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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改革是根本层面上的制度改革。围绕公平、正义、和谐、科学发展、市场化等等，如今进行的是价值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改革的启动也意味着中国进入重构时代。
2008年底，各个领域都在进行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和总结，这30年，被认为是1840年以来最为成功的现代化运动。而30年，也被认为是经济起飞发展时间的极限，综观日本、韩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济起飞高速发展的阶段过后，必将转向另一个发展阶段。
30年的辉煌已成过去，当时间进入公元2009年，中国将如何迎来第二个30年的开始?
胶着
一般认为，中国在这30年经历了两轮改革，第一轮改革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9年。1989年到1992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的改革处于徘徊之中。这是中国前30年改革中出现的唯一一次改革停滞。第二轮改革始于1992年春天，改革启动的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随后得到政经界和学界精英人士的响应，并由官方强力推动。
到2004年，第二轮改革已近尾声，2005年伊始，各界认为这一年是“深化改革年”，当时也曾有人认为，中国将启动第三轮改革。但2005年结束的时候，这一年被舆论定调为“反思改革年”。医疗、教育、商品房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诸多领域的改革遭到了空前的舆论抨击，“医改不成功”的重磅炸弹引发随后数年的讨论。中国爆发了一场“改革向何處去”的大争论。各方都在认真反思，作为一个总体的“改革”，其推进路径、动力源乃至价值取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改进的余地甚至“纠偏”的必要。
当第二轮改革进行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日益获得更大利益的集团已逐步丧失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不在进一步市场化中失去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改革的推进。近几年中央在一些领域大力推行的垂直管理，正是为了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格局，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
一直到2008年，改革似乎进入了胶着状态，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一小部分人认为，中国改革带来了太多问题，主张不同程度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一小部分人则忙于假改革之名通过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更主流的声音则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需要新的动力源。
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动力在哪里，现在还并没有共识。而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却已经慢慢笼罩了正在改革深水区挣扎的中国。
以往的改革多是从局部做起，从这点来说，近两年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停滞，不断有新的重要的法律法规出台，局部的修改一直不断，但目前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局部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所有好的政策往往会在执行中变形，或者在出台之际就已经在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被改得面目全非。现在的改革应该是根本层面上的制度改革。
中国的2009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命运之年”。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经济刺激措施能不能拉动内需?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会不会减弱?群体性事件会不会减少?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第三轮改革的启动。2009年，将是考验中国的一年。世界都在关注，2009年的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2009年，会不会成为中国一场崭新的宏大叙事的开局?
防止倒退
2009年第三轮改革会不会启动，首先要看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倒退”趋势能否得到纠正。
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企业改革一度轰轰烈烈，合并、破产、转制、下岗。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企业竞争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非核心行业的企业因为效益好等原因，依然是国有企业。
在原油暴利和提高油企效率等问题上，发改委不是通过引入竞争来解决，而是向三大油企抽税。在大部制改革中，能源部门最终还是没能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委，而是成立能源局挂在发改委的下面。市场集中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发改委在其中充当了市场“卫士”的角色。服务业乃至部分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与2005年相比，2006年，中国个体户数量减少了15％，2007年，私有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
改革前20年，价格改革进展比较突出，这是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特征。但是近十年来，作为市场化改革核心的价格市场化遭遇挫折，价格改革已经趋于停滞。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国家部委对价格的调控。比如，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同样，能源价格也被高度限制起来。最近几年来，国务院控制着所有关键性服务行业价格。一般认为，日用品销售价格都取决于市场，但最近几年来，日用品价格出现被管制的趋势，对改革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倒退。当然，不排除有些价格管制是正常的，比如非常时期，为了稳定物价和确保百姓利益，但借此名对不应该管制的价格进行管制的现象同样存在。
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时。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本无可厚非，但自2004年以来，很多调控都是以“宏观调控”名义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这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计划经济回归的标志。
很多法律和重大政策的出台都经过艰难的博弈，草案中不断出现摇摆和反复。2008年，中国通过的两项重要法律，新《劳动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为此做了最佳注脚。特别是《反垄断法》，最终出台并没有涉及到行政性垄断，这是中国最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却因为敏感和各方利益的博弈被模糊了。
越来越多的权力上收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主导市场和资源配置。市场调节的力量越来越微弱，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近十年来，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制趋势是加强了而非削弱。现如今几乎是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中国经济市场化之路似乎已经越来越窄，而不是越来越宽。
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行政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效力衰减了，很多改革措施都在阻碍面前徘徊乃至倒下。
突破口
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突发事件，但暴露了中国的问题。靠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国30年高增长的最主要改革动力在急剧衰减。
