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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投射欧洲化是国家适应欧洲化的衍生概念，但它本身也为欧洲一体化研究提供了独立的视角，尤其适用于大成员国和政府间性质领域的研究。在应用中，需要从国际、欧盟和成员国三个层面把握欧洲化的原因；从成员国的互动，特别是成员国在互动中的领导作用把握如何实现欧洲化；从不对称相互依赖带来的权力结构宏观把握欧洲化的结果。
关键词 国家投射欧洲化 投射压力 欧盟
欧洲一体化作为国际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和现象，已经催生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品牌”——欧洲一体化理论，欧洲化作为该理论演进到第三阶段的代表，
James Caporaso， “the Three Worl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pp. 23-45； 见李泽生：《欧洲化概念和欧洲一体化理论》，载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7-13页。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获得蓬勃发展，成为欧洲研究近十年最大的增长点之一，
Simon Bulmer， “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 p. 47. 并“裂变”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用法。
各种用法中，按照最为学界认可的鲁本·王（Reuben Wong）的分法，有五种最为常见和重要，
Reuben Wong，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Christopher Hill and Michael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4-153. 五种之内显然又有三种适用范围最广：国家适应欧洲化（自上而下），欧盟或欧共体（以下指涉跨越两个概念时只以欧盟代替）对非成员国或地区的欧洲化（水平），国家投射欧洲化（自下而上）。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欧洲化概念进行了讨论，
李明明：《“欧洲化”概念探析》，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8-31页；古莉亚：《“欧洲化”：欧盟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第59-62页；林民旺：《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第91-36页.也有学者对国家适应欧洲化进行了个别的实证研究，
吴志成、王霞：《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第38-52页；梁晓君：《英国政治的欧洲化：以欧洲政策制定为例》，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2-36页；周忠丽：《欧洲化视角下波兰银行和农业改革比较研究》，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77-83页.但是还没有出现专门针对国家投射欧洲化的论述。
青年学者张骥曾以综述的形式介绍过一位加拿大学者和一位法国学者各自理解的自下而上欧洲化，见：《“欧洲化”与政治社会学》，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23-136页. 本文接下来先通过与国家适应欧洲化的比较，分析国家投射欧洲化的特点；然后，在对欧洲化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探析国家投射欧洲化的适用性；最后发展一种国家投射欧洲化分析框架。
一、 作为衍生概念的国家投射欧洲化和独立的研究视角
根据詹姆斯·卡波拉所（James Caporaso）等对欧洲化概念缘起背景的研究，欧洲化作为分析概念出现的初衷，本身是要考察成员国在适应欧盟层面“下达”的制度和政策过程中，所经历的适应和调整。
James Caporaso， “the Three Worl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 p. 27.到2002年，德国自由大学学者塔尼娅·波泽尔（Tanja A. Borzel）对“欧洲化”作了双向区分，指出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适应，还有自下而上的国家投射，从而推出了国家投射欧洲化概念。
Tanja A. Borzel，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2002， pp. 193-214.可见，国家投射视角“纯属”国家适应欧洲化发展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所以要分析国家投射，无论从概念缘起，还是经验研究，都无法绕过国家适应这一环节。
国家适应欧洲化是个自上而下的、反应性的过程，变化的主要动因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间出现的“不搭”（misfit）给成员国造成了适应性压力（adaption pressure），决定“适应”的关键是国内和欧盟层面的吻合度，吻合度越高调整越小，吻合度越低需作出的调整越大。欧洲化的结果主要通过观察成员国国内层面发生的变化获得。通过该视角，分析者可以研究欧盟层面的政策在国内层面产生的效果，即欧盟层面提供的机会和限制是如何影响成员国国内相关政策的，成员国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等。这正好与取道国内政治，寻找欧洲层面制度形成动因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相反，属于彼得·古拉维奇（Peter Gourevtch）所说的“颠转的第二印象” Peter Gourev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na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在实际应用中，分析者们常视欧盟体系为自变量，政策和政体的调整为他变量，其他国内层面的制度限制、制度机会和文化等为干预变量，考察国家层面如何针对一体化进程进行调整、适应。分析关键看欧盟层面和国内安排之间的吻合度，主要观察对象是国内层面某个点在一个时间段上发生的变化。具体观察的内容根据作者需要和选择可能各式各样，但根据迈克尔·史密斯（M. E. Smith）的研究，一个国家欧洲化的总体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判断：机构是否发生重组，宪法是否发生改变，精英是否发生社会化，以及公众的立场是否发生了改变。
