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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是困扰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难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必须冷静分析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缺陷，结合其在全国的重大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功能定位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全局，从完善产权制度、合理构建产业结构、增强人力资本、注重可持续发展、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探索建立符合西部民族地区实际的创新型资源开发机制，进而培育和增强区域内生发展能力，彻底打破“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 西部民族地区
产权制度 创新型资源开发机制
引言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带，有色金属矿、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达数十种之多，民族自然风光与旅游资源异常丰富，中藏药、生物医药产量在全国产量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然而，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给西部民族地区带来应有的富足，在开发初期采取以单一采掘和原材料开发为主的资源导向性战略，由此产生的产业单一、增长乏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消极影响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内生增长能力基本丧失， “资源沮咒”问题广泛存在。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① 。王春正认为，西部地区必须实事求是地制定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做大做强有资源优势的支柱产业，延长产业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区富集的矿产资源，着重发展规模化资源型加工业、旅游业等优势产业，并利用区位优势把扩大对外开放和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重视制度建设，注重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划，合理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秩序。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机制缺陷
（1）产权制度与补偿机制缺失。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行使所有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上，缺少清晰的边界，国务院作为国有自然资源所有者代表的地位模糊，产权如同虚置或被弱化，致使国家权益流失严重。其次，在自然资源定价制度方面存在缺陷，我国一部分自然资源的价格虽然已经放开，但是还有一些自然资源实行国家定价，价格缺乏弹性，脱离了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对资源价格的调整规则也不明晰，连贯性较差，随意性较大，缺乏资源定价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再次，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尚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济增长没有客观反映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最后，自然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由于缺乏产权界定，资源垄断经营型企业的收益权侵蚀国家收益权，国有产权收益流失现象普遍。
（2）产业结构及产业链不合理。第一，自然资源开发的产业链条缺失，采用高投入、高产出、“大干快上”的突进发展方式，造成川、黔、桂等民族地区森林资源及滇南热带雨林的滥伐与破坏，青海西部民族和内蒙古等部分草原毁草种粮、毁草挖药材，且当地矿产资源迅速枯竭；单一的掠夺式开采且无任何环保投入所造成的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因污染致病、致贫或返贫的人口则有增无减。第二，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合理，忽视了本区域的人口与劳动力、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项条件以及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盲目将投资重点放在第二产业，从而使民族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第三产业如边贸、农贸、旅游服务等行业难以得到发展。第三，在投资方面，第二产业的发展又往往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修造业作为投资重点，对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轻工业、能源（水电、地热发电）和交通运输的投入则相对薄弱。
（3）资源开发技术层次低下。首先，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低下，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系统与各子系统协调运行的过程中，中心是人的发展，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能与资源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重经济系统运行中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其次，文盲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很难通过教育宣传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再次，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使“孔雀东南飞”成为了我国人才流向的总趋势，由于人才缺乏与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自然资源开发的技术层次低下。最后，不注重创新和和科技研发，“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就是挤出创新活动，在自然资源开发中寻租活动能够比研究创新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科学研究的创新活动逐渐减少。
（4）生态修复与持续发展缺乏。首先，政府短期行为只追求GDP，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激励不足，环保成本过高且政府很难评估开发企业的生产状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程度，环境保护的赔偿机制脆弱。其次，西部民族地区采取传统的“竭泽而渔”式的突进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亟需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生产与环保、治污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最后，很多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由于渴望快速发展以实现生产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往往只注重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相对忽视对资源环境的科学保护，往往对环境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
（5）监督与管理机制有待改进。首先，利益共享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缺失，中央企业直接将资源的收入所得税上交财政收入，难以与资源所在地形成公开、公平、高效的多元竞争分享格局，由于资源开发经营权以及收益权受到限制，当地居民的利益很少。其次，管理部门间协调缺失，我国自然资源的维护、开发、利用采取的是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国土资源部既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又是资源企业的监管者，缺乏专门监督和评估资源开发绩效的部门。最后，西部民族地区自然形态恶劣，居民思想相对保守封闭，以致相当多的一部分民族地區依然保持着如游牧型、农耕型等生活生产方式，各种经济之间的联系相当微弱，风俗习惯和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降低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使得国家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监督管理更加困难。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机制创新
