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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关键词： 社区治理;治理绩效;定性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自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层管理推行“社区制”以来，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与治理单元。对于社区治理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场域，如何通过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处于国家政策议程与发展战略的中心。
20世纪末公共部门引入的“绩效”一词为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提供了载体。社区治理绩效反映社区治理过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输出结果。为了从理论角度指导社区治理实践、实现治理绩效，研究者进行了积极探索。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之一。研究者关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样态，以及组织之间的博弈、协同、合作关系，认为治理社区的组织呈现出多元的组织形式，并且权责配置合理、结构关系和谐，才能促进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再者，中国的社区治理开启于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一直被视为社区治理的龙头工作，用以提升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服务理念、服务体系、服务设施、服务方式、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对象都是研究者的论题。在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上，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改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制度供给的契合性[1]，因而研究者聚焦于制度工具的功能探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研究者还探求信息技术工具融入社区空间的治理结果。
上述研究從不同路径回答了社区治理绩效“何以可能”的问题。社区治理需要多元的治理结构、精准化的社区服务、恰当的治理工具，这些都是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已有研究，仍有未尽之处。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是什么？兴起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绩效”概念已经受到挑战，如果不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这一本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将会带来研究重而无基的风险。其次，已有研究多为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单一因素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复杂性导致其发生必然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而并非简单的结果与要素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增长。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仍以单案例研究为主流，还不足以满足理论建构的需要，为数不多的多案例研究仅从案例文本的描述性统计来归纳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显得较为主观。
基于上述，结合公共管理新的范式——公共价值管理理论[2]，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进行阐释，并从该理论视域出发，提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鉴于社区治理绩效是众多复杂、复合要素结合下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多案例分析，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期望研究能够从理论角度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为实践中探寻通过社区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提供参考。
二、内涵与分析框架：公共价值的视角
1.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
要回答“绩效来自哪里”就要先回答“绩效是什么”[3]。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绩效”一词，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引导力和解释力。但是随着绩效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绩效”的追随者也发现，绩效管理不能仅仅对产出、结果、效率进行测量，管理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导向还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棘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是一个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完成的合作生产过程，是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价值冲突得以平衡与协调的过程。对绩效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即追求“公共价值”。所谓公共价值，就是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使用者偏好的集合[4]。它不仅注重通过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更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的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全面应对效率与责任及公平的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提升依赖于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绩效治理，产出才是绩效，也只有体现公共价值的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支持[5]。在公共价值被赋予“范式”意蕴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实现绩效最大化成为当前公共管理者的努力目标[6]。
社区是公共管理实践的微观场域。在这里，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直接“相遇”，可以说，社区成为“众多的集体偏好和公共利益产生地，也是最能够产生公共价值的公共领域”[7]。“公共价值”语境下，社区治理必须摆脱“技术治理”的迷思[8]，将“政府认为重要和需要的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供给”与“社区居民认为重要的需求”连接起来。所以本文认为，在社区这样一个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是社区场域中的利益相关方通过讨论政策议题与公共问题而相互协商、对话、表达话语从而确定公共价值的过程。只有当公共部门的政策、服务和项目符合社区居民的需要时，产出才等同于绩效[9]。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首条要义。
此外，在追求公共部门绩效结果的探索中，研究者还发现“运动式治理”等实践行为能够带来短期的显著绩效，但并不意味着治理难题得到实质解决，尤其是从长远角度来说，运动式治理的绩效隐含着民众认同信任感危机、绩效合法性危机等考验[10]，无法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就是说，“绩效的内涵不仅仅是现时的产出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产出的结果”。从社区治理绩效来说，同样，其内涵也不应是投机主义的结果、现时结果，而应是长效机制下的产出，成效可以巩固、富有可持续性。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又一要义。 2.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绩效的内涵规定了绩效来源路径。基于公共价值，包国宪等学者提出了绩效产生分析框架，认为：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作为公共部门绩效生产的重要投入性要素，是绩效生产的基础“原料”，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绩效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来自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共同发挥作用的治理系统。其中，价值建构是识别多元主体的偏好与需求进而达成公共价值的过程;组织管理既要继承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取向，又要重视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对管理流程重塑，是凭借科学管理的方法与流程实现绩效产出的最大化;协同领导是整合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各种价值冲突，用以沟通使命、协同冲突、形成战略的机制[11]。据此，本文试图延展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在社区场域中，公共资源体现为社区资源，即全体社区成员均可以使用具有公共属性的资源。社区资源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资源禀赋对社区的治理模式、治理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12]。社区中的权力是一种分散性的权力，分布于社区中的权力主体之间，根据不同的权力占有程度呈现为一定的社区权力秩序[13]，并且社区权力秩序已成为社区良性治理的关键[14]。社区的价值建构将社区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价值建构关注社区公共价值的确立、生成和表达，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交互的过程。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社区的组织管理要求社区资源的投入、社区的治理过程与方式必须置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约束下，进而追求社区治理效率。社区的协同领导用来解决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价值冲突，而达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平衡，继而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1.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的模糊集策略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用于分析中小样本规模下“条件组态和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15]，即各种因素如何组合导致社会现象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集合论，通过布尔逻辑来探寻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组合（即组态），能在深入了解个案的基础上把握跨案例的共同点。本文探讨哪些因素如何组合能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属于因果问题，并且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影响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形成对该问题的认识。
