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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第一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开启了电影新篇章，到如今雄踞为电影产业一大经济支柱，类型片科幻电影的发展景象走向繁荣。从电影《大都会》中机器工人的团体暴动，到《异形：契约》中企圖统治世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卫，以及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中哈比教授设计为爱而生的儿童机器人大卫，它们不仅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且暗含对创造人工智能机器人背后本我自我超我建构的哲学性思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 本我 自我 超我
一、迈向智能化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即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门涉及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哲学的综合交叉学科。1950年英国科学家图灵对人和机器人进行测试实验，如果测试结果无法分辨出测试对象是人或机器人，即可判断机器人具有智能，这成为机器人是否具有智能思维的第一个评判标准，也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召开会议，此次大会正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术语，标志着人工智能就此诞生。
从人工智能的初具雏形，延至当今科技引领下人工智能机器以及各种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使用，毋庸置疑它给予人类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加快了人类走向AI世界的步伐。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实际运用领域，仍处于“人工化”阶段而非“智能化”阶段，对于“人工”而言它满足了人类经济快速发展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智能”则需要机器人具有类人思维方式、类人行为方式，这些智能功能包括学习、感知、思考、理解、识别、规划、推理、决策、抽象、学习、创造和问题求解等。[1]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并逐步走进线下生活的过程中，机器人具有独立“智能”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开发者必须迈出的一大步，也是机器人实现真正智能化的核心问题。在科幻电影中，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映像的方式对人工智能展开天马行空式设想，以《异形：契约》《人工智能》为例，影片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初具思维意识。然而，它们的学习、感知和思考能力甚至比人类更胜一筹。因此，在电影中已开始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人工智能主体“我”的自我认识的相关场域，以下依据弗洛伊德人格组织结构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为基础，探讨人工智能机器人关于“我”的哲学反思。
二、本我自我超我的建构
（一）本我自我超我的层次概念
本我，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本性，人类所有的行为活动都由本性主导，“禀性难移”是对本我最完美的诠释，本我是天然具足的、人格中最原始的特质，它更倾向于关注生命本体：存在、快乐、繁衍。
自我，由本我衍生而来，机体为了生存和需求不得不与外界进行交流。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在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中难免忍受“挫折”的骚扰，它与本我快乐原则的发生过程相反，表现为推迟能量释放后延缓“快乐”。自我统领本我和超我，为了整个人格结构的利益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满足人格长远的利益需求。[2]
