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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由文学研究转入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个名字便屡屡响于耳畔。他历经生死却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他几遭诋毁却对党和人民始终如一信赖，他戎马半生却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情有独钟，他功成名就却从未停歇对自我的反思。他就是甘惜分。他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影响中国的新闻人”[1]。
一、少年时代
甘惜分祖籍四川邻水，乳名“在碧”，曾名“霞飞”。少时家贫，三岁丧双亲，寄于仲兄篱下，初中毕业未有进学，先从教于村学，后受职于计量，彼时感触于陶侃格言之“古人惜寸阴，吾人当惜分阴”，遂改名“惜分”，沿用至今。
少年甘惜分尤爱沪上进步刊物，将其工资之大部用来邮购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书社之读物。最终，对于进步报刊的热爱引发了思想深处的巨变，思想的巨变又进一步化作革命的行为。于是，身处邻水的甘惜分开始团结当地进步青年，以邻水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成立秘密读书会，为中国共产党在邻水建立基层支部奠定了最初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少年时代，引领甘惜分秉承共产主义理想、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表兄熊寿祺，另一位是中学同窗熊复。熊寿祺在大革命时期赴武汉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二人间的通信联系是少年甘惜分最早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途径。熊复系甘惜分同乡，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新闻宣传活动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初中毕业后，熊复去成都参加高考，适逢甘惜分正在蓉城接受度量衡业务培训，于是二人常常结伴于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阅读上海进步刊物，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中加深了儿时友谊。1935年，二人一同参加了成都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二人又將秘密读书会公开为“抗日移动宣传队”，在邻水各地组织演出抗战剧，张贴宣传画。1938年初，甘惜分应熊复书信邀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22岁的他自此告别家乡，开启了戎马倥偬的战地人生。这次的背井离乡成为甘惜分人生的首次转折。
二、从戎十六载
延安，既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起点，亦是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开蒙之地。
初赴延安的甘惜分首先进入了中央军委管办的抗日军政大学，两个月后经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入政治教员训练队，1938年冬随队转入当时党中央直管的最高学府之一——中央马列学院[2]，隶属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马列经典著作学习。1939年夏，因敌后转移和解放区高校重建需求，甘惜分复被调回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参与学科组建。时值八路军120师休整待命期间，军队干部亟待补充科学知识，提高马列理论修养，当时的抗大校长罗瑞卿便应120师师长贺龙要求，组织高级干部研修班，并委派两名政治教员给部队干部授课。其中一位，便是甘惜分。
当时，甘惜分给高级干部研修班讲授的是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为了完成从学生到战士的转变，他课堂上精心讲解，课堂下虚心求教，向浴血奋战在前线的师、旅、团级干部请教战斗经验与学习体会，再将二者结合，融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实践。这一行为不仅帮助他尽快适应了战地工作、生活，也为其以后的书斋生涯做好了一线教学贮备。由此形成其个人成长历程中的第二次转折。
1940年初，120师在漫天大雪中奉调晋绥地区。甘惜分随军迁徙，于1941年调至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担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直至日本投降。其间，因遭遇日军突袭，撤退不及而被捕。被俘后的甘惜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英勇不屈，同时机智应变，谎称自己是名叫“康有成”的伙夫，被关押4个月后，趁敌人熟睡之机成功逃出敌营。然而彼时我军已转移，难寻踪迹。矢志不渝的甘惜分从此踏上独自寻找组织的艰难征程。这一找，就是一年光景。当他终于回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时，迎接他的，除了一份由前线送回的他在被捕前夕掩埋于地下、记载与绥蒙军区政委的谈话记录，证明他在最危急的时刻还注意保护党的机密之外，还有一份关于他是否叛变的政治审查。那一年的甘惜分刚满27岁，此后的40年中，党内并无他的姓名。直到1983年，组织才正式恢复他的党籍。彼时的甘公，已是67岁。
1945年内战爆发，甘惜分被调入晋绥军区军事部。1946年，复调往新华社绥蒙分社任记者并参与创建《绥蒙日报》。1947年，甘惜分调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负起下属绥蒙分社、晋中分社、晋南分社等8个分社包括看稿、审稿、改稿、发稿以及向总分社供稿在内的全部工作。1949年，甘惜分奉命南下重庆，接管国民党中央社，成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任采编部主任，直至1954年。这段办报纸、设电台、建党校的一线经历，成为甘惜分最初参与新闻工作的宝贵实践经验。其间，由他采写的《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和《尴尬的嘴脸》两篇报刊文章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后被甘公本人收入其在大学主讲的“通讯写作”课程讲义《新闻通讯特写选》。同样是这段经历，给了他充裕的理论学习时光。此间，甘惜分结合亲身新闻工作实践，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通读了《列宁全集》全20卷，为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书斋生涯