M. E. Smith， “Comforming to Europe：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No. 4， 2000， pp. 613-631.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适应欧洲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或和谐化（harmonization）。国家在适应欧盟层面压力的过程中，并非除了全盘接受就别无选择。相反，欧盟层面的压力要经过国内制度和文化的过滤、折射才会在国内政治、政策和政体中表现出来。所以，同样的压力，经成员国三棱镜“折射”出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是“五颜六色”。
从理论缘起角度看，国家投射欧洲化是国家适应欧洲化的衍生品，如果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凸显了国家适应问题，从而催生了欧洲化视角，那么也就无从通过反向思维，提出国家投射欧洲化。但国家投射欧洲化一旦骑着国家适应欧洲化的裙尾登台亮相，也展示出了自己独特的视角，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角度。
国家投射欧洲化是成员国寻求把国家层面的理念、治理模式和具体政策内容投射到欧盟层面，以影响欧盟层面的制度形成和治理实践的进程，作用力方向上与国家适应欧洲化正好相反。与国家适应中相对静态、被动和反应性的角色不同，成员国在国家投射中是欧盟层面动态活动（dynamics）踊跃的参与者，积极寻求把国家的主张和偏好投射到欧盟层面。通过投射，成员国一来可以把自己的政策主张变为欧盟政策，实现规模政治（politics of scale），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二来可抵消或“对冲”掉一些不合己意的方案，先发制人地减轻最后欧洲化的适应性压力；三是可以用欧盟来掩人耳目，也就是鲁本·王所说的降低追随一些有争议性政策的成本，
Reuben Y. Wong，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France and the EU in East Asia，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an， 2006， p. 9.或者是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所说的为自己经常被诉为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洗钱”，找一片遮羞叶（fig leaf）。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igain，” Foreign Affairs，Vol. 82， 2003， p. 83.无论怎样，欧盟在这里成了一个平台或一种手段，成员国通过充分利用该平台和手段推动国家的具体利益，通过影响欧盟政策，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以欧盟为障眼影响其他成员国政策。
二、 欧洲化定义和国家投射欧洲化的适用范围
学者们在使用“欧洲化”的时候有很大的自发性，没有现成的研究日程和纲领可供参考，而且很多学者开始采用欧洲化概念时在时间上存在同步性，这样就少了彼此借鉴的时间差。结果是，在什么是欧洲化问题上各执一词。这种“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局面
哈尔姆森和威尔逊（R. Harmsen and T. Wilson）就指认出了多达八种欧洲化用法，见R. Harmsen and T. Wilson eds.， Europeanization：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itizenship， Amsterdam： Rodopi， 2000， pp. 13-18； 林恩·德赖伯格（Lynne Dryburgh）也说能举出六种不同的欧洲化，见Lynne Dryburgh， “Blair’s First Government （1997-2001） and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Seismic Shift or Adaptation？” BJPIR， Vol. 12，2010， p. 257.虽短期内活跃了欧洲化研究，但毫无疑问无益欧洲化概念自身的系统发展和应用。所以本节接下来在探讨国家投射欧洲化的适用范围前，首先尝试着在一些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国家适应和国家投射两方面的理解，对欧洲化进行定义。
罗伯特·拉吉科（Robert Ladrech）是最早对欧洲化进行定义的学者，在他看来欧洲化是“调整政治的方向和形态的进程，以至欧洲政治经济动态变成国内政治、政策制定组织逻辑的一部分”。
Robert Ladrech，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2， No. 1， March 1994， p. 69.这一定义对后来其他的定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克劳迪奥·M.拉德埃里（Claodio M. Radaelli）就在此基础上把欧洲化定义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程序、政策范式、风格、行事方式、共享的信仰和规范的建立、扩散和制度化过程。这些先在欧洲的政策过程中被界定和巩固，然后被包括到国内话语逻辑、政治结构、公共政策当中。” Claudiao M. Radaelli，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Kevin Featherston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 这两种欧洲化定义是最有影响力和最被广泛提及的，但是很明显，两种定义涉及的都只是欧洲化中的国家适应，还没包括本文所关注的国家投射，所以是狭义的欧洲化定义。
其他一些定义涵盖内容要广一些。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为欧洲化开出了一个菜单式的定义：外在边界的改变；在欧洲层面上治理机制的形成；欧洲层面制度对国家或次国家治理体系的渗透；向欧洲以外输出欧洲政治组织和治理形式；支持建设一个统一的、政治上强大的欧洲的项目。
Johan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5， 2002， p. 927.托马斯·里舍（Thomas Risse）和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等则把欧洲化界定为“在欧洲层面上出现和发展独特的治理结构”；