2008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突破3000美元，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用了25年多时间；而跳上2000美元和3000美元这两个台阶，只用了 一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那么之后呢?走向中等发达国家的突破口是什么?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娱乐服务业崛起。新加坡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
有關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约影响中国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08年下滑1.5个百分点，就会造成中国出口增速回落7.5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预测更加严重。中国面临着2l世纪的第一场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
2008年的中国GDP增长率已从11.4％下降到9.4％。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仅为7.5％。这将低于1999年的7.6％。虽然这样的增长率仍是世界前列，但12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国每次突破性变革，都是因为巨大的危机推动的。对冲出口需求减少，中国必须有效扩大内需。内需，一直是被反复强调但却迟迟无法启动的一块领域。但毫无疑问，中国下一轮的增长需要依靠内需方面的扩展。而造成中国内需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内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越来越失衡，2007～2008年的A股“超级过山车”加剧了再分配的失衡，因为最后在山顶上站岗的多是没有任何内部消息的小散户。
11月5日和12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都研究部署了扩大内需问题。4万亿投资、减息、宽松货币政策、出口退税等等政策陆续出台。十七届三中全会放宽了对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以及出台关于农村金融的试点，都意在扶持新农村建设，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内需是必须的。但当改革整体出现了倒退迹象，仅仅靠刺激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中央决策层而言，制度性变革不是不想，而是常常不能，政令难出中南海，曾令很多人感慨。十七大奠定了一种中长期的价值观。短期改革是利益博弈，中长期改革是价值博弈。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为第三轮改革的启动做好了铺垫。
价值观的外化，不可能只通过政策调整，而不进行制度改革就能达到。执政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十七届三中全会则规划了农村改革蓝图。中国改革的整体框架已具雏形。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层面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正在萌生。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主要来自民间和中央政府。阻力则主要来自中下层官僚机构。改革进程的推动上，应当注重自上而下集中推进与自下而上广泛参与的统一。
当前改革的主要阻力，除了已经被广为抨击的既得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要放开思想的口子。中国的前两轮改革的发动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从北京发起的，1978年5月lO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第二次是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2005年前后关于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已经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弹响了序曲。执政党的十七大之后相继在全国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这可以视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发端，但是似乎后继乏力。如果中国启动第三轮改革，需要一场思想解放的狂风暴雨，需要更宽松的畅所欲言的环境。
2008年底，各个领域都在进行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和总结，这30年，被认为是1840年以来最为成功的现代化运动。而30年，也被认为是经济起飞发展时间的极限，综观日本、韩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济起飞高速发展的阶段过后，必将转向另一个发展阶段。
30年的辉煌已成过去，当时间进入公元2009年，中国将如何迎来第二个30年的开始?
胶着
一般认为，中国在这30年经历了两轮改革，第一轮改革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9年。1989年到1992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的改革处于徘徊之中。这是中国前30年改革中出现的唯一一次改革停滞。第二轮改革始于1992年春天，改革启动的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随后得到政经界和学界精英人士的响应，并由官方强力推动。
到2004年，第二轮改革已近尾声，2005年伊始，各界认为这一年是“深化改革年”，当时也曾有人认为，中国将启动第三轮改革。但2005年结束的时候，这一年被舆论定调为“反思改革年”。医疗、教育、商品房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诸多领域的改革遭到了空前的舆论抨击，“医改不成功”的重磅炸弹引发随后数年的讨论。中国爆发了一场“改革向何處去”的大争论。各方都在认真反思，作为一个总体的“改革”，其推进路径、动力源乃至价值取向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有改进的余地甚至“纠偏”的必要。
当第二轮改革进行到中途，特别是2000年以后，日益获得更大利益的集团已逐步丧失进一步改革的动力，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不在进一步市场化中失去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改革的推进。近几年中央在一些领域大力推行的垂直管理，正是为了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格局，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
一直到2008年，改革似乎进入了胶着状态，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一小部分人认为，中国改革带来了太多问题，主张不同程度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一小部分人则忙于假改革之名通过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更主流的声音则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需要新的动力源。
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动力在哪里，现在还并没有共识。而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却已经慢慢笼罩了正在改革深水区挣扎的中国。
以往的改革多是从局部做起，从这点来说，近两年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停滞，不断有新的重要的法律法规出台，局部的修改一直不断，但目前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局部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所有好的政策往往会在执行中变形，或者在出台之际就已经在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被改得面目全非。现在的改革应该是根本层面上的制度改革。
中国的2009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命运之年”。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经济刺激措施能不能拉动内需?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会不会减弱?群体性事件会不会减少?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第三轮改革的启动。2009年，将是考验中国的一年。世界都在关注，2009年的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2009年，会不会成为中国一场崭新的宏大叙事的开局?
