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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地名标识应该用英语译写还是汉语拼音拼写？这个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采用库普尔的“八问方案”模型，在该框架下对地名标识书写政策进行分析，并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地铁站名书写为样本探究地名标识书写政策的实施效果。经过分析，本文认为地名书写应该遵守“单一罗马化”的决议，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标准，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纠正实际地名书写中的不规范现象。
关键词：地名标识;汉语拼音;“八问方案”模型
Abstract： There exist doubts whether English or Chinese pinyin should be used on the issue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This paper analyzes policies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quo with alphabetic writing of names of subway station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samples.It holds that the alphabetic writing should be standardized based on “Single Romanization” and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and non-standard writing practices should be corrected.
Key words： geographical names; Chinese Pinyin; Accounting Scheme
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依据书写中国地名标识，是由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议通过、国务院颁布《地方管理条例》确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政策。确定地名标识书写法是语言规划的具体环节，地名应该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语拼写？专家学者从翻译、政治、法律等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袁晓宁（2014）认为，采用意译的方法才能实现地名的指称辨别功能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昭示或提示这两种基本功能，实现中文地名与英文译名在功能上的基本相等。高芳（2013）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认为应该采取“整合适应度”最高的翻译，提出了当专名和通名只有指称意义时采用单一罗马化译名，当通名的文化内涵高于其指称意义时，则专名音译、通名意译。另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如，吴伟雄（2006）认为，翻译中的“名从主人”这一原则可以作为“单一罗马化”的理论依据，并且指出仅用英语译写地名是对不使用英语的外国友人的不尊重。于淼（2012）认为，街道名称的译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具有严肃政治性的法律法规的问题。黄玉明（2008）指出，使用汉语拼音标识交通指示牌是语言规划的具体推广阶段，其中的思想、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重要性远超于语言本身。郭建中（2005）认为街道地名译写要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和联合国“单一罗马化”（Single Romanization principle）的决议。王银泉和张日培（2016）指出，“使用漢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拼写规范，不仅为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也是国际标准，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多数对地名标识拼写的研究是从翻译理论与实践或者相关语言政策的角度展开的，鲜有研究在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下对地名标识拼写的问题展开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库普尔（1989）的“八问方案”模型（accounting scheme），尝试在该模型的框架下探讨地名标识拼写问题。
1 库普尔的“八问方案”模型
库普尔（1989）在其《语言规划与社会变化》一书中提出了“八问方案”模型，他以四国语言规划运动为依据，结合革新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权力论和决策论这四种行为科学的原理，提出了这样一个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赵守辉，2008），即任何一个语言规划不可回避的八个主要问题：（1）什么样的规划者（2）试图影响哪些人的（3）什么行为（4）
为什么目的（5）在什么情况下（6）以什么方式（7）通过什么决策过程（8）取得了什么效果。通过这八个问题，库普尔指出了语言规划过程中规划者、目标群体、试图影响的行为、规划目的、规划条件、采取方式、决策过程和效果这八个变量。此后，广泛的研究引用该方案进行案例分析，并取得了不俗成果，如Pan， Jin & Liu（2015）引用该方案探讨汉字简化的动因，牛佳（2018）引用该方案对比分析了我国推普四阶段。
2 库普尔“八问方案”模型下对地名标识拼写的分析
