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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章，1942年生，洛阳嵩县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洛阳古都学会理事，曾任嵩县作协名誉主席，《嵩县志》主编。
去北京看戏是我多年的愿望。
小的时候，俺村就有一个戏班子，逢年过节经常有戏。戏看多了，就琢磨戏是咋唱出来的，就悄悄地跟着去看排戏。排戏可是个苦活儿，寒冬腊月，大队部三间瓦房里，生出一大堆火。文武场坐定，演员按着剧本要求依次出场。该哭的哭，该笑的笑，动作做得不到位，导演还得训斥一番。记得有一次排《白毛女》，按剧情，杨白劳挑着豆腐担子滑倒，因为摔不到鼓点上，导演给演员做示范，让他再摔，一晚上摔了四十多次，膝盖都烂了，最终才算过关。
排戏看多了，也看出点门道，觉得很有意思，就想去凑凑热闹。那时候也就十来岁，开始去打鼓，大人们本不让打，后来看我打出点板眼，就不再说什么。有时打鼓人不在场，还主动叫我去顶替，慢慢学会打鼓、拍钗、刀镗锣。排戏结束时，大队做一锅萝卜白菜粉条汤，还有人给我端一碗。喝了这一碗热汤，我也融入到这个戏班子里了。进了这个门，就成一家人。村里年年排戏，年年演戏，从年年搭台子到盖成戏楼子，从点油灯（用个铜洗脸盆绑在柱子上放上油，再用棉布条拧成灯芯放进盆内，还得专门有人拨灯）到用汽灯，每次排戏我都参加。记得演得最多的戏是《卷席筒》《闫家滩》《小姑贤》《孔雀东南飞》《白毛女》《红灯记》，还有自编自演的现代戏《解放嵩县》等，偶尔还客串个角色。
农村正月十五元宵节特别热闹，群众说晚上看戏，白天没啥看，咋办？村里就组织几个木匠，做了十二副高跷，白天踩高跷、玩旱船、抬花轿。踩高跷不但在本村踩还到外村踩，那时农村都是坑凹不平的土路，我们踩高跷的人不用下跷，有人扶着从这村走到那村。有人扮演梁山伯，有人扮演祝英台，演十八相送，还得有人扮演小丑当马文才从中捣乱，还有人扮成媒婆，脑后插根筷子，编些头发系上红绳，蹦起来一撅一撅，逗得人们直发笑。村里管事的人到各家收些果子，用托盘端着叫我们站在跷上的人拿着吃，气氛很和谐，节目很热闹，群众很欢乐，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1958年3月，刚刚过完十五周岁的我离开村子，到旧县完小当工友，算是参加工作。虽然离开家乡，但我对家乡的戏还是那样的思念。阳历年快到了，村里不知又排戏了没有，真想回去看看。这时，学校里几位老师商量着私下排个戏，过年也热闹热闹。我心想，这有何难？于是悄悄坐了几个晚上，编了一个戏，名叫《和好》。说的是一个青年参加了工作，嫌弃在家的妻子不识字，想要闹离婚，妻子知道后，哭得泪人一般，后经人劝说参加农民夜校，积极学文化，没多久，就能给丈夫写信了，还在村里当妇女主任。丈夫看到妻子如此上进，于是和好如初。戏写成，几位女教师争着演。排了几天，在旧县街戏楼上演出，看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这个戏紧跟形势，有教育意义。几个女教师唱得也好，评价很高。1964年我到陕县师范进修，回来后，又编了个戏叫《赶会》。说的是一个农村青年叫田德立，约定和未婚妻玉兰在物交会上见面，他的爷爷却叫他趁物交会到“牛绳”上拾粪。男青年怕挑着箩头碰到未婚妻不体面，躲着不挑。碰巧未婚妻在“牛绳”上拾粪时遇见了爷爷，在二人的帮助下，将计就计使男青年认识到了错误，男青年说：“向玉兰学习。”未婚妻说：“咱们要向爷爷学习。”爷爷说：“咱们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脏的不是牛粪，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三人同说：“咱们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青年。”这个戏引起了挺大的反响，戏一开始，就是四句合唱：“毛泽东思想闪金光，人换思想地换装。知识分子劳动化，粪筐换来粮满仓。”仅四句合唱就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因为当时全国刚刚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唱词正好反映了人民的心声。随着剧情发展，德立不愿挑粪筐，爷爷逼他挑粪筐，见了玉兰藏粪筐，假装要去买粪筐，爷爷揭底亮粪筐，全剧围绕粪筐展开思想斗争，跌宕起伏，欢笑逗趣。三对粪筐都绑上红绫条，翩翩起舞，台下闪光灯不停，整个舞台活起来了，欢呼声、叫好声把整个剧场的活跃气氛推向了高潮。当剧中人物说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台下的掌声更响了。总结会上，洛阳地区专员巨和勤親自到场讲话，并宣布《赶会》获得创作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将这个戏定为代表河南省参加中南地区戏剧汇演节目。后因“文革”未成行，但戏在我们心里已经成形了。
