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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日，国民党政权在山西的最后一个据点大同和平解放，山西全境解放。这是山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国民党及其代理人阎锡山对山西统治38年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山西取得基本胜利。从此，山西人民久已渴望的和平建设局面终于到来。
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军区正式宣告成立。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人民翻身作主人，大道宽阔向未来。从此，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新山西的伟大征程。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的各项工作虽然具有许多有利因素，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在政治上，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尚未彻底完成，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猖獗地进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在经济和文化上，由于连续12年频繁的战争，使全省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市场物资匮乏，财政严重拮据，金融物价波动不已。因此，党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政权巩固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复杂情况，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了山西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及时有序地部署了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党在3年时间先后在全省普遍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加强了民主政治建设；领导完成了新区土地改革，在全省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成功取缔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中朝两国军队的抗美斗争，空前地激发了全省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热情；大力进行了禁毒、禁赌、禁娼和司法、婚姻、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彻底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促进了全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民主和法制的建立健全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中共山西省委为克服和纠正部分党员干部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命令作风，以及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腐败行为，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先后领导开展了区以上各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整党运动，端正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的质量，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全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党还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恢复国民经济。在完成对阎锡山官僚资本的没收任务之后，在企业中通过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确立和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经过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管理，实现了全省财政和经济的基本好转。在此期间，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先后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大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新中国成立3年中，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领导全省人民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热潮。
从1953年到1956年，山西的工业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53年10月，太原热电厂开工建设（后改称太原第一发电厂），1956年6月第一期工程投产，这是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54年，山西磷肥厂开始建设，是全国最大的磷肥厂之一。同年8月1日，全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纺织机械制造厂——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有了自己独立的纺织机械工业。12月28日，华北地区最大的新型自动化发电厂——太原热电厂开始发电，使太原、榆次、阳泉等地区工业建设有了充足的动力。1956年1月，南同蒲铁路全线由窄轨改为标准轨工程竣工，并更换了部分轻型钢轨，结束了山西窄轨铁路的历史……截至1957年底，5年全省共累计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工业项目474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重点建设项目39个。工业总产值达17.8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84倍，平均每年增长28.2%。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山西初步形成了以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化工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始。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形式，并提出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首先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低级、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后着重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家的企业采取和平的方法进行“赎买”。
山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在1951年省委即在长治专区选择10个村庄，率先试办了全国第一批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在全国率先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肯定了山西试办初级社的做法，认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是：“富有生命的有前途的形式”。随后，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4年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 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猛烈加快。山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经过几次大发展高潮。到1956年3月，全省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到总农户的97%。至此，山西提前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7月也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从1955年下半年起，开始大力发展公私合营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到1956年2月底，山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山西全面确立，从1956年起，山西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虽然发展过于迅猛，形式也过于简单，但从方向和路线上它是符合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生产的破坏，而直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为山西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1954年8月3日，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太原召开。1955年2月，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建国初期成立的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5年2月，政协山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山西省第一届委员会。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京召开，这是我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八大以后，我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
1957年，在八大路线的鼓舞下，山西人民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积极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5月，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党内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步骤。在整风运动中，由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很快转为反右派斗争。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还由此改变了八大的正确结论，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成为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尽快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后，很快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后，山西兴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化运动。钢产量指标在几个月内由55万吨提高到80万吨。为完成不切实际的钢铁生产指标，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土高炉、小高炉遍地开花，400 余万人战斗在工地、炉旁。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到9月建立起89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全国形势相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山西也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中共山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初步努力，在农村开展了以纠正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此外，还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调整和压缩。经过几个月的纠“左”努力，全省的工农业形势有所好转。但是，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使刚刚开始的纠“左”进程被中断。会后，中共山西省委又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在经济建设上继续“大跃进”，使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来看，这一时期是有成就的，失误是在探索中的失误，前进中的失误。期间，全省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水利建设和工业建设。从1957年冬动土兴建关河、屯绛、浍河、阳坡、南峰等5座重点水库开始，揭开了水库建设大发展的序幕。山西最大的汾河水库1958年破土动工，其坝高60米，总库容7亿立方米。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委动员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驻军战士5万多劳力进驻工地，实行领导、科技人员和群众三结合，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机械动力不足、原材料短缺等重重困难，到1961年6月全部竣工，蓄水受益。汾河水库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用水的问题，而且使晋中、吕梁和太原市150万亩旱田变成了水地。同时，还开始修建了漳河水库、册田水库、文峪河水库、关河水库、后湾水库等5个大型水库，修建了700余座中小型水库。在工业建设上，全省兴建的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包括山西电机厂、山西电解铜厂、山西电解铝厂、山西电石厂等企业的建成投产，填补了地方工业的缺项，使工业布局趋向合理，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些成绩，体现了山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伟大的创造精神，这是应该肯定的。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山西的调整首先从农业开始，然后，扩大到其他部门。农业的调整，主要是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工业调整，主要是紧缩生产战线，调整生产指标，整顿企业秩序等等。 “七千人大会”后，中共山西省委又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对全省国民经济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些措施主要有：继续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大力加强农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生产效率低下的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此外，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对政治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对在“反右倾”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错划为“右派”的人摘帽等等。