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策略选择中，无论是清晰集分析（csQCA）策略，还是多值集分（mvQCA）策略，都停留在变量类型的划分上，缺乏在类型上隶属程度的考虑，所以弥补这两种研究策略缺陷的模糊集分析策略（fsQCA）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了集合隶属度的类别和程度，允许集合隶属度的渐进变化，为研究中需要同时关注变量的类型与变量在条件或水平上的变化一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各个类型的变量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程度。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用中，对结果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全方位回顾，归纳影响结果的因素，二是根据研究的理论视角下的各维度，构建影响结果的因素[16]。本文遵照第二种路径，在上文社区治理绩效来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得到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5个条件变量。在对变量进行数据收集后，借助fsQCA3.0软件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客观结果，力求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提供解释。
定性比较分析根据选取的因素数量不同对案例的数量要求也不同，如在5个因素条件的情况下，应有13-16及以上的样本数量[17]。本文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案例数量的要求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就2013至2015年期间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见表1）。案例选取理由：首先，民政部的评奖活动代表了官方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具有权威性;其次，案例均围绕社区治理创新及绩效实现的目标，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取主题相似性要求;最后，案例虽然围绕共同主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出各自的治理特征及差异，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择多样性的要求[18]。
2.变量选取
（1）条件变量
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于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协同领导五个方面，所以这五个要素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条件变量。具体测量维度及其赋值如下：
第一，社区资源。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直接影响社区的治理能力与发展程度。尽管研究者依据不同研究需要对社区资源的分类有差异，但产生交集之处是认为社区治理资源包括社区建设资金、人力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三类，这是社区治理绩效产生的基础性要素。为了保障社区的治理与发展，各社区都拥有来自政府的日常运作资金，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中能否争取到政府额外的补贴以及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援助或捐助来进一步扩充社区建设资金。这些额外的投入（尤其是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投入）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区自主性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使得绩效存在提升的可能。从人力资本来说，当前社区中的居委会主要为社区治理及发展贡献资本性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本更强调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不断学习的能力，所以社区组织中，专业的人才队伍或服务机构更有潜质提高社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社会资本方面，网络、规范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意涵，这些特征可以激发社会合作与协商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因此，增进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由此促成社区集体行动，会带来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本文通过是否具备来源多元的社区建设资金、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区社會资本对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资源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资源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资源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二，社区权力。从现实样态来看，当前社区中多种权力复杂交织呈现：党组织和政府的公权力、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和来自社区外部的第三方权力[19]。党组织领导并参与基层治理是中国治理实践中的特有形态，党组织是基层治理体制的领导核心，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在社会发展中深入联系基层群众的优势，可以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量的研究表明，破解社区治理实践困境必须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地方政府具有组织优势，能够依托权威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制度激励等工具提升治理效率，因地制宜使得治理成效适应性发展[20]。地方政府结合自身需求的选择性创新行为直接形塑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度、成效和特征[21]。当然，仅仅依靠党建引领和行政支持下的社区缺乏活力，治理绩效欠佳[22]。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在社区中强调多元的治理结构。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来自社区居委会①、业委会等社区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可以强化社区自为的能力、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协调一致性行动[23]，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随着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市场主体的日益活跃，来自社会组织与市场的力量也在社区中进行权力运作，例如“三社联动”的形式、物业公司的管理等。总之，这些权力主体的出现，优化了社区中单一的权力结构，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24]。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党建引领与行政支持、社区自治权力体现、来自社会与市场的第三方权力，对社区权力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权力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权力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权力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三，社区价值建构。价值建构将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表明“绩效内涵和判定的标准是由生产各方达成的共识”[25]，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基层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也是社区价值建构的关注点之所在。若社区治理实践的目标导向和居民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则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26]，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而这一共同目标也规范和引导着社区居民的行为，反映了社区的公共价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表达需求和偏好，是形成共同治理目标的前提。表达诉求、为改进社区服务而建言献策等一系列参与活动能增强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使之成为绩效的“生产者”。多元参与和有效的互动模式是实现绩效的必要环节，社区价值建构过程中居民参与必不可少，但居民参与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渠道或平台，以保证参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基于此，本文对社区价值建构从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参与的渠道或平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三项内容来考量，若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四，社区组织管理。组织管理体系运转越好，绩效就越高。根据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从组织管理方面来说，绩效来源于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要保证社区治理的环节都符合公共价值，是对价值进行管理，将所有主体对绩效的贡献聚焦到社区公共价值。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科学的管理手段与方式，尤其是保障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制度与政策以及信息技术。地方政府主要以公共政策指导的形式介入到社区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社区治理指导性的文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通过政策来强调社区授权，能带来更好的、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服务潜力[27]。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种平台的建设为组织管理提供了现代化手段[28]，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组织间信息交流的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管理的效能，有利于管理之中的跨部门协同。