1965年我被调入县农村文化工作队。这是“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里共有十三个人，个个一专多能，人人都得又学打、又学拉、又学唱。我也发了练功服，天天跟着他们练功、演戏、说快板、弹秦琴。到全县各个乡村演出。看戏不要钱，主要是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阵地。记得焦裕禄去世，《人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县委要求宣传焦裕禄，没几天工夫我就编写了《访贫问苦》，《焦守凤忆爸爸》等节目，经过排练，在县城剧院演出，很受欢迎，县委宣传部指示下乡宣传演出。先到木植街，再到车村，然后去白河，半年时间把嵩县几个山区大队都跑遍了。在马路魁大队，遭遇大雨，大队干部把两间场房仓库腾出来，一间供演出，一间坐观众，屋里盛不下，门外、窗台外都挤满了人。每一个大队都演，路程也不太远，有的群众赶着看，一连能看好几场。下乡演出，走到哪里都吃派饭，队员都分到各家去吃饭，每顿付四两粮票一角钱。吃饭时，见人家家里有病人，回来就告诉“队医”闫小会，她就立刻拎起药箱去给人家看病，抓了药又不要钱。在村里见谁头发长，就主动给人家理发，技术不高，理得不好，但是不要钱，所以很受欢迎。工作队员所到之处，群众就把家里的核桃、柿饼、栗子等拿出来让大家吃。赶场时，大家背着行李，走在小路上，相互帮扶，又说又唱，至今想起来还十分留恋那段生活。后来宣传队解散，我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剧目创作组，专门从事剧目创作工作。我创作了《教子务农》《飞水迎春》《今天》《两幅画》等剧目，多次参加洛阳地区戏剧汇演，大部分作品都得了奖。当时，洛阳地区豫剧团指导员叫仝杏轩，几次到嵩县动员我到他们团当编剧，我都因家庭原因婉言谢绝。河南省组织现代戏汇演，我也被邀请参加，编入评论组，有幸见过省里的几个名家大腕，如常香玉，马金凤、申凤梅等。最熟悉的还是我们洛阳地区的马琪、周玉珍。马琪的《寇准背鞋》“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成了我的路戏，周玉珍唱的“今晚上这日子实在不好受”我能从头唱到尾。最有意思的还有一件事儿：有一年我拉着架子车去牛头沟拾柴火（因为当时我的家还在农村）到了万村，被大队干部见了，他说：“我们给你拾柴火，你给我们编个戏吧。”我说编戏得有素材，他说：“俺村新建了个水电站，你就照水电站编个戏吧！”他领我到水电站看了看，又讲了一些情况，我就开始构思，设置人物，结构情节，编了一个《喜看山沟夜明珠》的戏。其中有个情节，孙女领着爷爷看灯泡，爷爷唱：“圆溜溜、光黏黏（方言，光滑）、下头大、上头尖，肚里钨丝乱动弹，这东西咋该恁稀罕，开关一拉灯头亮，老汉我对住吸袋烟。”一天一夜我把戏编成了，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戏由乡推荐到县，还在县里得了奖。那时，我经常随剧团下乡，河南省鄢陵县发明了“板车舞台”，嵩县剧团根据山区特点，创造了“扁担舞台”，演员们担着行李上山下乡，利用四十八根扁担，在田间地头搭台唱戏，深受欢迎。1975年4月，由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制成电影，7月在全国放映。 1983年，我接到通知，到县政府办公室上班。不久，县政府推荐我到郑州大学历史系参加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培训班，每县一人，为县志编纂培养主编。随着培训班不断深入，我心里开始意识到，戏剧创作是形象思维，编修地方志完全是逻辑思维，不能有一点虚构，不能凭空想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必须是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两项虽然都是文字工作，但思维方法完全两样。“革命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既然领导把我搬到编修地方志这个岗位上，我就必须调整好自己。从事地方志编修工作三十六年来，出版了两版《嵩县志》和诸多地方志书。三十多年我基本上没唱过戏，没有写一个戏本。如今我退休了，年龄过了七十七岁，暮年之人，常想年轻时的事，于是我对孩子们说，“我老想到北京看场戏”。想看看中国戏剧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孩子一听，都很支持，立即在北京订了戏票，时间是2019年11月23日晚，梅兰芳大剧院，国家京剧院演出的三国名戏《失空斩》。