基于地名标识的政策以及其他与该政策相关的语言规划的行为，本文借助“八问方案”的框架对地名标识拼写问题做出以下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标识这一政策的规划者是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务院、民政部、中国地名委员会等国内的相关部门，这一政策是经由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国务院颁布《地名管理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其他国内相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划的，这体现了该政策的权威性。
库普尔（1989）指出，规划者可以是社会精英或非社会精英，该政策的规划者主要是社会精英群体。在国际的“单一罗马化”决议的背景下，从国务院到国内的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法律和文件，这可以看出该政策的制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模式。 库普尔提出，语言规划过程中的条件可分为情景条件、结构条件、文化条件和信息条件，其中情景条件是多指时事，结构条件强调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类型和人口数据，文化条件是指“政权和民众对语言操纵的开放性”，信息条件“涉及在知情决策服务中可用的数据”（1989，转引自牛佳，2018）。从表1的信息中可以推测出，情景条件与信息条件是该政策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情景条件为国际会议中“单一罗马化”的背景以及随之产生的我国制定一个本国地名罗马化方案的需求;信息条件为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为该政策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库普尔（1989）指出，语言规划的目的可分为显性目的和隐性目的，前者与语言相关，后者是指和语言不相关的间接影响的行为。该政策的显性目的是为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提供一个国际标准，为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行为提供一个依据。其隐性目的是维护国家文字的尊严和民族尊严，因为地名标识是“国家法定的标志物…书写运用的文字、内容及其形式，均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于淼，2016）。
为了了解该政策的应用价值及现实指导性，本文以地铁站名为样本探究我国地名拼写情况。本文采用了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示意图中的站名（分别为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图、上海轨道交通网络示意图、广州地铁线网示意图），并通过地铁译名使用英语的情况、方位词的译写、字母大小写、字母间隔等几个维度对地名拼写进行分析。
2.1 北京地铁站名译写情况及分析
北京地铁站多数专名与通名为汉语拼音拼写，字母都为大写;少数为英语译写，仅首字母大写。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专名与通名皆由汉语拼音拼写，这样的通名有“路”、“山”、“庙”、“桥”、“庄”、“门”、“坟”、“亭”、“巷”、“厂”、“府”等，如“青年路QINGNIANLU”，“南锣鼓巷NANLUOGUXIANG”等。（2）专名由汉语拼音拼写，通名由英语译写，如“八角游乐园BAJIAO Amusement Park”、“丰台科技园FENGTAI Science Park”、“沙河高教园SHAHE University Park”、“灵境胡同LINGJING Hutong”、“北京站 Beijing Railway Station”等。（3）专名和通名均由英语译写，如“香山Fragrant Hills”、“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军事博物馆Military Museum”、“欢乐谷景区Happy Valley Scenic Area”、“农业展览馆Agricultural Exhibition Center”、“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等。
方位词的译写分两种情况：当其用作指示方向时，则译写为英语且仅首字母大写，如“天安门西”译作“TIAN’ANMEN West”;当方位词固化为地名的一部分时，则译写为汉语拼音且全部字母大写，如“农大南路”、“东直门”，分别译写为“NONGDANANLU”、“DONGZHIMEN”。
空格的使用也分为多种情况。当地名译写出现英语时，单词之间会有空格;但当地名全部译写为汉语拼音时，出现了不统一的情况：绝大多数的拼音地名的字母之间没有空格，如“鼓楼大街GULOUDAJIE”、“安德里北街ANDELIBEIJIE”;而少量汉语拼音拼写的字母之间出现空格，如“和平里北街HEPINGLI BEIJIE”、“西黄村XIHUANG CUN”、“天桥TIAN QIAO”等。
2.2 上海地铁站名译写情况及分析
上海地铁站名中，专名由汉语拼音拼写、通名由英语译写的情况占多数，其中涉及的通名有“路”、“图书馆”、“大道”、“岛”、“公路”、“寺”、“湖”、“机场”、“大桥”、“开发区”、“体育中心”等，这些词分别被译为“Rd.”、“Library”、“Ave.”、“Island”、“Hwy.”、“Temple”、“Lake”、“Airport”、“Bridge”、“Development Zone”和“Sports Center”。相应的，少量的通名由汉语拼音译写，如“嘉定新城”、“丰庄”、“赵巷”、“九亭”分别被译写为“Jiading Xincheng”、“Fengzhuang”、“Zhaoxiang”、“Jiuting”。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的地名仅由英语译写，如：“人民广场”、“东方绿舟”、“世博会博物馆”、“世纪公园”、“迪士尼”、“中华艺术馆”、“东方体育中心”、“野生动物园”分别被译写为“People’s Square”、“Oriental Land”、“World Expo Museum”、“Century Park”、“Disney Resort”、“China Art Museum”、“Oriental Sports Center”、“Wild Animal Park”。
上海地鐵站对方位词的译写与北京不同。站名中的方位词主要有两种位置，第一种是地名加方位词，如“三林东”，表示该地铁站位于三林之东，这类站名的译写由英语方位词加译写的地名构成，如“East Sanlin”;第二种为专名加方位词加通名“路”，如“高科西路”，这类站名的译写词把方位词单独放在最后，如“Gaoke Rd.（W）”，或者“龙华中路Longhua Rd.（M）”。
2.3 广州地铁站名译写情况及分析
