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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先秦历史散文和楚辞的影响，问答体形式成为汉代散体大赋中的特点之一。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三人相互吹捧自己国家和天子的田猎园林之壮阔，采用问答体形式，不论从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上，都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问答体；艺术形式；思想内容；散体大赋
中图分类号：I1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89-2
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提出“假设问对”论赋，“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问答体形式的运用可以追溯到楚辞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中，“魂兮归来”是巫阳对上帝要其为凡间人类《招魂》的回答；《天问》是屈原豪华壮丽问天问地、问历史、问宗教，连续一百多个问题铺陈疑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也均有采用问答完成语录体的著作。
对话作为赋体的特性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设置说话者与受话者；其次，说话者与受话者的身份在赋中是互换的，赋中人物既道说、又倾听，彼此构成对话的关系。如《子虚赋》中子虚先生为说话者，乌有先生为受话者，当乌有夸齐时，两人即互换说话、受话之关系。
《文心雕龙》中论赋的特征是“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客主本应是军事里的概念，客指进攻者，主指守境者，引入赋论中，客指难之者，即发问者、诘难者；而主指答之者。散体赋多是用以设难，借以表达其思想观点，形成“述客主”的结构框架，前以首引，后以照应。
但追溯到汉代，为问答体形式奠定基础的还是枚乘的《七发》所创造的“七体”。这种形式，把骚体赋《鵩鸟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世赋家摹仿的一种形式，称为“七林”，它基本上奠定了新赋体的形式。同样，司马相如的汉大赋，确定了汉代散体大赋的固定模式，为后人所效仿。但是，为何要采用问答体这种形式，这样的形式有怎么样的自身优势？
司马相如虚构了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个人物。《子虚赋》中假设子虚出使于齐，向乌有先生夸耀楚王在云梦校猎的盛况是齐王所不能及，乌有先生不服，加以诘难。《上林赋》为亡是公详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校猎的壮观非齐楚诸侯国所能比，这些夸耀之辞均是采用对话体的形式，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又有以下一些理解。
一、从艺术形式上
散体大赋对于楚辞特别是对于《离骚》文风的继承比较明显，如子虚、乌有以及亡是公的论述都是完整的大段，每个人的论述中又极尽铺排，其间辞藻华丽，继承了《离骚》中屈原式的华丽和天马行空，用铺陈的手法来显示气势。同时，在每个人的叙述之中，夸张地渲染各个国家的云梦之盛，用词极尽华丽，荀子在《儒思》中也指出汉赋“字林”和“词窟”的特点，批评其是使得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的知识壁垒。在文章主体的描述后，只是末尾处来表达不同的观点或者批评。这种特点好在前面有足够多的蓄势，所以无需多言，一句提点便能很恰当地说明问题，使得读者很容易从中感受和理解。
子虚和乌有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两方的观点，汉大赋本身就以讽喻和赞颂为主，如果由作者一人说出两种观点，多少会有前后不一的矛盾感，而在文中设置两个人物的对答，则可以既使得文章在形式上更加和谐，同样更加委婉地表达作者自身的观点。这点让笔者想到了现当代时期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借助狂人之口，表达了对旧社会旧礼教要吃人的黑暗的痛斥。
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的争论就好像辩论一般。乌有先生抓住了子虚先生话语中的漏洞，反驳对方从而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样的问答体，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很有帮助，是很合适的、恰当地顺接下文的方法，同时还能够营造出一种争论感。同时，《子虚赋》和《上林赋》的前后相和，就像是一幕戏剧，两个人物在相互的语言争锋中，似有血有肉，有对话有动作，有喜怒哀乐的各种呈现，仿佛其表情和心情都能被感受，有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同时，这两个人物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之间的互动也很是具有表演性，这些都是这种问答体形式所带来的形式上的美感和特点。《子虚赋》开头的“楚使子虚使于齐”一段，即子虚同乌有的对话，也是作者为引出全篇而设置的故事情节，这也是问答体的形式所能够表现的。司马相如的本意是在于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但是读完了两篇，便觉这场吹牛大赛的喜剧色彩极浓，甚至产生了荒唐感，原因在于“夸而无节”，已经不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且越过了夸耀的底线，特别是亡是公在《上林赋》中的夸夸其谈，使得其之前对于子虚、乌有的道德批判更具有滑稽的戏剧性。
以上便是从艺术形式上所展示出来的一些特点。
二、从思想内容上