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社区治理制度与政策、信息技术支持，对社区组织管理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明确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五，社区协同领导。协同领导主要是通过构建共识，解决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平衡。仅形成网络并不能产生显著的绩效，产生协同效应（高于独立运作绩效的共同治理绩效）才是组织形成网络的初衷[29]。社区中的价值差异不可回避，通过在价值层面确立和增进共识，达到对不同价值冲突的化解，可以促进绩效的持续产生。聚焦到社区治理，社区中的协同领导则体现在社区各个主体或社区居民通过矛盾或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了共识，解决了冲突。因此社区治理案例中如果强调矛盾或冲突的化解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2）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程度这一结果，在社区治理中，公共价值、具有可持续性是社区治理绩效的基本意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社区治理绩效结果的测量指标，一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上升为优秀社区工作法，用以衡量其持续潜力。二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三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其中媒体报道代表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经验推广的可能性，并且三年的时间长度也是对社区治理绩效可持续性的关注;创新成果和提名成果的区分则直接反映了不同社区治理案例在绩效上的差异，而且作为评选出来的案例，也衡量了民众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度。若社区治理案例上升為优秀社区工作法则赋值为1，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赋值为0.67，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赋值为0.33，三者皆不具备则赋值为0。本文所构建的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赋值如表2所示。
3.数据收集及变量隶属度表构建
确定了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测量指标后，需要对每个案例根据变量指标进行原始资料收集，继而结合原始资料和指标设定，构建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真值表。本文进行案例原始数据统计时，先将案例进行编码并进行每个案例的资料收集，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公布前后人民网对案例的报道及民政部发布的案例信息，并通过相关媒体报道资料等进行案例信息支撑。其次对每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根据指标进行测量，将原始定性文本转化为初始的数据信息。根据变量的赋值标准将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得到案例各个变量隶属度结果②，最后将其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分析。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讨论
1.必要条件分析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首先需要通过必要性分析来确定单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衡量指标是一致性，一致性应尽可能地接近1[30]，而如果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则可将该变量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1]。本文以社区治理绩效作为结果变量，将数据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得到表3的结果。首先，通过表3可以看出社区权力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为0.9442，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即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权力主体的存在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其次，其他条件变量一致性指标均低于0.9，即其他条件变量都不属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合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除关注独立变量的重要性之外，充分性条件组合也是其关注的重点，即通过真值表来分析各个条件变量如何组合导致结果变量的发生。在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组合分析时，需要先设定案例的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频数阈值的设定与研究中选择的案例数量有关，当案例数量较小时的情况下频数阈值可以设置为1[32];而一致性阈值，Ragin认为临界值不应低于0.75，推荐使用临界值大于等于0.8[33]。基于上述并结合本文案例研究数量为中小样本的实际，本文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 在此基础上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得到导致结果发生的三个解，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中间解根据研究者的理论和知识，纳入具有意义的“逻辑余项”，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34]，因此本文选取中间解进行分析。中间解得出的关键步骤是判断条件变量的何种状态（包括存在、缺失、存在或缺失）有助于结果变量的形成，本文在变量选取部分详细论述了条件变量存在对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中间解得出步骤中，面对何种条件变量状态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时选择了“存在”。表4总结了实现社区治理绩效中间解的各个条件组合，即4种组态，并显示了各组态的核心条件、补充条件以及每个组态的一致性、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等相关特征值，在这三个指标中需要主要关注其唯一覆盖率指标，因为其代表的是结果变量，仅能被该组态解释的案例所占的比例。
从表4可以看出，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单个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都较高，最低为0.7757。总体解的覆盖率为0.8893，说明所有的组态在整体上能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88.9%的案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表4也呈现了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四种组态，分别是组态1：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价值建构缺失为核心条件，社区权力和社区组织管理为补充条件）;组态2：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资源为核心条件，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为补充条件）;组态3：社区资源*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资源为核心条件，社区价值建构和社区组织管理为补充条件）;组态4：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协同领导（社区权力和社区协同领导为核心条件，社区价值建构为补充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组态3因为纳入的“逻辑余项”使得“社区权力”这一必要条件被消除了，但仍需要把必要条件作为核心条件加入组态3中，因此组态3即为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此时组态3是组态2的子集，两者可以进行逻辑简化，最终简化为组态2。因此四种组态最终整理得到组态1、组态2和组态4共三种组态，就组态间比较来看，组态2的唯一覆盖率为最高值，是0.1399，并且组态2实际代表了两个条件组合，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度;同时就组态2和组态4而言，社区资源和社区协同领导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具有替代性，当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变量存在时，社区资源和社区协同领导其中之一与其结合就能推动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产生。上述组态的产生也说明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属于“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通过对条件变量如何组合产生该结果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
3.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
在上述三种组态的基础上，本文将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归纳为以下路径：
（1）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组态1）。该路径表明，当社区治理过程中未着重强调价值建构时，通过对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组织管理有效性的关注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社区价值建构强调社区治理应该围绕明确的治理目标，居民应该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来表达服务诉求。实质上社区作为不同主体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平台，只有围绕社区居民进行活动，从不同的视角来发现并满足居民需求才能得到居民的认可。也就是说，当社区对价值建构的关注度并不高时，不同主体的活动仍然可以不约而同地指向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一目标。多元主体的存在代表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促成了社区治理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依托制度政策和信息技术对主体行为进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有效管理，也保证了社区治理的结果符合居民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虽然社区治理实践对价值建构即绩效“生产者”公民的参与的关注度较低，但同样能够使得社区治理绩效得到民众认可并得以持续。江苏省南京市的“‘四位一体’社区减负增效治理改革”实践是该路径的代表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虽然对以居民为中心参与活动和参与渠道等价值建构部分关注度较低，但其强调将党政力量、社区自治力量和社会组织力量调动起来，同时依靠社区减负增效的各项规定和智慧社区平台，使得社区治理实践不断进步。社区治理中通过制定“服务清单”等方式厘清了各主体的责任边界，有助于社区减负;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信息技术的应用诸如App、门户网站的建设等使得社区居民更便捷地了解社区治理信息，也为不同主体的协作提供了平台，上述方面都有助于促成社区治理绩效。
