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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毕飞宇将《平原》的创作落脚点放在70年代江苏北部的王家庄，作品中社会转型与新旧观念的交替导致了传统民间宗法文化的裂变；从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描写来表现特殊文化語境下小人物的围困与悲哀，对历史的拷问和生存困境的反思体现出他将笔锋转向现实主义写作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间伦理 革命话语 生存困境 宗法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在文化寻根浪潮的推动下，新生代作家毕飞宇将目光投向了民间，由此发掘了1976年江苏北部的王家庄。这个时期“文革”刚刚结束，社会充满了不定性的因素，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民间旧传统相互纠缠碰撞中衍生出藏污纳垢的乡村民间伦理形态。本文从家庭、女性以及社会三个方面来分析《平原》中的民间伦理事相，力图引出在革命时代话语影响下传统宗法文化的裂变。王家庄里惊心动魄的争斗与小人物的围困描写体现出平原大地上的艰辛，人性的深度挖掘和生存处境的反思构成了毕飞宇民间地域叙事的主题。
一、家庭重组：宗法文化的承续与裂变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家庭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稳固而又富有秩序。而毕飞宇笔下的《平原》里，社会动荡，家庭破碎。生存要求以及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他们渴望家庭的稳固与完整，由此引发出逃荒女人迫于生计改嫁，鳏夫也被迫家庭重组。父子母女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存在，传统的父子母女关系演变成继父与继子，继母与继女的关系。感情的疏离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较传统家庭更加尖锐，但先前的破碎又让他们对家庭的完整更加看重。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构成了家庭间的明争暗斗，体现出中传统乡村的宗法心理在特殊社会转型期的承续与裂变。
（一）父权社会下继子的身份认同
男子从出生开始便被视为血脉的传承，通常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占据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他们扮演着规范家庭秩序的角色，这种角色通常被视为一种地位象征和身份认同。而对于《平原》中重组家庭来说，内部的关系从简单的父与子关系变成了难以言说的继父与继子关系，血缘的隔膜以及母亲的依附，导致继子处于一种尴尬的“边缘”地位，男权意识被继父强烈压制且不受重视。
继子与继父的关系，可视为一种“契约”关系，是让彼此拥有完整家庭的保障，之间不存在过多的爱与温暖。继父专制精明，不愿意将家庭话语权下移，压制继子男性权威，压制就意味着反抗，于是“父子”之间开始争夺家庭主导权，身份地位逐渐转换。《平原》中继子端方特别重视自身在家庭里的身份，母亲的改嫁使他变成“拖油瓶”，继父王存粮与他的“契约”关系以母亲为纽带，紧张而又动荡。手握家庭话语权的王存粮想剥夺端方的上学机会，成为端方心理的忌惮，在母亲极力抗争下，端方勉强度过了高中。高中毕业的端方已经成为浑身蛮力的青年，不甘心身处家庭中的边缘位置，迫切需要自我证明，自此，在家庭树立内部权威成了端方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直到端方解决了网子闯下的祸事，王存粮承认了端方的能力，之前连烟锅都舍不得给端方抽，这一次掏出了九分钱一盒的丰收牌香烟。端方成了家里的一把手，家庭主导权开始下移。
建立在宗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以父权家长制为基本特征，祖父——父亲——长子作为中国宗法制度男权的象征，一直牢牢掌控家族生存发展的命脉。[1]194传统宗法文化中家庭身份有明显的等级，男女有别，嫡庶有别，妻妾有别。而继子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父子关系的断裂，是血脉延续的断裂，继父与继子虽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剥夺做儿子该有的权力和地位，权力和家庭主导身份是传统中国男子的追求。
端方与王存粮家庭主导权的争夺，成为小说发展的推动力之一。继父与继子的较量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文化的延续和裂变。即使是重组家庭也逃不开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家庭主导权代表着自我认同与掠夺。现当代文学中描写传统宗法文化下父子矛盾的作品屡见不鲜，而突出继父与继子的矛盾关系却很少，然而无论是描写何种类型的父子关系，都无法摆脱传统宗法文化下的“父子模式”。毕飞宇根据丰富的乡村家庭伦理知识，展现出以男权为主流价值思想的民间生态。
（二）“小娘”责任感在继女形象上的凸显
女人在家庭中有明确的分工，性格细腻和管理才能使她们拥有打理家庭和管教孩子的权力。在毕飞宇勾勒的乡村生活中，存在一群地位特殊而复杂的女性群体，这类群体被视为母亲管理家庭的实力帮手，她们身份不高，对家的渴望与归属感非常强烈。由于家中无长子，她们身上肩负着家庭责任和照顾弟妹的义务，可以将其被视为“小娘”的长女形象。《平原》中长女红粉，家庭重组的缘故使她与继母关系疏离，由母亲的实力帮手转变成与继母争夺家庭管理权的对手，但这丝毫不影响红粉作为长女的责任感，表现出继女在传统宗法家庭体系中也同样承担责任并且拥有管理权力。
