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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学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文化具有政治动机的解读方式中，生态批评利用了生态学的观念和隐喻；二是那些研究人类本性的学科又为分析叙事性作品与诗歌的起源、其可能具有的功能及普遍价值提供了启发。迄今为止，这两者之间鲜有交集，只有E.O.威尔逊提出的“学科融合”科学知识一体化项目预示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前景。本文对达尔文主义文学评论的理论局限以及生态批评的科学局限进行了研究，并呼吁在生态批评与生物科学之间建立起更适度、开明与丰富的联系。
[关键词]生态批评；学科融合；共栖思想；局限；适度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122-07
[作者简介]格雷格·杰拉德（Greg Garrard），英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巴斯思帕大学高级研究员，现任“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英国分会会长。
[译者简介]朱利华（1973—），女，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研究。（北京 100070）
Title: Ecocriticism and Consilience: The Idea of Symbiosis
Author: Greg Garrard
Abstract: Biological science bears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wo ways: ecocriticism draws upon ecological ideas and metaphors in its politically-motivated analysis of culture, and the sciences of human nature can throw light upon the origins, possible functions and generic qualities of narrative and poetry. So far, the two approaches have had little truck with one another, despite the promise of a role in the unifying projec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bbed“consilience” by E.O .Wilson.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Darwinian literary criticism alongside a critique of the scientific limitations of ecocriticism, and calls for a more modest, open and knowledgeable relationship to biological science in future.
Key words: ecrocriticism; consilience; symbiosis; limitation; modest
诗歌何为？也许正如查尔斯·哈珀·韦伯（Charles Harper Webb）所言，诗歌类似孔雀尾巴的进化状态，“象一只嘲鸫引吭高歌一样，一首诗即是一次夺人眼球的自我炫耀”。①要么诗歌的水平取决于诗人的自我调节本能（这也许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诗人作为性伴侣的原因）；要么诗歌创作能力在祖传背景中取代了其他可取的思维和情感特征。诗歌的读者在展示他们可以成功欣赏优美诗歌的时候显示他们的魅力，文学评论家也是如此。在韦伯看来，达尔文的概念中，完美的诗歌“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好的诗歌在展示作者魅力的同时也避免了令读者难堪。意志软弱、小题大做、平庸普通的诗歌达不到显示魅力或真正诗歌水准；滑头滑脑、玩世不恭、太过时髦、过分自我的诗歌可能是成功的社交展示，但又不是艺术。很明显，进化是要使自己尽量迎合“金发美女”的诗歌品位——既不是太聪明、费劲或自我，也不是大众化的打油诗或者明信片之类的风格，这些恰好符合了韦伯自己的偏爱。
也许，正如艾赛多尔·那比（Isadore Nabi）在《科学与自然》（Science and Nature）中说，即便是英国的十四行诗也带有达尔文思想的痕迹。既然十四行诗不太可能在生存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物竞天择，那么似乎可以用性的选择和竞争来解释。和韦伯相同的是，那比提出：“我们的假定是……英语十四行诗是一个性器官，像其他更多的肉体性器官一样，有一个被青睐的最佳尺寸。”①似乎十四行代表进化中达到的平衡，这种平衡居于“挑逗和高潮，求爱和安全，激情和谨慎之间，允许一个人以最小的险情和最大的收获来繁殖自身”。②鉴于十四行诗写作当中的文化差异，那比认为：“一首英语十四行诗大约7%的内容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这7%必然包括制约诗歌篇幅的第14行诗。”
这两个论点中一个带有恶作剧的色彩，另外一个是严肃认真的。但谁又能识别出来呢？那比“对英语十四行诗的进化论解读”的本质被其副标题“E.O.威尔逊还原主义的戏谑评述”以及据说是编辑加在结尾的一些“哲理性的评论”所揭示。然而，查尔斯·哈珀·韦伯并没有从讥讽中受到启发。“诗歌是魅力的炫耀”只是新文学批评运动中一个最不显眼的例子——达尔文主义批评或生态诗学。他的文章总结了其中最糊涂的因素：浅薄的因果推理，欢欣鼓舞地从所谓的事实推演到自以为是的价值观，鲁莽地使用多少有些投机色彩的生物学术语，等等。最刺眼的是，他从把文学看做作者特有的自我调适的产物的有趣想法，跳跃到一个大异其趣且更为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诗歌是“魅力的展示”，之后，又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20世纪美国诗人之间的争论有着宏大的进化意义。
韦伯令人尴尬的大胆之举并不一定会戳穿威尔逊（E. O. Wilson）夸大其词的结论：“人类思维最伟大的事业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企图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③真正辉煌的事业将可能遭到那些拙劣或无能的人们俗丽的模仿。借用达尔文的著名术语“进化”，威尔逊的生命观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就是，毫不含糊地献身科学进步的启蒙事业，联合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知识。来自学理上的挑战是，如威尔逊所言：“我们知道，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有文化传播的。问题是，生物学和文化之间如何互动的，尤其是他们之间如何跨越所有社会群体进行互动来建立人类的共同性。”④对于真正因社会生物学的著作⑤以及推广和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工作而出名的学者威尔逊来说，环保的任务要求人们在与历史上偶然存在的文化的复杂互动中理解人性。