广州地铁名中，仅由专名构成地铁站名居多，其相对应的译写名称仅由汉语拼音构成，且仅有每个专名的首字母大写，如“龙归Longgui”、“黄沙Huangsha”、 “南村万博Nancun Wanbo”、“汉溪长隆Hanxi Changlong”。其余的由专名和通名构成的地名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专名和通名都由汉语拼音拼写，其中的通名有“路”、“大道”、“岗”、“塘”、“村”、“坊”、“桥”、“湾”等，并且除了“路”和“大道”这两个通名之外，大部分的专名与通名之间没有间隔。第二种，专名由汉语拼音拼写，通名由英语译写，其中的通名有“公园”、“广场”、“祠”、“庙”、“医院”、“客运站”、“客运港”等，如“花都广场Huadu Square”、“南海神庙Nanhai God Temple”、“南沙客运港Nansha Passenger Port”、“黄阁汽车城 Huangge Auto Town”。第三种，地名仅由英语译写，这样的情况相对较少，例子有“金融高新区Financial Hi-Tech Zone”、“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等。第四种，汉语地名与英语译写地名不一一对应，如“华师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中大Sun Yat-sen University”、“市二宫The 2nd Workers’ Cultural Palace”、“农讲所Peasant Movement Institute”、“体育中心Tianhe Sports Center”、“妇儿中心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纪念堂Sun Yat-sen Memorial Hall”、“知识城Sino-Singapore Guangzhou Knowledge City”。其中英汉地名不一致是因为汉语地铁名是完整地名的缩略表达，而译写时呈现了完整的名称;或者是因为在译写地名时增加了解释说明，如该地点的功能或属性，如“妇儿中心”的译写表明了该中心的位置以及其医用功能，“知识城”的译写表明了该知识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跨国合作的性质。 方位词的处理也分为多种情况。其一，方位词固化为专名的一部分，如“东圃”、“小北”，这类方位词的译写与其他普通的专名相同，译写为汉语拼音，且这类方位词与其他字词之间没有空格，如“Dongpu”、“Xiaobei”。其二，方位词置于地名之后，表示地铁站位于该地名的某个方位，具有指示方位的功能，这类方位词的译写没有统一，主要有四种情况：将方位词译写为汉语拼音，与前面的地名之间没有空格，如“白云大道北Baiyundadaobei”;将方位词译写为汉语拼音，与前面的地名之间有空格，且方位词首字母大写，如“新城东Xincheng Dong”;将方位词译写为英语，并简化为一个字母，如“机场北Airport N.”、“大学城南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S.”;将方位词译写为英语，保留整个英语单词，如“Canton Tower East”。其三，方位词位于专名之后、通名之前，具有指示方位的功能，如“某某南站”、“某某南路”等，其译写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该站名中通名译写为英语时，方位词也译写为英语，如“广州南站Guangzhou South Railway Station”;如果该站名中的通名译写为汉语拼音，则方位词也译写为汉语拼音，如“体育西路Tiyu Xilu”。
2.4 分析及小结
对比上述三个城市地铁站名的译写情况，可以发现不同城市都出现了将地名译写为英语的情况，如有文化内涵、某种功能或属性的地名，以及部分具有指示功能的方位词，但其程度不同，这在通名的译写中比较明显。其中上海用英语译写通名的比例比较高。另外，不同城市对同一通名的书写也有出入。如对于“大学城”这一通名，北京和上海将其译写为“university town”，而广州将其译为“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对于“汽车城”一词，上海将其译写为“automobile city”，而广州则将其译写为“Auto Town”和“Autocity”;对于“新城”一词，上海将其译写为“xincheng”，而广州将其译写为“new town”。
除了地名中使用英语译写地名之外，地名译写还存在着细节上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冯志伟（2016）指出，根据ISO 7098国际标准的规定，在译写地名时，应该将专名与通名分写，且每一个部分的首字母大写。然而，在北京的地铁站名中，所有译写为汉语拼音的字母都以大写的形式呈现;其专名与通名的译写没有分开。
这些不规范的现象表明地名标识书写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一，根据“八问方案”模型中提及的几个语言规划的因素，本文认为从规划者来看，地名译写的政策所涉及的规划者并不仅仅是国际与国家层面的规划者，各地区的规划也需要协调统一，以《汉语拼音方案》、《地名标识》等相关的政策为基准制定地区的方案。各地区的地名书写标准应与国家标准相统一，不同地区地名书写法应当一致。其二，上海等城市中存在着用英语译写地名标识的现象，这体现了这些城市出于对外交流与服务的考虑，以实现指称辨认功能和昭示历史文化意义的功能（袁晓宁，2014）。冯志伟（2016）指出，出于对外交流与服务的需要，用外文译写与汉语拼音的“字符译音”并不是矛盾的，在公共服务领域，为了满足对外交流与服务的需求，可以同时使用拼音拼写与外文译写。本文赞成这一观点。地名标识用汉语拼音书写为主，这是政策要求，更是为维护我国文字尊严和民族尊严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原则之上，出于特定的目的，也可以同时将地名译写为外语，以此作为一种补充，如编制旅游与文化宣传手册或区域地图。
总之，本文认为应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主要依据书写中国地名标识，政策的实施中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改进。要加强城际协调，探索既符合标准化要求、又适应对外交流与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较统一的地名英文标识书写法。这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更是关乎我国文字尊嚴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Cooper， R.L.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90-98.
