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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雨森芳洲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他主张善邻、友好、平等的“诚信”外交，作为日朝外交的象征人物广为人知。江户时期的儒學发展可谓是中国儒学在日本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儒学在日本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是从藤原惺窝开始的。他的学统由松永尺五，经木下顺庵，传到了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人物。我们将以藤原惺窝的京学派学统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之影响。藤原惺窝的《四书五经倭训》为日本最早用朱子学观点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对日本近世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并且对日本与中国儒学文化的沟通搭起了桥梁。藤原惺窝的学风中可以窥视出他信奉朱子学的同时也收容了陆王学的即心即理心学。松永尺五的思想是继承藤原惺窝的学风，反对中世禅林以来儒学的影响，以过去呈朱学为中心，不排斥陆王学，学习神道的同时不排斥佛道，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的学说。木下顺庵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深受恩师松永迟五的学问影响的同时，深受中国朱舜水的影响，他的尊王扬夷思想和文治思想对当时日本社会影响巨大。雨森芳洲在学习生涯、外交生涯、教育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留下的痕迹，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学问是“以孔孟为标。程朱为准”。我们通过探讨从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京学派传承中国文化的影响，考察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儒学发展以及日本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儒学；雨森芳洲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2-0080-05
雨森芳洲（1668—1755）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他主张善邻、友好、平等的“诚信”外交，作为日朝外交的象征人物而广为人知。他熟悉中国和朝鲜的语言和文化，编写了日本的第一部朝鲜语教材，建立了朝鲜语学校，是江户时期稀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士，荻生徂徕也称他为“伟丈夫”。雨森芳洲师从朱子学派儒学者木下顺庵，他的一生深受儒学的影响。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由来已久，但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儒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可谓是中国儒学在日本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儒学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化，儒家思想逐渐被社会各阶层人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儒学地位的大大提高促使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儒学家。仅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有以藤原惺窝为首的朱子学派、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德川光圀的水户学派等九大派别[1]，其入门弟子更是多不胜数，其派别的儒学传承发展有所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江户儒学传承发展的影响。下面我们以从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师承，了解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家的影响。
儒学在日本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是从藤原惺窝开始。藤原惺窝是京学派的创始人。藤原惺窝主要活跃于京都，他的大多数弟子也在京都，所以把他们统称为京学派（惺窝派）。京学派学统由松永尺五，经木下顺庵，再传到了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人物。木下顺庵的木门乃继承惺窝学之正统者。雨森芳洲18岁开始投奔江户时期木下顺庵门下学习朱子学。在木下顺庵的影响下，雨森芳洲学习汉语足有50余年。这期间他博览中国群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藤原惺窝——松永尺五——木下顺庵——雨森芳洲，这一师承脉络中清晰地穿起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家的影响。在国内外，关于藤原惺窝、松永尺五、木下顺庵、雨森芳洲的研究较多，但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目前很难查到。尤其是中国文化对京学派学统的影响研究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本文将以雨森芳洲京学派学统为切入点，探讨从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京学派传承中中国文化的影响，考察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从而把握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的影响。