既然韦伯的推论证明目前许多已经发表的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案例存在错误（尽管不是很明显的错误），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还远不了解什么样的融合是可以包含进来的。目前唯一一部相关的重要论文集《文学动物》（Literary Animal），是拼凑杂混的：有对于一般叙事从进化的、适者生存意义角度进行论证的；有为“人性”观进行辩护的（其中有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一篇出色的文章）；有对注入了色情的作品、悲剧和罗曼史小说进行达尔文主义解读的；以及对于一个经典作品的详尽的、一气呵成的解析，如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对《傲慢与偏见》的解析，他尝试摆脱用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穿靴戴帽式的解析，阐释该文学作品作为对于“女人择偶”叙述的根本意义。在一个详尽的、勉励的但又带有批判性的评述中，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质疑了达尔文主义促进文学批评的潜力：“支持用达尔文主义解读文学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来详细解释进化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性论的复苏。”平克建议说：“一个学科融合式的文学研究应该不光要利用进化心理学，而且还要利用人性的其他的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语言学……，行为遗传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如威尔逊所示，生态学似乎证明了学科融合研究可以用来分析人性——通过文学或者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但是，似乎生态学无法直接和文化产生联系，而认知心理学等却可以。卡罗尔认为：“文学是由心灵而不是生态系统产生，心灵则是由‘自然选择’产生的，”①当然，‘自然选择’是否有制造文学的功能或者仅仅制造了一个大脑，是否该大脑制造了文学等这样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定论。与此同时，格林·洛夫（Glen Love）认为：“生态思维——目前因为它涉及用一个扩大了的思维框架来回答有关自然和人类的位置这类问题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必须包括一个更广阔的、更谨慎的对关于人类行为学科的考量，这些学科包括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生态文化进化学、进化心理学、神经学以及其他以达尔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②尽管这一观点中暗含开头提出的两个多少有点戏谑的例子所显示的危险，我还是同意洛夫的观点。
那么，学科融合对生态批评意味着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会带来隐藏在华兹华斯的名句“解剖就是谋杀”中的还原主义的威胁，威尔逊承认：“这个词本身……有着灭菌的、侵略性的意味，就像是手术刀或者医疗导管。”③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就是典型的把还原主义和机械主义看成是破坏环境和残害动物的战争同僚：“还原的机械主义框架能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这距离使得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成为可能，使得笛卡儿的追随者把动物用于科学试验。”④“还原的机械主义”（reductive mechanism）——或者其他的什么称呼，促成被特雷莎·布伦南（Teresa Brennan）出色地定义为“施虐式冷静”（sado-dispassionate）视角的形成。尽管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很流行，然而，谴责笛卡儿导致“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合法化，似乎不可信。事实上，“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至少有三个容易被混淆的含义⑤：无法避免的方法论的还原主义（无人可以同时学习所有的东西，所以范围必须被限定，参数也需要被控制）；理论还原的目的是以一个层面的现实（如葡萄糖的生化氧化过程）来解释另一个层面的现实（如为肌肉提供能量）的方式来理解现象；哲学上的或形而上的还原，大概是一个无益的理论还原形式，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和环境保护哲学家树立的一个靶子。关键是人们都公认，尽管理论上的还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随着复杂性沿着原子、分子、基因、细胞、组织、有机体和人类级系的逐步上升，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也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新的特征就出现了”。①生态系统和人类文化都是具有新特征的复杂系统。在威尔逊幻想出来的“完全融合”的一个“极端例子”中，“自然界是由统领所有其他法则和规律的简单的、普遍的物理法则组织运行的”，这有接近形而上还原主义的危险。之后，威尔逊也承认说：“也许这样笼统地预测最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的。”②然而，目的不在于“还原”，“复杂性才是最终令科学家感兴趣的，而不是简单性。还原主义是理解它的途径”。③事实上，正如不可能找到任何信奉“宿命论”（determinism）的生物学家一样，似乎也没有最新的证据证明：因为极端还原的科学家信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机器的科学哲学，人们就把他们视为将世界当做仅仅是一个机器的人。在威尔逊看来，学科融合是人类知识相对于自然界那难以穷尽的、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的对应物，这个复杂的自然界概念普及之后被称为世界上生命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用生态系统来解释文化产物，有可能陷入幻觉，尽管这已经成为生态批评的习惯性修辞。比如，威廉姆·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运用于文学研究”④时，时而谨慎，时而随意——有时他承认说，诗歌和生态系统里面的“能量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之后他又忘乎所以地说：“如果理解得当，诗歌可以被当做对能量流动、社区建设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的典范。”⑤鲁克特伦理式的和教诲人的热忱以及实验的热情应该控制把诗歌作为典范的冲动，尽管很大程度上应该看什么是“典范”。在科学中，典范往往指的是电脑对一个现象的模拟，这种模拟通过程序或算术指令不断精细化，直到它最后令人满意地跟踪给定变量中的被观察的波动对象（如在全球平均气温中应该与过去和将来变量吻合的气候模型）。尽管地图永远不会和真实的地貌吻合，模型永远不会和现实同一；但是，如果成功被看成是和真实的系统一致的话，地图或模型和现实状态可以完全同一——他们变化模式持续的一致表明模型设计者选择了正确的初始条件、变量和指令。而在诗歌里面，没有什么使得它可以和任何非语言的东西完全一致，遑论任何生物上的东西。换一个做法，诗歌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类比物，此种情况下两者肯定有差异，但是，惊人的相似性将很具有启发性。然而，这样又太生硬，诗歌和“绿色植物”毕竟不同，而且，诗歌是否具备“帮助创造一个永久自动的、不断进化的系统”的功能并不清楚。⑥最好的情况下，诗歌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可以是隐喻性的，或者说隐喻的程度到了生态系统是一个叙事行为或者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因此，它也是寓言性的。说“诗歌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好比说一个老人是“挂在棍子上的一件破外套”——有极强的暗示性且令人记忆深刻，但是绝对经不起推敲。