（2）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组态2）。该路径对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表明社区治理需要多元结构的社区权力、丰裕的社区资源，并进行社区价值建构。丰裕的社区资源是社区治理的保障，是社区开展一切治理活动的基础，多元的权力结构为社区方方面面的管理与服务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围绕社区治理目标，促进公民参与，进行价值建构能促成社区治理绩效。辽宁省沈阳市“社区‘还权、赋能、归位’工程”是该路径的代表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在社区资源上通过对文化特色社区建设进行资金投入、幸福社区创建激发了社会资本，并强调网格员的“一专多能”;社区权力上形成了社区党委、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的权力主体，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基础。该社区治理把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作为核心任务，通过建立民主议事载体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推动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
（3）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组态4）。该路径表明，社区治理实践不但需要强调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矛盾的化解，而且也要在明确的治理目标引导下，以社区居民为中心进行价值建构，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社区治理主体在治理目标的引导下进行治理活动，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治理成果的“共治共享者”，同时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协调达成共识带来潜在绩效的提升。北京市朝阳区的“‘居民提案’激活社区居民自治细胞”是该路径的代表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以解决社区服务管理难题为中心，通过“居民提案”这一方式，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治理活动中来，不仅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的渠道，而且促成了实質性的居民参与活动，将社区治理建立在价值建构的基础之上。“居民提案”在社区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社区自治能力得到增强，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的权力主体，同时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以“居民提案”的方式得到了有效化解。通过公共权力、价值建构和协同领导要素的结合，社区治理绩效得以实现。 五、小 结
本文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基础上，从绩效治理的理论出发，构建了社区场域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和社区协同领导这五类要素。为进一步探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更好地促进社区治理实践，提升社区治理绩效，本文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区治理中多元权力结构的存在符合治理实践的发展，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首先，社区中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为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组织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区治理以人为本的本质不谋而合，而面对社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员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团结群众，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其次公益慈善类、公益服务类等社会组织的力量逐渐凸显，它们更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符合需求的专业化服务。而且社会力量也能通过参与进一步破解社区治理转型中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35]，其通过有效激发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隐性资本，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提升提供了可能。上述两者与社区中本就存在的行政力量结合，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的权力结构，代表多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在多元权力结构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不仅反映了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使绩效获得了持续的可能。
2.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需要在分析社区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因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促成属于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路径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上述路徑为从不同方面实现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思路。其次，这三种路径所包含的具体要素之间也存在替代性的可能，如果社区治理中存在多元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辅之以丰裕的社区资源或强调社区纠纷矛盾等的化解，都能推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最后，不同的路径意味着社区治理需要不同的治理要素，社区由于其特殊性，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可以通过分析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以达到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目的。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社区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对社区治理质量提升与考量提出客观要求。社区治理绩效反映了社区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将绩效研究的视角置于与民众具有密切关联的社区层面，不仅丰富了绩效的相关研究，更为应对基层治理中的挑战提供了可能。厘清并把握社区治理绩效的意涵是探讨其他关于社区绩效问题的基础，社区治理绩效应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反映公共价值，社区治理绩效也应该得到维持，具有可持续性。基于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对其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则属于社区治理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要素的问题，任何社区治理实践都须慎重考虑。绩效来源框架为发现社区治理中的要素提供了视角，然而作为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现象，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是不同要素组合导致的结果，探究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及社区协同领导等要素组合形成的路径，为社区治理实践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比较分析中涉及研究者将定性文本转换为定量的变量测量，主要依据个人的现有知识和对案例的把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检验;其次作为对复杂现象的分析，本文对案例信息的深入聚焦于研究目的，可能忽略了其他的信息，导致个案部分信息的丢失[36]，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在多案例研究一般性结果的启示之下，关注个案的特殊性，更为细致地研究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
注释：
①从组织性质来说，社区居委会属于自治组织，但是中国的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力量的代表、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不过随着实践推进，一些研究发现，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正在悄然回归。
②相关计算流程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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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s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ults，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helps to clarify the complex sourc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theory and promote effect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hich mainly reflects public value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sourc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t is found that the activeness of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in the commun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paths of elements combination to achieve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clude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path based 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of community ， value construction path based 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value construction path based 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of commun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ommunities need to improve relevant elements to achieve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责任编辑 矫海霞）