长女的家族治理价值的实现往往是有着前提条件的，那就是长子的“缺席” [1]201。作为家中的长女，延续着长子的责任和义务，充当着维护家庭团结和睦，照顾弟妹的角色。《平原》中的红粉是重组家庭的长女形象，母亲的早早离世使红粉担任起管理家庭和照顾幼弟网子的重担。随着沈翠珍的改嫁，打破了整个家庭的平衡。家庭的管理权从红粉的手中转移到后妈沈翠珍的手中。沈翠珍的凭空出现，侵犯长女的管理权与责任范围，失了势的红粉不再被看重，归属感破碎得七零八落，孤苦无靠。“母女”之间的较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悄然进行着。中篇小说《玉米》中的玉米，是毕飞宇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长女”形象，她知道父亲与王家庄里女人们有染。当母亲施桂芳生下儿子小八子的时候，玉米抱着小八子踩尽了所有女人的脸面。“玉米一家一家的站，其实是一家一家的揭发，一家一家的通告了，谁也别想漏网。” [2]玉米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护着家庭的团结，此时的玉米成了小八子的“小娘”，家庭的归属感让她心甘情愿的照顾弟妹，维护母亲。但是对于复杂的重组家庭来说，长女的地位进一步被挤到边缘，破裂的原生态家庭打破了长女的家庭归属。身份角色从母亲的实力帮手转变成继母的实力对手，红粉从来不买后妈沈翠珍的账，沈翠珍想在乡里乡亲中落个后妈的“好”，希望她在出嫁时能喊一声妈。红粉的拒绝体现出与沈翠珍之间的暗自较量，中间并没有过多的情谊，谁能压倒谁，谁在家里的分量就越重。婚礼的僵局在端方的暴力手段下被打破，红粉被迫喊妈，扳回了沈翠珍的脸面。美国女性主义者安德丽安·里奇认为“女性从一出生就是以男性的思想为思想，并以此为行为准则，她们的思想意识被男性的思想意识支配，内在化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走卒” [3]。红粉一直与后妈“明争暗斗”，但她要忌惮作为“长子”的端方，在男权传统下她无法逃脱端方的支配，这也体现出长女在家里的权力与地位是有限的，长女虽长，却只是个女子，无法摆脱男性的权力统治。 红粉与继母的较量，凸显出家庭的归属感在女性心中的分量，继女也是家庭长女，也承担着“小娘”的形象和责任。这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用母性形式的爱呵护幼弟妹，她們温柔而又敏感，无私而又小气，渴望认同却又崇拜男权，在唤醒女性的身份责任以及家庭存在感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文化价值。
二、女性困境：男性附庸与性爱规训
男尊女卑是传统社会看待男女关系的准则，女性话语权丧失使妇女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三从四德以及贞操观等对女性的压制和禁锢，致使女性爱欲压抑心理畸形。在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里，“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思想开化的口号随处可见，社会转型与传统封建男权文化进行杂糅，催生出女性情感问题上的两个极端范例。一是在传统男权文化下的三丫，她追求爱情自由却被视为淫乱货色；二是在革命政治话语规训下的吴蔓琳，她不知性别为何物，在解放发展中迷失了自己。毕飞宇描写的这两个悲剧女性，表达出民间男权文化以及革命时代话语中的女性情感解放的种种困惑，以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来勘探中国女性的尴尬处境。
（一）传统家礼偏见下的女性爱情悲剧
传统宗法社会中女性没有话语权，“男权至上”的民间伦理规则历久弥新，妇女是男人的附庸。《平原》中，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虽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多数乡村农民逃不开传统思想的禁锢，女子自小被捆绑在三从四德，男权家礼之下。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形成了稳固的民间伦理规则，宗法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偏见导致了平原上三丫与端方的的爱情悲剧。
在1976年的《平原》世界里，端方作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拥有好的出生，高中又顺利毕业，回到王家庄后可谓是“人中龙凤”。此时的他吸引了三丫所有的爱慕，她无所畏惧地爱上了端方，可她是地主的后代，成分不好。端方妈沈翠珍心中一万个不愿意，绞尽脑汁地拆散他们，这段爱情不被任何人看好，三丫被关在家里，被迫嫁给毛脚男人，最后想出喝假药的方式让所有人闭嘴，意外丧命酿成了端方与三丫的爱情悲剧。传统文化背景下对女性的歧视在王家庄中屡见不鲜，乡村伦理体系明确的划分男人与女人的距离，女性沦为男人的附庸，无独立地位可言。与命运抗争的三丫，被视为淫乱端方的祸害，是王家庄里的灾难，全村流传着“三丫被端方快活过了”，连三丫的母亲孔素珍也认为女儿低劣卑贱，满身罪孽，因此决定随便嫁出去一了百了。民间传统对于女性的偏见根深蒂固，它喜欢把柔顺屈服的女性视为贤良淑德，将低眉顺眼事夫视为妇女美德。却把在爱情方面主动的女人视为妖魔，拒绝同情主动追求幸福的女性，并且将这类试图僭越传统的女性定性为不守妇道，下贱的荡妇。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长久的民间伦理对女性的自然天性有着太多的束缚和压抑，女性被定义在宗法文化的窠臼中难以翻身。
1976年，对于王家庄来说是个躁动的时代，它引发了乡村少男少女对爱的追求。“男女平等” “恋爱自由”等新观念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禁锢，因而三丫也对这种爱情理想充满希望与幻想。但是这种幻想不足以强大到对抗民间话语空间，受传统家礼的桎梏，根深蒂固的男女偏见无法剔除，追求个人爱情理想的女性依然被视为妖魔化的欲求，体现女性的爱情表达被传统男权话语所压制，女性困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激进的革命话语与性爱规训
