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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论界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业已消歇，但有关底层的写作并未随之终止，甚至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动向。底层文学曾被认为有诸多不足，比如思想的贫乏、艺术粗糙、展示苦难、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等。不过新出现的底层文学却不是冲着为已有的底层文学纠偏而来，而是在日益变动的中国现实中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现实对文学写作的催生作用远大于评论对于文学的训诫。
李云雷曾这样来界定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①据此定义，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于《十月》杂志2013年第2期）和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发表于《十月》2014年第3期）可以说是典型的底层文学，本文想以这两篇小说为例来谈谈近年底层文学的一些新变化。
底层文学多以城市下岗工人、城市贫民、进城农民工或在乡农民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主要叙述他们身处其固有的社会阶层所承受的苦难、权益受损、精神戕害或他们在不堪承受被剥夺而在争取自我权益的层面所进行的抗争。这些底层文学作品无一例外地展现了身为底层近乎宿命的不幸，被侮辱被损害对于底层的不可抗性，并表明随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底层所受的来自资本和权力的侵害变得日益严重，这个社会阶层普遍的无力和脆弱加重了社会危机。与以往这类底层文学不同，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再去表达被先天地安排于底层的小人物在自我固有的社会阶层所承受的不幸，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各自阶层的不安分者，他们不安于自己固有的社会身份，试图自我奋斗，以改变自我的阶层地位。方方笔下的涂自强，出生于大山深处的农家，是典型的农二代。但这个农二代靠着自己的勤奋，通过高考的胜利，走到了省城，他不仅在地域从农村“破门而出”，而且在社会身份上也实现“非农”的转变，而且他要接受的高等教育，也给了他彻底转变自我社会身份的机会和可能性。涂自强始终相信他可以在这个时代“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在大学节衣缩食，靠勤工俭学自己养活自己，凭着“一颗坚强的心和顽强的意志力”去学习，力图挤进“研究生”的门槛。虽然他因家庭的变故，没有实现跻身知识分子行列的愿望，但也没有气馁。在成为上班的“蚁族”后，“拿命来拼”，不计得失地“闷头努力”。涂自强的所作所为都包含了他力求从社会最底层的“农二代”身份中挣脱出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改变自己农二代命运的朴素愿望。而石一枫所塑造的陈金芳也出身农家，在初中时被家人带到京城，就以死相拼地留在京城。为了在北京活下去，她显露出野蛮的生长力量，用泼辣坚韧和靠出卖让自己年轻的身体在北京立下了足。在完成了金钱的初步积累后，她凭借自己社会经历所打下的人脉，先后涉足股市、艺术圈，成为混迹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无论从气质、装扮还是物质财富和社会身份上都完成了惊人的蜕变。涂自强和陈金芳，可是说是底层文学中的“新人”。以往底层文学中主人公，基本没有要稽越或冲出固有阶层身份的愿望或冲动，他们的所有努力甚或反抗，也只是为了争取相对好一点的生活境况，或维护自我的基本权益。至于涂自强和陈金芳，他们的努力是在试图改变自我所属的阶层。特别是陈金芳，在要跻身上流社会、根本改变“可耻”的原生身份方面几乎用尽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在她身上表现出旺盛而茁壮的摆脱令她屈辱的初始社会地位、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强大原欲。这正像小说中写到的，陈金芳及像她那样的女人，“在每个时代、每个环境中都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进取心，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必定会勇敢、果断地站在浪尖儿上”。陈金芳在这强大原欲推动下，“获得了某种决绝的能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两个阶段完全割裂了”，从一个怯弱、受尽侮辱的乡下女孩蝶变为一个在上层社交圈中风姿绰约、长袖善舞的明星，还享受着社会上层那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短暂繁华。陈金芳因为她生命中的不安分和强大的生存能力一步一步地越出了她原有的社会属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病态繁荣、源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伦理和价值观已失去对人心的统合之后，在利益和利益交换变成主导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力量的时候，陈金芳的形象就是一个以投机甚至是野蛮的方式试图穿越阶层分野和阶层壁垒进入上层社会的“女于连”形象，是一个不安分的底层“新人”的典型，在这个企图并已然短暂跨越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身上，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丰富的社会信息。涂自强和陈金芳是近几年出现的底层文学贡献给时代文学的新形象。