[2]冯志伟.单一罗马化原则与路名标识书写法[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16（1）：27-33.
[3]高芳.中国地名译名单一罗马化的原则与限度[J].语言文字应用，2013（1）：38-44.
[4]郭建中.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J].中国翻译， 2005（6）：34-37.
[5]黄玉明.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我国城市街道交通指示牌的翻译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1（3）：143-146.
[6]牛佳.“八问方案”框架下的推普四阶段对比[J].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8（1）：11-21+119.
[7]Pan X ， Jin H ， Liu H.Motives for Chinese script simplification[J].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015， 39（1）：1-32.
[8]王银泉，张日培.从地方标准到国家标准：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新里程[J].中国翻译， 2016（3）：64-70.
[9]吴伟雄.多语世界的单一罗马化——我国街道名称"译写"规范的法理依据[J].中国科技翻译， 2006， 19（4）：30-32.
[10]于淼.我国街道名称译写应依法规范[J].语文学刊， 2012（12）：55-56.
[11]袁晓宁.论蕴含文化因子的地名英译原则和策略[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96-100.
[12]赵守辉.语言规划国际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J].当代语言学，2008， 10（2）：122-136.
作者简介：
施晓伟，男（1962-），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周逸菲（1995-），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关键词：地名标识;汉语拼音;“八问方案”模型
Abstract： There exist doubts whether English or Chinese pinyin should be used on the issue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This paper analyzes policies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quo with alphabetic writing of names of subway station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samples.It holds that the alphabetic writing should be standardized based on “Single Romanization” and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and non-standard writing practices should be corrected.
Key words： geographical names; Chinese Pinyin; Accounting Scheme
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依据书写中国地名标识，是由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议通过、国务院颁布《地方管理条例》确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政策。确定地名标识书写法是语言规划的具体环节，地名应该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语拼写？专家学者从翻译、政治、法律等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袁晓宁（2014）认为，采用意译的方法才能实现地名的指称辨别功能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昭示或提示这两种基本功能，实现中文地名与英文译名在功能上的基本相等。高芳（2013）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认为应该采取“整合适应度”最高的翻译，提出了当专名和通名只有指称意义时采用单一罗马化译名，当通名的文化内涵高于其指称意义时，则专名音译、通名意译。另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如，吴伟雄（2006）认为，翻译中的“名从主人”这一原则可以作为“单一罗马化”的理论依据，并且指出仅用英语译写地名是对不使用英语的外国友人的不尊重。于淼（2012）认为，街道名称的译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具有严肃政治性的法律法规的问题。黄玉明（2008）指出，使用汉语拼音标识交通指示牌是语言规划的具体推广阶段，其中的思想、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重要性远超于语言本身。郭建中（2005）认为街道地名译写要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和联合国“单一罗马化”（Single Romanization principle）的决议。王银泉和张日培（2016）指出，“使用漢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拼写规范，不仅为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也是国际标准，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多数对地名标识拼写的研究是从翻译理论与实践或者相关语言政策的角度展开的，鲜有研究在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下对地名标识拼写的问题展开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库普尔（1989）的“八问方案”模型（accounting scheme），尝试在该模型的框架下探讨地名标识拼写问题。
