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煙海的文艺作品中，“门”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作为一个意蕴丰富的重要意象，“门”以其承载的人物心理和社会景观，凭借象征或寓言化的映射形式，呈现人类复杂多变的情感，沉淀出具有启示意义的哲思，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正是通过“锁着的门”“敞开的门”等意象展现主人公渴望与人接触又排斥他人的矛盾心理，展示了19世纪 60 年代俄国底层民众的苦难。而在梅特林克的戏剧中，“门”更是如鱼得水地承担着多重时空转换的角色，成为心理时空的构建的舞台形式。小说家霍君显然也深谙“门”对于困境表达的隐喻，在她讲述女性的情感故事时，善良与自私、希望与绝望、美好与罪恶都被那一扇扇门所包含。不同的是她并不着意突出“门”作为“界碑”的分隔意义，而更倾向于凸显“门”作为一种理想出路或者一种生存选择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她还以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对各种可能性进行验证，遗憾的是，作者得到了“此路不通”的结论，让一个美好温婉、追求至纯爱情的女性堕入悲剧命运。
　　小说中，女主人公王小柔至少有三重门。一是她自己家的门。瘫痪在床的丈夫于永志每天凭借开门和关门的声音确定王小柔的来去，妻子对他只有平淡而程序化的生活交流，比如喂饭、喂水、换纸尿裤，或者开关电视机。这扇门关住的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家庭，以及这个家庭赋予其成员的人道主义、伦理道德，或毫无激情的责任感，爱情早已无处可寻。于是，一道门隔开公共空间与私人生活，并不宽敞的两居室在夫妻两人分居之后就变成一个气氛凝滞、疑云重重的恐怖城堡。第二重是王小柔的局长“老男人”时常为她打开，或者赋予她开门权力的门。这一重门带着神秘与龌龊一次次呼唤王小柔，在她无力负担老父和哑兄的经济要求时，那扇门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区里打开，在单位的办公室里打开，或者在郊外的轿车上打开。这一重门既是王小柔解决老家难题的唯一途径，又是个人情感滑入更深沼泽的灰色地带。第三重门则来自于王小柔的心灵世界，是她企图拯救现实生活、安慰现实生活的内心欲望。这重门既有“幸福路遛狗队”里互有好感并主动照应她的男性邻居——一个后来被她称为“何慕天”的男人，她在“何慕天”那里感受到了于永志因欺骗而失去的真实、真切和真诚，就飞蛾扑火般把情感寄托在这个已婚男人身上。而在网络QQ上闪动头像的“丑得不得了”则因为和王小柔网名相同获得她的青睐，也成为她孤独疲惫的情感出口，一句“我种菜，你偷菜”就让王小柔倍觉温馨。然而，无论是“何慕天”的婚姻现实还是“丑得不得了”的游离虚无，这种情感寄托更多地显示出幻想色彩。
　　在压抑无望的生活挤压下，人物的精神沉降成为小说关注的焦点。这种精神沉降来自于因欺骗造成的信任崩塌：出租车司机于永志决意追求到一见钟情的妙龄女子王小柔，哪怕对方这个“水仙”般的姑娘已经有了男朋友，他还是铤而走险雇人上演抢劫的戏码，并通过“英雄救美”一举俘获芳心。然而秘密一旦败露，原本并不稳固的爱情摇摇欲坠，于永志为把王小柔留在身边，又用“自杀式”车祸导致的高位截瘫与王小柔善良的人性底线进行对赌，家庭与婚姻在失去理智的“占有式”情感中瓦解。在这个叙事过程中，“门”不再是关于希望或者出路的单向度指称，而是变成了一个个世俗视角下的普通选项，融合了道德伦理与情感价值中的正反面，融合了理智与情感的较量，融合了对丈夫于永志的包容和对小人于永志的报复，融合了“何慕天”的美好和老男人的龌龊。受到情感重击后的王小柔在这样复杂交错的状态下，失去重心、茫然无助，她也做过努力，从婚姻到工作，从现实到网络，上下求索寻觅安宁而不得，最终拿起锤子疯狂地冲上了大街。
　　对命运风暴的拼死抵抗，对美好情感的靠近与失去，以及艰辛生活下的无能为力、自甘堕落让一扇扇“门”变成了深渊，一盏盏希望的灯渐次熄灭，王小柔迎来人生的至暗时刻。为避免人物被吸入命运的“风暴眼”从而完全失去其精神上的主体性，作者设置了宠物狗杰瑞这一角色，并以杰瑞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讲述。作为生活打在王小柔身上唯一的一束暖光，杰瑞成为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里最后一点生动色彩，它兴高采烈地以“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自居，晚饭后陪王小柔散步，还能察言观色揣度女主人的心情。不仅如此，它还操心导致王小柔闷闷不乐的缘由，派出自己的追求者女流浪狗去跟踪侦查，组织小区的“狗兄弟”去老男人家实施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公主复仇记”。很显然，被王小柔进行情感放逐的于永志，在家庭功能上也被一条坦荡忠义的狗替代。杰瑞不仅因叙述视角身份被赋予了寓言功能，作为王小柔的情感慰藉，它也成为男性形象在家庭生活中的超现实呈现。与此相对应的，女流浪狗对杰瑞的忠贞以及把生命置之度外的真情付出，恰恰是王小柔失去的爱的能力。生活上，狗被人喂养得以生存；精神上，人远远不如狗之间的真诚、忠贞、义气，动物视角带来讽刺和批判同时也是作者对人性困境的关注和言说。
　　如何对待困境是人性故事的恒久主题，如何营造困境则彰显作家的讲述能力。霍君在《这扇门，那扇门》中写出了三个叠加的人生困局：真相大白让王小柔对于永志的人格产生厌弃进而否定了婚姻——婚姻的倾覆没有赢家；在这个困局的基础上，合法的婚姻与崇高的人道主义保护着于永志昔日的“狂”与今天的“弱”，王小柔除了接受别无他法，无法抉择自己的未来，她所能做的只有向权力和衰老臣服，在虚拟的网络中幻想，或者在“何慕天”理性地拒绝中崩溃；而博士男的基因实验使于永志的精神成功注入杰瑞身体后，于永志可以开始自己的救赎，王小柔则要面对情感与理智的纠缠，甚至陷入逃而不得的疯狂。作者试图告诉人们，在封闭的铁屋子里静坐等死是不行的，但是朝着门走去也未见得是花好月圆的结局。这使整个小说文本透出浓郁的哀伤，它通过一个都市新女性的个体悲剧演奏了一曲追求高尚和纯粹的灵魂挽歌，其凄美、决绝的形象恰如子规啼血，带着对纯美爱情的倔强呼唤，变成黄昏里寂寞却刚烈的杜鹃。将这部小说中的主题取向和价值观念放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思考，它可谓是对传统爱情和价值观念颓变的嗟叹和批评。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但随着社会伦理道德的变化，特别是伴随消费价值的流行，忠贞信义、内敛含蓄、爱中有敬、敬中有爱的传统婚姻和爱情观遭受冲击，一些人将感情和性当作消费的对象，因此霍君笔下的人物在芜杂的生活中对爱情的坚守和追寻变得难能可贵。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当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也就没有在困局之外为其开辟新的处境，给人物形象的层次性带来一定损失。但小说的结尾让人充满想象，经历过绝望疯狂的王小柔仍然有可能在尖利的刹车声中惊醒，在埋葬了这段压抑撕裂的岁月后，荷锄归去，告别过去那扇沉重而凌乱的门，开始新的人生。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联宣传创作部主任、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