不过，无论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还是《世间已无陈金芳》，都没有赋予这些底层新人以无往不胜、前景开阔的“新气象”，没有向这些不安于底层出身的不安分者允诺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没有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这些“新人”身上洋溢。涂自强在城市艰难求生，他拿命来搏的结果是身体受损，以致罹患癌症。现实夭折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还折断了他改变自己命运乃至自我变换阶层的愿望。陈金芳也是如此，她为了在城市“活得有点儿人样”，靠出卖自己，通过靠上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去积累下一轮的资本。最后她贸然闯入以“真金白银的利益链条作为支撑”，以冷酷、尔虞我诈为手段，只是“土财主”、暴发户和“领导干部的家人”拿闲钱去玩的专业投机领域，不仅抵押上自己的全部，也搭上了作为“自己人”的一众乡亲的身家性命。但她在貌似有逆转机会的时候，一下子彻底崩盘。涂自强秉持着传统的善良和吃苦耐劳的品性，踏踏实实地以个人的拼死努力去一点点地构筑自己的未来，陈金芳以源自自我生命的巨大生存能量和女性的身体去接近厕身上流的愿望。可无论他们用正常的个人奋斗，还是用非正常甚至是非法的手段，无论他们有多么的坚韧或有多么百折不挠的力量，都无法让他们跨越阶层的鸿沟，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更高阶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望不到底，也无法瞻望明了的暗黑深海，阶层的壁垒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捅破的坚硬铁幕，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所有的力量都如浮云。这两部小说就这样把一个残忍的事实端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向这些底层人物关闭了所有的上升通道，当下的社会结构已经板结，底层再难实现社会身份翻身的可能，无论他们是使用正常抑或非法的手段，都只能是徒劳。所以，同以往的底层小说为底层争取应有的阶层权益不同，新出现的底层小说展示的是这几年在中国的现实中正在形成且日益严重的事实——阶层的固化，揭示的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层次结构最底层的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阻塞，他们要摆脱固有社会地位进入更高层级的愿望和努力被坚硬的阶层壁垒毁灭。这些作品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极残酷的社会问题，表达了底层无以改变社会地位和阶层命运的彻骨悲伤。这种悲伤是他们个人的，也未必不是时代的悲伤。本来，在竞争环境下的社会分层是正常社会现象。某些社会个体由于先天性优势和个人能力的突出，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从而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在公平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地位和待遇差异是正常的。一个社会结构中底层向上的流动也是应该得到鼓励的；另一方面，原先处于较高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自身原因，在竞争中淘汰出原有社会阶层，流入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这也是正常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无梗阻的流动是一个社会保有活力和公正的标志。但已有学者指出，21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阶层固化已到了不可容忍的严峻程度。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体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去推动发展和变革；另一方面，把持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挠变革，这会窒息一个社会进取和创新的活力。同时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由于社会结构的问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失去了向上发展的通道，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甚至有仇富仇官，导致对社会的不满或对前途的绝望，一旦这种压抑的不满情绪倾泻出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的危机。这两部作品都通过书写底层主人公无法挣脱其出身的阶层，无力摆脱“纯天然禀赋”——无可选择的因血缘遗传而来的社会地位，被固化的阶层壁垒挡在了上升的门外，来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展并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的残酷现实和社会危机，这正是近年底层文学在表现内容上的一个新热点。另外，由于这类作品并未给予“底层新人”充满希望的前景，反而让这些新人遭受挫败甚至身心俱毁，凸显出一个社会阶层固化后，它对一个底层出身的人构成了怎样一种巨大无形又无可逃脱的社会结构性碾压，变得如何让身处底层的人们走投无路。这样一种描写让近年来的底层文学作品弥漫着一股深深的失败主义气息。其实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写作中反复出现失败者形象已经引起注意，“在今天，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中国作家，满纸的小人物辛酸史都被奉为座上宾，但这些小人物几乎普遍沾染了衰老的暮气，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他们对理想生活和越轨的情致心驰神往却又不敢碰触，小心地盘算着如何才能不至于输得一塌糊涂。”②而笼罩在底层文学中的那种浓重失败感，和这些表现“失败者”的文学作品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共同的灰暗底色，它们也在共同诉说着，在社会板结化业已非常严重的社会和时代，在底层小人物似乎无论怎样挣扎要改变自己的阶级都是徒劳，生活似乎已无路可走的生活实况里，“沮丧悲观情绪、挫折感和失败感几乎侵入了人们生命的各个层面”，而我们的心灵也被这“如影随形的失败感凿得千疮百孔”。表达出一个时代和社会普遍的无望感也是近年底层文学的另一个新动向。 二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延续了前几年底层文学关注和同情底层民众、反思和批评现实的精神，在写作上使用的仍然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方式。这样一种写作倾向曾被当作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文学主潮被评说，同时也被看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在新的现实下复苏的标志，甚至有些论者直接把底层文学称为“新左翼文学”。尽管在是否就把底层文学视为新左翼文学方面评论界还未达成统一意见，某些论者对此的态度还比较游移，但底层文学论者都一致认为当下的底层文学应该从左翼文学传统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李云雷就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写作’也将行之不远。”评论界迫切地把底层文学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接续上关系，在左翼文学的传统中去言说底层文学，有为底层文学争取合法性和为底层赋予历史意义的企图。但时至今天，这样一种批评策略因为过于急切的使用而显示出其有疏漏之处。当前流行的底层文学是否具备左翼文学的基本特性？是否意味着左翼文学的复苏？