Thomas Risse， Maria Green Cowes and James Caporaso，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nstruction，” in Maria Green Coelws， James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弗兰克·席梅尔菲尼希和乌尔里希·赛德尔梅尔（F. Schimmelfennig and U. Sedelmeier）给欧洲化的定义最简短：欧洲化就是国家采取欧洲规则的进程。
F. Schimmelfennig and U. Sedelmeier ed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与前面两个定义不同，这三个定义都照顾到了通过国家投射促成欧洲层面的制度发展和政策形成的一面：“欧洲层面上治理机制的形成”、“在欧洲层面上出现和发展独特的治理结构”就是国家投射，而“采取欧洲规则”也是国家投射欧洲化的一部分，唯有“采取欧洲规则”才能为自己的政策披上欧洲的外衣。这三种定义的不足之处是第一种太菜单化，后两种又过于“言简意赅”，所指不明。
本文在承认以上定义的优势并借鉴了它们的一些成分的基础上把欧洲化定义为：欧盟作为治理层面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后，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在彼此制度、规范、政策等形成过程中的能动化作用和结果。在这之下，国家投射欧洲化可以理解为：成员国出于各种不同目的，将自己的政策偏好、进程、政策、行事方式上传到欧盟层面，以影响欧盟层面独特的文化、治理结构和政策出现进程的过程。该定义从概念上把国家投射和国家适应放置到“平起平坐”的位置，同时也排除了涉及欧盟之外的，过于宽泛的欧洲化定义。
对概念的界定是为了更好地应用。那么国家投射欧洲化可以适用于什么样的对象和领域呢？理论和分析框架在表达是否优雅、简洁，内在逻辑是否紧凑、连贯等方面有优劣之分，但就有用性而言，任何理论和分析框架都是情景依赖性的。抽象地谈论一个分析方法的有用性毫无意义，我们只能根据分析对象的特征和研究目的选择最适当的视角。国家适应是欧洲化的标准模式，但是不一定就适合所有领域；相反虽然国家投射只是国家适应的“衍生概念”，但是却能在一些领域提供独特的视角。选用国家适应还是国家投射，很大程度上要看研究的对象（国家）和研究领域的特点。
从研究对象国看，欧盟虽然奉法理主义和反权力政治为组织的基础性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并未真正做到权力无赦，大国在欧洲化过程中成功投射自己偏好的可能性仍远大于小国，法国和德国长期以来共同构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事实上的领导者就是个证明。它们这种投射能力，卢森堡和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注定只能望而兴叹。小国对此倒也非常清醒，所以一直担心和提防在欧洲层面出现大国共管的局面。此外，与老成员相比，新加盟国家由于初来乍到，更多地表现出欧洲化中的国家适应面。1993年哥本哈根欧洲理事会规定了申请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必须达到的条件，即“哥本哈根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人权、对少数群体的尊重和保护、正常运行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压力的能力等。面对如此严格的“达标任务”，这些国家吸收、消化现有政策和规范已是疲于应对，遑论投射自己的偏好。正因如此，波兰虽贵为欧盟五大国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表现出较大的投射力。
除了对象国因素，还要考虑研究的问题领域。在诸如共同市场、环保、交通等经典的欧洲政策领域，国家适应现象是最为普遍的。例如，英国经济立法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源自欧盟，环境政策上的欧洲化近些年也越来越明显。
Michael L. Mannin， 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Balancing Europea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lumouth： Rowman & Littl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83-309；见李泽生：《欧洲化概念和欧洲一体化理论》，将载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7-13页。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等社会政策在《尼斯条约》后也大大加速共同体化进程，带来了成员国大面积适应的问题。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则仍保有十足的政府间性，尚没有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来权威性地规定欧洲政策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展，也缺少保障欧盟政策在成员国落实的垂直指挥链。按照制度主义概念，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律化的阶段，没有法律限制（legal constraints）形成的对成员国的义务。 Ulrich Krotz and Richard Mah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Rise of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World Politics，Vol.63， No.3， July 2011， p. 563.事实上，因为没有强制性实施效力，在政府间性质的领域，成员国经常会对欧盟层面做出的相关决定采取“见机行事”的策略，结果导致欧盟层面的主张、政策和决议等实施效果不佳。可见，国家投射视角的适用性与领域的政府间性成正相关关系，即在原来柱形结构的欧盟大厦中，国家投射视角最适用于第二支柱领域，其次是第三支柱，最后才是第一支柱。
《里斯本条约》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通过把第三支柱的条款和“自由、安全和公平”区的相关条款合并，共同构成《欧盟运行条约》标题五：“自由、安全和公平区”，从而取消了原来柱形结构下的第三柱。参见：Jean-Claude， The Lisbon Treaty： A Leg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77.