汉赋是汉王朝鼎盛的代表，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后，彻底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在文学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其政治特点来。诸侯对于天子的关系是更加依附和服从，这点从《子虚赋》《上林赋》两篇的连接上就可以看出。
首先是篇幅，《子虚赋》是子虚乌有两位先生相互吹捧自己国家，即齐楚两国国王游猎的规模和物产，《上林赋》是亡是公向两位先生讲述汉天子领土的构建和物产，《上林赋》则较之于《子虚赋》要长很多；从用词上，《上林赋》较之于《子虚赋》所用之词要更生僻，所涉及的珍奇物种种类更多，动词、形容词等的运用也更加丰富生动，故所描述的场面也是极其奢侈、庞大、壮观的，从文章气势上《上林赋》就占了上风。此处还可以看到两篇文章所代表的声音和政治观的变化，即渐渐地从诸侯向天子靠拢，体现了大汉天子“唯我独尊”的地位，《子虚赋》以“折楚称齐”结束，而《上林赋》则是在“儿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中结束。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当时的场景，亡是公的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和子虚、乌有的尴尬、难堪。政治意图很明显地展现，也呈现出赞颂帝王而抨击诸侯王的特点，同时似乎也有劝谏诸侯臣服于大汉王朝的繁盛以及天子的统治，勿要贰心的隐义。“作为一种政治批评，即使是讽谏所呈之意见，也必然地与当前政治的某些运行状况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在展开正论的时候，也往往都要设置一个与当前的状况相符的议论，并在其中掺杂自己一方的否定性意见，为下文的争论作铺垫。于是，下文的陈述可以在上文充分听取不同意见之后，正论以一种更宏大深远的思虑，从‘政教大体’等高瞻远瞩的层面，发表维护正道的大道理，从而来折服那些看似从现实出发而实际上缺乏深谋远虑的时代谬论，让他们发出井底之蛙的慨叹”。①这也是采用问答体这种形式之后，层层递进之意与政治目的所相辅相承的很好结合，也是司马相如对于实现海内清一的美好愿望的期盼。
三、结论
大赋是游走于政治和文学之间的艺术形式，具有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双重美感。问答体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文学表现手法，在大赋之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但总的来说，汉代的问答体赋无论是在赋史上还是在问答体的演进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汉赋作为古代赋体的典范之作，也一直是历代赋家的学习对象，以后的问答体赋创作虽有创新，但从整体上而言也仍是依循着汉赋的体例。
参考文献：
[1]郜积意.经典的批判———西汉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
[2]赵奎夫.先秦文学编年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
[3]刘朝谦.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J].社会科学研究，2002，（03）.
作者简介：
齐歌夷，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问答体；艺术形式；思想内容；散体大赋
中图分类号：I1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89-2
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提出“假设问对”论赋，“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问答体形式的运用可以追溯到楚辞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中，“魂兮归来”是巫阳对上帝要其为凡间人类《招魂》的回答；《天问》是屈原豪华壮丽问天问地、问历史、问宗教，连续一百多个问题铺陈疑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也均有采用问答完成语录体的著作。
对话作为赋体的特性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设置说话者与受话者；其次，说话者与受话者的身份在赋中是互换的，赋中人物既道说、又倾听，彼此构成对话的关系。如《子虚赋》中子虚先生为说话者，乌有先生为受话者，当乌有夸齐时，两人即互换说话、受话之关系。
《文心雕龙》中论赋的特征是“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客主本应是军事里的概念，客指进攻者，主指守境者，引入赋论中，客指难之者，即发问者、诘难者；而主指答之者。散体赋多是用以设难，借以表达其思想观点，形成“述客主”的结构框架，前以首引，后以照应。
但追溯到汉代，为问答体形式奠定基础的还是枚乘的《七发》所创造的“七体”。这种形式，把骚体赋《鵩鸟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世赋家摹仿的一种形式，称为“七林”，它基本上奠定了新赋体的形式。同样，司马相如的汉大赋，确定了汉代散体大赋的固定模式，为后人所效仿。但是，为何要采用问答体这种形式，这样的形式有怎么样的自身优势？
司马相如虚构了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个人物。《子虚赋》中假设子虚出使于齐，向乌有先生夸耀楚王在云梦校猎的盛况是齐王所不能及，乌有先生不服，加以诘难。《上林赋》为亡是公详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校猎的壮观非齐楚诸侯国所能比，这些夸耀之辞均是采用对话体的形式，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又有以下一些理解。
一、从艺术形式上