调整方针的贯彻，使山西的经济形势逐步趋于好转。山西国民经济从1962年开始逐步摆脱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调整期间，为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广大农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许多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大寨是农业战线上先进典型的代表。1963年11月，省委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在全省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随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充分肯定下，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所鼓舞，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连续十几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各地党组织还发现和树立了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主要有曲沃县杨谈大队、汾阳县贾家庄大队、河曲县曲峪大队等，一些老的先进典型如平顺县西沟、羊井底、川底大队等继续保持先进，做出了新的成绩。这些典型在治山治水、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等方面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大力宣传和开展了学习雷锋、焦裕禄、欧阳海、王杰、麦贤德、刘英俊等先进人物的活动。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促进了全社会风气的好转，全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如1960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英模群体，以及闻喜县涑阳大队社员吴吉昌、大同矿务局矿工车三、临猗县好义生产大队饲养员王传河、应县臧寨大队臧仓、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合、霍县人民医院石兰峰等先进人物。学习先进人物活动的广泛开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公而忘私、乐于助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刻苦学习等美德成为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行为准则，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一代新风，全社会呈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风貌，这为战胜困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山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运动一开始，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进行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掀起狂热的“破四旧”运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力图稳定日趋混乱的局势，但未能奏效。在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1月12日，太原“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省市党政领导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二夺权”事件。从此，全省从省到地市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各部门均被夺权。之后，不同的派别之间，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许多地方的党政大权被夺来夺去。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停顿，全省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67年3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但并没有使混乱局势得到控制，全省仍然两派对立，武斗不断。山西的混乱局面，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69年7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旨在制止武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持续两年多的武斗被制止，混乱局面暂时得以控制，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苦撑危局，努力纠“左”，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山西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借晋剧《三上桃峰》对山西省委进行批判，使山西局势再度混乱，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进行全面整顿。山西省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相继开展了整顿工作。从3月开始，协同铁道部对太原铁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秩序。5 月，又根据中央钢铁工业会议精神，对太原钢铁公司进行整顿，使钢铁生产有所好转。铁路、钢铁工业的整顿，带动了其他工业的整顿，改变了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全省国民经济也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
1976年，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影响，山西局势再度陷入混乱。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顺应党和人民意愿，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正确认识和科学分析“文革”期间的历史，应当实事求是地区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作为一个时期全部历史的“文革”十年。十年间，除了进行“文革”以外，党和人民还进行了生产活动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山西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变，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原煤产量1976年比1965年增长了近一倍。
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山西省委及时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作了安排，在全省迅速掀起揭批清运动。到1978年，全省范围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基本结束。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罪行及其反动理论的基础上，查清了同“四人帮”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一些人和事，消除了“四人帮”长期散布的“左”倾思潮和流毒，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分清了是非。但是，清查工作是在“文革”未被否定、“左”的错误未被清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从清查开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清查工作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通过清查善终和核查“三种人”工作，纠正了在清查中发生的偏差。 结合揭批清运动，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全省开始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1977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中共山西省委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抓好企业整顿，重建生产系统，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对太行山和吕梁山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与此同时，中共山西省委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狠抓了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整顿。在教育方面，整顿和加强了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了教育工作领导岗位。1977年11月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恢复了在“文革”中废弃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1977年冬至1978年春，全省12所高校招生4985人，45所中专招生1.02万人。在科技方面，1978年4月，省委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精神，整顿恢复了科研机构，恢复了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等制度。
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开始了纠正“文革”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内容的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从1977年6月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到1987年6月，这项工作基本结束。
山西积极参与了全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5月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6 月，中共吕梁地委宣传部率先召集部分理论宣传工作者积极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0 月13日至14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王谦在会上表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发扬，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抛弃。随后，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理论工作者也召开会议，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的29年，是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是深刻影响山西历史的29年。期间，虽然发生了1957年以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革”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但综观这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为当代山西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78年，山西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变；原有的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建国初期有了成倍、几十倍的增长。基于当时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程，已深深镌刻在山西历史发展进步的丰碑上。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老一辈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那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29年经验的基础上，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必将续写辉煌。只要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党和人民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不断谱写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责编 肖黎）