如此看来，国家适应欧洲化和国家投射欧洲化在适用性上可谓是“萝卜蔬菜各有所爱”，而国家投射视角在涉及大成员国和政府间性质的政策领域时，更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当然一个国家的实际投射能力要具体看该国在成员国中间的比较优势。一个成员国总是更容易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成为实际标准的制定者，从而把国家的规范欧洲化为欧盟的规范，瑞典在民事治理方面，德国在工业方面就是例子。
三、 国家投射欧洲化分析框架
知道了国家投射欧洲化的特点和适用性后，如何应用该分析视角呢？
首先涉及为什么要投射，即国家主动推动制度和政策欧洲化的压力是什么，投射压力源自何处？本文认为欧洲化的投射压力来自成员国对欧盟的角色期待，对欧盟的角色期待又与成员国的角色要求和欧盟的角色可能相关。成员国的角色要求源自对国家情势（national situation）的认知，“国家情势由其内部特征……和在世界的位置构成”。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No. 3， p. 868.这就要求考虑双层（国内和国际）博弈施加的投射压力。角色可能是能或有可能发挥的角色，这取决于欧盟自身的发展，但也离不开欧盟所在的大的国际环境。成员国的角色要求和欧盟的角色可能越接近，欧洲化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成员国也就越有可能选择投射欧洲化。比如，冷战时期，面临冷峻的国际环境，欧共体的角色只能限于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体，行使一些民事权力，这时成员国期待投射的内容也主要是诸如共同市场等经济主张。冷战结束后，面对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合作更加深化的欧盟有了在外交和安全上发挥角色的可能，不太稳定的周边环境又加大了成员国的这种期待，于是就有了一些国家通过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把自己的主张欧洲化的努力。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投射压力的三个来源，即国际层面、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国内政治精英根据三个层面的具体情况，评估欧盟发挥一定角色的可能，若整体局势有利于成员国通过欧盟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欧洲化的主观能动性就强；反之，欧洲化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减弱，甚至会逆转欧洲化的进程。
其次，既然国家投射欧洲化是要把国家的偏好、主张、政策等投射到欧盟层面，这就需要考察如何投射的问题。作为在法理上平等的成员，众成员国之间无表演者与观众之分，没有国家会拥有特别通道，所有欧盟国家在理论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向欧盟投射自己的偏好。所以欧洲化实际上是个在成员国的互动中推进的过程，这种互动可能是在全体成员国之间，也可能是在少数几个国家之间。
然而，要成功欧洲化自己的偏好，简单地参与互动还不够，还需要在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根据埃克哈·卢布克麦尔（Eckhar Lubkmeier）的观点，“欧盟的领导（leadership）由那些愿者和能者，作为共同的领导提供，推促其他行为体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做出贡献。”
转引自Joachim Schild， “Mission Impossible？ The Potential for Franco-German Leadership in the Enlarged E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8， Issue 5， 2010， p.1369.可见，发挥领导作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力，二是意愿。没有能力则无以投射，没有意愿则纵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也无心把这些优势欧洲化为欧洲治理的一部分。
这里的领导显然不是中立意义上的领导。事实上，一旦我们承认成员国的利己之心未泯和欧盟的平台性，我们就排除了所谓纯粹（集权化）的“欧洲”政策或制度的可能。按照约瑟夫·维勒（J. Weiler）的理解，欧洲民众现在仍属于两个公民（demoi），国家层面的公民对应的是情感，欧洲层面的公民对应的是理性。
J. Weiler，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n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47.这实际就是说，考量欧盟层面的活动时主导的仍是工具理性，或者用欧洲一体化的概念就是功能性，也就是以上提到的角色期待。米尔沃德就不无洞见地认为，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领导欧洲”（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就成了几乎所有英国政党领袖的口号，但领导的意思是把欧洲带向自己本身不想或不会主动去的地方， Alan S.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424.就是本文所说的欧洲化自己的偏好。
再次，因为欧洲化的终端只有一个欧盟平台，成员国又有两位数之多，所以欧洲化进程中成员国的互动是合作，更是竞争，这要求从谈判或者博弈的角度评价欧洲化的结果。这有两层含义：（一） 欧洲化的结果蕴含一定程度的零和性，一方偏好的成功上传意味着对立的偏好欧洲化的失势。对此，结合对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分析，弗雷德里克·梅朗（Frederic Merand）有很到位的认识：“通过表征和话语，行为体想形塑一个加强自己立场的现实……通过把自己的社会再现强加到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场域（field），成为一种占优势的战略，一种通过动员其他成员国支持自己的计划，来控制新生的欧洲场域的方式。”
Frederic Me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2.可见，评价欧洲化效果时需要从成员国特定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莫须有”的中立的欧盟视角出发。（二） 作为非强制性的博弈进程，欧洲化结果主要取决于以非对称相互依赖为内容的国家相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决定了协议对双方的相对价值。这主要表现为替代选择的可接受程度，一个国家的替代选择越不理想，这个国家对该协议的偏好度（preference intensity）就越高，谈判权力就越小，反之一个国家替代选择越可接受，这个国家否决的可信度就越高，谈判权力就越大。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London： UCL Press， 1998， p. 61.在替代选择的理想程度固定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被排除的可信度。一个国家被排除最终协议的可信度越高，该国家谈判的权力就越小，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参与，协议根本不可能，那么该国的谈判权力就大。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London： UCL Press， 1998， p. 64.这样的认识提醒我们，在重视国家具体的活动和策略在欧洲化中的作用的同时，不应忘记国家相互依赖产生的谈判权力结构。