一、藤原惺窝与中国文化
藤原惺窝（1561—1619）是日本近世朱子学始祖，他在五山文学和朱熹、姜沆等朱子学以及林兆恩的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形成了惺窝泛学，在尊重京都古典保守学风的背景下，以对抗江户的意识中发展了融合包容和谐的儒教，即日本朱子学的一大山脉。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完成的《四书五经倭训》，为日本最早用朱子学观点来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对日本近世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并且对日本与中国儒学文化的沟通搭起了桥梁。藤原惺窝的学风中可以窥视出他信奉朱子学的同时也收容了陆王学的即心即理心学。他提倡朱陆折中学，他和心即理的知行合一有共鸣之处。能够充分体现他晚年思想的是《大学要略》。在《大学要略》中他引用了朱子、阳明的格物论，并且采纳了明朝“三教合一”的始祖林兆恩的格物说。他把林兆恩的“格”理解为离开，把它解释为“离开心里的物欲”。
藤原惺窝崇拜程朱学说、忠实于程朱学。他说：“宋儒之高明，诚吾道之日月也。”因而他和程朱一样主张“理”是最根本的，人性来自于天理、天道，天人是合一的，人性须以理为本。他主张调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他一方面尊信朱子，如说：“如朱夫子者继往圣，开来学，得道统之传者也”；另一方面又强调程朱陆王相同之处，他说：“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穷理，象山之易简，白沙之易圆，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可见，他既肯定了朱子学，也容纳和肯定了阳明学。藤原惺窝在《惺窝问答》中提到陈白沙的静园、王阳明的良知，阐释了两者说法似乎不一，但是归处相同。他与林罗山的书信往来中提到罗整庵的《困知记》、薛敬轩的《读书录》、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郑维岳的《四书知新日录》等，可知他广泛阅读了明朝心学书籍。可以得知藤原惺窝的思想不仅受朱子学的影响，而且深受明朝心学的影响。藤原惺窝对“诚”有如下解释：“诚，有真实无妄之注。仅真实二字，则何事亦有人之无伪之诚之心得，故添无妄二字。无妄，我心清明，则善恶邪正镜中见，心诚明也。《中庸》之‘自诚而明，自明而诚’有圣贤之差别，可合考。”（《假名性理》389页）显而易见，其来自朱熹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其所引用的“无妄”。 藤原惺窝代徳川家康写给安南国的信件中写道：“夫信者、吾人性中之固有、而感乎天地、贯乎金石、无以不通。”（《藤原惺窝集》（上册）125页）文中指出，“信”（信义）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和所有人相通。简单说明的话，作为人的本质，任何人生来就具备着所有的理（仁义礼智信），因此互相之间可以建立信赖关系。藤原惺窝平等的待人观是基于“理”的普遍性认识，充分表达了他对朱子学的忠实性。 藤原惺窝在学问上采取了对朱熹、王阳明和林兆恩诸说的综合和折中的方法，中国文化对他的学问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已经提出“诚”与“信”的观点，并这些观点与中国儒学中的“诚”与“信”有着呼应和契合之处。他的门人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有林罗山、那波活所、松永尺五、堀查庵，被称为“藤门四天王”，他们继承和发扬藤原惺窝的学问和思想，对德川幕府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松永尺五与中国文化
松永尺五（1592—1657）为“藤原门下四天王”之一。松永尺五从小跟藤原惺窝学习儒学，精通《四书》《五经》。18岁时向丰臣秀吉学习《大学》。松永尺五30岁时藤原惺窝向他家传《周易》《春秋》等7种深奥意义的学问，成为正统的后继者。他所修习的《周易》《河图洛书》《太极图》《尚书》《春秋》等中国先秦典籍，从知识难度来讲，绝对是难于论孟之儒书。而《周易》《河图洛书》《太极图说》则正是宋明理学的哲学基础和形而上源头[2]。松永尺五的弟子泷川昌乐编写的《尺五堂恭俭先生行状》中指出，松永尺五是当时少有的能够理解中国古典的人，他不仅懂得中国古典的通行书而且还懂得秘传书。而且41岁时读破《大藏经》，呈献给后水尾天皇《一切经拔萃大海一滴》一书，成为“古今稀有的人才”。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替他在京都堀川二条兴建“讲习堂”。在“讲习堂”复兴了向先师孔子行释菜之礼。
