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网络时代，炒作无处不在，其实古人也很重視炒作。晚清之际，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好论时事、兵事、外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风盛极一时。但这些手法在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小儿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评“大清第一炒作高手”的话，非左宗棠莫属。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想出名早，最好的办法是有“故事”，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
　　早在学生时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联系到后来左宗棠到军机处上班，读到李鸿章的奏折时，“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页），则复如此……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读一页即故意拍案大笑，半个月都没读完，此情形和学生时代如出一辙。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长“编故事”。
　　第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拜访他，贺为左之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左盘桓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
　　此事载于《左文襄公年谱》，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场，如何佐证？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
　　第二个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别有用心”。陶澍爱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印心石”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陶澍看到此联，自然心花怒放，引为知音；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总之，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竟然不顾年龄和辈分悬殊，与之结为亲家。
　　第三个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因为闻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其实，林则徐见左宗棠，并非“闻听”其大名，而是缘于陶澍。陶、林二人关系不浅，左又是陶的亲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故事。左公拜见林大人，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来？后人很难晓得。凭常识判断，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诗文之才——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至于其它才能，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说的是长沙发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发，受到追查，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未见载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所以流布者，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这与左公“喜为壮语惊众”的秉性极为相得。因此，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时人感觉不公，为之抱不平。
　　左宗棠有才有谋不假，但他的为人识人实在有待商榷。他攀附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人，固然能依托他们之大名成就自己的名气，但这些人对他的事业并无帮助。相反，他瞧不起的“才具稍欠开展”的曾侍郎，才是他真正的伯乐、恩主。
　　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可谓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