小 结
欧洲化是欧洲一体化分析理论中的“后生”，而与国家适应欧洲化相比，国家投射欧洲化又是“迟来者”。但是通过聚焦成员国在欧盟制度和政策形成中的能动作用，国家投射欧洲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有较强解释力的视角，在政府间性质领域或条约谈判进程等问题上有比较大的适用空间。
作为一种视角，国家投射欧洲化包括了为什么（why）欧洲化，怎样（how）欧洲化和欧洲化的结果三个向面，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从国际、欧盟和成员国三个层面把握欧洲化的原因；从成员国的互动，特别是成员国在互动中的领导作用把握如何实现欧洲化；从不对称相互依赖带来的权力结构，宏观把握欧洲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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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
关键词 国家投射欧洲化 投射压力 欧盟
欧洲一体化作为国际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实验和现象，已经催生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品牌”——欧洲一体化理论，欧洲化作为该理论演进到第三阶段的代表，
James Caporaso， “the Three Worl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pp. 23-45； 见李泽生：《欧洲化概念和欧洲一体化理论》，载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7-13页。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获得蓬勃发展，成为欧洲研究近十年最大的增长点之一，
Simon Bulmer， “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 p. 47. 并“裂变”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用法。
各种用法中，按照最为学界认可的鲁本·王（Reuben Wong）的分法，有五种最为常见和重要，
Reuben Wong，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Christopher Hill and Michael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4-153. 五种之内显然又有三种适用范围最广：国家适应欧洲化（自上而下），欧盟或欧共体（以下指涉跨越两个概念时只以欧盟代替）对非成员国或地区的欧洲化（水平），国家投射欧洲化（自下而上）。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欧洲化概念进行了讨论，
李明明：《“欧洲化”概念探析》，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8-31页；古莉亚：《“欧洲化”：欧盟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第59-62页；林民旺：《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第91-36页.也有学者对国家适应欧洲化进行了个别的实证研究，
吴志成、王霞：《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第38-52页；梁晓君：《英国政治的欧洲化：以欧洲政策制定为例》，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2-36页；周忠丽：《欧洲化视角下波兰银行和农业改革比较研究》，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77-83页.但是还没有出现专门针对国家投射欧洲化的论述。
青年学者张骥曾以综述的形式介绍过一位加拿大学者和一位法国学者各自理解的自下而上欧洲化，见：《“欧洲化”与政治社会学》，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23-136页. 本文接下来先通过与国家适应欧洲化的比较，分析国家投射欧洲化的特点；然后，在对欧洲化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探析国家投射欧洲化的适用性；最后发展一种国家投射欧洲化分析框架。
一、 作为衍生概念的国家投射欧洲化和独立的研究视角
根据詹姆斯·卡波拉所（James Caporaso）等对欧洲化概念缘起背景的研究，欧洲化作为分析概念出现的初衷，本身是要考察成员国在适应欧盟层面“下达”的制度和政策过程中，所经历的适应和调整。
James Caporaso， “the Three Worl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 p. 27.到2002年，德国自由大学学者塔尼娅·波泽尔（Tanja A. Borzel）对“欧洲化”作了双向区分，指出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适应，还有自下而上的国家投射，从而推出了国家投射欧洲化概念。
Tanja A. Borzel，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2002， pp. 193-214.可见，国家投射视角“纯属”国家适应欧洲化发展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所以要分析国家投射，无论从概念缘起，还是经验研究，都无法绕过国家适应这一环节。
国家适应欧洲化是个自上而下的、反应性的过程，变化的主要动因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间出现的“不搭”（misfit）给成员国造成了适应性压力（adaption pressure），决定“适应”的关键是国内和欧盟层面的吻合度，吻合度越高调整越小，吻合度越低需作出的调整越大。欧洲化的结果主要通过观察成员国国内层面发生的变化获得。通过该视角，分析者可以研究欧盟层面的政策在国内层面产生的效果，即欧盟层面提供的机会和限制是如何影响成员国国内相关政策的，成员国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等。这正好与取道国内政治，寻找欧洲层面制度形成动因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相反，属于彼得·古拉维奇（Peter Gourevtch）所说的“颠转的第二印象” Peter Gourev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naization，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p. 881-912.。
