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万季飞亲历了中国逐步走向开放、中国企业逐步走向海外的里程。自1969年参加工作，万季飞几乎没有离开过外贸领域。早年，他历任北京顺义县县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直到2000年，万季飞调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03年起任会长。“我们现在平均每年接待20余批跟随外国国家领导人访华的企业家代表团，这些领导人也常亲自来参加贸促会组织的研讨会。中国现在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想搭上中国经济的这趟快车来发展经济，并且愿望很强烈。”他对《商务周刊》说，“不论是贸促会还是我个人，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始终让我们有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最近的一次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来华访问的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说实话，我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日本曾侵略过中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伤痛；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却在北京展览馆亲历了一面日本国旗升起的过程。年幼的我当时在想，“大人们说我们是战胜国！日本打败了，可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升日本国旗，即便要升也应该是半旗啊。”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在贸促会的推动下日本第一次来中国举办贸易展览，当天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并题词。现在回想起来，中日的贸易展览，对两国战后关系的促进和融合，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50年后，在我担任中国贸促会会长期间，中日关系又经历了紧张的时刻。2005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民从情感上就接受不了。当时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2005年日本举办爱知世博会，贸促会负责组织中国馆，我们设立省市周为中国的13个省市创造机会，向日本人民介绍旅游文化、经济资源。这次举动得到了日本媒体很多报道，而且中国馆的参观人数也是所有外国馆中最多的，接近570万，其中大多数是日本观众，这在中日双边关系中起到了“融冰”作用；二是日本组织了7个友好团体来中国访问，团长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贸促会做了邀请与接待工作。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坚持了“以经促政”“以民促官”，迎来了今天中日关系的“春天”。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贸促会就肩负着促进经济贸易和帮助政府促进外交关系的双重任务。1952年贸促会刚成立之时，新中国面临西方的封锁。贸促会的诞生，使得中国可以在发展贸易的同时来发展两国外交，最终促成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很多国家在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以前，都已经通过贸促会与中国有了贸易关系。例如，贸促会在1960年代就在奥地利设立了代表处，对两国建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那时起，我们与奥地利对口机构的合作一直持续下来。2005年，奥地利总统亲自授予我一个勋章，这是对贸促会所作贡献的极大肯定。自我担任贸促会会长以来，贸促会的定位就是紧紧围绕我国的外交、外经贸方针和重点，来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个人的奋斗目标和信念，可以说，与贸促会所肩负的职责是紧密相连的。20多年前，我还在北京市顺义县从事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作。当时，为了县里一个服装厂引进国外先进的制衣设备，我前往日本考察了半个多月。那一次日本之行对我的震撼很大: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状况可以想象，人们的生活水平非常低，物质匮乏，买个电视机还得凭票，到了日本，我看到了发达的新干线、高速公路以及琳琅满目的超市……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中国和日本差距太大了！如何缩小差距？我认为，只有向人家多学习，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因此，我下决心走上了外贸这条道路。我要将西方新的技术、经营管理以及社会发展的成果引进到中国来。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一段时间之后，我调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先是主管利用外资，后来是海外投资以及经济技术设备的引进合作，一共8年。那段时间里，北京市很多合资的项目都是经我亲手操办，从刚开始起步，到国家制定哪些优惠政策，以及最后行业的进一步开放，我都有过亲身的经历。
　　那时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尚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项目是当时由我批准的一个投资项目——三里屯街道办事处的面条厂到吉尔吉斯共和国投资设立一个方便面厂，这个项目算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先驱了，很不容易。不仅生产的面条在当地供不应求，而且投资方得到了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亲自授予的荣誉勋章。如今，这个吉尔吉斯共和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生产的面条已经进入了吉国的博物馆。 北京饭店在莫斯科投资开设的北京饭店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与俄罗斯合作方谈判过程中，我们借鉴了一些引进外资的经验，包括以中餐技术专利入股等，莫斯科北京饭店在俄罗斯转轨时的经济大萧条下，依然保持了很高的收益率。
　　而在对外工程合作项目中，当时北京很多公司承包工程的资金，都是我去找当时的外经贸部一个个批下来的，比如北京建工集团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兴建的水厂。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当时北京市第一家消防队，是我利用日本的“黑字环流”贷款引进的消防设备。还有利用瑞典的政府贷款进行的清河污水治理、中日蔬菜合作以及中澳医疗合作。在对外合作日益开放的今天，这些合作项目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因此也感到很受鼓舞。
　　1995年，我调职国务院特区办，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当时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天津的开发区是当时最早的一个，小平同志还到那里去考察过，题字“开发区大有作为”，这就对当时有争议的开发区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今，天津泰达经济开发区的产值已经占到了天津市GDP总产值的一半了。由于开发区的概念属中国首创，很多国家来向中国学习开发区的建设经验。1997年，由当时的李鹏总理与埃及总理詹祖里签订了帮助埃及创办开发区的协议，具体的工作，由我率领一干人员奔赴埃及商谈落实。我们和埃及的8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坐在一起，向对方介绍了中国开发区的建设经验。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埃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旁边建立起了他们的苏伊士特区。因为中方提供了顾问咨询，我提出中方占10%的软股，作为技术咨询的回报。但当时的埃及总理不同意，认为中方如果不进行实际投资，就不可能把中国企业招商到那里。后来我向李岚清副总理作了汇报，在他的指导下，天津开发区与埃及苏伊士经济特区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去年我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参加在埃及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企业家大会，我再次回到埃及，站在那片红海边的沙漠上，看着荒芜的土地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心里真的很激动。如今，非洲很多国家像尼日利亚也和中国的开发区合作建起大片开发区。其实又何止非洲，欧洲、亚洲很多的国家也在借鉴中国开发区的经验来发展经济。说实话，我感到很自豪。
　　如今，无论是海外投资还是技术引进，我们的对外经贸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核心要素就是创新，国家的创新非常重要。怎么样在管理、技术上创新，在产业上发展高新技术，一直都是我这些年工作的重点。无论如何引进技术，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制造大国，真正的核心技术包括设计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现在政府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的开放发展中，我们吃过亏。我一直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自强？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不可能成为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