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的《美国诗歌的新理论》（A New Theory for American Poetry），一部最近的、更全面的关于生态和诗歌关系的理论著作将两者的关系进一步神秘化。书中说：“诗歌和自然界事件之间几乎有着基因关系。”①“环境诗歌”（environment-poem）这一流行词本身显然就是这种诗歌与自然界之间紧密关系的缩影。这在惠特曼身上尤其明显：“他的诗歌不是关于环境的……他的诗歌就是环境本身。”②一些诗人（如惠特曼、阿士贝里、克莱尔）聚合的、善观察的、仪式主义的特性显示出他们的诗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其特征是内部的多样化、自我组织以及非线性等。③弗莱彻热情的论证具有极强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极具惠特曼演说的激昂。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果真是“自动诗意化”的，还是他们或多或少是一些有机体的偶然聚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以极为玩世不恭的口吻在他的著作《延伸的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中指责“波谱生态学”（pop ecology）的“相互依存”以及自我调节的概念“可能是有一个关系网络存在，但是它可能是由小的、利己的成分构成。那些利用有着公益心的同伙们进行繁殖的实体，比起那些为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付出的实体，往往更能成功地自我繁殖”。④即使生态系统是自动诗意化（autopoietic）的，它是否和诗歌具有一致性？数字化的非线性（或者是“混乱”）特征取决于恒定复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公式的结果被看做会再次出现的变量。这种数字的非线性特征看起来最多在隐喻的层面存在，且主要是和主观解读一首诗产生的非线性感觉相关，尽管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复现式的。
此处有某种尖锐的讽刺意味，因为，就算大家都懂得如何处理比喻性的语言，往往也是文学专家，我们的评论家看起来忽视了同一性、类比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科学家承认说，在他们的话语中，隐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谨慎处理。道金斯在其专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采用拟人手法的时候，心里有着清醒的意识，但是，来自人文科学的一些批评家却难以理解这种拟人手法的含义。道金斯是样写到：“将基因拟人化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认为DNA分子有自觉的人格特征，也没有哪个理智的读者会把这种幻觉归咎于作者。”⑤尽管道金斯的隐喻手法在进化生物学、胚胎学和人口遗传学（还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中大量使用，其隐喻手法还是被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中所排斥，因为这种手法“对人类的尊严或社会的变革都不是一个有用的贡献”，尽管自私和利他主义明显是“对行为方式进行文化的特殊描绘”，此描绘在“西方”之外几乎没有意义。⑥这种隐喻描述在罗斯看来不可思议。事实上，把基因当作“自私”的做法会产生一系列的至关重要的假设和预想，如怀孕期间的矛盾特点，孕期胚胎和母亲在一系列的领域争夺资源，类似于主人和寄生虫的关系。把诗歌当作生态系统的做法可能会给生态批评带来累累硕果，但是至今这种做法缺乏解决问题应有的严肃和谨慎；诗歌——隐喻的其中一方，几乎没有努力获得另一方——生态系统的道德色彩。
从表面看，生态概念比起进化观念更不可能被直接运用到文学上来。诗歌既不是形体展示，也不是生态系统，尽管诗歌和这两者都有暗示性的平行关系。诗歌所能做的可能是，充当一个责任心强且教学方法得当的老师手中的教学工具，并与其他方法一起，通过鲜明的隐喻手法，引起伦理变革和政治变革。但是，教训之一是这个工具本身——在这里是被挪用的生态术语——事关重大。举例来说，“共生”（symbiosis）一词是生态批评家们的最爱——人们对之赞不绝口。我不希望我举的例子会让人指责我以怨报德——在《印度生态批评报》（IJE）的第一版中，斯旺那拉沙·兰嘎加兰（Swarnalatha Rangajaran）在编辑评论中认为，生态批评“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和风景、文本和地貌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意识到了语言和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系”。①在同一期中，艾伦·德雷森（Alan Drengson）捍卫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生态哲学”（ecosophies），说它是“尊重如多样性、共生等生态价值观念的个人生命哲学”。②而与此同时，大卫·巴恩希尔（David Barhill）把社会生态学的理想状态描绘成“自然和社会区域的共生合作”。③拉马皮里亚（R. Ramapriya）用花和它们的授精花粉的共生关系来表明“任何环境、社会和个人的区别都是人为的”。④可以这样说，生态观念的形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德雷森不无道理地指出：“我们应该尤其尊重那些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幼稚或愚蠢。”⑤显然，他的目的是敦促读者努力和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这是一个包括本人在内的任何生态批评家都不会反对的道德目标。况且，IJE的撰稿人总的来说都是典型的生态批评家。然而，正如我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中所表明的，“平衡”这个比喻已经和现代生态学中复杂的自然系统里那难以预测的动力机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失去关联。⑥“共生”在生态批评语境中被用做“提喻”，表达一个更大的、不受干搅、自然和谐的理想状态，该理想状态在条件最好的情况下都是罕见的，如果条件不好就是一种虚构。这事实上是通过20世纪早期的生态学折射出来的伊甸园版本。如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所警告的那样：“对于生态批评来说，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领域，它需要意识到生态学不是一个融事实、价值观和隐喻为一体的行贿基金，而是一个很难说具有一致性，有着成败相随的过去和相当不确定的未来的领域。”⑦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隐喻不过是隐喻，并把它们当做是实际的真实的时候，就如我们想象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竟然可以亲密交融到像是果园和黄蜂两者之间必然共生的状态一样。简言之，我们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找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隐喻并使之复活成为明喻。这样，经不住推敲的比较和对比则更加显而易见。