左翼文学（本文所使用的左翼文学是指形成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1930年代左联成立后以左联为中心的文学写作，1940 —197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不被视为左翼文学，因为前者主要是在党政权威掌控之外、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场域和文化出版空间生成的文学，而后者主要是“党的文艺”的一部分，已不具备左翼文学批评现实的基本精神）之所以被视为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是因为左翼文学“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底层的命运，批判现实的立场，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固然是左翼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并不是左翼文学之所以是左翼文学的特质，这样一种品质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呼声中已然存在，如果要让中国文学激扬起这种精神，并不需要特别去从左翼文学中去寻找。既然如此，使中国左翼文学独具其品质的是它包含的哪些要素呢？
在我看来，能让左翼文学独树一帜的不在它关怀底层生活和批评现实的精神，而在这种文学背后支撑起它的思想认识图式。左翼文学是随着20世纪20 —30年代中国革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形成的文学潮流。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就扎在马克思主义之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思想体系，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在这一思想体系中获得一个全盘性的解释。从这一思想体系之中，结合当时中国的形势，还衍生出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性质、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中国的革命前景等一整套完整的思想认识图式。左翼文学就是在这一套认知图式的笼罩之下兴起，并意图传达这一意识形态，让文学发挥宣传功能，以此来进行“社会动员”的文学。正是在这一套由共产国际给出又根据中国形势的变化有所修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左翼文学通过其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五四文学所描绘的新的“中国形象”。比如，蒋光慈在20 —30年代的《爱中国》《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的土地》等作品就描绘出一幅不同于五四作家笔下的全新中国图景：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中国山河失色，军阀统治和地主、资本家的剥削让工农处于水深火热中，而工农阶级则不甘承受压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并投身到反帝反封的革命洪流中来。这是一幅鲜血淋漓而又风云激荡的中国图景，一扫同时代作家笔下经常表现的老迈、衰朽、凝滞、沉重的老中国气象，呈现出因为工农的革命而给古老中国带来的新气象。蒋光慈在作品中把中国描述成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被工农革命所震荡的社会，自然是他接受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去观照、组织中国生活的结果。在20世纪20 —30年代，产生更大影响的左翼文学正是蒋光慈这类战斗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作品，从这些作品激烈的战斗姿态可以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主导了它们的叙事逻辑。
左翼文学所动用的这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含了非常明确的阶级分析思维和阶级斗争理论，而且它最后的逻辑归宿都指向革命。所以作品集中展现社会的阶级对立。像龚冰庐的《悲剧的武士》（《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借一个在街上值勤七年的警察的双眼展开了都市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汽车里的绅士、香喷喷的贵妇、咖啡店里红男绿女在陶醉享受；小偷乞丐车夫却在饥饿里犯法、奔走。“一句话：你们在百货商店里、俱乐部里、影戏场里、小姐太太们的怀里……过你们的日子。我们在马上路、工厂里、监狱里、穷里、饿里……过我们的日子。你们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我们是乞丐、小偷、强盗、工人……”都市里赫然的阶级差别和分裂暴露在作者的笔下。段可情《火山下的上海》更是大规模地揭露上海这个大都会有钱人享受物质文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下层人（工人、贫苦的妇人、穷人的孩子、苦力、车夫等）则衣衫褴褛，居住在臭水边的破屋，甚至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心酸穷苦，勾画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阶级对立，社会极度不公正的画面。作者这样表现中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强化了作者对社会贫富分裂的感受的结果。左翼小说在展现阶级的对立的同时，还把工农的苦难归结为统治阶级的罪恶。左翼小说在描绘农民生活时都会展示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身上的地租、捐税是如何把农民逼上绝路的；在描绘工人的生活时都会展示厂主或工头如何克扣、欺压和压榨工人、甚至是征用警察对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些作品都在诉说统治阶级的罪恶是中国工农阶级痛苦生活的根源。当然为工农“诉苦”，并不是左翼作品的终点。书写工农苦难、阶级压迫最终引出的是工农的觉醒和反抗，也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爆发。比如龚冰庐《裁判》中的陈兆伯的性格发展就主要体现了“苦难—觉醒—反抗”历程。