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年前，杨柳青镇骄傲地作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镇南36村（亦称南乡）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的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所有农人几乎都画一手好画。每个家庭都是“婆领媳做”的手工作坊。人们所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当年这南乡年画的集散地炒米店村，专事营销年画的店铺竟达到100多家，可见气势之盛！然而这曾经草绿花红的“神奇的土地”因何渐变得荒芜了？
　　近年来我几次到南乡考察寻访民间画师。一次在张窝，居然连个艺人的影儿也没见到，无功而返；一次在房庄子找到了方荫枫老人，他精于手绘神像，笔下极具民间的味道，可惜他的兴趣早已转向中国画。那年在较为边远而地势低洼的宫庄子，访到一位民间画师王学勤。他农忙务农，农闲作画，主要是半印半绘津南一带的年俗画“缸鱼”。他有一个小小院落，养一头驴，还有一间很小的“画坊”。四壁全是作画时来回掀动的画板（俗称“门子”）；每个门子正反两面各贴一张鲜活肥大的红鲤鱼。画师就坐在这五彩缤纷的“缸鱼”中间。其情其景，十分动人。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探访缸鱼》。
　　然而我想，南乡决不止于王学勤一人！其他的艺人藏在哪里？
　　这一次我们自然要先去看望那位画缸鱼的王学勤。他依然延续着农耕时代年画艺人的方式生活。秋收后便备纸调色，开始印画。到了腊月，把画好的画儿一半批发给河北省各地年画的贩子，一半捆在自行车后，去到静海、独流、唐官屯等地的集上摆个小摊儿，一边吆喝一边卖画。照例还是价钱极廉，一块钱两张，说实话只是“功夫钱”。想想看，谁会把他这朴拙又浓艳的“缸鱼”当作一种纯粹又珍罕的民间艺术呢？而年画不是从来都是用过之后，一扯了事吗？即使在农耕社会迅速瓦解的今天，谁又把民间的文化当作一种精神遗产了？
　　尽管在周李庄、薛庄子、阎庄子等地，我们都是一无所获，但是在古佛寺却访得一位老画师董玉成。当老画师把他的画样拿出一瞧，竟然是十年前我在杨柳青镇年画摊上买到的那几种仅有的纯民间制作的“半手绘”的木版年画。这几年来已经买不到，谁想到竟在这里撞上。既有《双枪陆文龙》和《大破天门阵》等戏出年画，也有《合家欢乐过新年》等民俗年画。其中一种《大年初二回娘家》，还是首次见到。虽然都是阔笔写意的“粗货”，却是地道的原汁原味的农耕社会的产物。董玉成在古佛寺生活至少三代，全是农人；手中的画艺却是代代相传。他以往年年都画，今年却停了笔，画不动了。后辈人有的干副业，有的当工人，无人能画。民间的文化若无传承，辄必中断。这些画样不就是农耕年画大书上最后的一页了么？
　　坐在车子上，我的心急于穿过迷蒙的雪雾，从前边那个小小的村落——南赵庄，去寻找一位名叫杨立仁的民间艺人。据知，这杨家在清代光绪年间开设的“义成永”画铺，曾经名噪南乡。杨立仁在民国中期承继父业，但这至少是一甲子之前的事。“义成永”久已不存，杨立仁画业何在？
　　可是走进杨立仁老人的小房，掀开靠西一间屋的门帘，我感到自己的眼睛一亮。里边居然还支着画案，放着老版、棕刷、墨碗、色盘、粉枕纸。墨的味道混在寒冷的空气里。一叠印好的花花绿绿的“灶王”放在一边。与老人一谈，他竟止不住地大话当年。他说起60年前的“义成永”，单是刷版的店工就是二十几号人，一人一天刷印一令纸（1000张画）。“义成永”只印不画，然后把这些“画坯子”拿给全村人去绘制。那时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拿笔就画。当他说到北京城门上贴的8尺的巨型门神都出自他们杨家、他们南赵庄，自豪之情在他苍老的声音中响亮地跳动着。
　　由此我强烈地感受到，南乡——这个曾经花团锦簇的年画产地，如今已经彻底的步入灭绝。这是由农耕文明向着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无情地决定的。
　　我们终于可以做出结论，农耕形态的应用性的杨柳青年画已经终结。由此更感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种终结性的普查与记录的重要。我们在努力地把所见所闻，用笔录，用照片、用录像带忠实而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我们是农耕社会的原生态年画临终时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使后人知道历史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