11月23日晨6点，女儿就回来了，特意给我买了一件带领绒衣，非给我穿上，很好看。穿戴整齐，收拾停当下楼，看到龚伟和媛媛、外孙宝宝、怡然已在车内，开车赴洛，在洛阳龙门高铁站稍事休息。8点57分准时发车，下午1时在北京西站下车。刚出站门，侄儿范磊已在门口等候，接我们上车，中午又设宴款待，饭后又把我们领进国际大酒店9层18号，下午休息，晚上刚7点30分走进隔壁梅兰芳大剧院1层7排3号。
剧院不大，很典雅，沉静。随着一阵锣鼓响起，大幕拉开，明亮的灯光，十分舒适，简洁的道具，赏心悦目，我聚精会神投入到剧情之中。诸葛亮由张建国扮演，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青年优秀演员，工老生，曾拜师奚啸白，获过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司马懿由邓沐伟（特邀）扮演，国家一级演员，天津京剧院著名艺术家，裘派铜锤花脸，获中国戏剧第九届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马谡由舒桐扮演，国家一级演员，工花脸，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景荣庆的弟子。王平由王小蝉扮演，赵云由张小倩扮演，马岱由黄佳扮演，就连二老军也由吕昆山、张雷扮演。名家就是名家，京剧不愧国粹。诸葛亮羽扇纶巾，潇洒自如，临事不惧，调度有方;司马懿虽扮白脸，仍不失大将风度;马谡形神兼备，唱腔圆润。整个舞台不枝不蔓，井然有序，演员的一招一式，丝丝入扣，唱念做打，有板有眼，手眼身法步，颇有讲究，唱腔洪亮，字字入耳，一抬手，一投足都叫人心旌摇荡。真格是锣鼓打身，胡琴拉心，演员以假作真，台下不时响起雷鸣般掌声。唱罢“空城”，我的外孙问我：“为啥还不斩马谡？”，我问他“为啥要斩马谡？”他说：“他不听他领导的话。”我的脑子轰了一下：七八岁的小孩也看懂戏了。这时我才发现身后的一位女同志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在看戏，边看边向那个小孩讲解剧情。9点整，戏演完了，演员几次谢幕。走出剧场，余兴未尽，在场外大厅照相留念，见有许多年轻人相伴而行，谈笑风生。我原以為来看戏的都是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年轻人也喜欢京剧，心里着实高兴。次日，侄子又领我们去游览了国家大剧院，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下午四时乘车回洛，至晚归家。
看戏归来，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深为这次北京之行，子女们的支持，侄儿的款待而感动，亲眼目睹了一场精湛的艺术表演，精神上也得到极大的满足。也许这就叫“人生如戏吧！”这次进京，不就是演出了一场儿子定票，女儿陪伴，侄儿接待的”孝行天下”大戏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味、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我认为中国戏剧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不需要像电影、电视那样花很多的钱就能达到的艺术效果。真是“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不论千里万里，马鞭一甩，就算到了，脚一抬，就算进门，手一推就算关门，“无实物”动作多么省事，观众还能看得懂。特别是“你一刀，他一枪，只杀不死，骑着马，坐着轿，非走不行”。最适合在农村演出。假如各县和有条件的乡村都能成立“乌兰牧骑”式的宣传队在农村演出，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广大农村阵地，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那该多好呀！
行文至此，我翻阅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美好时代，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更应该积极深入群众、扎根农村去发现、挖掘人民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事迹，用自己的笔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
已近暮年的我，心潮澎湃，壮心不已，真想“老骥伏枥”，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写出几个能表现新时代特色的戏剧来。争做历史的创造者，也当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要做个历史的“剧作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祖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再做点贡献。