四十六岁的陈兆伯在矿上出汗流血作了三十年的工，始终吃不饱，在一次矿难中压跛了腿，被矿主赶出，几年后，他的儿子又在矿难中受了重伤，奄奄一息。蒙受了多年苦难的陈兆伯终于明白了：“我为世界做了这些年工，我们的所得呢？就是这些虐待，而我们还是必得要替这世界做工下去，这究竟为了点什么呢？但我总这样想，总有一个奇迹，总有一个英雄回来可怜我们来救救我们，但是没有。我一年这样等待着，一直到现在终于没有到来。我到今天才知道，救助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了。”他觉醒了，在突然觉醒后，他终于爆发了，带头冲向来镇压矿工骚乱的警察。这样去设计情节，实际是当时左翼小说的一个模式，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左翼小说三分之二在“叙说工农群众的痛苦”，“三分之一就做鼓励煽动之词，去反抗，反抗，反抗”③。由于左翼作家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革命这样的思想意识和角度来领悟和观照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命运，左翼小说就不仅写出了底层工农阶级的苦难，还揭示了工农阶级苦难的历史根源——阶级压迫，还为底层工农阶级指明了出路——阶级斗争和革命。所以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实为左翼写作的全部的资源和动力，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就不可能有阶级立场鲜明、战斗色彩浓烈的左翼文学作品。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对叙事的支配，正是左翼文学不同于其他底层叙事最突出的特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思想的支撑，对底层的悲悯情怀也只能是人道主义式的悲悯，书写底层苦难也只能是在人道主义精神范畴中的一种书写。 一旦看到左翼文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和叙事逻辑的基本特征之后，就可以发现近些年来的底层文学写作并未能接续左翼文学传统。《那儿》曾被称为“新左翼文学”，论者的根据是，“在小说中，‘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传统社会主义，这里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④。但实际上在小说中舅舅的反抗并不具备那么深远的思想动因，他只是出于要维护被权力和资本逼得生计无着的工友们的利益才走上上访和告状之路的。《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写的也主要是在进城打工的“新工人”（农民工）和沿海合资企业之间出现的“劳资纠纷”，作品并没有要把这劳资纠纷转化为阶级冲突的迹象。虽然作品通过唐源之口偶然道出“现在回过头想想也只有毛主席才是真心为工人农民的，可惜我们大家都看不清楚，也跟在后头骂”这样一种对逝去的工农革命领袖的追慕，但这种曾作为主流传统的革命思想资源在作品中还只是一抹模糊的背景。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这样的底层小说，其主人公的阶级身份都异常的不突出。涂自强、陈金芳都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农民或某个具体的阶层。而他们在改变命运的挣扎中所遭受的个人痛苦和失败，也无法归因于阶级压迫。像涂自强，承受了那么艰苦的磨难和重大的挫败，但小说并未呈现是什么导致了涂自强的不幸和悲伤。“他并没有遇到坏人，但就是活不下去。”也就是说，在作品里，作者并没有为涂自强设置招致他失败的对立的社会力量或阶层，他的失败也就难以去追究出具体的阶级根源了。涂自强和陈金芳丧失了明确的阶级归属，他们为改变命运的抗争就只是个人的奋斗，和阶级反抗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把他们的个人反抗与左翼小说所宣扬的革命相提并论。所以，从这几年的底层文学来看，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中还偶尔有模糊的阶级话语、阶级对立思想的模糊闪现，但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连最后一点阶级话语的遗存都难见踪迹，它们的作者根本没有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传统思想中去领悟底层的任何冲动。所以这些年底层文学是日益远离了传统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它们虽然是表达底层，却日益与作为左翼文学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脱敏，这种最有可能接近左翼文学传统，但实则是渐渐背离脱离左翼文学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思想根基的底层写作的出现，不仅不能意味左翼文学的兴起，反而在宣告左翼文学的终结。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左翼文学的传统主题不是底层文学写作的资源和动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贯彻既不是底层文学的出发点，也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近年已蔚为大观的底层文学写作由于没有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左翼文学所坚持的思想，使得更多这样的作品仍是在人道主义的情感立场上的写作。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撑、不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认知图式去领悟社会和结撰作品，失去了对革命的热烈书写和对乌托邦的真诚想象，这样的文学还是真正的左翼文学吗？现今的底层文学写作为什么日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和1930年代左翼文学这一思想资源？左翼文学是否可以作为底层文学发展的资源，底层文学又可以从左翼文学中吸取什么？或者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是否有必要寻唤起业已淡出文学视野的左翼文学呢？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所出示的乌托邦中去寻找希望，我们的希望又在什么地方？这些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和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载《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②项静：《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载《文学报》2015年9月24日。