（1）完善产权制度与补偿机制。第一，转换定价主体，自然资源价格制度是产权制度与补偿机制建立的前提，加快资源交易市场建设，形成合理的、能够反映资源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短缺自然资源和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资源实行政府监管定价，使得自然资源的价格更能反映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和外部成本，实现自然资源开采使用的代际公平和合理补偿。第二，重视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确定自然资源权属对象，贯彻落实有偿使用制度和最严格的集约利用制度；强化产权保护的法律修编，明确利益相关方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第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西部民族地区付出资源成本和机会成本，但其他地区却享受了较多的生态环境效益，应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在资源市场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加付一定额度的自然资源补偿费用，以对传给下一代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加以补偿和保证。 （2）合理构建产业结构及产业链。首先，布局资源开发产业链，在资源富集区域大力布局下游加工产业项目，如稳步发展西藏中部地区铜铬产业，建设云南、贵州大型磷化工产业、推进青海柴达木、新疆鹽湖等资源综合开发，拓展钾肥及盐碱化工产业链，推进内蒙古包头稀土深加工产业，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创新，不断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其次，建立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将产业结构转移方向和投资的重点，转到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和环境保护效应的旅游服务及其相关行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作相应的调整，重点开发旅游服务相关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最后，调整资源开发顺序，先利用和开发本区域内非耗损、非污染型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例如西藏和青海、四川西部民族的自然景观—森林、草原、湖泊、雪山、珍稀动植物以及独特的文化资源如古迹、寺庙、文物、民族风土人情等，其次是能源资源以及森林、草场等可再生性植被资源，最后的利用层次是那些不可再生、有污染的自然资源，如煤、铁及其他矿物资源。
（3）提高资源开发层次。第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技能和环境意识的高素质劳动力是制定和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办学方法、办学形式、学制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可选择切合本地特点的新路，确保多种形式的教育形式迅速开展，分类型、分层次、分重点地安排培训，从而缓解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缺乏的局面。第二，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西部民族地区人才绝对总量与人才的相对分配结构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国家应制定合理的人才激励制度，对于自愿投身于西部民族地区建设的人才做好社会保险征缴，配偶在职工作安排，子女就学照顾等，引进并培养教育行政管理人才、教育产业经营人才。第三，注重创新与科技水平，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层次。在西部开发建设过程中，科技开发人才既是开发先锋，又始终是重中之重的紧缺人才。
（4）注重生态修复与持续发展。首先，尽快建立环保型技术创新政策。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大力研究太阳能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能源开发，对达到环保标准的产业予以一定的激励补偿，限制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发展，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再综合提高经济的效率。其次，对稀缺资源的利用加以严格的制度控制。控制资源的利用速度，要将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降低至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速度，严格地控制非国有企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勘探开发工作，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最后，民族地区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确定产业生态化发展导向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两项目标。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将经济运行中的产业活动纳入大生态系统中，运用现代生态化技术改造和重组经济结构，把产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影响置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总交换过程中。不仅达到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且要达到大生态系统中自然总供给能力与人类总需求水平的平衡，实现大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
（5）改进自然资源监督管理机制。第一，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在资源开发利用、资源监管、环境保护中的权责利关系、确立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各省国土资源厅、市（县）国土资源局是资源价格管理的具体机构，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进行日常监控和调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短缺资源和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资源价格进行管制。第二，完善资源利益共享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深化资源税改革，适度提高矿产资源上缴中央财政返还给西部民族地区的份额，探索形成当地民众以使用权入股的方式参与资源开发过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资源开发与保护项目中，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弥补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管理资源不足、辅助提高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在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互为补充、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参与机制。第三，完善监督机制，培育民间监督力量，加强对资源开发者的资质审查及其保护环境能力的评估，增强资源收益流量和存量的透明度，有效打击资源开发违法行为，健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考核制度。
①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J].中国经济报告，2008（1）
[1] 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经济学家，2005，6.
[2] 杜凯，周勤，蔡银寅.自然资源丰裕、环境管制失效与生态“诅咒”[J]经济地理2009（29）：290-297.
[3] 赵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与社会稳定的对策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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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贝贝.“资源诅咒”与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机制设计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5月.
[6] 皮尔斯，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张世秋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 利奥尼德·郝维茨，斯坦利·瑞德.经济机制设计[M].田国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8] Sachs， Warn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4）： 827-838.