松永尺五的思想是继承藤原惺窝的学风，反对中世禅林以来儒学的影响，以过去呈朱学为中心，不排斥陆王学，学习神道的同时不排斥佛道，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的学说。松永尺五所主张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儒教“三纲五常”之伦理，贯穿于他践履儒者之“传道授业”的教书讲学的生命历程中。尤其是江户大批知识人都出自松永门下之史实而观之，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儒者形象，才是松永尺五的历史本色。他是为日本的儒学复兴、儒学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松永尺五思想的形成，既拜其师藤原惺窝的授业所赐，又受到南宋儒者陈淳（陈北溪）的深刻影响。从文献对接的角度而察之，松永尺五在《彝伦抄》中对“命、性、心、情、意、诚、敬”概念的阐释明显来自陈淳《北溪字义》的解释。下面举一“诚”概念的例子，松永尺五解释道：“诚，真实无妄。从天地自然之理中出谓之诚。知诚之一字，而叫忠之一字。忠乃人之功夫上而言。天地之诚，夏热、冬冷，天道之誠。”（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窝·林罗山》310页）陈淳的阐释是：“诚字与忠信字相近，须有分别。诚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说。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增两字， 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诚字本就天道论，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只是一个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北溪字义》卷上 27页）文中可见对“诚”的解释，松永尺五与陈淳有着契合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松永尺五传承藤原惺窝的学问，站在了朱子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延长线上。松永尺五是当时难得的一位能够读懂中国古文的人物，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物。他拥有木下顺庵、贝原益轩等5 000多弟子，他的儒学思想通过弟子传播到了日本各地。
三、木下顺庵与中国文化
木下顺庵（1621—1699）是江户时代前期的朱子学派儒学者，是松永尺五的得力弟子之一。他钻研朱子学，他主张朱子学的道德实践（居敬）和学问追求，一生淡泊名利，这一点如同他的恩师松永尺五。他自幼便受中国文化熏陶，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的文章，他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木下顺庵与德川光圀关系亲密，也与受到德川光圀的尊敬和厚遇的朱舜水（1600—1682，浙江余姚人）有着较深的交流。朱舜水的朱子学和尊王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道：“在日本，前后十几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说自遣唐留学以后，与中国文化真正接触，就是这一回。把朱子学由中国传到日本，就是靠他。”[3]以及“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是在舜水”[4] 。
日本朱子学派是德川时代的官方哲学。在该学派中，直接受业于朱舜水者主要有两人：一位是木下顺庵，另一位是山鹿素行 （1622—1685）。木下顺庵受朱舜水影响很大。日本江户时期的实学主义、正名论、文武不岐论都受木下顺庵的影响。他帮徳川光圀编撰《大日本史》，书中强调了尊王扬夷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日本兴起了尊王扬夷思想，打倒幕府，开辟了明治维新新时代的原动力。木下顺庵的后半生讴歌了德川幕府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他为文治振兴奉献了一生。他的思想深受恩师松永尺五的影响，他在松永尺五门下学习了20年。他对恩师的教习做了如下评价：“尺五的弟子与朋友们，以老师尺五为中心，游览山水自然风光，应景赋诗，是因为他们可从中获得自己心中的天理道理，这又与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所讲的“吾与点也”意思相同。意即，游山玩水并非单纯是为了享乐，而是因为通过云游可以寻得心中的理，才如此为之。同样道理，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因为通过专心酝酿诗文，可从字里行间发现自己心中的道理，只要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作诗就能成为一件益事。这就是尺五传授给顺庵的学问（朱子学）的极致”[5]42。文中提到松永尺五经常带木下顺庵等弟子云游又作诗陶冶情操，这与孔子携弟子云游，教弟子淡看仕途的教育法不谋而合。
关于木下顺庵的学问，弟子室鸠巢写道：“其学之博，天下之书无所不读，古今之言无所不记。至若天文历数、礼乐名器、尔雅训诂之说、职方人物之志，世之学者，苟得其一，犹可以见异。而先生乃俱收并蓄，以待天下之用，无所遗漏。 ”（《锦里文集》卷十九所收“祭恭靖先生文”）可见，室鸠巢对治学以待天下之用的木下顺庵的博学作了高度的评价。木下顺庵离开人世一百年之后，京都的儒学者长野丰山（1783—1837）在他的著作《松下快谈》（卷之四）中提到木下顺庵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德高望重之人，他培养了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名弟子数人，这方面可以与培养70余名出众弟子的孔子有相提并论之处 [5]12。 综上所述，木下顺庵从小喜欢中国文化，他深受朱舜水影响，并且深受他的恩师松永迟五的学问影响，他的尊王扬夷思想和文治思想对当时日本社会影响巨大。他培养出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高徒众多，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德高望重的人物。
四、雨森芳洲与中国文化