1954年，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让马克思主义占领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指导思想，原本准备赴任新华社总社的甘惜分被直接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主讲新闻理论。4年后，考虑到中国人民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建校的“纯党办”背景，当时的教育部接受一些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建议，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遂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直至1998年离休。这一段书斋生涯的开启，成为甘惜分生命史上的第三次转折。
20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当代新闻学初创时期，生就一副古道热肠、仗义执言而敏思善行的甘惜分将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研究和教学当中，全心全意作“规律的探讨”和“真理的追求”。书斋里的甘惜分，并未如同多数学者般过着平淡颐养的教匠生活，而是陷入了另一番行走于刀尖上的笔墨战斗。 首先便是著名的“甘王之争”。1957年夏，北京连续召开了主题分别为“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两次首都新闻座谈会，甘惜分均有出席，并在第二次座谈会中将来自复旦大学、同样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王中作为主要的学术批判对象。王中认为报纸是社会而非阶级需要的产物，具有商品和政治两大属性，提倡“读者需要论”;甘惜分则主张新闻与政治密不可分，因而反对前者的以上观点，并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后来甘老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就自己的“上纲上线”向王中先生公开道歉。他曾感叹：“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3]王中故去后，甘惜分公开发表悼念文章，如此的执着求真、磊落自省分外引人关注。
其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批判“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运动。1959年，全国范围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蔓延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激进分子们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甘惜分讲授的《通讯写作》课程讲义《新闻通讯特写选》和听课学生的笔记中搜集到800条修正主义嫌疑的“证据”，突如其来地开始了对他的学术批判。在“报纸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是不是观察社会的学校”以及报刊史中涉及的“是否需要继承优秀传统”等问题的辩论中，甘惜分引经据典，舌战群儒，于全国大力开展反右反修的背景下无所畏惧地指出错误倾向，势单力薄至孤军奋战仍不妥协退让，尽管终究逃不过“修正主义”的帽子，此番慷慨激昂却令反对派亦油然生出一股敬意。
然后就是那场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夏，正在基层开展“四清”工作的甘惜分主动要求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不料甫一归来就遭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修正主义”“右派”“叛徒”甚至“流氓”的帽子迎面扑来，之前几番论战的因由自不必说，连抗日战争时期敌营脱险的那段经历也被作为了“攻击”与“讨伐”的依据，于是甘惜分蹲了四年的“牛棚”和三年的干校学习;而即便身处逆境，仍在“四人帮”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学课堂上尖锐地指出当时党报通讯写作长而空的弊病，于是他又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食古不化的“顽固派”……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想必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倔强老者的遭遇。然而甘惜分却只用四字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劫难逃。这不是“一个人的苦难，恐怕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浩劫”，因为这场所谓的“革命”“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更谈不上什么学术问题。有的只是帽子与棍子齐飞，批斗与武斗一色”，幸存下来便已足够幸运，“不过遭受无穷的屈辱，心灵上留下永远难忘的创伤”[4]罢了。
进入书斋的甘惜分，怀抱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力图在新中国新闻学理论领域有所建树。1962年至1976年这14个春秋，正是他人生的成熟阶段，纵然中道受阻，仍苦心孤诣，敢说敢为，初衷不改，凭借一股韧性，巨石重压下于缝隙中绽出花来。他始终是一个战士，穷其一生都在用生命和热血写就思想的篇章，无怨无悔。
四、学术建树
作为《人民日报》评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甘惜分曾经身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大陆首家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吴玉章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权威新闻理论学刊《新闻学论集》主编等职。对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建构理论体系、著述学术专著和成立研究机构三个方面。
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甘惜分反对“新闻无学”之偏见，通过对新闻业务、新闻史、对外宣传等子领域的精研，从新闻定义、媒介功能、新闻与宣传的区别与联系、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新闻史研究方法、新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以及新闻体制改革等层面切入，陆续提出“倾向论”“新闻三角论”“新闻三环论”“新闻控制论”“新闻历史同一论”“多声一向论”“新闻体制改革论”“客观法则论”等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阐明人民和新闻媒介都有传播信息的权利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并将“新闻”首次定义为“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5]。