在实际应用中，分析者们常视欧盟体系为自变量，政策和政体的调整为他变量，其他国内层面的制度限制、制度机会和文化等为干预变量，考察国家层面如何针对一体化进程进行调整、适应。分析关键看欧盟层面和国内安排之间的吻合度，主要观察对象是国内层面某个点在一个时间段上发生的变化。具体观察的内容根据作者需要和选择可能各式各样，但根据迈克尔·史密斯（M. E. Smith）的研究，一个国家欧洲化的总体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判断：机构是否发生重组，宪法是否发生改变，精英是否发生社会化，以及公众的立场是否发生了改变。
M. E. Smith， “Comforming to Europe：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No. 4， 2000， pp. 613-631.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适应欧洲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或和谐化（harmonization）。国家在适应欧盟层面压力的过程中，并非除了全盘接受就别无选择。相反，欧盟层面的压力要经过国内制度和文化的过滤、折射才会在国内政治、政策和政体中表现出来。所以，同样的压力，经成员国三棱镜“折射”出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是“五颜六色”。
从理论缘起角度看，国家投射欧洲化是国家适应欧洲化的衍生品，如果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凸显了国家适应问题，从而催生了欧洲化视角，那么也就无从通过反向思维，提出国家投射欧洲化。但国家投射欧洲化一旦骑着国家适应欧洲化的裙尾登台亮相，也展示出了自己独特的视角，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角度。
国家投射欧洲化是成员国寻求把国家层面的理念、治理模式和具体政策内容投射到欧盟层面，以影响欧盟层面的制度形成和治理实践的进程，作用力方向上与国家适应欧洲化正好相反。与国家适应中相对静态、被动和反应性的角色不同，成员国在国家投射中是欧盟层面动态活动（dynamics）踊跃的参与者，积极寻求把国家的主张和偏好投射到欧盟层面。通过投射，成员国一来可以把自己的政策主张变为欧盟政策，实现规模政治（politics of scale），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二来可抵消或“对冲”掉一些不合己意的方案，先发制人地减轻最后欧洲化的适应性压力；三是可以用欧盟来掩人耳目，也就是鲁本·王所说的降低追随一些有争议性政策的成本，
Reuben Y. Wong，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France and the EU in East Asia，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an， 2006， p. 9.或者是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所说的为自己经常被诉为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洗钱”，找一片遮羞叶（fig leaf）。
Andrew Moravcsik，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igain，” Foreign Affairs，Vol. 82， 2003， p. 83.无论怎样，欧盟在这里成了一个平台或一种手段，成员国通过充分利用该平台和手段推动国家的具体利益，通过影响欧盟政策，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以欧盟为障眼影响其他成员国政策。
二、 欧洲化定义和国家投射欧洲化的适用范围
学者们在使用“欧洲化”的时候有很大的自发性，没有现成的研究日程和纲领可供参考，而且很多学者开始采用欧洲化概念时在时间上存在同步性，这样就少了彼此借鉴的时间差。结果是，在什么是欧洲化问题上各执一词。这种“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局面
哈尔姆森和威尔逊（R. Harmsen and T. Wilson）就指认出了多达八种欧洲化用法，见R. Harmsen and T. Wilson eds.， Europeanization：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itizenship， Amsterdam： Rodopi， 2000， pp. 13-18； 林恩·德赖伯格（Lynne Dryburgh）也说能举出六种不同的欧洲化，见Lynne Dryburgh， “Blair’s First Government （1997-2001） and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Seismic Shift or Adaptation？” BJPIR， Vol. 12，2010， p. 257.虽短期内活跃了欧洲化研究，但毫无疑问无益欧洲化概念自身的系统发展和应用。所以本节接下来在探讨国家投射欧洲化的适用范围前，首先尝试着在一些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国家适应和国家投射两方面的理解，对欧洲化进行定义。
罗伯特·拉吉科（Robert Ladrech）是最早对欧洲化进行定义的学者，在他看来欧洲化是“调整政治的方向和形态的进程，以至欧洲政治经济动态变成国内政治、政策制定组织逻辑的一部分”。
Robert Ladrech，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2， No. 1， March 1994， p. 69.这一定义对后来其他的定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克劳迪奥·M.拉德埃里（Claodio M. Radaelli）就在此基础上把欧洲化定义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程序、政策范式、风格、行事方式、共享的信仰和规范的建立、扩散和制度化过程。这些先在欧洲的政策过程中被界定和巩固，然后被包括到国内话语逻辑、政治结构、公共政策当中。” Claudiao M. Radaelli，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Kevin Featherston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 这两种欧洲化定义是最有影响力和最被广泛提及的，但是很明显，两种定义涉及的都只是欧洲化中的国家适应，还没包括本文所关注的国家投射，所以是狭义的欧洲化定义。
其他一些定义涵盖内容要广一些。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为欧洲化开出了一个菜单式的定义：外在边界的改变；在欧洲层面上治理机制的形成；欧洲层面制度对国家或次国家治理体系的渗透；向欧洲以外输出欧洲政治组织和治理形式；支持建设一个统一的、政治上强大的欧洲的项目。