[9] Mehlum，Moene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J].The Economic Journal，2006（116）.
资源诅咒 西部民族地区
产权制度 创新型资源开发机制
引言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带，有色金属矿、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达数十种之多，民族自然风光与旅游资源异常丰富，中藏药、生物医药产量在全国产量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然而，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给西部民族地区带来应有的富足，在开发初期采取以单一采掘和原材料开发为主的资源导向性战略，由此产生的产业单一、增长乏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消极影响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内生增长能力基本丧失， “资源沮咒”问题广泛存在。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① 。王春正认为，西部地区必须实事求是地制定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做大做强有资源优势的支柱产业，延长产业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区富集的矿产资源，着重发展规模化资源型加工业、旅游业等优势产业，并利用区位优势把扩大对外开放和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重视制度建设，注重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规划，合理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秩序。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机制缺陷
（1）产权制度与补偿机制缺失。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行使所有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上，缺少清晰的边界，国务院作为国有自然资源所有者代表的地位模糊，产权如同虚置或被弱化，致使国家权益流失严重。其次，在自然资源定价制度方面存在缺陷，我国一部分自然资源的价格虽然已经放开，但是还有一些自然资源实行国家定价，价格缺乏弹性，脱离了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对资源价格的调整规则也不明晰，连贯性较差，随意性较大，缺乏资源定价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再次，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尚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济增长没有客观反映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最后，自然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由于缺乏产权界定，资源垄断经营型企业的收益权侵蚀国家收益权，国有产权收益流失现象普遍。
（2）产业结构及产业链不合理。第一，自然资源开发的产业链条缺失，采用高投入、高产出、“大干快上”的突进发展方式，造成川、黔、桂等民族地区森林资源及滇南热带雨林的滥伐与破坏，青海西部民族和内蒙古等部分草原毁草种粮、毁草挖药材，且当地矿产资源迅速枯竭；单一的掠夺式开采且无任何环保投入所造成的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因污染致病、致贫或返贫的人口则有增无减。第二，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合理，忽视了本区域的人口与劳动力、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项条件以及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盲目将投资重点放在第二产业，从而使民族地区具有传统优势的第三产业如边贸、农贸、旅游服务等行业难以得到发展。第三，在投资方面，第二产业的发展又往往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修造业作为投资重点，对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的轻工业、能源（水电、地热发电）和交通运输的投入则相对薄弱。
（3）资源开发技术层次低下。首先，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低下，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系统与各子系统协调运行的过程中，中心是人的发展，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难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能与资源相匹配的人力资本，从而加重经济系统运行中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其次，文盲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力很难通过教育宣传建立环境保护意识。再次，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使“孔雀东南飞”成为了我国人才流向的总趋势，由于人才缺乏与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自然资源开发的技术层次低下。最后，不注重创新和和科技研发，“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就是挤出创新活动，在自然资源开发中寻租活动能够比研究创新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科学研究的创新活动逐渐减少。
（4）生态修复与持续发展缺乏。首先，政府短期行为只追求GDP，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激励不足，环保成本过高且政府很难评估开发企业的生产状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程度，环境保护的赔偿机制脆弱。其次，西部民族地区采取传统的“竭泽而渔”式的突进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亟需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生产与环保、治污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最后，很多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由于渴望快速发展以实现生产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往往只注重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相对忽视对资源环境的科学保护，往往对环境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
（5）监督与管理机制有待改进。首先，利益共享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缺失，中央企业直接将资源的收入所得税上交财政收入，难以与资源所在地形成公开、公平、高效的多元竞争分享格局，由于资源开发经营权以及收益权受到限制，当地居民的利益很少。其次，管理部门间协调缺失，我国自然资源的维护、开发、利用采取的是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国土资源部既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又是资源企业的监管者，缺乏专门监督和评估资源开发绩效的部门。最后，西部民族地区自然形态恶劣，居民思想相对保守封闭，以致相当多的一部分民族地區依然保持着如游牧型、农耕型等生活生产方式，各种经济之间的联系相当微弱，风俗习惯和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降低人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使得国家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监督管理更加困难。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机制创新