生态批评的“共生”主要是对抗达尔文令人不快的“自然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的观点，人文学者坚持保守派的立场。尽管自然界有着明显的猖狂掠杀，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我们把共生想象成比竞争更普遍的现象，我们将充满热情建设更加合作的社区。有时候，正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学：袖珍指南》（Ecology: A Pocket Guide）中“相互依存”这个条目所显示的，达尔文的“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survival）被一个童子军的义卖行为所代替。“我们每呼吸一下，就会为植物提供重要的二氧化碳，为生命的延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任何其他的生物也有着自己的贡献。”①似乎哺乳动物呼吸系统的生化进化是为了制造光合作用的原材料。地衣中的海藻和真菌，或者人体细胞的线粒体、细胞质和平、互惠型的共存都无疑是我们的范例。然而，真正的共生系统应该包括“奴役”其他蚂蚁的蚂蚁（是同种关系、类比关系还是隐喻关系？）、动物和体弱的人类体内的寄生虫、倾占其他鸟类鸟巢的考伯德鸟和杜鹃鸟。奴役和寄生显然不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指的互助，但是这是生物学家“共生”概念所应该包含的一部分内容。
在生物学中鲜有强有力的归纳，更别提什么规律了。即便如此，共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所有有机体中，至少有一个机体的分化程度要少一些。事实上，与将进化看成是朝着更复杂的形式发展的大众观念相反的是，共生可能有时候要求持续简化，比如在肠道寄生虫发生的情况。抛开将“共生”和“合作”进行简单而不确切的等同不谈，对于竞争和合作的适当的平衡关系也没有一个共识。对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动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竞争，而微生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合作。等位基因与遗传基因作竞争，从而超越有机体，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过程给道金斯的基因选择论（gene selectionism）以启迪，这就是海狸坝、白蚁堆，甚至可能是人类的城市所体现出来的延伸表型（extended phenotype），而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共生基因论”（symbiogenesis）在生化协同作用中发现了真核状态的细胞起源。道金斯的方法成功地预示了试图吸收复制机制的“非法”或“极端自私”DNA 的存在，而细菌质粒交换理论（bacterial plasmid exchange）则致命地打击了达尔文—门德尔（Darwinian-Mendelian）式的“生命树”意象，代之以用DNA作为流通手段的合作交流系统。这样，如何看待竞争和合作，关键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无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看法会带来一种有益的道德影响，但都是幼稚的。这不会给李尔王带来任何好处，比起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来说，他和女儿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和感情用事。人们在应对相互依存的关系时方式各异，甚至可以猜测，人们的关系越亲密，他们的反应就越有可能趋于强烈的不理性。在正义和情感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平衡关系。
在维多利亚的“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大会上，我半开玩笑地呼吁生态批评界暂停使用“共生”一词，至少需要等到生态批评家对该词的含义有了更确切、更精细的体会之后再使用它。正如道金斯说“还原主义”是一个“喝倒彩的词”，“共生”是一个没有经过生物学的允许的“喝彩词”（boo-word）。人类确实有共生体存在，在以下所有关系中，共同生体的关系既是力量的来源，也是软弱的起源。我们有大米、燕麦、小米、母牛、香蕉、猪、玉米等，我们处在共生的相互联系之中，但是共生的证据应该出现在美国西部小麦大平原上，而不是出现在唯美的冒险家们所追寻的想象的和谐世界的诗歌当中或国家公园里。文学和生物科学之间的学科融合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进展。只有公正地对待生态学，谨慎而适度地从中挖掘思想资源，才能促进两者学科融合的发展。
[关键词]生态批评；学科融合；共栖思想；局限；适度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122-07
[作者简介]格雷格·杰拉德（Greg Garrard），英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巴斯思帕大学高级研究员，现任“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英国分会会长。
[译者简介]朱利华（1973—），女，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研究。（北京 100070）
Title: Ecocriticism and Consilience: The Idea of Symbiosis
Author: Greg Garrard
Abstract: Biological science bears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wo ways: ecocriticism draws upon ecological ideas and metaphors in its politically-motivated analysis of culture, and the sciences of human nature can throw light upon the origins, possible functions and generic qualities of narrative and poetry. So far, the two approaches have had little truck with one another, despite the promise of a role in the unifying projec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bbed“consilience” by E.O .Wilson.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Darwinian literary criticism alongside a critique of the scientific limitations of ecocriticism, and calls for a more modest, open and knowledgeable relationship to biological science in future.