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军区正式宣告成立。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人民翻身作主人，大道宽阔向未来。从此，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新山西的伟大征程。
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的各项工作虽然具有许多有利因素，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在政治上，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尚未彻底完成，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在猖獗地进行各种颠覆破坏活动，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在经济和文化上，由于连续12年频繁的战争，使全省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市场物资匮乏，财政严重拮据，金融物价波动不已。因此，党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政权巩固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复杂情况，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了山西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及时有序地部署了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党在3年时间先后在全省普遍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加强了民主政治建设；领导完成了新区土地改革，在全省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成功取缔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取得了镇压反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中朝两国军队的抗美斗争，空前地激发了全省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热情；大力进行了禁毒、禁赌、禁娼和司法、婚姻、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彻底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促进了全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民主和法制的建立健全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中共山西省委为克服和纠正部分党员干部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命令作风，以及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自私自利的腐败行为，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先后领导开展了区以上各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整党运动，端正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的质量，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全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党还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恢复国民经济。在完成对阎锡山官僚资本的没收任务之后，在企业中通过开展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确立和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经过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管理，实现了全省财政和经济的基本好转。在此期间，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先后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大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新中国成立3年中，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领导全省人民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热潮。
从1953年到1956年，山西的工业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1953年10月，太原热电厂开工建设（后改称太原第一发电厂），1956年6月第一期工程投产，这是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54年，山西磷肥厂开始建设，是全国最大的磷肥厂之一。同年8月1日，全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型纺织机械制造厂——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有了自己独立的纺织机械工业。12月28日，华北地区最大的新型自动化发电厂——太原热电厂开始发电，使太原、榆次、阳泉等地区工业建设有了充足的动力。1956年1月，南同蒲铁路全线由窄轨改为标准轨工程竣工，并更换了部分轻型钢轨，结束了山西窄轨铁路的历史……截至1957年底，5年全省共累计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工业项目474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重点建设项目39个。工业总产值达17.8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84倍，平均每年增长28.2%。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山西初步形成了以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化工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始。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形式，并提出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首先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低级、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后着重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家的企业采取和平的方法进行“赎买”。
山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早在1951年省委即在长治专区选择10个村庄，率先试办了全国第一批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在全国率先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肯定了山西试办初级社的做法，认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是：“富有生命的有前途的形式”。随后，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4年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 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猛烈加快。山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经过几次大发展高潮。到1956年3月，全省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到总农户的97%。至此，山西提前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7月也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从1955年下半年起，开始大力发展公私合营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到1956年2月底，山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山西全面确立，从1956年起，山西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虽然发展过于迅猛，形式也过于简单，但从方向和路线上它是符合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生产的破坏，而直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为山西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1954年8月3日，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太原召开。1955年2月，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建国初期成立的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5年2月，政协山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山西省第一届委员会。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京召开，这是我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八大以后，我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
1957年，在八大路线的鼓舞下，山西人民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积极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5月，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党内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其目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步骤。在整风运动中，由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很快转为反右派斗争。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还由此改变了八大的正确结论，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成为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尽快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大二次会议后，很快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后，山西兴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化运动。钢产量指标在几个月内由55万吨提高到80万吨。为完成不切实际的钢铁生产指标，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土高炉、小高炉遍地开花，400 余万人战斗在工地、炉旁。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到9月建立起89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全国形势相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山西也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中共山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初步努力，在农村开展了以纠正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此外，还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调整和压缩。经过几个月的纠“左”努力，全省的工农业形势有所好转。但是，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使刚刚开始的纠“左”进程被中断。会后，中共山西省委又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在经济建设上继续“大跃进”，使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来看，这一时期是有成就的，失误是在探索中的失误，前进中的失误。期间，全省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水利建设和工业建设。从1957年冬动土兴建关河、屯绛、浍河、阳坡、南峰等5座重点水库开始，揭开了水库建设大发展的序幕。山西最大的汾河水库1958年破土动工，其坝高60米，总库容7亿立方米。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委动员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驻军战士5万多劳力进驻工地，实行领导、科技人员和群众三结合，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机械动力不足、原材料短缺等重重困难，到1961年6月全部竣工，蓄水受益。汾河水库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用水的问题，而且使晋中、吕梁和太原市150万亩旱田变成了水地。同时，还开始修建了漳河水库、册田水库、文峪河水库、关河水库、后湾水库等5个大型水库，修建了700余座中小型水库。在工业建设上，全省兴建的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包括山西电机厂、山西电解铜厂、山西电解铝厂、山西电石厂等企业的建成投产，填补了地方工业的缺项，使工业布局趋向合理，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些成绩，体现了山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伟大的创造精神，这是应该肯定的。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山西的调整首先从农业开始，然后，扩大到其他部门。农业的调整，主要是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工业调整，主要是紧缩生产战线，调整生产指标，整顿企业秩序等等。 “七千人大会”后，中共山西省委又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对全省国民经济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些措施主要有：继续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大力加强农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生产效率低下的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此外，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对政治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对在“反右倾”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错划为“右派”的人摘帽等等。