关键词： 社区治理;治理绩效;定性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自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层管理推行“社区制”以来，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与治理单元。对于社区治理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场域，如何通过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处于国家政策议程与发展战略的中心。
20世纪末公共部门引入的“绩效”一词为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提供了载体。社区治理绩效反映社区治理过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输出结果。为了从理论角度指导社区治理实践、实现治理绩效，研究者进行了积极探索。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之一。研究者关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样态，以及组织之间的博弈、协同、合作关系，认为治理社区的组织呈现出多元的组织形式，并且权责配置合理、结构关系和谐，才能促进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再者，中国的社区治理开启于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一直被视为社区治理的龙头工作，用以提升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服务理念、服务体系、服务设施、服务方式、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对象都是研究者的论题。在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上，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改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制度供给的契合性[1]，因而研究者聚焦于制度工具的功能探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研究者还探求信息技术工具融入社区空间的治理结果。
上述研究從不同路径回答了社区治理绩效“何以可能”的问题。社区治理需要多元的治理结构、精准化的社区服务、恰当的治理工具，这些都是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已有研究，仍有未尽之处。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是什么？兴起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绩效”概念已经受到挑战，如果不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这一本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将会带来研究重而无基的风险。其次，已有研究多为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单一因素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复杂性导致其发生必然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而并非简单的结果与要素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增长。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仍以单案例研究为主流，还不足以满足理论建构的需要，为数不多的多案例研究仅从案例文本的描述性统计来归纳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显得较为主观。
基于上述，结合公共管理新的范式——公共价值管理理论[2]，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进行阐释，并从该理论视域出发，提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鉴于社区治理绩效是众多复杂、复合要素结合下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多案例分析，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期望研究能够从理论角度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为实践中探寻通过社区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提供参考。
二、内涵与分析框架：公共价值的视角
1.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
要回答“绩效来自哪里”就要先回答“绩效是什么”[3]。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绩效”一词，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引导力和解释力。但是随着绩效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绩效”的追随者也发现，绩效管理不能仅仅对产出、结果、效率进行测量，管理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导向还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棘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是一个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完成的合作生产过程，是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价值冲突得以平衡与协调的过程。对绩效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即追求“公共价值”。所谓公共价值，就是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使用者偏好的集合[4]。它不仅注重通过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更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的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全面应对效率与责任及公平的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提升依赖于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绩效治理，产出才是绩效，也只有体现公共价值的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支持[5]。在公共价值被赋予“范式”意蕴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实现绩效最大化成为当前公共管理者的努力目标[6]。
社区是公共管理实践的微观场域。在这里，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直接“相遇”，可以说，社区成为“众多的集体偏好和公共利益产生地，也是最能够产生公共价值的公共领域”[7]。“公共价值”语境下，社区治理必须摆脱“技术治理”的迷思[8]，将“政府认为重要和需要的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供给”与“社区居民认为重要的需求”连接起来。所以本文认为，在社区这样一个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是社区场域中的利益相关方通过讨论政策议题与公共问题而相互协商、对话、表达话语从而确定公共价值的过程。只有当公共部门的政策、服务和项目符合社区居民的需要时，产出才等同于绩效[9]。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首条要义。
此外，在追求公共部门绩效结果的探索中，研究者还发现“运动式治理”等实践行为能够带来短期的显著绩效，但并不意味着治理难题得到实质解决，尤其是从长远角度来说，运动式治理的绩效隐含着民众认同信任感危机、绩效合法性危机等考验[10]，无法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就是说，“绩效的内涵不仅仅是现时的产出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产出的结果”。从社区治理绩效来说，同样，其内涵也不应是投机主义的结果、现时结果，而应是长效机制下的产出，成效可以巩固、富有可持续性。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又一要义。 2.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绩效的内涵规定了绩效来源路径。基于公共价值，包国宪等学者提出了绩效产生分析框架，认为：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作为公共部门绩效生产的重要投入性要素，是绩效生产的基础“原料”，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绩效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来自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共同发挥作用的治理系统。其中，价值建构是识别多元主体的偏好与需求进而达成公共价值的过程;组织管理既要继承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取向，又要重视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对管理流程重塑，是凭借科学管理的方法与流程实现绩效产出的最大化;协同领导是整合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各种价值冲突，用以沟通使命、协同冲突、形成战略的机制[11]。据此，本文试图延展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在社区场域中，公共资源体现为社区资源，即全体社区成员均可以使用具有公共属性的资源。社区资源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资源禀赋对社区的治理模式、治理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12]。社区中的权力是一种分散性的权力，分布于社区中的权力主体之间，根据不同的权力占有程度呈现为一定的社区权力秩序[13]，并且社区权力秩序已成为社区良性治理的关键[14]。社区的价值建构将社区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价值建构关注社区公共价值的确立、生成和表达，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交互的过程。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社区的组织管理要求社区资源的投入、社区的治理过程与方式必须置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约束下，进而追求社区治理效率。社区的协同领导用来解决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价值冲突，而达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平衡，继而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1.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的模糊集策略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用于分析中小样本规模下“条件组态和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15]，即各种因素如何组合导致社会现象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集合论，通过布尔逻辑来探寻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组合（即组态），能在深入了解个案的基础上把握跨案例的共同点。本文探讨哪些因素如何组合能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属于因果问题，并且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影响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形成对该问题的认识。