性爱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性是男女爱情升华的产物，也是释放本能的途径。《平原》中的王家庄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话语激进，意识形态“绝对正确”，无视小我，倡导集体与大我。作品中的吴蔓琳不认为男女有性别之分，社会主义的解放就是个体的解放，因此个人的基本欲求淹没在集体生活中，私人情感不再被提起，性爱在政治背景下也遭受压抑和规训。
王家庄虽离北京很远，但通过庄里“高音喇叭”这个媒介，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从抽象中变得具体可感。在平原上，政府大力倡导女性参与集体生产和公共生活，参与革命的女性自觉剔除情感欲望和生理需求，她们政治背景下被全面改造，身体欲望是我们的敌人，自我改造就是不惜血本的自我作贱。《平原》中下放的知青们陆续返城，信奉“前途无量”的吴蔓玲却执意留在王家庄做村支书。这个南京姑娘的口号是“要做乡下人，不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做女人[5]”，她自觉摒弃了自身的女性特征，甚至在来月经的时候还要下地干活。然而在三丫与端方的事件中，使吴蔓琳不自觉地催生出对端方的爱欲，这种意识被认为与公有制的伟大精神相悖，虽然内心中不断想象与端方的未来，却在行动上一次又一次地抑制。直到被疯狗咬伤，疯魔的吴蔓玲咬住端方的脖子说“我逮到你了”，露出了自身原始的本性，自此和端方同归于尽。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在女性的解放方面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极端，吴蔓琳作为新时期的女知青，是所有妇女的楷模和榜样，在村子里担任重要职务，她认为女性的解放要同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的解放。激进的革命话语导致吴蔓琳压制自己的精神与身体欲望，从而酿成同归于尽的悲剧。
这类新时期的女性可以统一称为“党的女儿”，这是一种女性精神解放的潮流实行的一场全线倒灌，一直倒灌到性别概念萌生之前：它高扬起不知性为何物的女儿[6]。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倡导社会解放，男女平等。可作品中只写了吴蔓琳社会性的解放，忽略了吴蔓琳作为个体方面的解放。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革命思维与政治话语规训着人之本性，对女性自身身体欲望的种种不解淹没在阶级意识中。性爱的压抑反映了新时期的女性基本生存愿望和想象都被剥离后所陷入的人生错位，毕飞宇对“文革”中女性意识的思考，从人性的角度反观女性的生存处境，反观历史文化语境，发人深省。
三、平原邻里：民间权威争斗与人性异化
王家庄里的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安宁，阶级斗争与革命话语激发了“王家庄”里的人对权力近乎偏执的追求。人们的价值是从别人的眼光中实现。在社会轮换变迁和冲突中，身居底层的端方找到了自我的“突围方式”，才华与暴力的舒展使他成为乡里的“能人”，民间青年权威的代表。但想从“王家庄”里互相倾轧伤害的怪圈里进一步“突围”却难上加难，民间权威很难得到社会官方的认可，等级制度如同沉重的枷锁残害着王家庄里的每一个人，人性开始异化，精神分裂趋于变态。一次一次的暴力厮杀也凸显出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里不屈不挠的生存反抗与生命辩证法。 （一）民间权威争斗与“能人”形象
传统中国是以农村乡土为主要特征的，《平原》中所展现的王家庄看似结构错综复杂，却也有迹可循，因为它遵循着约定俗成的乡村伦理。從自我认同的角度来看，西方人通过自我实现来认同自我价值，但在王家庄中，人无法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定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评判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多数人的尊重和认可很容易在民间形成一种权威，凭借突出的能力和才干成为王家庄里的“能人”，邻里之间也愿意追随服膺。
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不是带有纯朴自然的乡村风貌，而是隐藏在对抗打压下的权威争斗。这种争斗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只要树立民间权威，就会被嫉妒羡慕以及不得不服。小说中在弟弟网子被佩全打伤后，端方决定要给网子和全家扳回一局，想要为弟弟报仇就必须彻底打败青年地痞头佩全。他将佩全约了出来，当着所有弟兄的面将佩全打败，之后恩威并施，了结了与佩全的恩怨。在打败佩全的同时，端方形成了乡土平原上新的民间权威，成为王家庄里新的地痞头头。民间权威是指相对于上层社会和官方机构的主体所拥有的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才能，权力和人格魅力及对他人的影响力[1]228。端方在这次决斗中抓住了机遇，他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勇猛，顺应传统民间潮流，成为平原上小有成绩和影响力的人。在王家庄里，村民具有亲密的地缘血缘关系，平原邻里聚集紧密，端方深知在农村的生存之道，成为民间村落这个小团体里的“能人”。乡里能人的本意是指身处传统农耕生活文化的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的头脑，出众的技能，迎合时尚善于把握机遇的农民和城市平民[1]230。这里的青年都受到权力的诱惑与控制，希望成为端方这样的“能人”，成为平原上的话语制高点以及民间生活中的强者。可想要获取权力，就免不得争夺与对抗，因此王家庄里人无师自通的开始互相伤害，每个人都像一个心理博弈家，时刻准备着一场场厮杀。
