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多伦多定居后，朋友们经常三五成群开车过来游玩。多伦多可游玩的地标性景点很多，不过我总喜欢带他们去卡萨罗马(casa Loma)城堡。卡萨罗马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府邸，有98间装饰华丽的套房，城堡内有秘密通道，漂亮的花园，还有一个足可以烤一头牛的烤箱……每次都有朋友感慨说，要是这辈子能住上这样的城堡，就死也瞑目了。我总是开玩笑的说：“Are you sure?这样的豪宅，就是送给你，你也住不起啊!”
　　这里的主人是传奇金融家亨利佩拉特(Sir HenryPeuan)爵士。但他依靠自己的智慧从电力行业赚到第一桶金，财富最多时拥有两个1,000英亩的大衣庄，其中就包括卡萨罗马城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多伦多市政府给卡萨罗马增加了物业税，从每年的600加元，增至每个月1,000加元(这在当时是巨款)，亨利爵士不得不拍卖艺术品和家具。最后因为负担不起27,303元税款，亨利爵士只得“弃城”而去，城堡最终被多伦多市政府收归，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这类故事在美国也不胜枚举，如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的“听涛山庄”(Breakers)，由于第二代交不起物业税，便“奉送”给了美国政府。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很多富人都早早开始筹划。
　　我曾经所在的公司，就接到过一位英国皇室成员的大单就是帮助这位慈善家通过掉期交易，来免缴政府高昂的税额。公司接到任务后，会计师、律师和分析师全被调动起来，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项十年计划的合约——股权收益掉期合同。通过掉期交易，这位皇室成员在十年内将“合法”地逃税五千万美元，而我们公司将落袋一千万美元。因为股权收益掉期不是证券，完全不受任何监管，也不必向任何人披露，包括税务局。不过，这位皇室将省下的巨额税金也投到了她的慈善基金。这就令我疑惑了，既然准备捐出，为何要这么周折地避税呢?
　　后来，通过巴菲特、比尔盖茨设立慈善基金的事例，我终于明不白了。
　　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操作最透明的私人基金，截至2009年底，基金捐赠规模达335亿美元。基金会有三位受托人：比尔·盖茨，梅林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为了保持慈善基金的资格，基金会每年至少必须捐出其他资产的5％，也就是说每年起码得捐掉15亿美元。这不能不让我们叹服盖茨和巴菲特的胸怀!当然，两住也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不喜欢“被”交税。巴菲特就曾透露，他每年缴纳给政府的个人所得税(Income tax)比他的秘书还少。
　　这一点从他们的基金的性质得到了印证。美国国税局(IRS)为富人制定了一奈税法条律，普通收入者永远无法触及。根据此条款，美国富翁建立的非经营性私人基金，可以完全免税。这种既可免去重税赋，又可获得社会声誉之善举，何乐不为?
　　众所周知，比尔·盖茨拥有的绝大部分财富是微软的股票，市值约500多亿美元。百年之后，如果他将财富作为遗产留给子女，按美国法律50％上下的遗产税率，并且当以转移产权生效之日的收盘价来核算税额，进行当日纳税。那么，在他的儿女接受遗产的当日，必须先缴纳2504亿现金的遗产税。
　　比尔·盖茨哪有这么多现金，他也无法出售股票。按照惯例，大股东出售股票必须经由董事会同意。如果比尔盖茨一意孤行，为了儿女抛售股票，那么微软的股价就将狂跌，很可能就变成了垃圾股。如此之下，他儿女所持有的股票还有何价值?聪明的做法，就是把股票转赠给一个以他命名的基金。
　　我想这就是欧美富人为何“喜欢”做慈善的最大原因之一吧。与其让政府拿去，不如放在自己的慈善基金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今，盖茨夫妇将他们的基金如企业般地经营着，还站到了道德至高点、落得了慈善家的美名，这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