Johan P. Olsen， “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5， 2002， p. 927.托马斯·里舍（Thomas Risse）和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等则把欧洲化界定为“在欧洲层面上出现和发展独特的治理结构”；
Thomas Risse， Maria Green Cowes and James Caporaso，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nstruction，” in Maria Green Coelws， James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弗兰克·席梅尔菲尼希和乌尔里希·赛德尔梅尔（F. Schimmelfennig and U. Sedelmeier）给欧洲化的定义最简短：欧洲化就是国家采取欧洲规则的进程。
F. Schimmelfennig and U. Sedelmeier ed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与前面两个定义不同，这三个定义都照顾到了通过国家投射促成欧洲层面的制度发展和政策形成的一面：“欧洲层面上治理机制的形成”、“在欧洲层面上出现和发展独特的治理结构”就是国家投射，而“采取欧洲规则”也是国家投射欧洲化的一部分，唯有“采取欧洲规则”才能为自己的政策披上欧洲的外衣。这三种定义的不足之处是第一种太菜单化，后两种又过于“言简意赅”，所指不明。
本文在承认以上定义的优势并借鉴了它们的一些成分的基础上把欧洲化定义为：欧盟作为治理层面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后，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在彼此制度、规范、政策等形成过程中的能动化作用和结果。在这之下，国家投射欧洲化可以理解为：成员国出于各种不同目的，将自己的政策偏好、进程、政策、行事方式上传到欧盟层面，以影响欧盟层面独特的文化、治理结构和政策出现进程的过程。该定义从概念上把国家投射和国家适应放置到“平起平坐”的位置，同时也排除了涉及欧盟之外的，过于宽泛的欧洲化定义。
对概念的界定是为了更好地应用。那么国家投射欧洲化可以适用于什么样的对象和领域呢？理论和分析框架在表达是否优雅、简洁，内在逻辑是否紧凑、连贯等方面有优劣之分，但就有用性而言，任何理论和分析框架都是情景依赖性的。抽象地谈论一个分析方法的有用性毫无意义，我们只能根据分析对象的特征和研究目的选择最适当的视角。国家适应是欧洲化的标准模式，但是不一定就适合所有领域；相反虽然国家投射只是国家适应的“衍生概念”，但是却能在一些领域提供独特的视角。选用国家适应还是国家投射，很大程度上要看研究的对象（国家）和研究领域的特点。
从研究对象国看，欧盟虽然奉法理主义和反权力政治为组织的基础性原则，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并未真正做到权力无赦，大国在欧洲化过程中成功投射自己偏好的可能性仍远大于小国，法国和德国长期以来共同构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事实上的领导者就是个证明。它们这种投射能力，卢森堡和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注定只能望而兴叹。小国对此倒也非常清醒，所以一直担心和提防在欧洲层面出现大国共管的局面。此外，与老成员相比，新加盟国家由于初来乍到，更多地表现出欧洲化中的国家适应面。1993年哥本哈根欧洲理事会规定了申请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必须达到的条件，即“哥本哈根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人权、对少数群体的尊重和保护、正常运行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压力的能力等。面对如此严格的“达标任务”，这些国家吸收、消化现有政策和规范已是疲于应对，遑论投射自己的偏好。正因如此，波兰虽贵为欧盟五大国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表现出较大的投射力。
除了对象国因素，还要考虑研究的问题领域。在诸如共同市场、环保、交通等经典的欧洲政策领域，国家适应现象是最为普遍的。例如，英国经济立法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源自欧盟，环境政策上的欧洲化近些年也越来越明显。
Michael L. Mannin， 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Balancing Europea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lumouth： Rowman & Littl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83-309；见李泽生：《欧洲化概念和欧洲一体化理论》，将载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7-13页。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等社会政策在《尼斯条约》后也大大加速共同体化进程，带来了成员国大面积适应的问题。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则仍保有十足的政府间性，尚没有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来权威性地规定欧洲政策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展，也缺少保障欧盟政策在成员国落实的垂直指挥链。按照制度主义概念，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律化的阶段，没有法律限制（legal constraints）形成的对成员国的义务。 Ulrich Krotz and Richard Mah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Rise of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World Politics，Vol.63， No.3， July 2011， p. 563.事实上，因为没有强制性实施效力，在政府间性质的领域，成员国经常会对欧盟层面做出的相关决定采取“见机行事”的策略，结果导致欧盟层面的主张、政策和决议等实施效果不佳。可见，国家投射视角的适用性与领域的政府间性成正相关关系，即在原来柱形结构的欧盟大厦中，国家投射视角最适用于第二支柱领域，其次是第三支柱，最后才是第一支柱。
《里斯本条约》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通过把第三支柱的条款和“自由、安全和公平”区的相关条款合并，共同构成《欧盟运行条约》标题五：“自由、安全和公平区”，从而取消了原来柱形结构下的第三柱。参见：Jean-Claude， The Lisbon Treaty： A Leg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77.