③《后语》，载《流沙》（半月刊）第4期，1928年5月出版。
④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杨胜刚，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
评论界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业已消歇，但有关底层的写作并未随之终止，甚至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动向。底层文学曾被认为有诸多不足，比如思想的贫乏、艺术粗糙、展示苦难、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等。不过新出现的底层文学却不是冲着为已有的底层文学纠偏而来，而是在日益变动的中国现实中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现实对文学写作的催生作用远大于评论对于文学的训诫。
李云雷曾这样来界定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①据此定义，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于《十月》杂志2013年第2期）和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发表于《十月》2014年第3期）可以说是典型的底层文学，本文想以这两篇小说为例来谈谈近年底层文学的一些新变化。
底层文学多以城市下岗工人、城市贫民、进城农民工或在乡农民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主要叙述他们身处其固有的社会阶层所承受的苦难、权益受损、精神戕害或他们在不堪承受被剥夺而在争取自我权益的层面所进行的抗争。这些底层文学作品无一例外地展现了身为底层近乎宿命的不幸，被侮辱被损害对于底层的不可抗性，并表明随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底层所受的来自资本和权力的侵害变得日益严重，这个社会阶层普遍的无力和脆弱加重了社会危机。与以往这类底层文学不同，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再去表达被先天地安排于底层的小人物在自我固有的社会阶层所承受的不幸，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各自阶层的不安分者，他们不安于自己固有的社会身份，试图自我奋斗，以改变自我的阶层地位。方方笔下的涂自强，出生于大山深处的农家，是典型的农二代。但这个农二代靠着自己的勤奋，通过高考的胜利，走到了省城，他不仅在地域从农村“破门而出”，而且在社会身份上也实现“非农”的转变，而且他要接受的高等教育，也给了他彻底转变自我社会身份的机会和可能性。涂自强始终相信他可以在这个时代“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在大学节衣缩食，靠勤工俭学自己养活自己，凭着“一颗坚强的心和顽强的意志力”去学习，力图挤进“研究生”的门槛。虽然他因家庭的变故，没有实现跻身知识分子行列的愿望，但也没有气馁。在成为上班的“蚁族”后，“拿命来拼”，不计得失地“闷头努力”。涂自强的所作所为都包含了他力求从社会最底层的“农二代”身份中挣脱出来，提升自己社会地位，改变自己农二代命运的朴素愿望。而石一枫所塑造的陈金芳也出身农家，在初中时被家人带到京城，就以死相拼地留在京城。为了在北京活下去，她显露出野蛮的生长力量，用泼辣坚韧和靠出卖让自己年轻的身体在北京立下了足。在完成了金钱的初步积累后，她凭借自己社会经历所打下的人脉，先后涉足股市、艺术圈，成为混迹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无论从气质、装扮还是物质财富和社会身份上都完成了惊人的蜕变。涂自强和陈金芳，可是说是底层文学中的“新人”。以往底层文学中主人公，基本没有要稽越或冲出固有阶层身份的愿望或冲动，他们的所有努力甚或反抗，也只是为了争取相对好一点的生活境况，或维护自我的基本权益。至于涂自强和陈金芳，他们的努力是在试图改变自我所属的阶层。特别是陈金芳，在要跻身上流社会、根本改变“可耻”的原生身份方面几乎用尽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在她身上表现出旺盛而茁壮的摆脱令她屈辱的初始社会地位、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强大原欲。这正像小说中写到的，陈金芳及像她那样的女人，“在每个时代、每个环境中都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和进取心，只要一有机会，她们必定会勇敢、果断地站在浪尖儿上”。陈金芳在这强大原欲推动下，“获得了某种决绝的能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两个阶段完全割裂了”，从一个怯弱、受尽侮辱的乡下女孩蝶变为一个在上层社交圈中风姿绰约、长袖善舞的明星，还享受着社会上层那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短暂繁华。陈金芳因为她生命中的不安分和强大的生存能力一步一步地越出了她原有的社会属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病态繁荣、源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伦理和价值观已失去对人心的统合之后，在利益和利益交换变成主导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力量的时候，陈金芳的形象就是一个以投机甚至是野蛮的方式试图穿越阶层分野和阶层壁垒进入上层社会的“女于连”形象，是一个不安分的底层“新人”的典型，在这个企图并已然短暂跨越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身上，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丰富的社会信息。涂自强和陈金芳是近几年出现的底层文学贡献给时代文学的新形象。
不过，无论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还是《世间已无陈金芳》，都没有赋予这些底层新人以无往不胜、前景开阔的“新气象”，没有向这些不安于底层出身的不安分者允诺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没有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这些“新人”身上洋溢。涂自强在城市艰难求生，他拿命来搏的结果是身体受损，以致罹患癌症。现实夭折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还折断了他改变自己命运乃至自我变换阶层的愿望。陈金芳也是如此，她为了在城市“活得有点儿人样”，靠出卖自己，通过靠上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去积累下一轮的资本。最后她贸然闯入以“真金白银的利益链条作为支撑”，以冷酷、尔虞我诈为手段，只是“土财主”、暴发户和“领导干部的家人”拿闲钱去玩的专业投机领域，不仅抵押上自己的全部，也搭上了作为“自己人”的一众乡亲的身家性命。