（1）完善产权制度与补偿机制。第一，转换定价主体，自然资源价格制度是产权制度与补偿机制建立的前提，加快资源交易市场建设，形成合理的、能够反映资源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短缺自然资源和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资源实行政府监管定价，使得自然资源的价格更能反映资源的使用者成本和外部成本，实现自然资源开采使用的代际公平和合理补偿。第二，重视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确定自然资源权属对象，贯彻落实有偿使用制度和最严格的集约利用制度；强化产权保护的法律修编，明确利益相关方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第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西部民族地区付出资源成本和机会成本，但其他地区却享受了较多的生态环境效益，应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在资源市场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加付一定额度的自然资源补偿费用，以对传给下一代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加以补偿和保证。 （2）合理构建产业结构及产业链。首先，布局资源开发产业链，在资源富集区域大力布局下游加工产业项目，如稳步发展西藏中部地区铜铬产业，建设云南、贵州大型磷化工产业、推进青海柴达木、新疆鹽湖等资源综合开发，拓展钾肥及盐碱化工产业链，推进内蒙古包头稀土深加工产业，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创新，不断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其次，建立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将产业结构转移方向和投资的重点，转到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和环境保护效应的旅游服务及其相关行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作相应的调整，重点开发旅游服务相关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最后，调整资源开发顺序，先利用和开发本区域内非耗损、非污染型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例如西藏和青海、四川西部民族的自然景观—森林、草原、湖泊、雪山、珍稀动植物以及独特的文化资源如古迹、寺庙、文物、民族风土人情等，其次是能源资源以及森林、草场等可再生性植被资源，最后的利用层次是那些不可再生、有污染的自然资源，如煤、铁及其他矿物资源。
（3）提高资源开发层次。第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技能和环境意识的高素质劳动力是制定和实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办学方法、办学形式、学制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可选择切合本地特点的新路，确保多种形式的教育形式迅速开展，分类型、分层次、分重点地安排培训，从而缓解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缺乏的局面。第二，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西部民族地区人才绝对总量与人才的相对分配结构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国家应制定合理的人才激励制度，对于自愿投身于西部民族地区建设的人才做好社会保险征缴，配偶在职工作安排，子女就学照顾等，引进并培养教育行政管理人才、教育产业经营人才。第三，注重创新与科技水平，提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层次。在西部开发建设过程中，科技开发人才既是开发先锋，又始终是重中之重的紧缺人才。
（4）注重生态修复与持续发展。首先，尽快建立环保型技术创新政策。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大力研究太阳能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能源开发，对达到环保标准的产业予以一定的激励补偿，限制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发展，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再综合提高经济的效率。其次，对稀缺资源的利用加以严格的制度控制。控制资源的利用速度，要将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降低至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速度，严格地控制非国有企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勘探开发工作，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最后，民族地区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确定产业生态化发展导向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两项目标。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将经济运行中的产业活动纳入大生态系统中，运用现代生态化技术改造和重组经济结构，把产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影响置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总交换过程中。不仅达到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且要达到大生态系统中自然总供给能力与人类总需求水平的平衡，实现大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
（5）改进自然资源监督管理机制。第一，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在资源开发利用、资源监管、环境保护中的权责利关系、确立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各省国土资源厅、市（县）国土资源局是资源价格管理的具体机构，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进行日常监控和调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短缺资源和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资源价格进行管制。第二，完善资源利益共享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深化资源税改革，适度提高矿产资源上缴中央财政返还给西部民族地区的份额，探索形成当地民众以使用权入股的方式参与资源开发过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资源开发与保护项目中，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弥补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管理资源不足、辅助提高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在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互为补充、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参与机制。第三，完善监督机制，培育民间监督力量，加强对资源开发者的资质审查及其保护环境能力的评估，增强资源收益流量和存量的透明度，有效打击资源开发违法行为，健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考核制度。
①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J].中国经济报告，2008（1）
[1] 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经济学家，2005，6.
[2] 杜凯，周勤，蔡银寅.自然资源丰裕、环境管制失效与生态“诅咒”[J]经济地理2009（29）：290-297.
[3] 赵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与社会稳定的对策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4] 齐义军，付桂军.“资源诅咒”效应及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J]经济学动态2012（4）：84-88.
[5] 唐贝贝.“资源诅咒”与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机制设计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5月.
[6] 皮尔斯，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张世秋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 利奥尼德·郝维茨，斯坦利·瑞德.经济机制设计[M].田国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8] Sachs， Warn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4）： 827-838.
[9] Mehlum，Moene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J].The Economic Journal，200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