如此看来，国家适应欧洲化和国家投射欧洲化在适用性上可谓是“萝卜蔬菜各有所爱”，而国家投射视角在涉及大成员国和政府间性质的政策领域时，更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当然一个国家的实际投射能力要具体看该国在成员国中间的比较优势。一个成员国总是更容易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成为实际标准的制定者，从而把国家的规范欧洲化为欧盟的规范，瑞典在民事治理方面，德国在工业方面就是例子。
三、 国家投射欧洲化分析框架
知道了国家投射欧洲化的特点和适用性后，如何应用该分析视角呢？
首先涉及为什么要投射，即国家主动推动制度和政策欧洲化的压力是什么，投射压力源自何处？本文认为欧洲化的投射压力来自成员国对欧盟的角色期待，对欧盟的角色期待又与成员国的角色要求和欧盟的角色可能相关。成员国的角色要求源自对国家情势（national situation）的认知，“国家情势由其内部特征……和在世界的位置构成”。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No. 3， p. 868.这就要求考虑双层（国内和国际）博弈施加的投射压力。角色可能是能或有可能发挥的角色，这取决于欧盟自身的发展，但也离不开欧盟所在的大的国际环境。成员国的角色要求和欧盟的角色可能越接近，欧洲化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成员国也就越有可能选择投射欧洲化。比如，冷战时期，面临冷峻的国际环境，欧共体的角色只能限于作为一个经济行为体，行使一些民事权力，这时成员国期待投射的内容也主要是诸如共同市场等经济主张。冷战结束后，面对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合作更加深化的欧盟有了在外交和安全上发挥角色的可能，不太稳定的周边环境又加大了成员国的这种期待，于是就有了一些国家通过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把自己的主张欧洲化的努力。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投射压力的三个来源，即国际层面、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国内政治精英根据三个层面的具体情况，评估欧盟发挥一定角色的可能，若整体局势有利于成员国通过欧盟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欧洲化的主观能动性就强；反之，欧洲化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减弱，甚至会逆转欧洲化的进程。
其次，既然国家投射欧洲化是要把国家的偏好、主张、政策等投射到欧盟层面，这就需要考察如何投射的问题。作为在法理上平等的成员，众成员国之间无表演者与观众之分，没有国家会拥有特别通道，所有欧盟国家在理论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向欧盟投射自己的偏好。所以欧洲化实际上是个在成员国的互动中推进的过程，这种互动可能是在全体成员国之间，也可能是在少数几个国家之间。
然而，要成功欧洲化自己的偏好，简单地参与互动还不够，还需要在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根据埃克哈·卢布克麦尔（Eckhar Lubkmeier）的观点，“欧盟的领导（leadership）由那些愿者和能者，作为共同的领导提供，推促其他行为体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做出贡献。”
转引自Joachim Schild， “Mission Impossible？ The Potential for Franco-German Leadership in the Enlarged E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8， Issue 5， 2010， p.1369.可见，发挥领导作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力，二是意愿。没有能力则无以投射，没有意愿则纵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也无心把这些优势欧洲化为欧洲治理的一部分。
这里的领导显然不是中立意义上的领导。事实上，一旦我们承认成员国的利己之心未泯和欧盟的平台性，我们就排除了所谓纯粹（集权化）的“欧洲”政策或制度的可能。按照约瑟夫·维勒（J. Weiler）的理解，欧洲民众现在仍属于两个公民（demoi），国家层面的公民对应的是情感，欧洲层面的公民对应的是理性。
J. Weiler，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n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47.这实际就是说，考量欧盟层面的活动时主导的仍是工具理性，或者用欧洲一体化的概念就是功能性，也就是以上提到的角色期待。米尔沃德就不无洞见地认为，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领导欧洲”（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就成了几乎所有英国政党领袖的口号，但领导的意思是把欧洲带向自己本身不想或不会主动去的地方， Alan S. Milward， 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424.就是本文所说的欧洲化自己的偏好。
再次，因为欧洲化的终端只有一个欧盟平台，成员国又有两位数之多，所以欧洲化进程中成员国的互动是合作，更是竞争，这要求从谈判或者博弈的角度评价欧洲化的结果。这有两层含义：（一） 欧洲化的结果蕴含一定程度的零和性，一方偏好的成功上传意味着对立的偏好欧洲化的失势。对此，结合对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分析，弗雷德里克·梅朗（Frederic Merand）有很到位的认识：“通过表征和话语，行为体想形塑一个加强自己立场的现实……通过把自己的社会再现强加到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场域（field），成为一种占优势的战略，一种通过动员其他成员国支持自己的计划，来控制新生的欧洲场域的方式。”
Frederic Me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42.可见，评价欧洲化效果时需要从成员国特定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莫须有”的中立的欧盟视角出发。（二） 作为非强制性的博弈进程，欧洲化结果主要取决于以非对称相互依赖为内容的国家相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决定了协议对双方的相对价值。这主要表现为替代选择的可接受程度，一个国家的替代选择越不理想，这个国家对该协议的偏好度（preference intensity）就越高，谈判权力就越小，反之一个国家替代选择越可接受，这个国家否决的可信度就越高，谈判权力就越大。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London： UCL Press， 1998， p. 61.在替代选择的理想程度固定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被排除的可信度。一个国家被排除最终协议的可信度越高，该国家谈判的权力就越小，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参与，协议根本不可能，那么该国的谈判权力就大。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London： UCL Press， 1998， p. 64.这样的认识提醒我们，在重视国家具体的活动和策略在欧洲化中的作用的同时，不应忘记国家相互依赖产生的谈判权力结构。
小 结
欧洲化是欧洲一体化分析理论中的“后生”，而与国家适应欧洲化相比，国家投射欧洲化又是“迟来者”。但是通过聚焦成员国在欧盟制度和政策形成中的能动作用，国家投射欧洲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有较强解释力的视角，在政府间性质领域或条约谈判进程等问题上有比较大的适用空间。
作为一种视角，国家投射欧洲化包括了为什么（why）欧洲化，怎样（how）欧洲化和欧洲化的结果三个向面，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从国际、欧盟和成员国三个层面把握欧洲化的原因；从成员国的互动，特别是成员国在互动中的领导作用把握如何实现欧洲化；从不对称相互依赖带来的权力结构，宏观把握欧洲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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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