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策略选择中，无论是清晰集分析（csQCA）策略，还是多值集分（mvQCA）策略，都停留在变量类型的划分上，缺乏在类型上隶属程度的考虑，所以弥补这两种研究策略缺陷的模糊集分析策略（fsQCA）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了集合隶属度的类别和程度，允许集合隶属度的渐进变化，为研究中需要同时关注变量的类型与变量在条件或水平上的变化一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各个类型的变量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程度。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用中，对结果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全方位回顾，归纳影响结果的因素，二是根据研究的理论视角下的各维度，构建影响结果的因素[16]。本文遵照第二种路径，在上文社区治理绩效来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得到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5个条件变量。在对变量进行数据收集后，借助fsQCA3.0软件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客观结果，力求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提供解释。
定性比较分析根据选取的因素数量不同对案例的数量要求也不同，如在5个因素条件的情况下，应有13-16及以上的样本数量[17]。本文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案例数量的要求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就2013至2015年期间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见表1）。案例选取理由：首先，民政部的评奖活动代表了官方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具有权威性;其次，案例均围绕社区治理创新及绩效实现的目标，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取主题相似性要求;最后，案例虽然围绕共同主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出各自的治理特征及差异，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择多样性的要求[18]。
2.变量选取
（1）条件变量
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于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协同领导五个方面，所以这五个要素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条件变量。具体测量维度及其赋值如下：
第一，社区资源。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直接影响社区的治理能力与发展程度。尽管研究者依据不同研究需要对社区资源的分类有差异，但产生交集之处是认为社区治理资源包括社区建设资金、人力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三类，这是社区治理绩效产生的基础性要素。为了保障社区的治理与发展，各社区都拥有来自政府的日常运作资金，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中能否争取到政府额外的补贴以及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援助或捐助来进一步扩充社区建设资金。这些额外的投入（尤其是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投入）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区自主性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使得绩效存在提升的可能。从人力资本来说，当前社区中的居委会主要为社区治理及发展贡献资本性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本更强调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不断学习的能力，所以社区组织中，专业的人才队伍或服务机构更有潜质提高社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社会资本方面，网络、规范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意涵，这些特征可以激发社会合作与协商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因此，增进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由此促成社区集体行动，会带来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本文通过是否具备来源多元的社区建设资金、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区社會资本对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资源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资源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资源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二，社区权力。从现实样态来看，当前社区中多种权力复杂交织呈现：党组织和政府的公权力、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和来自社区外部的第三方权力[19]。党组织领导并参与基层治理是中国治理实践中的特有形态，党组织是基层治理体制的领导核心，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在社会发展中深入联系基层群众的优势，可以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量的研究表明，破解社区治理实践困境必须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地方政府具有组织优势，能够依托权威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制度激励等工具提升治理效率，因地制宜使得治理成效适应性发展[20]。地方政府结合自身需求的选择性创新行为直接形塑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度、成效和特征[21]。当然，仅仅依靠党建引领和行政支持下的社区缺乏活力，治理绩效欠佳[22]。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在社区中强调多元的治理结构。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来自社区居委会①、业委会等社区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可以强化社区自为的能力、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协调一致性行动[23]，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随着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市场主体的日益活跃，来自社会组织与市场的力量也在社区中进行权力运作，例如“三社联动”的形式、物业公司的管理等。总之，这些权力主体的出现，优化了社区中单一的权力结构，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24]。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党建引领与行政支持、社区自治权力体现、来自社会与市场的第三方权力，对社区权力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权力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权力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权力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三，社区价值建构。价值建构将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表明“绩效内涵和判定的标准是由生产各方达成的共识”[25]，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基层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也是社区价值建构的关注点之所在。若社区治理实践的目标导向和居民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则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26]，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而这一共同目标也规范和引导着社区居民的行为，反映了社区的公共价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表达需求和偏好，是形成共同治理目标的前提。表达诉求、为改进社区服务而建言献策等一系列参与活动能增强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使之成为绩效的“生产者”。多元参与和有效的互动模式是实现绩效的必要环节，社区价值建构过程中居民参与必不可少，但居民参与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渠道或平台，以保证参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基于此，本文对社区价值建构从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参与的渠道或平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三项内容来考量，若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四，社区组织管理。组织管理体系运转越好，绩效就越高。根据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从组织管理方面来说，绩效来源于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要保证社区治理的环节都符合公共价值，是对价值进行管理，将所有主体对绩效的贡献聚焦到社区公共价值。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科学的管理手段与方式，尤其是保障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制度与政策以及信息技术。地方政府主要以公共政策指导的形式介入到社区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社区治理指导性的文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通过政策来强调社区授权，能带来更好的、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服务潜力[27]。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种平台的建设为组织管理提供了现代化手段[28]，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组织间信息交流的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管理的效能，有利于管理之中的跨部门协同。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社区治理制度与政策、信息技术支持，对社区组织管理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明确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五，社区协同领导。