雨森芳洲的父亲是医生，他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接触汉文。9岁时雨森芳洲做过汉诗“寒到夜前雪/冻民安免愁/我齐犹可喜/穿得好衣游”。他很喜欢中国的诗，79岁时他引用杜甫和白乐天的诗把儿时的诗改为“寒到夜前雪/饿百姓何居/我等还有乐/著好衣物游”[5]121-122。雨森芳洲12岁时，在京都师从高森学医，但有一天听到高森讲的苏东坡的 “学书费纸，学医费人”，便放弃了学医的念头，选择了儒学的路。可见，他选择儒学的人生路上，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雨森芳洲18岁时投奔江户木下顺庵门下学习朱子学。木下顺庵的木门乃继承藤原惺窝学之正统者。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5人被称为“木门五先生”，木下顺庵称雨森芳洲将成为“后进领袖”（《停云集》）。木下顺庵和朱舜水在学问上有深交。受恩师木下顺庵的推荐，1692年和1696年相继两次到长崎学习汉语。他从26岁开始跟白足惠严和上野玄贞（又称国思靖）学习汉语。国思靖是黄檗宗派学者，他对雨森芳洲的学问和思想方面影响很大。他学习汉语足有50多年，这期间他博览中国群書，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在那个时代，雨森芳洲都学习了哪些方面的知识？木下顺庵是朱子学者，作为他的学生，雨森芳洲学的也一定是朱子学。雨森芳洲在随笔《橘窗茶话》（1747）中提到的雨森芳洲十四五岁时读过的书目中，一本是明朝的朱子学者丘琼山（名濬）写下的《朱子学的》。这本著作可谓朱子学的入门及解说书，这对他的学问起了很大的作用。芳洲在晚年回答学子们关于学问的问题时，曾作如下回答：“学业有三等，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经学者何，十三经是也。近世专以新注为主。该贯淹通，无不浃洽。若夫古注，祗备检阅，不消诵习。史学者何？念一史是也。司马温公有资治通鉴，子朱子有通鉴纲目，篡要钩玄，纲立纪张，治乱存亡之理，礼乐刑政之效了然如指诸掌。可以资致知格物之功。方其年富力裕之时，读之既熟，记之又精。至其续余，姑待晚节，慢尔收拾，胡为乎不可。文学者何？据经徵史，著诸话言之谓也。经史既明，子集继之，于是乎，学者之能事毕矣。其他杂书，不过是涉猎而已。唯左国史汉，不容于不读焉。诗者余事，再亦不可以不工。宽延四年，岁在辛未，端午后四日，芳洲八十四岁记。” [5]255
上文的叙述中可见雨森芳洲所概括的学问内容。他所主张学习的经学、史学、文学是息息相关的学问，而且所有必学的学问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他的学生问他应该读什么书，他的回答如说：“子欲为掌故文字耶。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左国史汉、通鉴、李杜诗集、韩苏文集。其他蒙求、书言故事、事类、捷录成语考。平生把玩如此足矣。如朱明王李等家集读也可。不读也可。”[6]369“掌故文字”是指“旧礼和学问”。晚年的雨森芳洲认为，真正的学问，应该是研究如何做人（学问即学做人），因此觉得只需通读一本《论语》即可，从这一点来看，对芳洲来说各种学问确实算是“掌故文字”了。在此，我们再次了解到《论语》等中国的书籍对雨森芳洲的影响力。
雨森芳洲总结30年的外交经验，撰写的外交指南《交邻提醒》（1728）对日朝外交具有很大意义。他在《交邻提醒》中提到所谓“诚信”就是以“真心实意”的交际。正如朱熹云：“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在雨森芳洲的建议下，1727年在对马岛成立了朝鲜语学校“韩语词”。雨森芳洲规定的书目中有《四书》《五经》《十八史略》《小学》《近思录》等书籍，让学生了解邻国的文化。雨森芳洲不仅自己学习了中国的群书，而且呼吁他的弟子们阅读中国书籍，了解中国文化。雨森芳洲在随笔《橘窗茶话》中提道：“读大学立入之门。读孔孟触类旁通晓天下之故。读中庸识透根底知道之大原出于天。只此四书勾矣。” [6]374 强调了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重要性。雨森芳洲在《橘窗茶话》中又提到“学者所以学为人也” [6]351。雨森芳洲认为学问的目的并不在于字句的解释，在于人格的修养。在孔子思想中，“学”不仅是学习，“学”这个概念在孔子本身还意味着“教育”的意义，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雨森芳洲还提到“以孔孟为标、程朱为准。（中略）天下有二。曰才、曰德”[6]371。可见，他的学问里处处渗透着中国儒教思想中所提倡的学习与品德要兼顾的思想。雨森芳洲的学习生涯、外交生涯及教育生涯中，随处可见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遍览中国群书，他的学问和思想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五、结语
本文以雨森芳洲师承为切入点，分析了藤原惺窝的京学派传承以及中国文化对其传承中的影响。京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在学问上采取了对朱熹、王阳明和林兆恩诸说的综合和折中的方法；松永尺五受其恩师藤原惺窝的影响的同时，受朱熹及其弟子陈北溪等学者的影响很大；木下顺庵深受松永尺五和朱舜水影响，他的学问和思想对日本影响之大；雨森芳洲的学习生涯、外交生涯、教育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留下的痕迹，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学问是“以孔孟为标。程朱为准”。总之，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京学派学统的学问与思想均受中国文化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儒学发展以及日本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吴雨平. 儒学的日本化与江户汉诗[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15.