去北京看戏是我多年的愿望。
小的时候，俺村就有一个戏班子，逢年过节经常有戏。戏看多了，就琢磨戏是咋唱出来的，就悄悄地跟着去看排戏。排戏可是个苦活儿，寒冬腊月，大队部三间瓦房里，生出一大堆火。文武场坐定，演员按着剧本要求依次出场。该哭的哭，该笑的笑，动作做得不到位，导演还得训斥一番。记得有一次排《白毛女》，按剧情，杨白劳挑着豆腐担子滑倒，因为摔不到鼓点上，导演给演员做示范，让他再摔，一晚上摔了四十多次，膝盖都烂了，最终才算过关。
排戏看多了，也看出点门道，觉得很有意思，就想去凑凑热闹。那时候也就十来岁，开始去打鼓，大人们本不让打，后来看我打出点板眼，就不再说什么。有时打鼓人不在场，还主动叫我去顶替，慢慢学会打鼓、拍钗、刀镗锣。排戏结束时，大队做一锅萝卜白菜粉条汤，还有人给我端一碗。喝了这一碗热汤，我也融入到这个戏班子里了。进了这个门，就成一家人。村里年年排戏，年年演戏，从年年搭台子到盖成戏楼子，从点油灯（用个铜洗脸盆绑在柱子上放上油，再用棉布条拧成灯芯放进盆内，还得专门有人拨灯）到用汽灯，每次排戏我都参加。记得演得最多的戏是《卷席筒》《闫家滩》《小姑贤》《孔雀东南飞》《白毛女》《红灯记》，还有自编自演的现代戏《解放嵩县》等，偶尔还客串个角色。
农村正月十五元宵节特别热闹，群众说晚上看戏，白天没啥看，咋办？村里就组织几个木匠，做了十二副高跷，白天踩高跷、玩旱船、抬花轿。踩高跷不但在本村踩还到外村踩，那时农村都是坑凹不平的土路，我们踩高跷的人不用下跷，有人扶着从这村走到那村。有人扮演梁山伯，有人扮演祝英台，演十八相送，还得有人扮演小丑当马文才从中捣乱，还有人扮成媒婆，脑后插根筷子，编些头发系上红绳，蹦起来一撅一撅，逗得人们直发笑。村里管事的人到各家收些果子，用托盘端着叫我们站在跷上的人拿着吃，气氛很和谐，节目很热闹，群众很欢乐，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1958年3月，刚刚过完十五周岁的我离开村子，到旧县完小当工友，算是参加工作。虽然离开家乡，但我对家乡的戏还是那样的思念。阳历年快到了，村里不知又排戏了没有，真想回去看看。这时，学校里几位老师商量着私下排个戏，过年也热闹热闹。我心想，这有何难？于是悄悄坐了几个晚上，编了一个戏，名叫《和好》。说的是一个青年参加了工作，嫌弃在家的妻子不识字，想要闹离婚，妻子知道后，哭得泪人一般，后经人劝说参加农民夜校，积极学文化，没多久，就能给丈夫写信了，还在村里当妇女主任。丈夫看到妻子如此上进，于是和好如初。戏写成，几位女教师争着演。排了几天，在旧县街戏楼上演出，看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这个戏紧跟形势，有教育意义。几个女教师唱得也好，评价很高。1964年我到陕县师范进修，回来后，又编了个戏叫《赶会》。说的是一个农村青年叫田德立，约定和未婚妻玉兰在物交会上见面，他的爷爷却叫他趁物交会到“牛绳”上拾粪。男青年怕挑着箩头碰到未婚妻不体面，躲着不挑。碰巧未婚妻在“牛绳”上拾粪时遇见了爷爷，在二人的帮助下，将计就计使男青年认识到了错误，男青年说：“向玉兰学习。”未婚妻说：“咱们要向爷爷学习。”爷爷说：“咱们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脏的不是牛粪，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三人同说：“咱们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青年。”这个戏引起了挺大的反响，戏一开始，就是四句合唱：“毛泽东思想闪金光，人换思想地换装。知识分子劳动化，粪筐换来粮满仓。”仅四句合唱就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因为当时全国刚刚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唱词正好反映了人民的心声。随着剧情发展，德立不愿挑粪筐，爷爷逼他挑粪筐，见了玉兰藏粪筐，假装要去买粪筐，爷爷揭底亮粪筐，全剧围绕粪筐展开思想斗争，跌宕起伏，欢笑逗趣。三对粪筐都绑上红绫条，翩翩起舞，台下闪光灯不停，整个舞台活起来了，欢呼声、叫好声把整个剧场的活跃气氛推向了高潮。当剧中人物说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台下的掌声更响了。总结会上，洛阳地区专员巨和勤親自到场讲话，并宣布《赶会》获得创作一等奖。河南省文化厅将这个戏定为代表河南省参加中南地区戏剧汇演节目。后因“文革”未成行，但戏在我们心里已经成形了。