1 库普尔的“八问方案”模型
库普尔（1989）在其《语言规划与社会变化》一书中提出了“八问方案”模型，他以四国语言规划运动为依据，结合革新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权力论和决策论这四种行为科学的原理，提出了这样一个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赵守辉，2008），即任何一个语言规划不可回避的八个主要问题：（1）什么样的规划者（2）试图影响哪些人的（3）什么行为（4）
为什么目的（5）在什么情况下（6）以什么方式（7）通过什么决策过程（8）取得了什么效果。通过这八个问题，库普尔指出了语言规划过程中规划者、目标群体、试图影响的行为、规划目的、规划条件、采取方式、决策过程和效果这八个变量。此后，广泛的研究引用该方案进行案例分析，并取得了不俗成果，如Pan， Jin & Liu（2015）引用该方案探讨汉字简化的动因，牛佳（2018）引用该方案对比分析了我国推普四阶段。
2 库普尔“八问方案”模型下对地名标识拼写的分析
基于地名标识的政策以及其他与该政策相关的语言规划的行为，本文借助“八问方案”的框架对地名标识拼写问题做出以下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中国地名标识这一政策的规划者是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务院、民政部、中国地名委员会等国内的相关部门，这一政策是经由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国务院颁布《地名管理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其他国内相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划的，这体现了该政策的权威性。
库普尔（1989）指出，规划者可以是社会精英或非社会精英，该政策的规划者主要是社会精英群体。在国际的“单一罗马化”决议的背景下，从国务院到国内的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法律和文件，这可以看出该政策的制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模式。 库普尔提出，语言规划过程中的条件可分为情景条件、结构条件、文化条件和信息条件，其中情景条件是多指时事，结构条件强调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类型和人口数据，文化条件是指“政权和民众对语言操纵的开放性”，信息条件“涉及在知情决策服务中可用的数据”（1989，转引自牛佳，2018）。从表1的信息中可以推测出，情景条件与信息条件是该政策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情景条件为国际会议中“单一罗马化”的背景以及随之产生的我国制定一个本国地名罗马化方案的需求;信息条件为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为该政策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库普尔（1989）指出，语言规划的目的可分为显性目的和隐性目的，前者与语言相关，后者是指和语言不相关的间接影响的行为。该政策的显性目的是为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提供一个国际标准，为用罗马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行为提供一个依据。其隐性目的是维护国家文字的尊严和民族尊严，因为地名标识是“国家法定的标志物…书写运用的文字、内容及其形式，均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于淼，2016）。
为了了解该政策的应用价值及现实指导性，本文以地铁站名为样本探究我国地名拼写情况。本文采用了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示意图中的站名（分别为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图、上海轨道交通网络示意图、广州地铁线网示意图），并通过地铁译名使用英语的情况、方位词的译写、字母大小写、字母间隔等几个维度对地名拼写进行分析。
2.1 北京地铁站名译写情况及分析
北京地铁站多数专名与通名为汉语拼音拼写，字母都为大写;少数为英语译写，仅首字母大写。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专名与通名皆由汉语拼音拼写，这样的通名有“路”、“山”、“庙”、“桥”、“庄”、“门”、“坟”、“亭”、“巷”、“厂”、“府”等，如“青年路QINGNIANLU”，“南锣鼓巷NANLUOGUXIANG”等。（2）专名由汉语拼音拼写，通名由英语译写，如“八角游乐园BAJIAO Amusement Park”、“丰台科技园FENGTAI Science Park”、“沙河高教园SHAHE University Park”、“灵境胡同LINGJING Hutong”、“北京站 Beijing Railway Station”等。（3）专名和通名均由英语译写，如“香山Fragrant Hills”、“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军事博物馆Military Museum”、“欢乐谷景区Happy Valley Scenic Area”、“农业展览馆Agricultural Exhibition Center”、“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等。