传统的乡村社会始终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农民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但这并不能磨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兄友弟恭，邻里和睦。新中国成立后，地主阶级被打倒，农民阶级获得了解放，身份和地位与地主阶级算是掉了个个儿，但是欺辱随处可见。因为王家庄里的人，平民若想变成民间权威，就必须成为强者，凭借自身才智成为“乡里能人”。但是从平民到能人的身份转变，总是避免不了欺压弱者。因此在70年代的王家庄里，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农村习俗相结合催生出一种偏执自私的文化氛围里，端方形象的塑造也深刻反映了特定文化语境中农村人心理的镜像以及乡土社会环境。
（二）困境中的人性异化与极端反扑
民间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它与以政治为中心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毕飞宇所描绘的王家庄如同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孤岛，传统民间伦理规则深深禁锢着孤岛里的每一个人。但这种规则终归是不成气候，得不到官方社会的认可。外面世界对端方的吸引以及平原上让人绝望的争斗报复，使他的生活处境陷入了一种矛盾不平衡的状态，从而导致了端方严重的心理分裂和人性异化。以端方为代表的王家庄人，越是遭到沉重的弃绝与压制，越会发生极端的反扑，被围困的人如同囚徒一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突围，试图寻找生存的多种可能性。
王家庄里无休止的争斗，势必要碾压一部分弱势群体。这类弱势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孔素珍为代表，世故圆滑，通过明哲保身来换取卑贱的生活。另一类则是以“混世魔王”为代表，极度困顿，通过变态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类人在意识形态高度碾压下，均形成了人性的异化。异化是指人的存在和他本质的疏离[8] ，也就是说个人的集体身份无法与自我真正的融合，生存困境的碾压直接导致了人格分裂。在王家庄里很难忽视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混世魔王”，作为与村支书吴蔓琳一起留在王家庄的知青，他是颓废与堕落的结合体，由此被剥夺了回城的权力。此时的王家庄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在青年人群中进行征兵，当兵意味着远离王家庄，意味着从民间生活中突围出来。入伍名额只有一个且需村支书吴蔓琳同意，此时的吴蔓琳想把名额给端方，“混世魔王”却抢先一步将吴蔓琳强奸，吴蔓琳为了名声不得不把名额给他。而此时的端方不惜舍弃尊严给吴蔓琳下跪，下跪的事情被红旗看到，端方的老大形象瞬间被击垮，于是端方又逼迫红旗吃猪屎来立誓保守秘密。
从“混世魔王”强奸吴蔓琳到端方强迫红旗吃猪屎，都可以看出时代对这些卑微者的弃绝，非极端手段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王家庄里，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囚徒般的困在平原大地上，端方作为村里难得高中毕业生，为了入伍广学知识，认真表现，在遭受吴蔓琳的拒绝后，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权威也在红旗面前土崩瓦解。压抑的环境使他们在王家庄迫切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他们都希望被政治所承认，因为这是从平原上突围出来的唯一方式。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是个病态的小群体，权力的崇拜以及生存的困境将这种渴望被承认的心理推到了极致。王家庄离的囚徒们为了解脱，进行一次次极端变态的反扑，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中显现出暴力与扭曲的人性。
无论是端方还是“混世魔王”，均是王家庄里的囚徒。在无望围困的环境中，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生存环境被碾压报复，要么反抗现状进行极端反扑，然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体现出他们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在平原上不存在是非与正义，只有处于边缘化的民间乡村规则，所有人生存在一种不平衡当中，渴望得到认可的强烈心理与主流文化的弃绝在平原上进行纠缠撕扯，极端变态的报复心理诱导出生存处境处于一种矛盾和分裂的氛围之中，从而体现了历史社会的畸形演变对人性的摧残和戕害。
总之，毕飞宇的《平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写作特征，他的写作落脚在人的命运与生存困境上。平原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病态社会环境的囚徒，从家庭伦理，男女情爱以及平原邻里着三个角度来看，均能体现出宗法文化的裂变以及人性复杂的深度反思，冷漠争斗贯穿整个平原。毕飞宇在民间伦理与政治元素的交叉过程中展开人物之间多方面的纠葛，其背后所书写的都是人性与文化，表面的厮杀隐藏着他想表达的生存辩证法，他试图打破人性异化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突出表现囚徒不屈不挠的反扑，从而看到作者写作过程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感悟特定年代的人性与困境，形成文学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赵德利.民间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M].商务印书馆，2016。
[2] 毕飞宇.玉米[A]//毕飞宇作品集[C].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15.
