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融资企业贷款规模不断攀升，呈周期性增长趋势。其中以3月、6月增速最快，分别达到了18704亿元、17802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上半年银行的放贷冲动，表明银行仍然是以“跑马圈地”、依赖高资本消耗的贷款业务为发展模式。而在下半年，大银行既要对基建项目进行融资，还要响应中央政策鼓励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而中小银行在大项目上抢不过大银行，小企业和小项目上却挣不到钱。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进入了“战略迷茫期”。
　　扩大的风险
　　伴随着还未散去的欧债危机，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不明朗，企业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银行似乎也不能“独善其身”。“经济是一切发展的源泉，金融起到的是互补、助推的作用，对于银行来说，没有一个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发展势必会受到制约，尤其是经济下滑的时候。”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鸿昌表示。
　　李鸿昌说，经济下行，企业遇到困境，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肯定会增加，这样无疑会加大银行的融资风险。这样的潜在风险在银行市场利率化改革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对银行的长期战略发展是不利的。
　　兴业银行一位内部人士称，民间借贷的传导风险让银行信贷越加小心。企业困难，贷不到钱，自然会求助于民间借贷。“但从现在的信贷管理手段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银行考察企业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现有的银行信贷征信咨询系统没有收录民间借贷收据，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率严重失实。银行从操作的角度没有出现问题，但企业靠民间借贷融入的资金出现了问题，商业银行同样会被拉入资金泥潭。每一家因民间借贷不能偿还而崩溃的企业，都会随机爆发一系列的银行不良贷款，这些不良贷款经过上述途径的转移或转换，有一部分又以新的面孔转移给尚未出现风险的企业。这种风险因子，向整个经济领域蔓延，让银行防不胜防。
　　另一方面的风险压力则来自于银行内部。上述人士列举说，当借款企业出现不良贷款征兆或已经出现风险的时候，由银行信贷人员“动员”其互保单位临时增加授信额度，对担保单位新发放一笔贷款，这家担保单位增加的贷款并没有投入到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替产生风险的企业归还了贷款，这样，就人为地把风险“摆平”了。在银行报表上没有出现这笔不良贷款。“而实际上风险并没有消除，而是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去了，客观上造成了另一家企业的成本上升，盈利水平下降，融资能力受限。
　　更进一步说，在经济金融环境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的形势下，上述担保企业一般来说也会慢慢滑向风险企业之列，而当它出现风险兆头后，相关银行也会如法炮制，使一家企业的风险向多家企业传导，把单个企业风险转变为区域风险，甚至这种风险跨越了行业界限，给其他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操作风险。“迫于上级绩效考核的压力，这也是基层银行信贷人员没有办法的‘办法’。”由此，有媒体爆出消息，兴业银行总行日前正在推行事业部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化解自身信贷风险，同时将内部员工的考核和利益再分配。在利率市场化等多重压力之下，事业部改革再度成为商业银行体制机制和组织架构创新的突破口。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一些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实例中，不难发现一些“新授信，背旧账”的问题。也就是说，向银行借款的新授信企业，必须答应承担一部分银行的现有不良资产，才能取得贷款授信。在当前部分企业资金缺乏，特别是在一些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情况下，被迫答应此项条件的为数不少。这部分交易没有体现在借贷合同中，而往往以口头协议来实现。这种办法直接减少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存量，降低了不良资产水平，虽然上下皆大欢喜，报表也比较好看，但高成本融资所带来的还款压力，可能使这些融资企业逐渐接近风险企业的边缘。
　　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多数受访的金融人士看来，银行经营困境的原因不在于经济下行，而是与银行体制有关系。国内银行经营的同质化以及竞争的不充分，银行“跟风”贷款，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商业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和有权势的民营企业，可以和行政领域的权力相结合获取更多的资源。而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利润实现的原因，自然要把热脸凑过去。
　　有消息称，洛阳市与中国银行河南分行签订协议，两年内，该行将为洛阳提供不低于63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支持，以保持当地经济实现稳增长。
　　对此，李鸿昌认为，政府垄断了经济中最主要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政府信用的保障。尽管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未来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远不足以还贷，但如果将其控制的资源如土地、垄断牌照等按照市价估值，地方政府仍是最大的净资产所有者，不但可以为银行贷款提供隐性担保，还可以提供显性担保。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希望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基本上不会起到什么实效性作用。对这样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好，如果对于有政府控股的城镇型银行，这种授信方式的压力表现得会更突出。”
　　而国内银行竞争不充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国内的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实现。由于现在国内的存贷款利率处于半控制状态，只要银行能将存款吸收进来、再通过贷款发放出去，就能够通过赚取利差将利润赚到手。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国内银行自然只关心贷款发出去的量有多少，或最多加强一点风险控制，却无法真正在差异化经营、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上下工夫。
　　“如果存贷款利率能够逐渐放开，就会缓解这一问题。”某股份制银行一位工作人员深谙其中的道理。
　　但目前来看，这一改革还没有实现的可能。河南省金融协会副会长张树忠表示，在我国的商业银行没有形成有序竞争，商业银行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的情况下，放开存贷款利差为时太早。我国的银行必须经历一次经济大的下调，如果在下调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好，这样才可以把存贷款利差交给银行自主决定。
　　“国有部门的强势、存贷款利率的管制是国内银行业陷入经营困境的根本原因，也应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长期目标。”
　　应对之策
　　对于之前从股改中获取红利、从稳定利差中赚取利润、在信贷天量投放中高歌猛进的银行业来说，随着经济周期、市场竞争、资本监管和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变化，当前已经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营环境，“黄金十年”或难以重现，如何应对复杂挑战已成当务之急。
　　受访的多数专业人士对银行的发展出路出招：要把握业务拓展和风险防范的平衡。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银行业务增速放缓的同时风险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银行业应该注重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比如目前发展较快的中西部地区、增长潜力比较大的县域地区等，另一方面，应该将风险防范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加强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风险防控，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张树忠坦言，加快金融创新和业务转型的速度是首要任务。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在价格竞争之外，对于产品和服务创新的要求将更为迫切，这些是增强客户黏性和在竞争中抢占先机所必需的。另一方面，监管趋严使业务经营转型迫在眉睫，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调整。
　　张树忠同时强调，要完善征信体系。建议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制订有关规定，明确要求将授信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纳入现行银行征信系统，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授信企业真实的资产负债率情况，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操作提供更加准确的财务依据。
　　对于上述普遍存在的企业内部风险转移的问题，李鸿昌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考察中应严格考察以集团名义统一资金调度然后又以集团下设的独立法人子公司相互担保套取银行授信的情况，密切关注贷款资金的流向和流量，防止资金流向关联企业，成为开立敞口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导致企业循环开票，扩大在各家银行的授信总额度。同时，也要密切关注一部分所谓的“优质客户”，利用各家商业银行争相为其授信的有利条件套取银行贷款，拆借给关联企业或其他企业提高利率，牟取非法利益。
　　而更多的企业主则呼吁，银行应把握商业运作和社会服务的平衡。商业银行可以在追求盈利的同时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强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发展中间业务时追求“质价相符”，同时通过改善服务态度，逐渐消除整个社会对于银行业的舆论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