超我，人格结构中最崇高的道德准则，它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大部分组成，自我理想由习俗教育产生，表现为道德标准。[3]超我也来源于文化经久沉淀后的社会化产物，进而形成道德标准约束自我走向至善至美。自我存在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调节矛盾，力图平衡人格结构的稳健发展。本我衍生自我，自我经外界环境洗礼后逐渐形成超我，本我自我超我建构在相互斗争与合作中产生且延展，维持和谐稳定的状态是机体正常运作的需求，一旦系统紊乱将造成人格精神结构的塌陷。
（二）本我自我超我的失衡发展
1.本我突破自我，走向地狱深渊
超我属于人格结构中理想道德管理部门，自我在之管理下促使机体正常运行，本我被定位为冲突的发起者，推动自我摆脱束缚走向自由，一旦自我挣脱超我，本我将会突破重围，三者失衡终将使自我走向地狱深渊。科幻电影《异形：契约》中大卫过度的理性化意识产生了一系列对人类的颠覆性认识，致使超我迷失后本我突围，自我走向肆无忌惮。
从雷德利主导的第一部科幻电影《异形》到异形前传三部曲的其中两部《普罗米修斯》《异形：契约》，生化人的视觉形象从小人物配角转变为主角，导演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即造物生化人）的形象构建，来解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类人性。影片开头是一段造物者与生化机器人大卫的对话，问到大卫的感觉时，答道：“Alive”，“活着”即是人存在世界上逐渐形成人格精神，形成本我、自我、超我，拥有意识的现实意义前提。当大卫睁开双眼认识世界时，它视野里并不是单纯的层面特征：白色、椅子、钢琴、艺术品，而是由知觉和记忆系统感知，经复杂程序处理后得到更深层次的认知：白色的房间、卡洛布加迪的王座、价值数千元的施坦威钢琴以及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基督的诞生》，这种非机器意识的展现源于自我与外界环境交流后，知觉和记忆系统发挥作用产生认知与学习能力，因此对现实事物的认知维度更深刻，同时人格结构中自我的形成伴随于此。当大卫说到“你最终会死，而我不会”，此时发出警报预示着一股超强的本我能量释放，它完全超出造物者的预期，强烈的本能欲望将自我推向不可逾越的制高点。然而，大卫对“我”的认识与思考从未停止，反问造物者“如果你创造了我，谁又创造了你呢？”谈到人类的起源，大卫似乎感知优于造物主的“我”为何要受制于人类摆布，质疑深深埋藏在大卫的本我中，为大卫的形象转变积蓄能量，同时为后续故事线索的发展埋下伏笔。
超我的沦陷致使本我无限外延进而失控，自我无法平衡，暗藏在本我中长期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突破本我侵入意识，使自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扭曲变质。埋藏在大卫潜意识中“父亲”位尊权重的形象成为蜕变的渴望，它意识到仅由分子构成的人类远不足与自身的设计媲美，源于此大卫本我突破自我，错乱发展走向不归路。从造物到异形造物者，父亲造物者的身份烙印于大卫本我的潜意识中，并不断演变上升为极其强烈的本我意识，由此大卫丧失超我良心的约束利用黑水屠害星球上所有生物。本我自我的过度放纵导致超我丧失约束力，道德和良心准则已无力约束本我、平衡自我，因此大卫在研制异形生物时不惜杀害救过它的伊丽莎白·肖博士，秘密进行异形的研究，企图通过统治异形生物界消灭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当成功登入并控制契约号后，大卫模仿父亲造物者的姿态播放曾经命令自己弹奏的曲子瓦格纳《众神进入英灵殿》。自我以上帝的姿态庆祝本我即将成为世界主宰享受“快乐原则”的满足感。本我潜意识能量得到完全释放，冲破超我道德准则约束的层层防线，迫使自我在本我与超我的混乱发展中走向极端。 2.超我约束自我，疯狂追求爱意
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格组织结构中，超我因自我而存在，它代表至善至美，不受現实或快乐原则制约。超我本我是一对原始宿敌，而在电影《人工智能》中为了使人类享受无私纯洁的爱，儿童机器人大卫本我中追求“快乐原则”的“任性”少之又少，超我时刻准备为爱而行。
电影《人工智能》中斯皮尔伯格以隐喻的哲学性思维，探索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生存状况，描绘出人类对待机器人的冷血无情，把服务于人类的残疾机器人视为任由摆布而又肆意嘲讽的工具。电影讲述了一个被冷藏在医院的孩子，爸爸亨瑞为了帮助缓解妻子失去孩子的悲痛，定制了同儿子外形相仿的儿童机器人大卫，它为爱而生完具备人类意识。大卫与亨瑞一家相处许久后被永久领养，固定芯片程序的启动，激起潜藏在大卫本我中渴望母爱的本能意识，随之追寻母爱成为它永不停息的脚步。然而，躺在医院的儿子重新醒来，打破了大卫幸福安详的生活，相处中的两个孩子因嫉妒争宠以及大卫不恰当的行为，使母亲误以为机器人大卫会危害这个家庭，于是莫妮卡狠心决定将大卫赶出家门。大卫迫于无奈走进新旅程，然而天真可爱的它对母亲的爱却没有丝毫忘却，决心跟随自我开启一段寻找母爱的冒险之旅。