方位词的译写分两种情况：当其用作指示方向时，则译写为英语且仅首字母大写，如“天安门西”译作“TIAN’ANMEN West”;当方位词固化为地名的一部分时，则译写为汉语拼音且全部字母大写，如“农大南路”、“东直门”，分别译写为“NONGDANANLU”、“DONGZHIMEN”。
空格的使用也分为多种情况。当地名译写出现英语时，单词之间会有空格;但当地名全部译写为汉语拼音时，出现了不统一的情况：绝大多数的拼音地名的字母之间没有空格，如“鼓楼大街GULOUDAJIE”、“安德里北街ANDELIBEIJIE”;而少量汉语拼音拼写的字母之间出现空格，如“和平里北街HEPINGLI BEIJIE”、“西黄村XIHUANG CUN”、“天桥TIAN QIAO”等。
2.2 上海地铁站名译写情况及分析
上海地铁站名中，专名由汉语拼音拼写、通名由英语译写的情况占多数，其中涉及的通名有“路”、“图书馆”、“大道”、“岛”、“公路”、“寺”、“湖”、“机场”、“大桥”、“开发区”、“体育中心”等，这些词分别被译为“Rd.”、“Library”、“Ave.”、“Island”、“Hwy.”、“Temple”、“Lake”、“Airport”、“Bridge”、“Development Zone”和“Sports Center”。相应的，少量的通名由汉语拼音译写，如“嘉定新城”、“丰庄”、“赵巷”、“九亭”分别被译写为“Jiading Xincheng”、“Fengzhuang”、“Zhaoxiang”、“Jiuting”。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的地名仅由英语译写，如：“人民广场”、“东方绿舟”、“世博会博物馆”、“世纪公园”、“迪士尼”、“中华艺术馆”、“东方体育中心”、“野生动物园”分别被译写为“People’s Square”、“Oriental Land”、“World Expo Museum”、“Century Park”、“Disney Resort”、“China Art Museum”、“Oriental Sports Center”、“Wild Animal Park”。
上海地鐵站对方位词的译写与北京不同。站名中的方位词主要有两种位置，第一种是地名加方位词，如“三林东”，表示该地铁站位于三林之东，这类站名的译写由英语方位词加译写的地名构成，如“East Sanlin”;第二种为专名加方位词加通名“路”，如“高科西路”，这类站名的译写词把方位词单独放在最后，如“Gaoke Rd.（W）”，或者“龙华中路Longhua Rd.（M）”。
2.3 广州地铁站名译写情况及分析
广州地铁名中，仅由专名构成地铁站名居多，其相对应的译写名称仅由汉语拼音构成，且仅有每个专名的首字母大写，如“龙归Longgui”、“黄沙Huangsha”、 “南村万博Nancun Wanbo”、“汉溪长隆Hanxi Changlong”。其余的由专名和通名构成的地名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专名和通名都由汉语拼音拼写，其中的通名有“路”、“大道”、“岗”、“塘”、“村”、“坊”、“桥”、“湾”等，并且除了“路”和“大道”这两个通名之外，大部分的专名与通名之间没有间隔。第二种，专名由汉语拼音拼写，通名由英语译写，其中的通名有“公园”、“广场”、“祠”、“庙”、“医院”、“客运站”、“客运港”等，如“花都广场Huadu Square”、“南海神庙Nanhai God Temple”、“南沙客运港Nansha Passenger Port”、“黄阁汽车城 Huangge Auto Town”。第三种，地名仅由英语译写，这样的情况相对较少，例子有“金融高新区Financial Hi-Tech Zone”、“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等。第四种，汉语地名与英语译写地名不一一对应，如“华师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中大Sun Yat-sen University”、“市二宫The 2nd Workers’ Cultural Palace”、“农讲所Peasant Movement Institute”、“体育中心Tianhe Sports Center”、“妇儿中心 Guangzhou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纪念堂Sun Yat-sen Memorial Hall”、“知识城Sino-Singapore Guangzhou Knowledge City”。其中英汉地名不一致是因为汉语地铁名是完整地名的缩略表达，而译写时呈现了完整的名称;或者是因为在译写地名时增加了解释说明，如该地点的功能或属性，如“妇儿中心”的译写表明了该中心的位置以及其医用功能，“知识城”的译写表明了该知识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跨国合作的性质。 方位词的处理也分为多种情况。其一，方位词固化为专名的一部分，如“东圃”、“小北”，这类方位词的译写与其他普通的专名相同，译写为汉语拼音，且这类方位词与其他字词之间没有空格，如“Dongpu”、“Xiaobei”。其二，方位词置于地名之后，表示地铁站位于该地名的某个方位，具有指示方位的功能，这类方位词的译写没有统一，主要有四种情况：将方位词译写为汉语拼音，与前面的地名之间没有空格，如“白云大道北Baiyundadaobei”;将方位词译写为汉语拼音，与前面的地名之间有空格，且方位词首字母大写，如“新城东Xincheng Dong”;将方位词译写为英语，并简化为一个字母，如“机场北Airport N.”、“大学城南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S.”;将方位词译写为英语，保留整个英语单词，如“Canton Tower East”。其三，方位词位于专名之后、通名之前，具有指示方位的功能，如“某某南站”、“某某南路”等，其译写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该站名中通名译写为英语时，方位词也译写为英语，如“广州南站Guangzhou South Railway Station”;如果该站名中的通名译写为汉语拼音，则方位词也译写为汉语拼音，如“体育西路Tiyu Xilu”。