调整方针的贯彻，使山西的经济形势逐步趋于好转。山西国民经济从1962年开始逐步摆脱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调整期间，为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广大农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许多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大寨是农业战线上先进典型的代表。1963年11月，省委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在全省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随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充分肯定下，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被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所鼓舞，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连续十几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各地党组织还发现和树立了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主要有曲沃县杨谈大队、汾阳县贾家庄大队、河曲县曲峪大队等，一些老的先进典型如平顺县西沟、羊井底、川底大队等继续保持先进，做出了新的成绩。这些典型在治山治水、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等方面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大力宣传和开展了学习雷锋、焦裕禄、欧阳海、王杰、麦贤德、刘英俊等先进人物的活动。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促进了全社会风气的好转，全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如1960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英模群体，以及闻喜县涑阳大队社员吴吉昌、大同矿务局矿工车三、临猗县好义生产大队饲养员王传河、应县臧寨大队臧仓、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合、霍县人民医院石兰峰等先进人物。学习先进人物活动的广泛开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公而忘私、乐于助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刻苦学习等美德成为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行为准则，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一代新风，全社会呈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风貌，这为战胜困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山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运动一开始，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进行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掀起狂热的“破四旧”运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力图稳定日趋混乱的局势，但未能奏效。在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1月12日，太原“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省市党政领导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二夺权”事件。从此，全省从省到地市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各部门均被夺权。之后，不同的派别之间，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许多地方的党政大权被夺来夺去。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停顿，全省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67年3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但并没有使混乱局势得到控制，全省仍然两派对立，武斗不断。山西的混乱局面，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69年7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旨在制止武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持续两年多的武斗被制止，混乱局面暂时得以控制，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苦撑危局，努力纠“左”，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山西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借晋剧《三上桃峰》对山西省委进行批判，使山西局势再度混乱，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进行全面整顿。山西省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相继开展了整顿工作。从3月开始，协同铁道部对太原铁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秩序。5 月，又根据中央钢铁工业会议精神，对太原钢铁公司进行整顿，使钢铁生产有所好转。铁路、钢铁工业的整顿，带动了其他工业的整顿，改变了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全省国民经济也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
1976年，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影响，山西局势再度陷入混乱。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顺应党和人民意愿，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正确认识和科学分析“文革”期间的历史，应当实事求是地区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作为一个时期全部历史的“文革”十年。十年间，除了进行“文革”以外，党和人民还进行了生产活动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山西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变，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原煤产量1976年比1965年增长了近一倍。
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山西省委及时对揭批“四人帮”斗争作了安排，在全省迅速掀起揭批清运动。到1978年，全省范围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基本结束。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罪行及其反动理论的基础上，查清了同“四人帮”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一些人和事，消除了“四人帮”长期散布的“左”倾思潮和流毒，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分清了是非。但是，清查工作是在“文革”未被否定、“左”的错误未被清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从清查开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清查工作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通过清查善终和核查“三种人”工作，纠正了在清查中发生的偏差。 结合揭批清运动，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全省开始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1977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中共山西省委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抓好企业整顿，重建生产系统，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对太行山和吕梁山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与此同时，中共山西省委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狠抓了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整顿。在教育方面，整顿和加强了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了教育工作领导岗位。1977年11月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恢复了在“文革”中废弃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1977年冬至1978年春，全省12所高校招生4985人，45所中专招生1.02万人。在科技方面，1978年4月，省委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精神，整顿恢复了科研机构，恢复了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等制度。
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开始了纠正“文革”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内容的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从1977年6月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到1987年6月，这项工作基本结束。
山西积极参与了全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5月以后，《山西日报》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6 月，中共吕梁地委宣传部率先召集部分理论宣传工作者积极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0 月13日至14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王谦在会上表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发扬，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抛弃。随后，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理论工作者也召开会议，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的29年，是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是深刻影响山西历史的29年。期间，虽然发生了1957年以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革”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但综观这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为当代山西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78年，山西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变；原有的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建国初期有了成倍、几十倍的增长。基于当时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程，已深深镌刻在山西历史发展进步的丰碑上。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老一辈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那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29年经验的基础上，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必将续写辉煌。只要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党和人民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不断谱写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