Key words: ecrocriticism; consilience; symbiosis; limitation; modest
诗歌何为？也许正如查尔斯·哈珀·韦伯（Charles Harper Webb）所言，诗歌类似孔雀尾巴的进化状态，“象一只嘲鸫引吭高歌一样，一首诗即是一次夺人眼球的自我炫耀”。①要么诗歌的水平取决于诗人的自我调节本能（这也许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诗人作为性伴侣的原因）；要么诗歌创作能力在祖传背景中取代了其他可取的思维和情感特征。诗歌的读者在展示他们可以成功欣赏优美诗歌的时候显示他们的魅力，文学评论家也是如此。在韦伯看来，达尔文的概念中，完美的诗歌“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好的诗歌在展示作者魅力的同时也避免了令读者难堪。意志软弱、小题大做、平庸普通的诗歌达不到显示魅力或真正诗歌水准；滑头滑脑、玩世不恭、太过时髦、过分自我的诗歌可能是成功的社交展示，但又不是艺术。很明显，进化是要使自己尽量迎合“金发美女”的诗歌品位——既不是太聪明、费劲或自我，也不是大众化的打油诗或者明信片之类的风格，这些恰好符合了韦伯自己的偏爱。
也许，正如艾赛多尔·那比（Isadore Nabi）在《科学与自然》（Science and Nature）中说，即便是英国的十四行诗也带有达尔文思想的痕迹。既然十四行诗不太可能在生存的竞争中具有优势——物竞天择，那么似乎可以用性的选择和竞争来解释。和韦伯相同的是，那比提出：“我们的假定是……英语十四行诗是一个性器官，像其他更多的肉体性器官一样，有一个被青睐的最佳尺寸。”①似乎十四行代表进化中达到的平衡，这种平衡居于“挑逗和高潮，求爱和安全，激情和谨慎之间，允许一个人以最小的险情和最大的收获来繁殖自身”。②鉴于十四行诗写作当中的文化差异，那比认为：“一首英语十四行诗大约7%的内容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这7%必然包括制约诗歌篇幅的第14行诗。”
这两个论点中一个带有恶作剧的色彩，另外一个是严肃认真的。但谁又能识别出来呢？那比“对英语十四行诗的进化论解读”的本质被其副标题“E.O.威尔逊还原主义的戏谑评述”以及据说是编辑加在结尾的一些“哲理性的评论”所揭示。然而，查尔斯·哈珀·韦伯并没有从讥讽中受到启发。“诗歌是魅力的炫耀”只是新文学批评运动中一个最不显眼的例子——达尔文主义批评或生态诗学。他的文章总结了其中最糊涂的因素：浅薄的因果推理，欢欣鼓舞地从所谓的事实推演到自以为是的价值观，鲁莽地使用多少有些投机色彩的生物学术语，等等。最刺眼的是，他从把文学看做作者特有的自我调适的产物的有趣想法，跳跃到一个大异其趣且更为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诗歌是“魅力的展示”，之后，又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20世纪美国诗人之间的争论有着宏大的进化意义。
韦伯令人尴尬的大胆之举并不一定会戳穿威尔逊（E. O. Wilson）夸大其词的结论：“人类思维最伟大的事业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企图将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③真正辉煌的事业将可能遭到那些拙劣或无能的人们俗丽的模仿。借用达尔文的著名术语“进化”，威尔逊的生命观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就是，毫不含糊地献身科学进步的启蒙事业，联合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知识。来自学理上的挑战是，如威尔逊所言：“我们知道，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有文化传播的。问题是，生物学和文化之间如何互动的，尤其是他们之间如何跨越所有社会群体进行互动来建立人类的共同性。”④对于真正因社会生物学的著作⑤以及推广和维护物种多样性的工作而出名的学者威尔逊来说，环保的任务要求人们在与历史上偶然存在的文化的复杂互动中理解人性。
既然韦伯的推论证明目前许多已经发表的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案例存在错误（尽管不是很明显的错误），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还远不了解什么样的融合是可以包含进来的。目前唯一一部相关的重要论文集《文学动物》（Literary Animal），是拼凑杂混的：有对于一般叙事从进化的、适者生存意义角度进行论证的；有为“人性”观进行辩护的（其中有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一篇出色的文章）；有对注入了色情的作品、悲剧和罗曼史小说进行达尔文主义解读的；以及对于一个经典作品的详尽的、一气呵成的解析，如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对《傲慢与偏见》的解析，他尝试摆脱用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穿靴戴帽式的解析，阐释该文学作品作为对于“女人择偶”叙述的根本意义。在一个详尽的、勉励的但又带有批判性的评述中，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质疑了达尔文主义促进文学批评的潜力：“支持用达尔文主义解读文学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来详细解释进化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性论的复苏。”平克建议说：“一个学科融合式的文学研究应该不光要利用进化心理学，而且还要利用人性的其他的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语言学……，行为遗传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如威尔逊所示，生态学似乎证明了学科融合研究可以用来分析人性——通过文学或者任何其他文化形式，但是，似乎生态学无法直接和文化产生联系，而认知心理学等却可以。卡罗尔认为：“文学是由心灵而不是生态系统产生，心灵则是由‘自然选择’产生的，”①当然，‘自然选择’是否有制造文学的功能或者仅仅制造了一个大脑，是否该大脑制造了文学等这样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定论。与此同时，格林·洛夫（Glen Love）认为：“生态思维——目前因为它涉及用一个扩大了的思维框架来回答有关自然和人类的位置这类问题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必须包括一个更广阔的、更谨慎的对关于人类行为学科的考量，这些学科包括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生态文化进化学、进化心理学、神经学以及其他以达尔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②尽管这一观点中暗含开头提出的两个多少有点戏谑的例子所显示的危险，我还是同意洛夫的观点。