1965年我被调入县农村文化工作队。这是“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里共有十三个人，个个一专多能，人人都得又学打、又学拉、又学唱。我也发了练功服，天天跟着他们练功、演戏、说快板、弹秦琴。到全县各个乡村演出。看戏不要钱，主要是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阵地。记得焦裕禄去世，《人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县委要求宣传焦裕禄，没几天工夫我就编写了《访贫问苦》，《焦守凤忆爸爸》等节目，经过排练，在县城剧院演出，很受欢迎，县委宣传部指示下乡宣传演出。先到木植街，再到车村，然后去白河，半年时间把嵩县几个山区大队都跑遍了。在马路魁大队，遭遇大雨，大队干部把两间场房仓库腾出来，一间供演出，一间坐观众，屋里盛不下，门外、窗台外都挤满了人。每一个大队都演，路程也不太远，有的群众赶着看，一连能看好几场。下乡演出，走到哪里都吃派饭，队员都分到各家去吃饭，每顿付四两粮票一角钱。吃饭时，见人家家里有病人，回来就告诉“队医”闫小会，她就立刻拎起药箱去给人家看病，抓了药又不要钱。在村里见谁头发长，就主动给人家理发，技术不高，理得不好，但是不要钱，所以很受欢迎。工作队员所到之处，群众就把家里的核桃、柿饼、栗子等拿出来让大家吃。赶场时，大家背着行李，走在小路上，相互帮扶，又说又唱，至今想起来还十分留恋那段生活。后来宣传队解散，我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剧目创作组，专门从事剧目创作工作。我创作了《教子务农》《飞水迎春》《今天》《两幅画》等剧目，多次参加洛阳地区戏剧汇演，大部分作品都得了奖。当时，洛阳地区豫剧团指导员叫仝杏轩，几次到嵩县动员我到他们团当编剧，我都因家庭原因婉言谢绝。河南省组织现代戏汇演，我也被邀请参加，编入评论组，有幸见过省里的几个名家大腕，如常香玉，马金凤、申凤梅等。最熟悉的还是我们洛阳地区的马琪、周玉珍。马琪的《寇准背鞋》“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成了我的路戏，周玉珍唱的“今晚上这日子实在不好受”我能从头唱到尾。最有意思的还有一件事儿：有一年我拉着架子车去牛头沟拾柴火（因为当时我的家还在农村）到了万村，被大队干部见了，他说：“我们给你拾柴火，你给我们编个戏吧。”我说编戏得有素材，他说：“俺村新建了个水电站，你就照水电站编个戏吧！”他领我到水电站看了看，又讲了一些情况，我就开始构思，设置人物，结构情节，编了一个《喜看山沟夜明珠》的戏。其中有个情节，孙女领着爷爷看灯泡，爷爷唱：“圆溜溜、光黏黏（方言，光滑）、下头大、上头尖，肚里钨丝乱动弹，这东西咋该恁稀罕，开关一拉灯头亮，老汉我对住吸袋烟。”一天一夜我把戏编成了，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戏由乡推荐到县，还在县里得了奖。那时，我经常随剧团下乡，河南省鄢陵县发明了“板车舞台”，嵩县剧团根据山区特点，创造了“扁担舞台”，演员们担着行李上山下乡，利用四十八根扁担，在田间地头搭台唱戏，深受欢迎。1975年4月，由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制成电影，7月在全国放映。 1983年，我接到通知，到县政府办公室上班。不久，县政府推荐我到郑州大学历史系参加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培训班，每县一人，为县志编纂培养主编。随着培训班不断深入，我心里开始意识到，戏剧创作是形象思维，编修地方志完全是逻辑思维，不能有一点虚构，不能凭空想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必须是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两项虽然都是文字工作，但思维方法完全两样。“革命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既然领导把我搬到编修地方志这个岗位上，我就必须调整好自己。从事地方志编修工作三十六年来，出版了两版《嵩县志》和诸多地方志书。三十多年我基本上没唱过戏，没有写一个戏本。如今我退休了，年龄过了七十七岁，暮年之人，常想年轻时的事，于是我对孩子们说，“我老想到北京看场戏”。想看看中国戏剧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孩子一听，都很支持，立即在北京订了戏票，时间是2019年11月23日晚，梅兰芳大剧院，国家京剧院演出的三国名戏《失空斩》。
11月23日晨6点，女儿就回来了，特意给我买了一件带领绒衣，非给我穿上，很好看。穿戴整齐，收拾停当下楼，看到龚伟和媛媛、外孙宝宝、怡然已在车内，开车赴洛，在洛阳龙门高铁站稍事休息。8点57分准时发车，下午1时在北京西站下车。刚出站门，侄儿范磊已在门口等候，接我们上车，中午又设宴款待，饭后又把我们领进国际大酒店9层18号，下午休息，晚上刚7点30分走进隔壁梅兰芳大剧院1层7排3号。