[3] 安德里安.强迫的异性爱和莱斯缤的存在[M].知识出版社，2003：87.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5] 毕飞宇.平原[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56.
[6] 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748.
[7] 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9.
关键词：民间伦理 革命话语 生存困境 宗法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在文化寻根浪潮的推动下，新生代作家毕飞宇将目光投向了民间，由此发掘了1976年江苏北部的王家庄。这个时期“文革”刚刚结束，社会充满了不定性的因素，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民间旧传统相互纠缠碰撞中衍生出藏污纳垢的乡村民间伦理形态。本文从家庭、女性以及社会三个方面来分析《平原》中的民间伦理事相，力图引出在革命时代话语影响下传统宗法文化的裂变。王家庄里惊心动魄的争斗与小人物的围困描写体现出平原大地上的艰辛，人性的深度挖掘和生存处境的反思构成了毕飞宇民间地域叙事的主题。
一、家庭重组：宗法文化的承续与裂变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传统家庭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稳固而又富有秩序。而毕飞宇笔下的《平原》里，社会动荡，家庭破碎。生存要求以及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他们渴望家庭的稳固与完整，由此引发出逃荒女人迫于生计改嫁，鳏夫也被迫家庭重组。父子母女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存在，传统的父子母女关系演变成继父与继子，继母与继女的关系。感情的疏离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较传统家庭更加尖锐，但先前的破碎又让他们对家庭的完整更加看重。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构成了家庭间的明争暗斗，体现出中传统乡村的宗法心理在特殊社会转型期的承续与裂变。
（一）父权社会下继子的身份认同
男子从出生开始便被视为血脉的传承，通常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占据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他们扮演着规范家庭秩序的角色，这种角色通常被视为一种地位象征和身份认同。而对于《平原》中重组家庭来说，内部的关系从简单的父与子关系变成了难以言说的继父与继子关系，血缘的隔膜以及母亲的依附，导致继子处于一种尴尬的“边缘”地位，男权意识被继父强烈压制且不受重视。
继子与继父的关系，可视为一种“契约”关系，是让彼此拥有完整家庭的保障，之间不存在过多的爱与温暖。继父专制精明，不愿意将家庭话语权下移，压制继子男性权威，压制就意味着反抗，于是“父子”之间开始争夺家庭主导权，身份地位逐渐转换。《平原》中继子端方特别重视自身在家庭里的身份，母亲的改嫁使他变成“拖油瓶”，继父王存粮与他的“契约”关系以母亲为纽带，紧张而又动荡。手握家庭话语权的王存粮想剥夺端方的上学机会，成为端方心理的忌惮，在母亲极力抗争下，端方勉强度过了高中。高中毕业的端方已经成为浑身蛮力的青年，不甘心身处家庭中的边缘位置，迫切需要自我证明，自此，在家庭树立内部权威成了端方的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直到端方解决了网子闯下的祸事，王存粮承认了端方的能力，之前连烟锅都舍不得给端方抽，这一次掏出了九分钱一盒的丰收牌香烟。端方成了家里的一把手，家庭主导权开始下移。
建立在宗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以父权家长制为基本特征，祖父——父亲——长子作为中国宗法制度男权的象征，一直牢牢掌控家族生存发展的命脉。[1]194传统宗法文化中家庭身份有明显的等级，男女有别，嫡庶有别，妻妾有别。而继子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父子关系的断裂，是血脉延续的断裂，继父与继子虽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剥夺做儿子该有的权力和地位，权力和家庭主导身份是传统中国男子的追求。
端方与王存粮家庭主导权的争夺，成为小说发展的推动力之一。继父与继子的较量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文化的延续和裂变。即使是重组家庭也逃不开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家庭主导权代表着自我认同与掠夺。现当代文学中描写传统宗法文化下父子矛盾的作品屡见不鲜，而突出继父与继子的矛盾关系却很少，然而无论是描写何种类型的父子关系，都无法摆脱传统宗法文化下的“父子模式”。毕飞宇根据丰富的乡村家庭伦理知识，展现出以男权为主流价值思想的民间生态。
（二）“小娘”责任感在继女形象上的凸显
女人在家庭中有明确的分工，性格细腻和管理才能使她们拥有打理家庭和管教孩子的权力。在毕飞宇勾勒的乡村生活中，存在一群地位特殊而复杂的女性群体，这类群体被视为母亲管理家庭的实力帮手，她们身份不高，对家的渴望与归属感非常强烈。由于家中无长子，她们身上肩负着家庭责任和照顾弟妹的义务，可以将其被视为“小娘”的长女形象。《平原》中长女红粉，家庭重组的缘故使她与继母关系疏离，由母亲的实力帮手转变成与继母争夺家庭管理权的对手，但这丝毫不影响红粉作为长女的责任感，表现出继女在传统宗法家庭体系中也同样承担责任并且拥有管理权力。