学术专著著述方面，1982年甘惜分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学的专著”。这本不足20万字的小书首次系统阐述了甘惜分的新闻观点，面世后被多次印刷，总发行量逾20万册，成为全国诸多新闻高等院校的理论教材。1986年出版的《新闻原理纲要》则是此书的修订版本。修订版中，甘惜分建构的新闻规律认识论脉络可见一斑。1988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论争三十年》，收录了甘惜分1979年至1986年间的主要学术论作，既维护了党报的优秀传统，批判以往及新出现的右倾思想，又着力批判了新时期重新抬头的“左”倾思想，可谓甘惜分新闻思想发展的承上启下之作。1993年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是中国第一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全书共计180万字，耗时三载，由甘惜分主编，百余新闻学者协同完成。2005年出版于香港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主要收录其学术、心路历程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论作，是甘惜分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最后陈述。此书命途多舛，因甘公的坚持“一字不改”，成书十年竟无一内地机构敢于接手出版。2012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甘惜分文集》，则系统收录了其自1946年至2011年间的大部分新闻作品、理论文章、访谈及信札，以150万字的篇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甘公不同时期新闻实践与思想的发展变化。
研究机构成立方面，1986年，甘惜分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使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舆情，把握民情。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的情况下，研究所先后组织了针对“学潮”（1986）、“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1988）等十次问卷调查，引起国内及“美中友好协会”等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秋，酝酿于中国新闻教育座谈会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的初衷旨在交流教学经验和开展高等院校新闻专业学术活动。甘惜分谢绝了众人推举他担任会长的提议，推荐温济泽①担任会长。学会成立之初，会员单位就多达48个，成为国内首个新闻研究领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交流沟通的有效平台。 五、桃李满天下
甘惜分几十年从事新闻教育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新闻人才。在此列举一二，以飨读者。
童兵，中国首位新闻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985”创新基地主任、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博士后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兼职教授或顧问，《新闻记者》等知名学术刊物顾问;研究专长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传播理论。
刘建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提名小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北京市政协特邀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兼职教授，曾任《北京观察》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第八、第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学委会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研究专长为舆论学基础理论及媒介批评。
郑保卫，国家二级教授，中央联系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传播学科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副秘书长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组专家，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延安干部管理学院、重庆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新闻学论集》主编;研究专长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及气候传播等。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分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兼职教授，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电广传媒独立董事，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和“新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首届中国十大传媒创新人物”;研究专长为民意调查与舆情研判。
甘门三代及以降弟子中，性聪特敏、出类拔萃者众。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发起人的展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历届“IAI中国优秀广告”评委的陈绚;以及担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艺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广播电视学分会副会长的陆地，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作尽表。
六、结语
甘惜分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不断的思想叩问，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有人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成长的活化石。而他“壮岁无惧暮无悔，执戟泼墨裕后生”的情怀，不唯对于一个学者，甚或对于每一个大写的“人”，都至关重要。
注 释：
①温济泽，1914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撰有《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等论文。
参考文献：
[1]新闻与写作，2006（4）：28.
[2]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42.
[3]甘惜分.一个新文学者的自白[M].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24-25.
[4]甘惜分.一个新文学者的自白[M].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79.