本我自我超我存在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它们虽在不同的系统领域却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对立及相互融合的状态。也许在儿童机器人大卫的设计之初，哈比教授就已经打破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影片里机器人大卫的设计理念源自把爱当作一种机器式服务，服从于超我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当大卫融入家庭母亲爱意的传递形成大卫潜意识爱的准则，进而形成大卫独特的超我。机器人本不具备主动的欲望驱使，更没有满足欲望释放的冲动，而原始的自我在本我的能量释放后，表现出一系列的爱、嫉妒和愤怒。本我爱的本能和超我爱的理想地位不容他人侵犯，这些源于过度的超我植入使大卫陷入一条盲目的不归路。因次，当大卫在寻找爱的道路上受到阻碍时，出现发疯式情绪失控使自我出现异常行为。当大卫意识到只有变为真正的人类才能获得人类母亲莫妮卡的爱与认可时，它历经千难险阻为爱前行来到蓝仙女的所在地曼哈顿，然而即便见到蓝仙女大卫的愿望依然落空。
在大卫的童话故事里，如果蓝仙女象征人类追求美好而又难以实现的理想欲望，或是代表人类最高尚的情操，那它也代表着超我中最理想的道德标准。大卫的超我源于母亲爱的感召，本我与超我在斗争中使自我错乱，本我欲望驱使自我踏上疯狂追爱的冒险旅程，自我在超我的疯狂控制下走向极端，最终极度的超我指令和本我本能的欲望驱使，使自我走向错乱与迷惘。
三、结语
科幻电影《异形：契约》与《人工智能》以传统的叙事框架为基础，探索哲学中“我”的主体意识，呈现出本我不可遏止的本能释放，超我迷失后的肆意妄为，自我在本我怂恿与超我束缚下的精神崩溃，三者的不平衡发展促使电影产生戏剧化悲剧。同时，在传统叙事结构下，表面以影像的方式描绘未来人工智能科技，实则反照现实世界，以哲学维度探究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意识，来揭露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人性。
参考文献
[1] 杨宜民，张祺，高军礼，张学习编著.自动化科学与技术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182.
[2] （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商务印书馆，1985：21.
[3] 曹平.自我·本我·超我·真我——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看终极版《东邪西毒》[J].电影评介，2009（23）：39-40.
关键词：人工智能 本我 自我 超我
一、迈向智能化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即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门涉及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哲学的综合交叉学科。1950年英国科学家图灵对人和机器人进行测试实验，如果测试结果无法分辨出测试对象是人或机器人，即可判断机器人具有智能，这成为机器人是否具有智能思维的第一个评判标准，也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召开会议，此次大会正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术语，标志着人工智能就此诞生。
从人工智能的初具雏形，延至当今科技引领下人工智能机器以及各种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使用，毋庸置疑它给予人类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加快了人类走向AI世界的步伐。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实际运用领域，仍处于“人工化”阶段而非“智能化”阶段，对于“人工”而言它满足了人类经济快速发展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智能”则需要机器人具有类人思维方式、类人行为方式，这些智能功能包括学习、感知、思考、理解、识别、规划、推理、决策、抽象、学习、创造和问题求解等。[1]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并逐步走进线下生活的过程中，机器人具有独立“智能”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开发者必须迈出的一大步，也是机器人实现真正智能化的核心问题。