协同领导主要是通过构建共识，解决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平衡。仅形成网络并不能产生显著的绩效，产生协同效应（高于独立运作绩效的共同治理绩效）才是组织形成网络的初衷[29]。社区中的价值差异不可回避，通过在价值层面确立和增进共识，达到对不同价值冲突的化解，可以促进绩效的持续产生。聚焦到社区治理，社区中的协同领导则体现在社区各个主体或社区居民通过矛盾或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了共识，解决了冲突。因此社区治理案例中如果强调矛盾或冲突的化解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2）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程度这一结果，在社区治理中，公共价值、具有可持续性是社区治理绩效的基本意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社区治理绩效结果的测量指标，一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上升为优秀社区工作法，用以衡量其持续潜力。二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三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其中媒体报道代表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经验推广的可能性，并且三年的时间长度也是对社区治理绩效可持续性的关注;创新成果和提名成果的区分则直接反映了不同社区治理案例在绩效上的差异，而且作为评选出来的案例，也衡量了民众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度。若社区治理案例上升為优秀社区工作法则赋值为1，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赋值为0.67，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赋值为0.33，三者皆不具备则赋值为0。本文所构建的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赋值如表2所示。
3.数据收集及变量隶属度表构建
确定了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测量指标后，需要对每个案例根据变量指标进行原始资料收集，继而结合原始资料和指标设定，构建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真值表。本文进行案例原始数据统计时，先将案例进行编码并进行每个案例的资料收集，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公布前后人民网对案例的报道及民政部发布的案例信息，并通过相关媒体报道资料等进行案例信息支撑。其次对每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根据指标进行测量，将原始定性文本转化为初始的数据信息。根据变量的赋值标准将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得到案例各个变量隶属度结果②，最后将其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分析。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讨论
1.必要条件分析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首先需要通过必要性分析来确定单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衡量指标是一致性，一致性应尽可能地接近1[30]，而如果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则可将该变量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1]。本文以社区治理绩效作为结果变量，将数据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得到表3的结果。首先，通过表3可以看出社区权力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为0.9442，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即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权力主体的存在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其次，其他条件变量一致性指标均低于0.9，即其他条件变量都不属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合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除关注独立变量的重要性之外，充分性条件组合也是其关注的重点，即通过真值表来分析各个条件变量如何组合导致结果变量的发生。在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组合分析时，需要先设定案例的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频数阈值的设定与研究中选择的案例数量有关，当案例数量较小时的情况下频数阈值可以设置为1[32];而一致性阈值，Ragin认为临界值不应低于0.75，推荐使用临界值大于等于0.8[33]。基于上述并结合本文案例研究数量为中小样本的实际，本文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 在此基础上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得到导致结果发生的三个解，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中间解根据研究者的理论和知识，纳入具有意义的“逻辑余项”，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34]，因此本文选取中间解进行分析。中间解得出的关键步骤是判断条件变量的何种状态（包括存在、缺失、存在或缺失）有助于结果变量的形成，本文在变量选取部分详细论述了条件变量存在对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中间解得出步骤中，面对何种条件变量状态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时选择了“存在”。表4总结了实现社区治理绩效中间解的各个条件组合，即4种组态，并显示了各组态的核心条件、补充条件以及每个组态的一致性、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等相关特征值，在这三个指标中需要主要关注其唯一覆盖率指标，因为其代表的是结果变量，仅能被该组态解释的案例所占的比例。
从表4可以看出，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单个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都较高，最低为0.7757。总体解的覆盖率为0.8893，说明所有的组态在整体上能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88.9%的案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表4也呈现了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四种组态，分别是组态1：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价值建构缺失为核心条件，社区权力和社区组织管理为补充条件）;组态2：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资源为核心条件，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为补充条件）;组态3：社区资源*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资源为核心条件，社区价值建构和社区组织管理为补充条件）;组态4：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协同领导（社区权力和社区协同领导为核心条件，社区价值建构为补充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组态3因为纳入的“逻辑余项”使得“社区权力”这一必要条件被消除了，但仍需要把必要条件作为核心条件加入组态3中，因此组态3即为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此时组态3是组态2的子集，两者可以进行逻辑简化，最终简化为组态2。因此四种组态最终整理得到组态1、组态2和组态4共三种组态，就组态间比较来看，组态2的唯一覆盖率为最高值，是0.1399，并且组态2实际代表了两个条件组合，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度;同时就组态2和组态4而言，社区资源和社区协同领导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具有替代性，当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变量存在时，社区资源和社区协同领导其中之一与其结合就能推动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产生。上述组态的产生也说明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属于“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通过对条件变量如何组合产生该结果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
3.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
在上述三种组态的基础上，本文将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归纳为以下路径：
（1）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组态1）。该路径表明，当社区治理过程中未着重强调价值建构时，通过对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组织管理有效性的关注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社区价值建构强调社区治理应该围绕明确的治理目标，居民应该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来表达服务诉求。实质上社区作为不同主体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平台，只有围绕社区居民进行活动，从不同的视角来发现并满足居民需求才能得到居民的认可。也就是说，当社区对价值建构的关注度并不高时，不同主体的活动仍然可以不约而同地指向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一目标。多元主体的存在代表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促成了社区治理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依托制度政策和信息技术对主体行为进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有效管理，也保证了社区治理的结果符合居民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虽然社区治理实践对价值建构即绩效“生产者”公民的参与的关注度较低，但同样能够使得社区治理绩效得到民众认可并得以持续。江苏省南京市的“‘四位一体’社区减负增效治理改革”实践是该路径的代表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虽然对以居民为中心参与活动和参与渠道等价值建构部分关注度较低，但其强调将党政力量、社区自治力量和社会组织力量调动起来，同时依靠社区减负增效的各项规定和智慧社区平台，使得社区治理实践不断进步。社区治理中通过制定“服务清单”等方式厘清了各主体的责任边界，有助于社区减负;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信息技术的应用诸如App、门户网站的建设等使得社区居民更便捷地了解社区治理信息，也为不同主体的协作提供了平台，上述方面都有助于促成社区治理绩效。
