我小心谨慎地做饭、洗衣、伺候老人、孩子、到地里干农活。王明何并不满意，饭做多了说浪费，做少了说不够吃，整天没好脸，要买油盐什么的，也得伸手讨钱。
由于王明何年龄比我大，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感情，加上他性情粗暴，讲迷信，疑心病又重，因而，他总是不许我外出串门，如果看见我和年轻男人说话，更是大发脾气，大声吼骂，吓得我每天提心吊胆。六月的一天，我回家晚了，进门就听见一声大吼：“我以为你死了，你还回这个家干吗？”上来就是几个大嘴巴，我觉得眼里直冒火星，眼睛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大概已经半夜了，自己躺在门边地上，脸上火辣辣的痛，一摸半边脸和脖子都肿得老高。我想哭，又怕他听见，心想还不如死了好。我轻轻开了门往外走。走着走着我想起了我娘，要是我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娘会急死的，为了我娘，我不能死。我摸黑走了五里多路，去找王矿长他们，他们劝我，送我回去，王明何说保证不打了。其实，这只是个开头，从此他没事找事打骂我，晚上把门关上不让我进家，让蚊子咬我还动不动就把给我们家五千块钱的事扯出来逼我。我又气又悔，又害怕。终于病倒了，他不但不给钱看病，还骂。一次他打我，一拳打在我胸上，又接着几个大嘴巴，把我打倒滚到桌子底下。正好我四弟来看我，上前和他讲理，他抓住四弟的头发就是几拳，四弟的脸上现出道道血印，立即肿起来了。邻居们听到屋内的摔打声，才进屋拉开他。当天四弟偷偷地将我接回娘家。
回到娘身边，我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一头栽倒了，脑子里嗡嗡的。我娘看我这样，心里疼得只是哭，把我扶到炕上躺下。这一躺就是一个多月，经过医生医治，我娘精心照料，我的脸上刚刚有了血色，王明何又打电报来叫，说他娘病重。我想，是人家的媳妇，就应该尽孝道，就匆匆回去了。到家一看，老人还是老样子。王明何怕我走，叫他两个姐姐和邻居看着我，只要我一出门，他就拳打脚踢。一天我想去找白凤英，走到村外，就被他们看守的人发现，三个人硬是将我拖着回家。我实在受不了王明何的虐待，便偷着逃回娘家。不久，王明何派人来叫我，说他母亲去世了。我回去后，邻居们都来劝说：“老人没了，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吧！”可王明何照样不把我当人，除了打骂，还把我的衣服锁起来，我要换件衣裤也得求他。这种日子一点自由也没有，连猪狗都不如。每天我只能提心吊胆地生活，用累死累活的生活方式来打发无聊的日子。由于长时间气闷、忧郁，我终于又一次病倒了。王明何依然不给我看病，反而还口口声声逼我要钱，甚至拖我下地干活。最终我在小弟的帮助下，又一次回到娘家。
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回到娘家，一病不起。娘看到饱受折磨的我，心疼得只有流眼泪。一年后，我的身体虽然康复了，但我的精神怎么也打不起来，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我恨自己的无能、无知，也暗自下定决心寻求新的生活方式，追求新的人生。
北京打工求离婚
为了尽快摆脱痛苦和逃避王明何的纠缠，1991年冬天，一位叔叔把我带到北京打工。
美丽的北京确实十分繁华，宽敞的街道、富丽堂皇的建筑、雄伟的天安门……这一切，使我暂时忘掉了人生的痛苦，我决心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北京接纳我。
初到北京，我被二位老人收留做了家庭服务员。这两位老人待人和善，对我这位偏僻乡村来的女孩不另眼相看，这令我感到有一个“安全的家”。由于自己刚从农村走进城市，对城市里面的许多新事物、新环境不太适应，加上本人精神上受到挫折后记忆力一直不太好，经常损坏一些东西，当时很担心做不好家庭服务工作。好在两位老人通情达理，加之我不懂就问、就学，很快就适应了。
到北京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时常做噩梦，梦见王明何仍在折磨我、纠缠我，白天我除了干活外，晚上总是想如何尽快来解除我的这桩买卖婚姻。一想到婚姻，我的大脑就乱糟糟的。
1993年，王明何通过家人带来一封信，他又娶一妻，并提出离婚。当我从北京急匆匆地赶回来，却因为王明何提出要退赔5000元钱一事，离婚未成。当时正赶上我四弟谈恋爱，因女方嫌我家穷而告吹，四弟一时想不开而自杀未遂。万念俱灰的我也想以死来了却痛苦，在众人的竭力劝阻下，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面对不幸，我还得强装笑脸安慰母亲，照看昏迷不醒的弟弟。当我看到处在昏迷状态的弟弟，手臂上剌着那女孩的名字时，我的心都快要碎了。一段时间后，弟弟情绪有所好转，我又回到北京。
雇用我的两位老人发现我心事重重，便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十分同情。经热心大妈介绍，我认识了中国妇女出版社的退休干部胡礼佩和樊丽娟大姐，又经她们的介绍，我于1994年初认识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的主编谢丽华老师。谢老师和其他几位编辑都深表同情，并向我这位非亲非故的农家女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1994年第六期的《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上刊登了我的口述文章《我该怎么办？》，详细报道了我的不幸遭遇，并加了编者按语。文章刊出之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都为我的不幸而忿忿不平、出谋划策。《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开出专栏讨论，同年第八期刊登的河北省邯郸县妇联刘梅春写的《法——才能帮她走出不幸》和北京读者邸广铮写的《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两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决定请求《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帮助，用法律来结束这桩不幸的婚姻。
1994年12月14日，《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的副总编陈本建、记者李木和全国妇联福特基金会约请的律师刘晓东大姐，冒着数九严寒陪我一同前往河北，在邯郸县妇联的配合下，于12月15日在邯郸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解除了我与王明何的婚姻。当我拿到那本绿色封皮、盖着政府大印的离婚证书，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我的脸上多了欣喜宽慰的笑容，少了痛苦忧郁的愁苦。一时间自己真不知道是哭是笑是悲是喜，五年了，不幸的婚姻像驱赶不走的阴影，使我的生活没有了阳光，我的心里总像终日压着一块大石头。而如今，噩梦终于过去，只是感觉结束得有些快，一时间令我难以置信。然而，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一切又似乎来得那么自自然然。
为了表达对陈本建副主编及刘晓东律师的诚挚谢意，当晚我拿出剩下的几百元钱给他们，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陈本建副主编说：“我们是为了你的不幸才帮助你的。如果是为了钱，多少钱我们都不会帮你。快把钱收起来，以后有机会学一两门技术，有什么困难我们还会帮助你的。记住：我们就是你的娘家人。”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的不幸是因为我家的穷困，没钱寸步难行，听完陈本建老师的话，使我懂得了这样的道理：钱真的不是万能的，比钱更重要的是友情、真情、同志之情、法律的正义之情。（未完待续）
（责编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