[2] 王明兵. 松永尺五伦理思想之形成及其儒教实践[J].外国问题研究，2016，（3）：22.
[3]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72.
[4]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中国书店，1985：82.
[5] [日]竹内弘行，上野日出刀.丛书 日本的思想家⑦ 木下顺庵·雨森芳洲[M]. 东京：株式会社明徳出版社，1991.
[6] 日本随笔大成编辑部. 橘窗茶话 日本随笔大成第二期（第7卷）[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94.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儒学；雨森芳洲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2-0080-05
雨森芳洲（1668—1755）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他主张善邻、友好、平等的“诚信”外交，作为日朝外交的象征人物而广为人知。他熟悉中国和朝鲜的语言和文化，编写了日本的第一部朝鲜语教材，建立了朝鲜语学校，是江户时期稀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士，荻生徂徕也称他为“伟丈夫”。雨森芳洲师从朱子学派儒学者木下顺庵，他的一生深受儒学的影响。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由来已久，但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儒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可谓是中国儒学在日本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儒学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化，儒家思想逐渐被社会各阶层人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儒学地位的大大提高促使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儒学家。仅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有以藤原惺窝为首的朱子学派、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德川光圀的水户学派等九大派别[1]，其入门弟子更是多不胜数，其派别的儒学传承发展有所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江户儒学传承发展的影响。下面我们以从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师承，了解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家的影响。
儒学在日本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是从藤原惺窝开始。藤原惺窝是京学派的创始人。藤原惺窝主要活跃于京都，他的大多数弟子也在京都，所以把他们统称为京学派（惺窝派）。京学派学统由松永尺五，经木下顺庵，再传到了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人物。木下顺庵的木门乃继承惺窝学之正统者。雨森芳洲18岁开始投奔江户时期木下顺庵门下学习朱子学。在木下顺庵的影响下，雨森芳洲学习汉语足有50余年。这期间他博览中国群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藤原惺窝——松永尺五——木下顺庵——雨森芳洲，这一师承脉络中清晰地穿起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家的影响。在国内外，关于藤原惺窝、松永尺五、木下顺庵、雨森芳洲的研究较多，但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目前很难查到。尤其是中国文化对京学派学统的影响研究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本文将以雨森芳洲京学派学统为切入点，探讨从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京学派传承中中国文化的影响，考察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从而把握中国文化对日本儒学的影响。
一、藤原惺窝与中国文化
藤原惺窝（1561—1619）是日本近世朱子学始祖，他在五山文学和朱熹、姜沆等朱子学以及林兆恩的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形成了惺窝泛学，在尊重京都古典保守学风的背景下，以对抗江户的意识中发展了融合包容和谐的儒教，即日本朱子学的一大山脉。藤原惺窝在姜沆的协助下完成的《四书五经倭训》，为日本最早用朱子学观点来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对日本近世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并且对日本与中国儒学文化的沟通搭起了桥梁。藤原惺窝的学风中可以窥视出他信奉朱子学的同时也收容了陆王学的即心即理心学。他提倡朱陆折中学，他和心即理的知行合一有共鸣之处。能够充分体现他晚年思想的是《大学要略》。在《大学要略》中他引用了朱子、阳明的格物论，并且采纳了明朝“三教合一”的始祖林兆恩的格物说。他把林兆恩的“格”理解为离开，把它解释为“离开心里的物欲”。