剧院不大，很典雅，沉静。随着一阵锣鼓响起，大幕拉开，明亮的灯光，十分舒适，简洁的道具，赏心悦目，我聚精会神投入到剧情之中。诸葛亮由张建国扮演，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青年优秀演员，工老生，曾拜师奚啸白，获过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司马懿由邓沐伟（特邀）扮演，国家一级演员，天津京剧院著名艺术家，裘派铜锤花脸，获中国戏剧第九届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马谡由舒桐扮演，国家一级演员，工花脸，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景荣庆的弟子。王平由王小蝉扮演，赵云由张小倩扮演，马岱由黄佳扮演，就连二老军也由吕昆山、张雷扮演。名家就是名家，京剧不愧国粹。诸葛亮羽扇纶巾，潇洒自如，临事不惧，调度有方;司马懿虽扮白脸，仍不失大将风度;马谡形神兼备，唱腔圆润。整个舞台不枝不蔓，井然有序，演员的一招一式，丝丝入扣，唱念做打，有板有眼，手眼身法步，颇有讲究，唱腔洪亮，字字入耳，一抬手，一投足都叫人心旌摇荡。真格是锣鼓打身，胡琴拉心，演员以假作真，台下不时响起雷鸣般掌声。唱罢“空城”，我的外孙问我：“为啥还不斩马谡？”，我问他“为啥要斩马谡？”他说：“他不听他领导的话。”我的脑子轰了一下：七八岁的小孩也看懂戏了。这时我才发现身后的一位女同志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在看戏，边看边向那个小孩讲解剧情。9点整，戏演完了，演员几次谢幕。走出剧场，余兴未尽，在场外大厅照相留念，见有许多年轻人相伴而行，谈笑风生。我原以為来看戏的都是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年轻人也喜欢京剧，心里着实高兴。次日，侄子又领我们去游览了国家大剧院，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下午四时乘车回洛，至晚归家。
看戏归来，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深为这次北京之行，子女们的支持，侄儿的款待而感动，亲眼目睹了一场精湛的艺术表演，精神上也得到极大的满足。也许这就叫“人生如戏吧！”这次进京，不就是演出了一场儿子定票，女儿陪伴，侄儿接待的”孝行天下”大戏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味、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我认为中国戏剧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不需要像电影、电视那样花很多的钱就能达到的艺术效果。真是“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不论千里万里，马鞭一甩，就算到了，脚一抬，就算进门，手一推就算关门，“无实物”动作多么省事，观众还能看得懂。特别是“你一刀，他一枪，只杀不死，骑着马，坐着轿，非走不行”。最适合在农村演出。假如各县和有条件的乡村都能成立“乌兰牧骑”式的宣传队在农村演出，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广大农村阵地，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那该多好呀！
行文至此，我翻阅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美好时代，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更应该积极深入群众、扎根农村去发现、挖掘人民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事迹，用自己的笔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
已近暮年的我，心潮澎湃，壮心不已，真想“老骥伏枥”，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写出几个能表现新时代特色的戏剧来。争做历史的创造者，也当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要做个历史的“剧作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祖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再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