但她在貌似有逆转机会的时候，一下子彻底崩盘。涂自强秉持着传统的善良和吃苦耐劳的品性，踏踏实实地以个人的拼死努力去一点点地构筑自己的未来，陈金芳以源自自我生命的巨大生存能量和女性的身体去接近厕身上流的愿望。可无论他们用正常的个人奋斗，还是用非正常甚至是非法的手段，无论他们有多么的坚韧或有多么百折不挠的力量，都无法让他们跨越阶层的鸿沟，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更高阶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望不到底，也无法瞻望明了的暗黑深海，阶层的壁垒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捅破的坚硬铁幕，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所有的力量都如浮云。这两部小说就这样把一个残忍的事实端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向这些底层人物关闭了所有的上升通道，当下的社会结构已经板结，底层再难实现社会身份翻身的可能，无论他们是使用正常抑或非法的手段，都只能是徒劳。所以，同以往的底层小说为底层争取应有的阶层权益不同，新出现的底层小说展示的是这几年在中国的现实中正在形成且日益严重的事实——阶层的固化，揭示的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层次结构最底层的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阻塞，他们要摆脱固有社会地位进入更高层级的愿望和努力被坚硬的阶层壁垒毁灭。这些作品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极残酷的社会问题，表达了底层无以改变社会地位和阶层命运的彻骨悲伤。这种悲伤是他们个人的，也未必不是时代的悲伤。本来，在竞争环境下的社会分层是正常社会现象。某些社会个体由于先天性优势和个人能力的突出，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从而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在公平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地位和待遇差异是正常的。一个社会结构中底层向上的流动也是应该得到鼓励的；另一方面，原先处于较高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自身原因，在竞争中淘汰出原有社会阶层，流入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这也是正常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无梗阻的流动是一个社会保有活力和公正的标志。但已有学者指出，21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阶层固化已到了不可容忍的严峻程度。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体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去推动发展和变革；另一方面，把持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挠变革，这会窒息一个社会进取和创新的活力。同时如果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由于社会结构的问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失去了向上发展的通道，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甚至有仇富仇官，导致对社会的不满或对前途的绝望，一旦这种压抑的不满情绪倾泻出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的危机。这两部作品都通过书写底层主人公无法挣脱其出身的阶层，无力摆脱“纯天然禀赋”——无可选择的因血缘遗传而来的社会地位，被固化的阶层壁垒挡在了上升的门外，来反映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展并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的残酷现实和社会危机，这正是近年底层文学在表现内容上的一个新热点。另外，由于这类作品并未给予“底层新人”充满希望的前景，反而让这些新人遭受挫败甚至身心俱毁，凸显出一个社会阶层固化后，它对一个底层出身的人构成了怎样一种巨大无形又无可逃脱的社会结构性碾压，变得如何让身处底层的人们走投无路。这样一种描写让近年来的底层文学作品弥漫着一股深深的失败主义气息。其实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写作中反复出现失败者形象已经引起注意，“在今天，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中国作家，满纸的小人物辛酸史都被奉为座上宾，但这些小人物几乎普遍沾染了衰老的暮气，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他们对理想生活和越轨的情致心驰神往却又不敢碰触，小心地盘算着如何才能不至于输得一塌糊涂。”②而笼罩在底层文学中的那种浓重失败感，和这些表现“失败者”的文学作品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共同的灰暗底色，它们也在共同诉说着，在社会板结化业已非常严重的社会和时代，在底层小人物似乎无论怎样挣扎要改变自己的阶级都是徒劳，生活似乎已无路可走的生活实况里，“沮丧悲观情绪、挫折感和失败感几乎侵入了人们生命的各个层面”，而我们的心灵也被这“如影随形的失败感凿得千疮百孔”。表达出一个时代和社会普遍的无望感也是近年底层文学的另一个新动向。 二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世间已无陈金芳》延续了前几年底层文学关注和同情底层民众、反思和批评现实的精神，在写作上使用的仍然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方式。这样一种写作倾向曾被当作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文学主潮被评说，同时也被看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在新的现实下复苏的标志，甚至有些论者直接把底层文学称为“新左翼文学”。尽管在是否就把底层文学视为新左翼文学方面评论界还未达成统一意见，某些论者对此的态度还比较游移，但底层文学论者都一致认为当下的底层文学应该从左翼文学传统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李云雷就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写作’也将行之不远。”评论界迫切地把底层文学与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接续上关系，在左翼文学的传统中去言说底层文学，有为底层文学争取合法性和为底层赋予历史意义的企图。但时至今天，这样一种批评策略因为过于急切的使用而显示出其有疏漏之处。当前流行的底层文学是否具备左翼文学的基本特性？是否意味着左翼文学的复苏？