藤原惺窝崇拜程朱学说、忠实于程朱学。他说：“宋儒之高明，诚吾道之日月也。”因而他和程朱一样主张“理”是最根本的，人性来自于天理、天道，天人是合一的，人性须以理为本。他主张调和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他一方面尊信朱子，如说：“如朱夫子者继往圣，开来学，得道统之传者也”；另一方面又强调程朱陆王相同之处，他说：“周子之主静，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穷理，象山之易简，白沙之易圆，阳明之良知，其言似异，而入处不别”。可见，他既肯定了朱子学，也容纳和肯定了阳明学。藤原惺窝在《惺窝问答》中提到陈白沙的静园、王阳明的良知，阐释了两者说法似乎不一，但是归处相同。他与林罗山的书信往来中提到罗整庵的《困知记》、薛敬轩的《读书录》、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郑维岳的《四书知新日录》等，可知他广泛阅读了明朝心学书籍。可以得知藤原惺窝的思想不仅受朱子学的影响，而且深受明朝心学的影响。藤原惺窝对“诚”有如下解释：“诚，有真实无妄之注。仅真实二字，则何事亦有人之无伪之诚之心得，故添无妄二字。无妄，我心清明，则善恶邪正镜中见，心诚明也。《中庸》之‘自诚而明，自明而诚’有圣贤之差别，可合考。”（《假名性理》389页）显而易见，其来自朱熹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其所引用的“无妄”。 藤原惺窝代徳川家康写给安南国的信件中写道：“夫信者、吾人性中之固有、而感乎天地、贯乎金石、无以不通。”（《藤原惺窝集》（上册）125页）文中指出，“信”（信义）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和所有人相通。简单说明的话，作为人的本质，任何人生来就具备着所有的理（仁义礼智信），因此互相之间可以建立信赖关系。藤原惺窝平等的待人观是基于“理”的普遍性认识，充分表达了他对朱子学的忠实性。 藤原惺窝在学问上采取了对朱熹、王阳明和林兆恩诸说的综合和折中的方法，中国文化对他的学问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已经提出“诚”与“信”的观点，并这些观点与中国儒学中的“诚”与“信”有着呼应和契合之处。他的门人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有林罗山、那波活所、松永尺五、堀查庵，被称为“藤门四天王”，他们继承和发扬藤原惺窝的学问和思想，对德川幕府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松永尺五与中国文化
松永尺五（1592—1657）为“藤原门下四天王”之一。松永尺五从小跟藤原惺窝学习儒学，精通《四书》《五经》。18岁时向丰臣秀吉学习《大学》。松永尺五30岁时藤原惺窝向他家传《周易》《春秋》等7种深奥意义的学问，成为正统的后继者。他所修习的《周易》《河图洛书》《太极图》《尚书》《春秋》等中国先秦典籍，从知识难度来讲，绝对是难于论孟之儒书。而《周易》《河图洛书》《太极图说》则正是宋明理学的哲学基础和形而上源头[2]。松永尺五的弟子泷川昌乐编写的《尺五堂恭俭先生行状》中指出，松永尺五是当时少有的能够理解中国古典的人，他不仅懂得中国古典的通行书而且还懂得秘传书。而且41岁时读破《大藏经》，呈献给后水尾天皇《一切经拔萃大海一滴》一书，成为“古今稀有的人才”。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替他在京都堀川二条兴建“讲习堂”。在“讲习堂”复兴了向先师孔子行释菜之礼。
松永尺五的思想是继承藤原惺窝的学风，反对中世禅林以来儒学的影响，以过去呈朱学为中心，不排斥陆王学，学习神道的同时不排斥佛道，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的学说。松永尺五所主张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与儒教“三纲五常”之伦理，贯穿于他践履儒者之“传道授业”的教书讲学的生命历程中。尤其是江户大批知识人都出自松永门下之史实而观之，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儒者形象，才是松永尺五的历史本色。他是为日本的儒学复兴、儒学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松永尺五思想的形成，既拜其师藤原惺窝的授业所赐，又受到南宋儒者陈淳（陈北溪）的深刻影响。从文献对接的角度而察之，松永尺五在《彝伦抄》中对“命、性、心、情、意、诚、敬”概念的阐释明显来自陈淳《北溪字义》的解释。下面举一“诚”概念的例子，松永尺五解释道：“诚，真实无妄。从天地自然之理中出谓之诚。知诚之一字，而叫忠之一字。忠乃人之功夫上而言。天地之诚，夏热、冬冷，天道之誠。”（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窝·林罗山》310页）陈淳的阐释是：“诚字与忠信字相近，须有分别。诚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说。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增两字， 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诚字本就天道论，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只是一个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北溪字义》卷上 27页）文中可见对“诚”的解释，松永尺五与陈淳有着契合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松永尺五传承藤原惺窝的学问，站在了朱子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延长线上。松永尺五是当时难得的一位能够读懂中国古文的人物，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物。他拥有木下顺庵、贝原益轩等5 000多弟子，他的儒学思想通过弟子传播到了日本各地。