那么，学科融合对生态批评意味着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会带来隐藏在华兹华斯的名句“解剖就是谋杀”中的还原主义的威胁，威尔逊承认：“这个词本身……有着灭菌的、侵略性的意味，就像是手术刀或者医疗导管。”③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就是典型的把还原主义和机械主义看成是破坏环境和残害动物的战争同僚：“还原的机械主义框架能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这距离使得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成为可能，使得笛卡儿的追随者把动物用于科学试验。”④“还原的机械主义”（reductive mechanism）——或者其他的什么称呼，促成被特雷莎·布伦南（Teresa Brennan）出色地定义为“施虐式冷静”（sado-dispassionate）视角的形成。尽管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很流行，然而，谴责笛卡儿导致“权力、控制、谋杀和战争”合法化，似乎不可信。事实上，“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至少有三个容易被混淆的含义⑤：无法避免的方法论的还原主义（无人可以同时学习所有的东西，所以范围必须被限定，参数也需要被控制）；理论还原的目的是以一个层面的现实（如葡萄糖的生化氧化过程）来解释另一个层面的现实（如为肌肉提供能量）的方式来理解现象；哲学上的或形而上的还原，大概是一个无益的理论还原形式，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和环境保护哲学家树立的一个靶子。关键是人们都公认，尽管理论上的还原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随着复杂性沿着原子、分子、基因、细胞、组织、有机体和人类级系的逐步上升，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也上升到了新的水平，新的特征就出现了”。①生态系统和人类文化都是具有新特征的复杂系统。在威尔逊幻想出来的“完全融合”的一个“极端例子”中，“自然界是由统领所有其他法则和规律的简单的、普遍的物理法则组织运行的”，这有接近形而上还原主义的危险。之后，威尔逊也承认说：“也许这样笼统地预测最复杂的系统是不可能的。”②然而，目的不在于“还原”，“复杂性才是最终令科学家感兴趣的，而不是简单性。还原主义是理解它的途径”。③事实上，正如不可能找到任何信奉“宿命论”（determinism）的生物学家一样，似乎也没有最新的证据证明：因为极端还原的科学家信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机器的科学哲学，人们就把他们视为将世界当做仅仅是一个机器的人。在威尔逊看来，学科融合是人类知识相对于自然界那难以穷尽的、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的对应物，这个复杂的自然界概念普及之后被称为世界上生命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用生态系统来解释文化产物，有可能陷入幻觉，尽管这已经成为生态批评的习惯性修辞。比如，威廉姆·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运用于文学研究”④时，时而谨慎，时而随意——有时他承认说，诗歌和生态系统里面的“能量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之后他又忘乎所以地说：“如果理解得当，诗歌可以被当做对能量流动、社区建设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的典范。”⑤鲁克特伦理式的和教诲人的热忱以及实验的热情应该控制把诗歌作为典范的冲动，尽管很大程度上应该看什么是“典范”。在科学中，典范往往指的是电脑对一个现象的模拟，这种模拟通过程序或算术指令不断精细化，直到它最后令人满意地跟踪给定变量中的被观察的波动对象（如在全球平均气温中应该与过去和将来变量吻合的气候模型）。尽管地图永远不会和真实的地貌吻合，模型永远不会和现实同一；但是，如果成功被看成是和真实的系统一致的话，地图或模型和现实状态可以完全同一——他们变化模式持续的一致表明模型设计者选择了正确的初始条件、变量和指令。而在诗歌里面，没有什么使得它可以和任何非语言的东西完全一致，遑论任何生物上的东西。换一个做法，诗歌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类比物，此种情况下两者肯定有差异，但是，惊人的相似性将很具有启发性。然而，这样又太生硬，诗歌和“绿色植物”毕竟不同，而且，诗歌是否具备“帮助创造一个永久自动的、不断进化的系统”的功能并不清楚。⑥最好的情况下，诗歌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可以是隐喻性的，或者说隐喻的程度到了生态系统是一个叙事行为或者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因此，它也是寓言性的。说“诗歌是一个生态系统”，就好比说一个老人是“挂在棍子上的一件破外套”——有极强的暗示性且令人记忆深刻，但是绝对经不起推敲。