[5]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0.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文学博士，甘惜分教授再传弟子）
编校：郑艳
一、少年时代
甘惜分祖籍四川邻水，乳名“在碧”，曾名“霞飞”。少时家贫，三岁丧双亲，寄于仲兄篱下，初中毕业未有进学，先从教于村学，后受职于计量，彼时感触于陶侃格言之“古人惜寸阴，吾人当惜分阴”，遂改名“惜分”，沿用至今。
少年甘惜分尤爱沪上进步刊物，将其工资之大部用来邮购上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书社之读物。最终，对于进步报刊的热爱引发了思想深处的巨变，思想的巨变又进一步化作革命的行为。于是，身处邻水的甘惜分开始团结当地进步青年，以邻水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为联络点，成立秘密读书会，为中国共产党在邻水建立基层支部奠定了最初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少年时代，引领甘惜分秉承共产主义理想、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表兄熊寿祺，另一位是中学同窗熊复。熊寿祺在大革命时期赴武汉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二人间的通信联系是少年甘惜分最早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途径。熊复系甘惜分同乡，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新闻宣传活动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初中毕业后，熊复去成都参加高考，适逢甘惜分正在蓉城接受度量衡业务培训，于是二人常常结伴于祠堂街一带的书店阅读上海进步刊物，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中加深了儿时友谊。1935年，二人一同参加了成都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二人又將秘密读书会公开为“抗日移动宣传队”，在邻水各地组织演出抗战剧，张贴宣传画。1938年初，甘惜分应熊复书信邀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22岁的他自此告别家乡，开启了戎马倥偬的战地人生。这次的背井离乡成为甘惜分人生的首次转折。
二、从戎十六载
延安，既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起点，亦是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开蒙之地。
初赴延安的甘惜分首先进入了中央军委管办的抗日军政大学，两个月后经抗大队长尚耀武和区队长陈秉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入政治教员训练队，1938年冬随队转入当时党中央直管的最高学府之一——中央马列学院[2]，隶属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马列经典著作学习。1939年夏，因敌后转移和解放区高校重建需求，甘惜分复被调回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参与学科组建。时值八路军120师休整待命期间，军队干部亟待补充科学知识，提高马列理论修养，当时的抗大校长罗瑞卿便应120师师长贺龙要求，组织高级干部研修班，并委派两名政治教员给部队干部授课。其中一位，便是甘惜分。
当时，甘惜分给高级干部研修班讲授的是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为了完成从学生到战士的转变，他课堂上精心讲解，课堂下虚心求教，向浴血奋战在前线的师、旅、团级干部请教战斗经验与学习体会，再将二者结合，融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实践。这一行为不仅帮助他尽快适应了战地工作、生活，也为其以后的书斋生涯做好了一线教学贮备。由此形成其个人成长历程中的第二次转折。
1940年初，120师在漫天大雪中奉调晋绥地区。甘惜分随军迁徙，于1941年调至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担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直至日本投降。其间，因遭遇日军突袭，撤退不及而被捕。被俘后的甘惜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英勇不屈，同时机智应变，谎称自己是名叫“康有成”的伙夫，被关押4个月后，趁敌人熟睡之机成功逃出敌营。然而彼时我军已转移，难寻踪迹。矢志不渝的甘惜分从此踏上独自寻找组织的艰难征程。这一找，就是一年光景。当他终于回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时，迎接他的，除了一份由前线送回的他在被捕前夕掩埋于地下、记载与绥蒙军区政委的谈话记录，证明他在最危急的时刻还注意保护党的机密之外，还有一份关于他是否叛变的政治审查。那一年的甘惜分刚满27岁，此后的40年中，党内并无他的姓名。直到1983年，组织才正式恢复他的党籍。彼时的甘公，已是67岁。
1945年内战爆发，甘惜分被调入晋绥军区军事部。1946年，复调往新华社绥蒙分社任记者并参与创建《绥蒙日报》。1947年，甘惜分调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负起下属绥蒙分社、晋中分社、晋南分社等8个分社包括看稿、审稿、改稿、发稿以及向总分社供稿在内的全部工作。1949年，甘惜分奉命南下重庆，接管国民党中央社，成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任采编部主任，直至1954年。这段办报纸、设电台、建党校的一线经历，成为甘惜分最初参与新闻工作的宝贵实践经验。其间，由他采写的《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和《尴尬的嘴脸》两篇报刊文章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后被甘公本人收入其在大学主讲的“通讯写作”课程讲义《新闻通讯特写选》。同样是这段经历，给了他充裕的理论学习时光。此间，甘惜分结合亲身新闻工作实践，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通读了《列宁全集》全20卷，为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书斋生涯
1954年，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让马克思主义占领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指导思想，原本准备赴任新华社总社的甘惜分被直接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主讲新闻理论。4年后，考虑到中国人民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建校的“纯党办”背景，当时的教育部接受一些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建议，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遂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直至1998年离休。这一段书斋生涯的开启，成为甘惜分生命史上的第三次转折。