（2）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组态2）。该路径对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表明社区治理需要多元结构的社区权力、丰裕的社区资源，并进行社区价值建构。丰裕的社区资源是社区治理的保障，是社区开展一切治理活动的基础，多元的权力结构为社区方方面面的管理与服务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围绕社区治理目标，促进公民参与，进行价值建构能促成社区治理绩效。辽宁省沈阳市“社区‘还权、赋能、归位’工程”是该路径的代表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在社区资源上通过对文化特色社区建设进行资金投入、幸福社区创建激发了社会资本，并强调网格员的“一专多能”;社区权力上形成了社区党委、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的权力主体，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基础。该社区治理把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作为核心任务，通过建立民主议事载体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推动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
（3）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组态4）。该路径表明，社区治理实践不但需要强调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矛盾的化解，而且也要在明确的治理目标引导下，以社区居民为中心进行价值建构，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社区治理主体在治理目标的引导下进行治理活动，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治理成果的“共治共享者”，同时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存在差异，需要通过协调达成共识带来潜在绩效的提升。北京市朝阳区的“‘居民提案’激活社区居民自治细胞”是该路径的代表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以解决社区服务管理难题为中心，通过“居民提案”这一方式，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治理活动中来，不仅为居民参与提供了有效的渠道，而且促成了实質性的居民参与活动，将社区治理建立在价值建构的基础之上。“居民提案”在社区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社区自治能力得到增强，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的权力主体，同时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以“居民提案”的方式得到了有效化解。通过公共权力、价值建构和协同领导要素的结合，社区治理绩效得以实现。 五、小 结
本文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基础上，从绩效治理的理论出发，构建了社区场域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和社区协同领导这五类要素。为进一步探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更好地促进社区治理实践，提升社区治理绩效，本文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区治理中多元权力结构的存在符合治理实践的发展，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首先，社区中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为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组织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区治理以人为本的本质不谋而合，而面对社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员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团结群众，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其次公益慈善类、公益服务类等社会组织的力量逐渐凸显，它们更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符合需求的专业化服务。而且社会力量也能通过参与进一步破解社区治理转型中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35]，其通过有效激发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隐性资本，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提升提供了可能。上述两者与社区中本就存在的行政力量结合，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的权力结构，代表多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在多元权力结构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不仅反映了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使绩效获得了持续的可能。
2.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需要在分析社区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因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促成属于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路径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上述路徑为从不同方面实现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思路。其次，这三种路径所包含的具体要素之间也存在替代性的可能，如果社区治理中存在多元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辅之以丰裕的社区资源或强调社区纠纷矛盾等的化解，都能推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最后，不同的路径意味着社区治理需要不同的治理要素，社区由于其特殊性，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可以通过分析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以达到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目的。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社区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对社区治理质量提升与考量提出客观要求。社区治理绩效反映了社区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将绩效研究的视角置于与民众具有密切关联的社区层面，不仅丰富了绩效的相关研究，更为应对基层治理中的挑战提供了可能。厘清并把握社区治理绩效的意涵是探讨其他关于社区绩效问题的基础，社区治理绩效应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反映公共价值，社区治理绩效也应该得到维持，具有可持续性。基于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对其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则属于社区治理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要素的问题，任何社区治理实践都须慎重考虑。绩效来源框架为发现社区治理中的要素提供了视角，然而作为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现象，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是不同要素组合导致的结果，探究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及社区协同领导等要素组合形成的路径，为社区治理实践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比较分析中涉及研究者将定性文本转换为定量的变量测量，主要依据个人的现有知识和对案例的把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检验;其次作为对复杂现象的分析，本文对案例信息的深入聚焦于研究目的，可能忽略了其他的信息，导致个案部分信息的丢失[36]，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在多案例研究一般性结果的启示之下，关注个案的特殊性，更为细致地研究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
注释：
①从组织性质来说，社区居委会属于自治组织，但是中国的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力量的代表、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不过随着实践推进，一些研究发现，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正在悄然回归。
②相关计算流程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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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s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ults，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helps to clarify the complex sourc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theory and promote effectiv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practic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hich mainly reflects public value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sourc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t is found that the activeness of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in the commun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chiev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paths of elements combination to achieve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clude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path based 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of community ， value construction path based 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value construction path based 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of commun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ommunities need to improve relevant elements to achieve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