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的《美国诗歌的新理论》（A New Theory for American Poetry），一部最近的、更全面的关于生态和诗歌关系的理论著作将两者的关系进一步神秘化。书中说：“诗歌和自然界事件之间几乎有着基因关系。”①“环境诗歌”（environment-poem）这一流行词本身显然就是这种诗歌与自然界之间紧密关系的缩影。这在惠特曼身上尤其明显：“他的诗歌不是关于环境的……他的诗歌就是环境本身。”②一些诗人（如惠特曼、阿士贝里、克莱尔）聚合的、善观察的、仪式主义的特性显示出他们的诗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其特征是内部的多样化、自我组织以及非线性等。③弗莱彻热情的论证具有极强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极具惠特曼演说的激昂。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果真是“自动诗意化”的，还是他们或多或少是一些有机体的偶然聚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以极为玩世不恭的口吻在他的著作《延伸的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中指责“波谱生态学”（pop ecology）的“相互依存”以及自我调节的概念“可能是有一个关系网络存在，但是它可能是由小的、利己的成分构成。那些利用有着公益心的同伙们进行繁殖的实体，比起那些为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付出的实体，往往更能成功地自我繁殖”。④即使生态系统是自动诗意化（autopoietic）的，它是否和诗歌具有一致性？数字化的非线性（或者是“混乱”）特征取决于恒定复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公式的结果被看做会再次出现的变量。这种数字的非线性特征看起来最多在隐喻的层面存在，且主要是和主观解读一首诗产生的非线性感觉相关，尽管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复现式的。
此处有某种尖锐的讽刺意味，因为，就算大家都懂得如何处理比喻性的语言，往往也是文学专家，我们的评论家看起来忽视了同一性、类比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科学家承认说，在他们的话语中，隐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谨慎处理。道金斯在其专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采用拟人手法的时候，心里有着清醒的意识，但是，来自人文科学的一些批评家却难以理解这种拟人手法的含义。道金斯是样写到：“将基因拟人化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认为DNA分子有自觉的人格特征，也没有哪个理智的读者会把这种幻觉归咎于作者。”⑤尽管道金斯的隐喻手法在进化生物学、胚胎学和人口遗传学（还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中大量使用，其隐喻手法还是被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中所排斥，因为这种手法“对人类的尊严或社会的变革都不是一个有用的贡献”，尽管自私和利他主义明显是“对行为方式进行文化的特殊描绘”，此描绘在“西方”之外几乎没有意义。⑥这种隐喻描述在罗斯看来不可思议。事实上，把基因当作“自私”的做法会产生一系列的至关重要的假设和预想，如怀孕期间的矛盾特点，孕期胚胎和母亲在一系列的领域争夺资源，类似于主人和寄生虫的关系。把诗歌当作生态系统的做法可能会给生态批评带来累累硕果，但是至今这种做法缺乏解决问题应有的严肃和谨慎；诗歌——隐喻的其中一方，几乎没有努力获得另一方——生态系统的道德色彩。
从表面看，生态概念比起进化观念更不可能被直接运用到文学上来。诗歌既不是形体展示，也不是生态系统，尽管诗歌和这两者都有暗示性的平行关系。诗歌所能做的可能是，充当一个责任心强且教学方法得当的老师手中的教学工具，并与其他方法一起，通过鲜明的隐喻手法，引起伦理变革和政治变革。但是，教训之一是这个工具本身——在这里是被挪用的生态术语——事关重大。举例来说，“共生”（symbiosis）一词是生态批评家们的最爱——人们对之赞不绝口。我不希望我举的例子会让人指责我以怨报德——在《印度生态批评报》（IJE）的第一版中，斯旺那拉沙·兰嘎加兰（Swarnalatha Rangajaran）在编辑评论中认为，生态批评“清楚地表明了土地和风景、文本和地貌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意识到了语言和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系”。①在同一期中，艾伦·德雷森（Alan Drengson）捍卫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生态哲学”（ecosophies），说它是“尊重如多样性、共生等生态价值观念的个人生命哲学”。②而与此同时，大卫·巴恩希尔（David Barhill）把社会生态学的理想状态描绘成“自然和社会区域的共生合作”。③拉马皮里亚（R. Ramapriya）用花和它们的授精花粉的共生关系来表明“任何环境、社会和个人的区别都是人为的”。④可以这样说，生态观念的形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德雷森不无道理地指出：“我们应该尤其尊重那些和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幼稚或愚蠢。”⑤显然，他的目的是敦促读者努力和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这是一个包括本人在内的任何生态批评家都不会反对的道德目标。况且，IJE的撰稿人总的来说都是典型的生态批评家。然而，正如我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中所表明的，“平衡”这个比喻已经和现代生态学中复杂的自然系统里那难以预测的动力机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失去关联。