20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当代新闻学初创时期，生就一副古道热肠、仗义执言而敏思善行的甘惜分将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研究和教学当中，全心全意作“规律的探讨”和“真理的追求”。书斋里的甘惜分，并未如同多数学者般过着平淡颐养的教匠生活，而是陷入了另一番行走于刀尖上的笔墨战斗。 首先便是著名的“甘王之争”。1957年夏，北京连续召开了主题分别为“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两次首都新闻座谈会，甘惜分均有出席，并在第二次座谈会中将来自复旦大学、同样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王中作为主要的学术批判对象。王中认为报纸是社会而非阶级需要的产物，具有商品和政治两大属性，提倡“读者需要论”;甘惜分则主张新闻与政治密不可分，因而反对前者的以上观点，并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后来甘老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就自己的“上纲上线”向王中先生公开道歉。他曾感叹：“反右派斗争中的被批判者和批判者双方都蒙在鼓里，低头被批判者不知自己因何得祸。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也不知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将带来什么后果。”“我在那次政治大潮中，似乎清醒而实为糊涂地批判了王中，过了两三年，我又成了被批判者。此中的翻云覆雨，又过了若干年才了解全部真义，已经悔之晚矣。”[3]王中故去后，甘惜分公开发表悼念文章，如此的执着求真、磊落自省分外引人关注。
其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批判“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运动。1959年，全国范围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蔓延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激进分子们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从甘惜分讲授的《通讯写作》课程讲义《新闻通讯特写选》和听课学生的笔记中搜集到800条修正主义嫌疑的“证据”，突如其来地开始了对他的学术批判。在“报纸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是不是观察社会的学校”以及报刊史中涉及的“是否需要继承优秀传统”等问题的辩论中，甘惜分引经据典，舌战群儒，于全国大力开展反右反修的背景下无所畏惧地指出错误倾向，势单力薄至孤军奋战仍不妥协退让，尽管终究逃不过“修正主义”的帽子，此番慷慨激昂却令反对派亦油然生出一股敬意。
然后就是那场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夏，正在基层开展“四清”工作的甘惜分主动要求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不料甫一归来就遭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修正主义”“右派”“叛徒”甚至“流氓”的帽子迎面扑来，之前几番论战的因由自不必说，连抗日战争时期敌营脱险的那段经历也被作为了“攻击”与“讨伐”的依据，于是甘惜分蹲了四年的“牛棚”和三年的干校学习;而即便身处逆境，仍在“四人帮”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学课堂上尖锐地指出当时党报通讯写作长而空的弊病，于是他又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食古不化的“顽固派”……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想必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倔强老者的遭遇。然而甘惜分却只用四字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劫难逃。这不是“一个人的苦难，恐怕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浩劫”，因为这场所谓的“革命”“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更谈不上什么学术问题。有的只是帽子与棍子齐飞，批斗与武斗一色”，幸存下来便已足够幸运，“不过遭受无穷的屈辱，心灵上留下永远难忘的创伤”[4]罢了。
进入书斋的甘惜分，怀抱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力图在新中国新闻学理论领域有所建树。1962年至1976年这14个春秋，正是他人生的成熟阶段，纵然中道受阻，仍苦心孤诣，敢说敢为，初衷不改，凭借一股韧性，巨石重压下于缝隙中绽出花来。他始终是一个战士，穷其一生都在用生命和热血写就思想的篇章，无怨无悔。
四、学术建树
作为《人民日报》评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的第一人”，甘惜分曾经身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大陆首家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吴玉章奖金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权威新闻理论学刊《新闻学论集》主编等职。对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建构理论体系、著述学术专著和成立研究机构三个方面。
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甘惜分反对“新闻无学”之偏见，通过对新闻业务、新闻史、对外宣传等子领域的精研，从新闻定义、媒介功能、新闻与宣传的区别与联系、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新闻史研究方法、新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以及新闻体制改革等层面切入，陆续提出“倾向论”“新闻三角论”“新闻三环论”“新闻控制论”“新闻历史同一论”“多声一向论”“新闻体制改革论”“客观法则论”等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阐明人民和新闻媒介都有传播信息的权利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并将“新闻”首次定义为“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5]。