长女的家族治理价值的实现往往是有着前提条件的，那就是长子的“缺席” [1]201。作为家中的长女，延续着长子的责任和义务，充当着维护家庭团结和睦，照顾弟妹的角色。《平原》中的红粉是重组家庭的长女形象，母亲的早早离世使红粉担任起管理家庭和照顾幼弟网子的重担。随着沈翠珍的改嫁，打破了整个家庭的平衡。家庭的管理权从红粉的手中转移到后妈沈翠珍的手中。沈翠珍的凭空出现，侵犯长女的管理权与责任范围，失了势的红粉不再被看重，归属感破碎得七零八落，孤苦无靠。“母女”之间的较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悄然进行着。中篇小说《玉米》中的玉米，是毕飞宇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长女”形象，她知道父亲与王家庄里女人们有染。当母亲施桂芳生下儿子小八子的时候，玉米抱着小八子踩尽了所有女人的脸面。“玉米一家一家的站，其实是一家一家的揭发，一家一家的通告了，谁也别想漏网。” [2]玉米通过这样的方式维护着家庭的团结，此时的玉米成了小八子的“小娘”，家庭的归属感让她心甘情愿的照顾弟妹，维护母亲。但是对于复杂的重组家庭来说，长女的地位进一步被挤到边缘，破裂的原生态家庭打破了长女的家庭归属。身份角色从母亲的实力帮手转变成继母的实力对手，红粉从来不买后妈沈翠珍的账，沈翠珍想在乡里乡亲中落个后妈的“好”，希望她在出嫁时能喊一声妈。红粉的拒绝体现出与沈翠珍之间的暗自较量，中间并没有过多的情谊，谁能压倒谁，谁在家里的分量就越重。婚礼的僵局在端方的暴力手段下被打破，红粉被迫喊妈，扳回了沈翠珍的脸面。美国女性主义者安德丽安·里奇认为“女性从一出生就是以男性的思想为思想，并以此为行为准则，她们的思想意识被男性的思想意识支配，内在化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成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走卒” [3]。红粉一直与后妈“明争暗斗”，但她要忌惮作为“长子”的端方，在男权传统下她无法逃脱端方的支配，这也体现出长女在家里的权力与地位是有限的，长女虽长，却只是个女子，无法摆脱男性的权力统治。 红粉与继母的较量，凸显出家庭的归属感在女性心中的分量，继女也是家庭长女，也承担着“小娘”的形象和责任。这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用母性形式的爱呵护幼弟妹，她們温柔而又敏感，无私而又小气，渴望认同却又崇拜男权，在唤醒女性的身份责任以及家庭存在感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文化价值。
二、女性困境：男性附庸与性爱规训
男尊女卑是传统社会看待男女关系的准则，女性话语权丧失使妇女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三从四德以及贞操观等对女性的压制和禁锢，致使女性爱欲压抑心理畸形。在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里，“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思想开化的口号随处可见，社会转型与传统封建男权文化进行杂糅，催生出女性情感问题上的两个极端范例。一是在传统男权文化下的三丫，她追求爱情自由却被视为淫乱货色；二是在革命政治话语规训下的吴蔓琳，她不知性别为何物，在解放发展中迷失了自己。毕飞宇描写的这两个悲剧女性，表达出民间男权文化以及革命时代话语中的女性情感解放的种种困惑，以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来勘探中国女性的尴尬处境。
（一）传统家礼偏见下的女性爱情悲剧
传统宗法社会中女性没有话语权，“男权至上”的民间伦理规则历久弥新，妇女是男人的附庸。《平原》中，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虽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但多数乡村农民逃不开传统思想的禁锢，女子自小被捆绑在三从四德，男权家礼之下。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形成了稳固的民间伦理规则，宗法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偏见导致了平原上三丫与端方的的爱情悲剧。
在1976年的《平原》世界里，端方作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拥有好的出生，高中又顺利毕业，回到王家庄后可谓是“人中龙凤”。此时的他吸引了三丫所有的爱慕，她无所畏惧地爱上了端方，可她是地主的后代，成分不好。端方妈沈翠珍心中一万个不愿意，绞尽脑汁地拆散他们，这段爱情不被任何人看好，三丫被关在家里，被迫嫁给毛脚男人，最后想出喝假药的方式让所有人闭嘴，意外丧命酿成了端方与三丫的爱情悲剧。传统文化背景下对女性的歧视在王家庄中屡见不鲜，乡村伦理体系明确的划分男人与女人的距离，女性沦为男人的附庸，无独立地位可言。与命运抗争的三丫，被视为淫乱端方的祸害，是王家庄里的灾难，全村流传着“三丫被端方快活过了”，连三丫的母亲孔素珍也认为女儿低劣卑贱，满身罪孽，因此决定随便嫁出去一了百了。民间传统对于女性的偏见根深蒂固，它喜欢把柔顺屈服的女性视为贤良淑德，将低眉顺眼事夫视为妇女美德。却把在爱情方面主动的女人视为妖魔，拒绝同情主动追求幸福的女性，并且将这类试图僭越传统的女性定性为不守妇道，下贱的荡妇。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长久的民间伦理对女性的自然天性有着太多的束缚和压抑，女性被定义在宗法文化的窠臼中难以翻身。
1976年，对于王家庄来说是个躁动的时代，它引发了乡村少男少女对爱的追求。“男女平等” “恋爱自由”等新观念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禁锢，因而三丫也对这种爱情理想充满希望与幻想。但是这种幻想不足以强大到对抗民间话语空间，受传统家礼的桎梏，根深蒂固的男女偏见无法剔除，追求个人爱情理想的女性依然被视为妖魔化的欲求，体现女性的爱情表达被传统男权话语所压制，女性困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二）激进的革命话语与性爱规训
性爱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性是男女爱情升华的产物，也是释放本能的途径。《平原》中的王家庄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话语激进，意识形态“绝对正确”，无视小我，倡导集体与大我。作品中的吴蔓琳不认为男女有性别之分，社会主义的解放就是个体的解放，因此个人的基本欲求淹没在集体生活中，私人情感不再被提起，性爱在政治背景下也遭受压抑和规训。