左翼文学（本文所使用的左翼文学是指形成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1930年代左联成立后以左联为中心的文学写作，1940 —197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不被视为左翼文学，因为前者主要是在党政权威掌控之外、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场域和文化出版空间生成的文学，而后者主要是“党的文艺”的一部分，已不具备左翼文学批评现实的基本精神）之所以被视为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是因为左翼文学“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底层的命运，批判现实的立场，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固然是左翼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并不是左翼文学之所以是左翼文学的特质，这样一种品质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呼声中已然存在，如果要让中国文学激扬起这种精神，并不需要特别去从左翼文学中去寻找。既然如此，使中国左翼文学独具其品质的是它包含的哪些要素呢？
在我看来，能让左翼文学独树一帜的不在它关怀底层生活和批评现实的精神，而在这种文学背后支撑起它的思想认识图式。左翼文学是随着20世纪20 —30年代中国革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形成的文学潮流。左翼文学的思想根基就扎在马克思主义之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思想体系，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在这一思想体系中获得一个全盘性的解释。从这一思想体系之中，结合当时中国的形势，还衍生出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性质、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中国的革命前景等一整套完整的思想认识图式。左翼文学就是在这一套认知图式的笼罩之下兴起，并意图传达这一意识形态，让文学发挥宣传功能，以此来进行“社会动员”的文学。正是在这一套由共产国际给出又根据中国形势的变化有所修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左翼文学通过其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五四文学所描绘的新的“中国形象”。比如，蒋光慈在20 —30年代的《爱中国》《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的土地》等作品就描绘出一幅不同于五四作家笔下的全新中国图景：帝国主义的侵略让中国山河失色，军阀统治和地主、资本家的剥削让工农处于水深火热中，而工农阶级则不甘承受压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并投身到反帝反封的革命洪流中来。这是一幅鲜血淋漓而又风云激荡的中国图景，一扫同时代作家笔下经常表现的老迈、衰朽、凝滞、沉重的老中国气象，呈现出因为工农的革命而给古老中国带来的新气象。蒋光慈在作品中把中国描述成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被工农革命所震荡的社会，自然是他接受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去观照、组织中国生活的结果。在20世纪20 —30年代，产生更大影响的左翼文学正是蒋光慈这类战斗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作品，从这些作品激烈的战斗姿态可以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主导了它们的叙事逻辑。
左翼文学所动用的这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含了非常明确的阶级分析思维和阶级斗争理论，而且它最后的逻辑归宿都指向革命。所以作品集中展现社会的阶级对立。像龚冰庐的《悲剧的武士》（《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借一个在街上值勤七年的警察的双眼展开了都市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汽车里的绅士、香喷喷的贵妇、咖啡店里红男绿女在陶醉享受；小偷乞丐车夫却在饥饿里犯法、奔走。“一句话：你们在百货商店里、俱乐部里、影戏场里、小姐太太们的怀里……过你们的日子。我们在马上路、工厂里、监狱里、穷里、饿里……过我们的日子。你们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我们是乞丐、小偷、强盗、工人……”都市里赫然的阶级差别和分裂暴露在作者的笔下。段可情《火山下的上海》更是大规模地揭露上海这个大都会有钱人享受物质文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下层人（工人、贫苦的妇人、穷人的孩子、苦力、车夫等）则衣衫褴褛，居住在臭水边的破屋，甚至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心酸穷苦，勾画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阶级对立，社会极度不公正的画面。作者这样表现中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强化了作者对社会贫富分裂的感受的结果。左翼小说在展现阶级的对立的同时，还把工农的苦难归结为统治阶级的罪恶。左翼小说在描绘农民生活时都会展示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身上的地租、捐税是如何把农民逼上绝路的；在描绘工人的生活时都会展示厂主或工头如何克扣、欺压和压榨工人、甚至是征用警察对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些作品都在诉说统治阶级的罪恶是中国工农阶级痛苦生活的根源。当然为工农“诉苦”，并不是左翼作品的终点。书写工农苦难、阶级压迫最终引出的是工农的觉醒和反抗，也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爆发。比如龚冰庐《裁判》中的陈兆伯的性格发展就主要体现了“苦难—觉醒—反抗”历程。四十六岁的陈兆伯在矿上出汗流血作了三十年的工，始终吃不饱，在一次矿难中压跛了腿，被矿主赶出，几年后，他的儿子又在矿难中受了重伤，奄奄一息。蒙受了多年苦难的陈兆伯终于明白了：“我为世界做了这些年工，我们的所得呢？就是这些虐待，而我们还是必得要替这世界做工下去，这究竟为了点什么呢？但我总这样想，总有一个奇迹，总有一个英雄回来可怜我们来救救我们，但是没有。