2.4 分析及小结
对比上述三个城市地铁站名的译写情况，可以发现不同城市都出现了将地名译写为英语的情况，如有文化内涵、某种功能或属性的地名，以及部分具有指示功能的方位词，但其程度不同，这在通名的译写中比较明显。其中上海用英语译写通名的比例比较高。另外，不同城市对同一通名的书写也有出入。如对于“大学城”这一通名，北京和上海将其译写为“university town”，而广州将其译为“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对于“汽车城”一词，上海将其译写为“automobile city”，而广州则将其译写为“Auto Town”和“Autocity”;对于“新城”一词，上海将其译写为“xincheng”，而广州将其译写为“new town”。
除了地名中使用英语译写地名之外，地名译写还存在着细节上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冯志伟（2016）指出，根据ISO 7098国际标准的规定，在译写地名时，应该将专名与通名分写，且每一个部分的首字母大写。然而，在北京的地铁站名中，所有译写为汉语拼音的字母都以大写的形式呈现;其专名与通名的译写没有分开。
这些不规范的现象表明地名标识书写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一，根据“八问方案”模型中提及的几个语言规划的因素，本文认为从规划者来看，地名译写的政策所涉及的规划者并不仅仅是国际与国家层面的规划者，各地区的规划也需要协调统一，以《汉语拼音方案》、《地名标识》等相关的政策为基准制定地区的方案。各地区的地名书写标准应与国家标准相统一，不同地区地名书写法应当一致。其二，上海等城市中存在着用英语译写地名标识的现象，这体现了这些城市出于对外交流与服务的考虑，以实现指称辨认功能和昭示历史文化意义的功能（袁晓宁，2014）。冯志伟（2016）指出，出于对外交流与服务的需要，用外文译写与汉语拼音的“字符译音”并不是矛盾的，在公共服务领域，为了满足对外交流与服务的需求，可以同时使用拼音拼写与外文译写。本文赞成这一观点。地名标识用汉语拼音书写为主，这是政策要求，更是为维护我国文字尊严和民族尊严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原则之上，出于特定的目的，也可以同时将地名译写为外语，以此作为一种补充，如编制旅游与文化宣传手册或区域地图。
总之，本文认为应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主要依据书写中国地名标识，政策的实施中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改进。要加强城际协调，探索既符合标准化要求、又适应对外交流与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较统一的地名英文标识书写法。这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更是关乎我国文字尊嚴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Cooper， R.L.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90-98.
[2]冯志伟.单一罗马化原则与路名标识书写法[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16（1）：27-33.
[3]高芳.中国地名译名单一罗马化的原则与限度[J].语言文字应用，2013（1）：38-44.
[4]郭建中.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J].中国翻译， 2005（6）：34-37.
[5]黄玉明.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我国城市街道交通指示牌的翻译问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1（3）：143-146.
[6]牛佳.“八问方案”框架下的推普四阶段对比[J].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8（1）：11-21+119.
[7]Pan X ， Jin H ， Liu H.Motives for Chinese script simplification[J].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015， 39（1）：1-32.
[8]王银泉，张日培.从地方标准到国家标准：公示语翻译研究的新里程[J].中国翻译， 2016（3）：64-70.
[9]吴伟雄.多语世界的单一罗马化——我国街道名称"译写"规范的法理依据[J].中国科技翻译， 2006， 19（4）：30-32.
[10]于淼.我国街道名称译写应依法规范[J].语文学刊， 2012（12）：55-56.
[11]袁晓宁.论蕴含文化因子的地名英译原则和策略[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96-100.
[12]赵守辉.语言规划国际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J].当代语言学，2008， 10（2）：122-136.
作者简介：
施晓伟，男（1962-），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周逸菲（1995-），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