在科幻电影中，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映像的方式对人工智能展开天马行空式设想，以《异形：契约》《人工智能》为例，影片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初具思维意识。然而，它们的学习、感知和思考能力甚至比人类更胜一筹。因此，在电影中已开始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人工智能主体“我”的自我认识的相关场域，以下依据弗洛伊德人格组织结构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为基础，探讨人工智能机器人关于“我”的哲学反思。
二、本我自我超我的建构
（一）本我自我超我的层次概念
本我，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本性，人类所有的行为活动都由本性主导，“禀性难移”是对本我最完美的诠释，本我是天然具足的、人格中最原始的特质，它更倾向于关注生命本体：存在、快乐、繁衍。
自我，由本我衍生而来，机体为了生存和需求不得不与外界进行交流。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在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中难免忍受“挫折”的骚扰，它与本我快乐原则的发生过程相反，表现为推迟能量释放后延缓“快乐”。自我统领本我和超我，为了整个人格结构的利益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满足人格长远的利益需求。[2]
超我，人格结构中最崇高的道德准则，它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大部分组成，自我理想由习俗教育产生，表现为道德标准。[3]超我也来源于文化经久沉淀后的社会化产物，进而形成道德标准约束自我走向至善至美。自我存在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调节矛盾，力图平衡人格结构的稳健发展。本我衍生自我，自我经外界环境洗礼后逐渐形成超我，本我自我超我建构在相互斗争与合作中产生且延展，维持和谐稳定的状态是机体正常运作的需求，一旦系统紊乱将造成人格精神结构的塌陷。
（二）本我自我超我的失衡发展
1.本我突破自我，走向地狱深渊
超我属于人格结构中理想道德管理部门，自我在之管理下促使机体正常运行，本我被定位为冲突的发起者，推动自我摆脱束缚走向自由，一旦自我挣脱超我，本我将会突破重围，三者失衡终将使自我走向地狱深渊。科幻电影《异形：契约》中大卫过度的理性化意识产生了一系列对人类的颠覆性认识，致使超我迷失后本我突围，自我走向肆无忌惮。
从雷德利主导的第一部科幻电影《异形》到异形前传三部曲的其中两部《普罗米修斯》《异形：契约》，生化人的视觉形象从小人物配角转变为主角，导演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即造物生化人）的形象构建，来解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类人性。影片开头是一段造物者与生化机器人大卫的对话，问到大卫的感觉时，答道：“Alive”，“活着”即是人存在世界上逐渐形成人格精神，形成本我、自我、超我，拥有意识的现实意义前提。当大卫睁开双眼认识世界时，它视野里并不是单纯的层面特征：白色、椅子、钢琴、艺术品，而是由知觉和记忆系统感知，经复杂程序处理后得到更深层次的认知：白色的房间、卡洛布加迪的王座、价值数千元的施坦威钢琴以及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基督的诞生》，这种非机器意识的展现源于自我与外界环境交流后，知觉和记忆系统发挥作用产生认知与学习能力，因此对现实事物的认知维度更深刻，同时人格结构中自我的形成伴随于此。当大卫说到“你最终会死，而我不会”，此时发出警报预示着一股超强的本我能量释放，它完全超出造物者的预期，强烈的本能欲望将自我推向不可逾越的制高点。然而，大卫对“我”的认识与思考从未停止，反问造物者“如果你创造了我，谁又创造了你呢？”谈到人类的起源，大卫似乎感知优于造物主的“我”为何要受制于人类摆布，质疑深深埋藏在大卫的本我中，为大卫的形象转变积蓄能量，同时为后续故事线索的发展埋下伏笔。