我一年这样等待着，一直到现在终于没有到来。我到今天才知道，救助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了。”他觉醒了，在突然觉醒后，他终于爆发了，带头冲向来镇压矿工骚乱的警察。这样去设计情节，实际是当时左翼小说的一个模式，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左翼小说三分之二在“叙说工农群众的痛苦”，“三分之一就做鼓励煽动之词，去反抗，反抗，反抗”③。由于左翼作家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革命这样的思想意识和角度来领悟和观照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命运，左翼小说就不仅写出了底层工农阶级的苦难，还揭示了工农阶级苦难的历史根源——阶级压迫，还为底层工农阶级指明了出路——阶级斗争和革命。所以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实为左翼写作的全部的资源和动力，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就不可能有阶级立场鲜明、战斗色彩浓烈的左翼文学作品。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对叙事的支配，正是左翼文学不同于其他底层叙事最突出的特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思想的支撑，对底层的悲悯情怀也只能是人道主义式的悲悯，书写底层苦难也只能是在人道主义精神范畴中的一种书写。 一旦看到左翼文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和叙事逻辑的基本特征之后，就可以发现近些年来的底层文学写作并未能接续左翼文学传统。《那儿》曾被称为“新左翼文学”，论者的根据是，“在小说中，‘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传统社会主义，这里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④。但实际上在小说中舅舅的反抗并不具备那么深远的思想动因，他只是出于要维护被权力和资本逼得生计无着的工友们的利益才走上上访和告状之路的。《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写的也主要是在进城打工的“新工人”（农民工）和沿海合资企业之间出现的“劳资纠纷”，作品并没有要把这劳资纠纷转化为阶级冲突的迹象。虽然作品通过唐源之口偶然道出“现在回过头想想也只有毛主席才是真心为工人农民的，可惜我们大家都看不清楚，也跟在后头骂”这样一种对逝去的工农革命领袖的追慕，但这种曾作为主流传统的革命思想资源在作品中还只是一抹模糊的背景。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这样的底层小说，其主人公的阶级身份都异常的不突出。涂自强、陈金芳都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农民或某个具体的阶层。而他们在改变命运的挣扎中所遭受的个人痛苦和失败，也无法归因于阶级压迫。像涂自强，承受了那么艰苦的磨难和重大的挫败，但小说并未呈现是什么导致了涂自强的不幸和悲伤。“他并没有遇到坏人，但就是活不下去。”也就是说，在作品里，作者并没有为涂自强设置招致他失败的对立的社会力量或阶层，他的失败也就难以去追究出具体的阶级根源了。涂自强和陈金芳丧失了明确的阶级归属，他们为改变命运的抗争就只是个人的奋斗，和阶级反抗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把他们的个人反抗与左翼小说所宣扬的革命相提并论。所以，从这几年的底层文学来看，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中还偶尔有模糊的阶级话语、阶级对立思想的模糊闪现，但到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连最后一点阶级话语的遗存都难见踪迹，它们的作者根本没有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传统思想中去领悟底层的任何冲动。所以这些年底层文学是日益远离了传统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它们虽然是表达底层，却日益与作为左翼文学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脱敏，这种最有可能接近左翼文学传统，但实则是渐渐背离脱离左翼文学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思想根基的底层写作的出现，不仅不能意味左翼文学的兴起，反而在宣告左翼文学的终结。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左翼文学的传统主题不是底层文学写作的资源和动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贯彻既不是底层文学的出发点，也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近年已蔚为大观的底层文学写作由于没有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左翼文学所坚持的思想，使得更多这样的作品仍是在人道主义的情感立场上的写作。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撑、不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认知图式去领悟社会和结撰作品，失去了对革命的热烈书写和对乌托邦的真诚想象，这样的文学还是真正的左翼文学吗？现今的底层文学写作为什么日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和1930年代左翼文学这一思想资源？左翼文学是否可以作为底层文学发展的资源，底层文学又可以从左翼文学中吸取什么？或者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是否有必要寻唤起业已淡出文学视野的左翼文学呢？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所出示的乌托邦中去寻找希望，我们的希望又在什么地方？这些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和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载《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②项静：《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载《文学报》2015年9月24日。
③《后语》，载《流沙》（半月刊）第4期，1928年5月出版。
④李云雷：《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杨胜刚，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