⑥“共生”在生态批评语境中被用做“提喻”，表达一个更大的、不受干搅、自然和谐的理想状态，该理想状态在条件最好的情况下都是罕见的，如果条件不好就是一种虚构。这事实上是通过20世纪早期的生态学折射出来的伊甸园版本。如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所警告的那样：“对于生态批评来说，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学科领域，它需要意识到生态学不是一个融事实、价值观和隐喻为一体的行贿基金，而是一个很难说具有一致性，有着成败相随的过去和相当不确定的未来的领域。”⑦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隐喻不过是隐喻，并把它们当做是实际的真实的时候，就如我们想象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竟然可以亲密交融到像是果园和黄蜂两者之间必然共生的状态一样。简言之，我们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找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隐喻并使之复活成为明喻。这样，经不住推敲的比较和对比则更加显而易见。
生态批评的“共生”主要是对抗达尔文令人不快的“自然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的观点，人文学者坚持保守派的立场。尽管自然界有着明显的猖狂掠杀，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我们把共生想象成比竞争更普遍的现象，我们将充满热情建设更加合作的社区。有时候，正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学：袖珍指南》（Ecology: A Pocket Guide）中“相互依存”这个条目所显示的，达尔文的“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survival）被一个童子军的义卖行为所代替。“我们每呼吸一下，就会为植物提供重要的二氧化碳，为生命的延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任何其他的生物也有着自己的贡献。”①似乎哺乳动物呼吸系统的生化进化是为了制造光合作用的原材料。地衣中的海藻和真菌，或者人体细胞的线粒体、细胞质和平、互惠型的共存都无疑是我们的范例。然而，真正的共生系统应该包括“奴役”其他蚂蚁的蚂蚁（是同种关系、类比关系还是隐喻关系？）、动物和体弱的人类体内的寄生虫、倾占其他鸟类鸟巢的考伯德鸟和杜鹃鸟。奴役和寄生显然不是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指的互助，但是这是生物学家“共生”概念所应该包含的一部分内容。
在生物学中鲜有强有力的归纳，更别提什么规律了。即便如此，共生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所有有机体中，至少有一个机体的分化程度要少一些。事实上，与将进化看成是朝着更复杂的形式发展的大众观念相反的是，共生可能有时候要求持续简化，比如在肠道寄生虫发生的情况。抛开将“共生”和“合作”进行简单而不确切的等同不谈，对于竞争和合作的适当的平衡关系也没有一个共识。对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动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竞争，而微生物学家看到了更多的合作。等位基因与遗传基因作竞争，从而超越有机体，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过程给道金斯的基因选择论（gene selectionism）以启迪，这就是海狸坝、白蚁堆，甚至可能是人类的城市所体现出来的延伸表型（extended phenotype），而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共生基因论”（symbiogenesis）在生化协同作用中发现了真核状态的细胞起源。道金斯的方法成功地预示了试图吸收复制机制的“非法”或“极端自私”DNA 的存在，而细菌质粒交换理论（bacterial plasmid exchange）则致命地打击了达尔文—门德尔（Darwinian-Mendelian）式的“生命树”意象，代之以用DNA作为流通手段的合作交流系统。这样，如何看待竞争和合作，关键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无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看法会带来一种有益的道德影响，但都是幼稚的。这不会给李尔王带来任何好处，比起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来说，他和女儿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和感情用事。人们在应对相互依存的关系时方式各异，甚至可以猜测，人们的关系越亲密，他们的反应就越有可能趋于强烈的不理性。在正义和情感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平衡关系。
在维多利亚的“国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大会上，我半开玩笑地呼吁生态批评界暂停使用“共生”一词，至少需要等到生态批评家对该词的含义有了更确切、更精细的体会之后再使用它。正如道金斯说“还原主义”是一个“喝倒彩的词”，“共生”是一个没有经过生物学的允许的“喝彩词”（boo-word）。人类确实有共生体存在，在以下所有关系中，共同生体的关系既是力量的来源，也是软弱的起源。我们有大米、燕麦、小米、母牛、香蕉、猪、玉米等，我们处在共生的相互联系之中，但是共生的证据应该出现在美国西部小麦大平原上，而不是出现在唯美的冒险家们所追寻的想象的和谐世界的诗歌当中或国家公园里。文学和生物科学之间的学科融合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进展。只有公正地对待生态学，谨慎而适度地从中挖掘思想资源，才能促进两者学科融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