散体大赋对于楚辞特别是对于《离骚》文风的继承比较明显，如子虚、乌有以及亡是公的论述都是完整的大段，每个人的论述中又极尽铺排，其间辞藻华丽，继承了《离骚》中屈原式的华丽和天马行空，用铺陈的手法来显示气势。同时，在每个人的叙述之中，夸张地渲染各个国家的云梦之盛，用词极尽华丽，荀子在《儒思》中也指出汉赋“字林”和“词窟”的特点，批评其是使得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的知识壁垒。在文章主体的描述后，只是末尾处来表达不同的观点或者批评。这种特点好在前面有足够多的蓄势，所以无需多言，一句提点便能很恰当地说明问题，使得读者很容易从中感受和理解。
子虚和乌有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两方的观点，汉大赋本身就以讽喻和赞颂为主，如果由作者一人说出两种观点，多少会有前后不一的矛盾感，而在文中设置两个人物的对答，则可以既使得文章在形式上更加和谐，同样更加委婉地表达作者自身的观点。这点让笔者想到了现当代时期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借助狂人之口，表达了对旧社会旧礼教要吃人的黑暗的痛斥。
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的争论就好像辩论一般。乌有先生抓住了子虚先生话语中的漏洞，反驳对方从而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样的问答体，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很有帮助，是很合适的、恰当地顺接下文的方法，同时还能够营造出一种争论感。同时，《子虚赋》和《上林赋》的前后相和，就像是一幕戏剧，两个人物在相互的语言争锋中，似有血有肉，有对话有动作，有喜怒哀乐的各种呈现，仿佛其表情和心情都能被感受，有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同时，这两个人物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之间的互动也很是具有表演性，这些都是这种问答体形式所带来的形式上的美感和特点。《子虚赋》开头的“楚使子虚使于齐”一段，即子虚同乌有的对话，也是作者为引出全篇而设置的故事情节，这也是问答体的形式所能够表现的。司马相如的本意是在于主张修明政治，提倡节俭用以讽谏，但是读完了两篇，便觉这场吹牛大赛的喜剧色彩极浓，甚至产生了荒唐感，原因在于“夸而无节”，已经不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且越过了夸耀的底线，特别是亡是公在《上林赋》中的夸夸其谈，使得其之前对于子虚、乌有的道德批判更具有滑稽的戏剧性。
以上便是从艺术形式上所展示出来的一些特点。
二、从思想内容上
汉赋是汉王朝鼎盛的代表，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后，彻底完成了王朝的大一统，在文学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其政治特点来。诸侯对于天子的关系是更加依附和服从，这点从《子虚赋》《上林赋》两篇的连接上就可以看出。
首先是篇幅，《子虚赋》是子虚乌有两位先生相互吹捧自己国家，即齐楚两国国王游猎的规模和物产，《上林赋》是亡是公向两位先生讲述汉天子领土的构建和物产，《上林赋》则较之于《子虚赋》要长很多；从用词上，《上林赋》较之于《子虚赋》所用之词要更生僻，所涉及的珍奇物种种类更多，动词、形容词等的运用也更加丰富生动，故所描述的场面也是极其奢侈、庞大、壮观的，从文章气势上《上林赋》就占了上风。此处还可以看到两篇文章所代表的声音和政治观的变化，即渐渐地从诸侯向天子靠拢，体现了大汉天子“唯我独尊”的地位，《子虚赋》以“折楚称齐”结束，而《上林赋》则是在“儿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中结束。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当时的场景，亡是公的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和子虚、乌有的尴尬、难堪。政治意图很明显地展现，也呈现出赞颂帝王而抨击诸侯王的特点，同时似乎也有劝谏诸侯臣服于大汉王朝的繁盛以及天子的统治，勿要贰心的隐义。“作为一种政治批评，即使是讽谏所呈之意见，也必然地与当前政治的某些运行状况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在展开正论的时候，也往往都要设置一个与当前的状况相符的议论，并在其中掺杂自己一方的否定性意见，为下文的争论作铺垫。于是，下文的陈述可以在上文充分听取不同意见之后，正论以一种更宏大深远的思虑，从‘政教大体’等高瞻远瞩的层面，发表维护正道的大道理，从而来折服那些看似从现实出发而实际上缺乏深谋远虑的时代谬论，让他们发出井底之蛙的慨叹”。①这也是采用问答体这种形式之后，层层递进之意与政治目的所相辅相承的很好结合，也是司马相如对于实现海内清一的美好愿望的期盼。
三、结论
大赋是游走于政治和文学之间的艺术形式，具有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双重美感。问答体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文学表现手法，在大赋之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但总的来说，汉代的问答体赋无论是在赋史上还是在问答体的演进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汉赋作为古代赋体的典范之作，也一直是历代赋家的学习对象，以后的问答体赋创作虽有创新，但从整体上而言也仍是依循着汉赋的体例。
参考文献：
[1]郜积意.经典的批判———西汉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
[2]赵奎夫.先秦文学编年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
[3]刘朝谦.对话体赋与赋家的对话性生存[J].社会科学研究，2002，（03）.
作者简介：
齐歌夷，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