王家庄虽离北京很远，但通过庄里“高音喇叭”这个媒介，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从抽象中变得具体可感。在平原上，政府大力倡导女性参与集体生产和公共生活，参与革命的女性自觉剔除情感欲望和生理需求，她们政治背景下被全面改造，身体欲望是我们的敌人，自我改造就是不惜血本的自我作贱。《平原》中下放的知青们陆续返城，信奉“前途无量”的吴蔓玲却执意留在王家庄做村支书。这个南京姑娘的口号是“要做乡下人，不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做女人[5]”，她自觉摒弃了自身的女性特征，甚至在来月经的时候还要下地干活。然而在三丫与端方的事件中，使吴蔓琳不自觉地催生出对端方的爱欲，这种意识被认为与公有制的伟大精神相悖，虽然内心中不断想象与端方的未来，却在行动上一次又一次地抑制。直到被疯狗咬伤，疯魔的吴蔓玲咬住端方的脖子说“我逮到你了”，露出了自身原始的本性，自此和端方同归于尽。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在女性的解放方面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极端，吴蔓琳作为新时期的女知青，是所有妇女的楷模和榜样，在村子里担任重要职务，她认为女性的解放要同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的解放。激进的革命话语导致吴蔓琳压制自己的精神与身体欲望，从而酿成同归于尽的悲剧。
这类新时期的女性可以统一称为“党的女儿”，这是一种女性精神解放的潮流实行的一场全线倒灌，一直倒灌到性别概念萌生之前：它高扬起不知性为何物的女儿[6]。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倡导社会解放，男女平等。可作品中只写了吴蔓琳社会性的解放，忽略了吴蔓琳作为个体方面的解放。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革命思维与政治话语规训着人之本性，对女性自身身体欲望的种种不解淹没在阶级意识中。性爱的压抑反映了新时期的女性基本生存愿望和想象都被剥离后所陷入的人生错位，毕飞宇对“文革”中女性意识的思考，从人性的角度反观女性的生存处境，反观历史文化语境，发人深省。
三、平原邻里：民间权威争斗与人性异化
王家庄里的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农耕社会的安宁，阶级斗争与革命话语激发了“王家庄”里的人对权力近乎偏执的追求。人们的价值是从别人的眼光中实现。在社会轮换变迁和冲突中，身居底层的端方找到了自我的“突围方式”，才华与暴力的舒展使他成为乡里的“能人”，民间青年权威的代表。但想从“王家庄”里互相倾轧伤害的怪圈里进一步“突围”却难上加难，民间权威很难得到社会官方的认可，等级制度如同沉重的枷锁残害着王家庄里的每一个人，人性开始异化，精神分裂趋于变态。一次一次的暴力厮杀也凸显出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里不屈不挠的生存反抗与生命辩证法。 （一）民间权威争斗与“能人”形象
传统中国是以农村乡土为主要特征的，《平原》中所展现的王家庄看似结构错综复杂，却也有迹可循，因为它遵循着约定俗成的乡村伦理。從自我认同的角度来看，西方人通过自我实现来认同自我价值，但在王家庄中，人无法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定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评判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多数人的尊重和认可很容易在民间形成一种权威，凭借突出的能力和才干成为王家庄里的“能人”，邻里之间也愿意追随服膺。
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不是带有纯朴自然的乡村风貌，而是隐藏在对抗打压下的权威争斗。这种争斗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只要树立民间权威，就会被嫉妒羡慕以及不得不服。小说中在弟弟网子被佩全打伤后，端方决定要给网子和全家扳回一局，想要为弟弟报仇就必须彻底打败青年地痞头佩全。他将佩全约了出来，当着所有弟兄的面将佩全打败，之后恩威并施，了结了与佩全的恩怨。在打败佩全的同时，端方形成了乡土平原上新的民间权威，成为王家庄里新的地痞头头。民间权威是指相对于上层社会和官方机构的主体所拥有的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才能，权力和人格魅力及对他人的影响力[1]228。端方在这次决斗中抓住了机遇，他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勇猛，顺应传统民间潮流，成为平原上小有成绩和影响力的人。在王家庄里，村民具有亲密的地缘血缘关系，平原邻里聚集紧密，端方深知在农村的生存之道，成为民间村落这个小团体里的“能人”。乡里能人的本意是指身处传统农耕生活文化的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的头脑，出众的技能，迎合时尚善于把握机遇的农民和城市平民[1]230。这里的青年都受到权力的诱惑与控制，希望成为端方这样的“能人”，成为平原上的话语制高点以及民间生活中的强者。可想要获取权力，就免不得争夺与对抗，因此王家庄里人无师自通的开始互相伤害，每个人都像一个心理博弈家，时刻准备着一场场厮杀。
传统的乡村社会始终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农民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但这并不能磨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兄友弟恭，邻里和睦。新中国成立后，地主阶级被打倒，农民阶级获得了解放，身份和地位与地主阶级算是掉了个个儿，但是欺辱随处可见。因为王家庄里的人，平民若想变成民间权威，就必须成为强者，凭借自身才智成为“乡里能人”。但是从平民到能人的身份转变，总是避免不了欺压弱者。因此在70年代的王家庄里，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农村习俗相结合催生出一种偏执自私的文化氛围里，端方形象的塑造也深刻反映了特定文化语境中农村人心理的镜像以及乡土社会环境。