学术专著著述方面，1982年甘惜分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闻学的专著”。这本不足20万字的小书首次系统阐述了甘惜分的新闻观点，面世后被多次印刷，总发行量逾20万册，成为全国诸多新闻高等院校的理论教材。1986年出版的《新闻原理纲要》则是此书的修订版本。修订版中，甘惜分建构的新闻规律认识论脉络可见一斑。1988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论争三十年》，收录了甘惜分1979年至1986年间的主要学术论作，既维护了党报的优秀传统，批判以往及新出现的右倾思想，又着力批判了新时期重新抬头的“左”倾思想，可谓甘惜分新闻思想发展的承上启下之作。1993年出版的《新闻学大辞典》，是中国第一部详尽全面的大型新闻学辞书。全书共计180万字，耗时三载，由甘惜分主编，百余新闻学者协同完成。2005年出版于香港的《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主要收录其学术、心路历程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论作，是甘惜分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最后陈述。此书命途多舛，因甘公的坚持“一字不改”，成书十年竟无一内地机构敢于接手出版。2012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甘惜分文集》，则系统收录了其自1946年至2011年间的大部分新闻作品、理论文章、访谈及信札，以150万字的篇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甘公不同时期新闻实践与思想的发展变化。
研究机构成立方面，1986年，甘惜分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开始使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舆情，把握民情。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的情况下，研究所先后组织了针对“学潮”（1986）、“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1988）等十次问卷调查，引起国内及“美中友好协会”等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秋，酝酿于中国新闻教育座谈会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的初衷旨在交流教学经验和开展高等院校新闻专业学术活动。甘惜分谢绝了众人推举他担任会长的提议，推荐温济泽①担任会长。学会成立之初，会员单位就多达48个，成为国内首个新闻研究领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交流沟通的有效平台。 五、桃李满天下
甘惜分几十年从事新闻教育工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新闻人才。在此列举一二，以飨读者。
童兵，中国首位新闻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985”创新基地主任、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博士后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兼职教授或顧问，《新闻记者》等知名学术刊物顾问;研究专长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传播理论。
刘建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提名小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北京市政协特邀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兼职教授，曾任《北京观察》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第八、第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学委会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研究专长为舆论学基础理论及媒介批评。
郑保卫，国家二级教授，中央联系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传播学科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副秘书长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组专家，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延安干部管理学院、重庆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新闻学论集》主编;研究专长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及气候传播等。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分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兼职教授，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电广传媒独立董事，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和“新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首届中国十大传媒创新人物”;研究专长为民意调查与舆情研判。
甘门三代及以降弟子中，性聪特敏、出类拔萃者众。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发起人的展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历届“IAI中国优秀广告”评委的陈绚;以及担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艺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广播电视学分会副会长的陆地，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作尽表。
六、结语
甘惜分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不断的思想叩问，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有人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成长的活化石。而他“壮岁无惧暮无悔，执戟泼墨裕后生”的情怀，不唯对于一个学者，甚或对于每一个大写的“人”，都至关重要。
注 释：
①温济泽，1914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撰有《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等论文。
参考文献：
[1]新闻与写作，2006（4）：28.
[2]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42.
[3]甘惜分.一个新文学者的自白[M].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24-25.
[4]甘惜分.一个新文学者的自白[M].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79.
[5]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0.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文学博士，甘惜分教授再传弟子）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