超我的沦陷致使本我无限外延进而失控，自我无法平衡，暗藏在本我中长期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突破本我侵入意识，使自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扭曲变质。埋藏在大卫潜意识中“父亲”位尊权重的形象成为蜕变的渴望，它意识到仅由分子构成的人类远不足与自身的设计媲美，源于此大卫本我突破自我，错乱发展走向不归路。从造物到异形造物者，父亲造物者的身份烙印于大卫本我的潜意识中，并不断演变上升为极其强烈的本我意识，由此大卫丧失超我良心的约束利用黑水屠害星球上所有生物。本我自我的过度放纵导致超我丧失约束力，道德和良心准则已无力约束本我、平衡自我，因此大卫在研制异形生物时不惜杀害救过它的伊丽莎白·肖博士，秘密进行异形的研究，企图通过统治异形生物界消灭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当成功登入并控制契约号后，大卫模仿父亲造物者的姿态播放曾经命令自己弹奏的曲子瓦格纳《众神进入英灵殿》。自我以上帝的姿态庆祝本我即将成为世界主宰享受“快乐原则”的满足感。本我潜意识能量得到完全释放，冲破超我道德准则约束的层层防线，迫使自我在本我与超我的混乱发展中走向极端。 2.超我约束自我，疯狂追求爱意
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格组织结构中，超我因自我而存在，它代表至善至美，不受現实或快乐原则制约。超我本我是一对原始宿敌，而在电影《人工智能》中为了使人类享受无私纯洁的爱，儿童机器人大卫本我中追求“快乐原则”的“任性”少之又少，超我时刻准备为爱而行。
电影《人工智能》中斯皮尔伯格以隐喻的哲学性思维，探索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生存状况，描绘出人类对待机器人的冷血无情，把服务于人类的残疾机器人视为任由摆布而又肆意嘲讽的工具。电影讲述了一个被冷藏在医院的孩子，爸爸亨瑞为了帮助缓解妻子失去孩子的悲痛，定制了同儿子外形相仿的儿童机器人大卫，它为爱而生完具备人类意识。大卫与亨瑞一家相处许久后被永久领养，固定芯片程序的启动，激起潜藏在大卫本我中渴望母爱的本能意识，随之追寻母爱成为它永不停息的脚步。然而，躺在医院的儿子重新醒来，打破了大卫幸福安详的生活，相处中的两个孩子因嫉妒争宠以及大卫不恰当的行为，使母亲误以为机器人大卫会危害这个家庭，于是莫妮卡狠心决定将大卫赶出家门。大卫迫于无奈走进新旅程，然而天真可爱的它对母亲的爱却没有丝毫忘却，决心跟随自我开启一段寻找母爱的冒险之旅。
本我自我超我存在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它们虽在不同的系统领域却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对立及相互融合的状态。也许在儿童机器人大卫的设计之初，哈比教授就已经打破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平衡。影片里机器人大卫的设计理念源自把爱当作一种机器式服务，服从于超我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当大卫融入家庭母亲爱意的传递形成大卫潜意识爱的准则，进而形成大卫独特的超我。机器人本不具备主动的欲望驱使，更没有满足欲望释放的冲动，而原始的自我在本我的能量释放后，表现出一系列的爱、嫉妒和愤怒。本我爱的本能和超我爱的理想地位不容他人侵犯，这些源于过度的超我植入使大卫陷入一条盲目的不归路。因次，当大卫在寻找爱的道路上受到阻碍时，出现发疯式情绪失控使自我出现异常行为。当大卫意识到只有变为真正的人类才能获得人类母亲莫妮卡的爱与认可时，它历经千难险阻为爱前行来到蓝仙女的所在地曼哈顿，然而即便见到蓝仙女大卫的愿望依然落空。
在大卫的童话故事里，如果蓝仙女象征人类追求美好而又难以实现的理想欲望，或是代表人类最高尚的情操，那它也代表着超我中最理想的道德标准。大卫的超我源于母亲爱的感召，本我与超我在斗争中使自我错乱，本我欲望驱使自我踏上疯狂追爱的冒险旅程，自我在超我的疯狂控制下走向极端，最终极度的超我指令和本我本能的欲望驱使，使自我走向错乱与迷惘。
三、结语
科幻电影《异形：契约》与《人工智能》以传统的叙事框架为基础，探索哲学中“我”的主体意识，呈现出本我不可遏止的本能释放，超我迷失后的肆意妄为，自我在本我怂恿与超我束缚下的精神崩溃，三者的不平衡发展促使电影产生戏剧化悲剧。同时，在传统叙事结构下，表面以影像的方式描绘未来人工智能科技，实则反照现实世界，以哲学维度探究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意识，来揭露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人性。
参考文献
[1] 杨宜民，张祺，高军礼，张学习编著.自动化科学与技术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182.
[2] （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商务印书馆，1985：21.
[3] 曹平.自我·本我·超我·真我——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看终极版《东邪西毒》[J].电影评介，2009（23）：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