（二）困境中的人性异化与极端反扑
民间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它与以政治为中心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毕飞宇所描绘的王家庄如同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孤岛，传统民间伦理规则深深禁锢着孤岛里的每一个人。但这种规则终归是不成气候，得不到官方社会的认可。外面世界对端方的吸引以及平原上让人绝望的争斗报复，使他的生活处境陷入了一种矛盾不平衡的状态，从而导致了端方严重的心理分裂和人性异化。以端方为代表的王家庄人，越是遭到沉重的弃绝与压制，越会发生极端的反扑，被围困的人如同囚徒一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突围，试图寻找生存的多种可能性。
王家庄里无休止的争斗，势必要碾压一部分弱势群体。这类弱势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孔素珍为代表，世故圆滑，通过明哲保身来换取卑贱的生活。另一类则是以“混世魔王”为代表，极度困顿，通过变态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类人在意识形态高度碾压下，均形成了人性的异化。异化是指人的存在和他本质的疏离[8] ，也就是说个人的集体身份无法与自我真正的融合，生存困境的碾压直接导致了人格分裂。在王家庄里很难忽视的一个人物，那就是“混世魔王”，作为与村支书吴蔓琳一起留在王家庄的知青，他是颓废与堕落的结合体，由此被剥夺了回城的权力。此时的王家庄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在青年人群中进行征兵，当兵意味着远离王家庄，意味着从民间生活中突围出来。入伍名额只有一个且需村支书吴蔓琳同意，此时的吴蔓琳想把名额给端方，“混世魔王”却抢先一步将吴蔓琳强奸，吴蔓琳为了名声不得不把名额给他。而此时的端方不惜舍弃尊严给吴蔓琳下跪，下跪的事情被红旗看到，端方的老大形象瞬间被击垮，于是端方又逼迫红旗吃猪屎来立誓保守秘密。
从“混世魔王”强奸吴蔓琳到端方强迫红旗吃猪屎，都可以看出时代对这些卑微者的弃绝，非极端手段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王家庄里，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囚徒般的困在平原大地上，端方作为村里难得高中毕业生，为了入伍广学知识，认真表现，在遭受吴蔓琳的拒绝后，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权威也在红旗面前土崩瓦解。压抑的环境使他们在王家庄迫切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他们都希望被政治所承认，因为这是从平原上突围出来的唯一方式。20世纪70年代的王家庄是个病态的小群体，权力的崇拜以及生存的困境将这种渴望被承认的心理推到了极致。王家庄离的囚徒们为了解脱，进行一次次极端变态的反扑，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中显现出暴力与扭曲的人性。
无论是端方还是“混世魔王”，均是王家庄里的囚徒。在无望围困的环境中，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生存环境被碾压报复，要么反抗现状进行极端反扑，然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体现出他们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在平原上不存在是非与正义，只有处于边缘化的民间乡村规则，所有人生存在一种不平衡当中，渴望得到认可的强烈心理与主流文化的弃绝在平原上进行纠缠撕扯，极端变态的报复心理诱导出生存处境处于一种矛盾和分裂的氛围之中，从而体现了历史社会的畸形演变对人性的摧残和戕害。
总之，毕飞宇的《平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写作特征，他的写作落脚在人的命运与生存困境上。平原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病态社会环境的囚徒，从家庭伦理，男女情爱以及平原邻里着三个角度来看，均能体现出宗法文化的裂变以及人性复杂的深度反思，冷漠争斗贯穿整个平原。毕飞宇在民间伦理与政治元素的交叉过程中展开人物之间多方面的纠葛，其背后所书写的都是人性与文化，表面的厮杀隐藏着他想表达的生存辩证法，他试图打破人性异化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突出表现囚徒不屈不挠的反扑，从而看到作者写作过程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感悟特定年代的人性与困境，形成文学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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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飞宇.玉米[A]//毕飞宇作品集[C].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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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飞宇.平原[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56.
[6] 黄修己，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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