防止倒退
2009年第三轮改革会不会启动，首先要看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倒退”趋势能否得到纠正。
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作出决定后，企业改革一度轰轰烈烈，合并、破产、转制、下岗。但到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企业竞争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非核心行业的企业因为效益好等原因，依然是国有企业。
在原油暴利和提高油企效率等问题上，发改委不是通过引入竞争来解决，而是向三大油企抽税。在大部制改革中，能源部门最终还是没能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委，而是成立能源局挂在发改委的下面。市场集中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发改委在其中充当了市场“卫士”的角色。服务业乃至部分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与2005年相比，2006年，中国个体户数量减少了15％，2007年，私有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
改革前20年，价格改革进展比较突出，这是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特征。但是近十年来，作为市场化改革核心的价格市场化遭遇挫折，价格改革已经趋于停滞。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国家部委对价格的调控。比如，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同样，能源价格也被高度限制起来。最近几年来，国务院控制着所有关键性服务行业价格。一般认为，日用品销售价格都取决于市场，但最近几年来，日用品价格出现被管制的趋势，对改革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倒退。当然，不排除有些价格管制是正常的，比如非常时期，为了稳定物价和确保百姓利益，但借此名对不应该管制的价格进行管制的现象同样存在。
在国民经济出现波动时。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本无可厚非，但自2004年以来，很多调控都是以“宏观调控”名义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这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计划经济回归的标志。
很多法律和重大政策的出台都经过艰难的博弈，草案中不断出现摇摆和反复。2008年，中国通过的两项重要法律，新《劳动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为此做了最佳注脚。特别是《反垄断法》，最终出台并没有涉及到行政性垄断，这是中国最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却因为敏感和各方利益的博弈被模糊了。
越来越多的权力上收到政府手里，由政府来主导市场和资源配置。市场调节的力量越来越微弱，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近十年来，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制趋势是加强了而非削弱。现如今几乎是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中国经济市场化之路似乎已经越来越窄，而不是越来越宽。
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行政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效力衰减了，很多改革措施都在阻碍面前徘徊乃至倒下。
突破口
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突发事件，但暴露了中国的问题。靠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国30年高增长的最主要改革动力在急剧衰减。
2008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突破3000美元，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用了25年多时间；而跳上2000美元和3000美元这两个台阶，只用了 一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那么之后呢?走向中等发达国家的突破口是什么?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娱乐服务业崛起。新加坡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
有關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约影响中国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08年下滑1.5个百分点，就会造成中国出口增速回落7.5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预测更加严重。中国面临着2l世纪的第一场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
2008年的中国GDP增长率已从11.4％下降到9.4％。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仅为7.5％。这将低于1999年的7.6％。虽然这样的增长率仍是世界前列，但12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国每次突破性变革，都是因为巨大的危机推动的。对冲出口需求减少，中国必须有效扩大内需。内需，一直是被反复强调但却迟迟无法启动的一块领域。但毫无疑问，中国下一轮的增长需要依靠内需方面的扩展。而造成中国内需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内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越来越失衡，2007～2008年的A股“超级过山车”加剧了再分配的失衡，因为最后在山顶上站岗的多是没有任何内部消息的小散户。
11月5日和12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都研究部署了扩大内需问题。4万亿投资、减息、宽松货币政策、出口退税等等政策陆续出台。十七届三中全会放宽了对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以及出台关于农村金融的试点，都意在扶持新农村建设，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内需是必须的。但当改革整体出现了倒退迹象，仅仅靠刺激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中央决策层而言，制度性变革不是不想，而是常常不能，政令难出中南海，曾令很多人感慨。十七大奠定了一种中长期的价值观。短期改革是利益博弈，中长期改革是价值博弈。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为第三轮改革的启动做好了铺垫。
价值观的外化，不可能只通过政策调整，而不进行制度改革就能达到。执政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十七届三中全会则规划了农村改革蓝图。中国改革的整体框架已具雏形。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层面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正在萌生。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主要来自民间和中央政府。阻力则主要来自中下层官僚机构。改革进程的推动上，应当注重自上而下集中推进与自下而上广泛参与的统一。
当前改革的主要阻力，除了已经被广为抨击的既得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要放开思想的口子。中国的前两轮改革的发动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从北京发起的，1978年5月lO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第二次是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2005年前后关于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已经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弹响了序曲。执政党的十七大之后相继在全国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这可以视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发端，但是似乎后继乏力。如果中国启动第三轮改革，需要一场思想解放的狂风暴雨，需要更宽松的畅所欲言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