三、木下顺庵与中国文化
木下顺庵（1621—1699）是江户时代前期的朱子学派儒学者，是松永尺五的得力弟子之一。他钻研朱子学，他主张朱子学的道德实践（居敬）和学问追求，一生淡泊名利，这一点如同他的恩师松永尺五。他自幼便受中国文化熏陶，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的文章，他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木下顺庵与德川光圀关系亲密，也与受到德川光圀的尊敬和厚遇的朱舜水（1600—1682，浙江余姚人）有着较深的交流。朱舜水的朱子学和尊王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道：“在日本，前后十几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说自遣唐留学以后，与中国文化真正接触，就是这一回。把朱子学由中国传到日本，就是靠他。”[3]以及“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是在舜水”[4] 。
日本朱子学派是德川时代的官方哲学。在该学派中，直接受业于朱舜水者主要有两人：一位是木下顺庵，另一位是山鹿素行 （1622—1685）。木下顺庵受朱舜水影响很大。日本江户时期的实学主义、正名论、文武不岐论都受木下顺庵的影响。他帮徳川光圀编撰《大日本史》，书中强调了尊王扬夷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日本兴起了尊王扬夷思想，打倒幕府，开辟了明治维新新时代的原动力。木下顺庵的后半生讴歌了德川幕府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他为文治振兴奉献了一生。他的思想深受恩师松永尺五的影响，他在松永尺五门下学习了20年。他对恩师的教习做了如下评价：“尺五的弟子与朋友们，以老师尺五为中心，游览山水自然风光，应景赋诗，是因为他们可从中获得自己心中的天理道理，这又与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所讲的“吾与点也”意思相同。意即，游山玩水并非单纯是为了享乐，而是因为通过云游可以寻得心中的理，才如此为之。同样道理，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因为通过专心酝酿诗文，可从字里行间发现自己心中的道理，只要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作诗就能成为一件益事。这就是尺五传授给顺庵的学问（朱子学）的极致”[5]42。文中提到松永尺五经常带木下顺庵等弟子云游又作诗陶冶情操，这与孔子携弟子云游，教弟子淡看仕途的教育法不谋而合。
关于木下顺庵的学问，弟子室鸠巢写道：“其学之博，天下之书无所不读，古今之言无所不记。至若天文历数、礼乐名器、尔雅训诂之说、职方人物之志，世之学者，苟得其一，犹可以见异。而先生乃俱收并蓄，以待天下之用，无所遗漏。 ”（《锦里文集》卷十九所收“祭恭靖先生文”）可见，室鸠巢对治学以待天下之用的木下顺庵的博学作了高度的评价。木下顺庵离开人世一百年之后，京都的儒学者长野丰山（1783—1837）在他的著作《松下快谈》（卷之四）中提到木下顺庵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德高望重之人，他培养了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名弟子数人，这方面可以与培养70余名出众弟子的孔子有相提并论之处 [5]12。 综上所述，木下顺庵从小喜欢中国文化，他深受朱舜水影响，并且深受他的恩师松永迟五的学问影响，他的尊王扬夷思想和文治思想对当时日本社会影响巨大。他培养出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高徒众多，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德高望重的人物。
四、雨森芳洲与中国文化
雨森芳洲的父亲是医生，他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接触汉文。9岁时雨森芳洲做过汉诗“寒到夜前雪/冻民安免愁/我齐犹可喜/穿得好衣游”。他很喜欢中国的诗，79岁时他引用杜甫和白乐天的诗把儿时的诗改为“寒到夜前雪/饿百姓何居/我等还有乐/著好衣物游”[5]121-122。雨森芳洲12岁时，在京都师从高森学医，但有一天听到高森讲的苏东坡的 “学书费纸，学医费人”，便放弃了学医的念头，选择了儒学的路。可见，他选择儒学的人生路上，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雨森芳洲18岁时投奔江户木下顺庵门下学习朱子学。木下顺庵的木门乃继承藤原惺窝学之正统者。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5人被称为“木门五先生”，木下顺庵称雨森芳洲将成为“后进领袖”（《停云集》）。木下顺庵和朱舜水在学问上有深交。受恩师木下顺庵的推荐，1692年和1696年相继两次到长崎学习汉语。他从26岁开始跟白足惠严和上野玄贞（又称国思靖）学习汉语。国思靖是黄檗宗派学者，他对雨森芳洲的学问和思想方面影响很大。他学习汉语足有50多年，这期间他博览中国群書，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在那个时代，雨森芳洲都学习了哪些方面的知识？木下顺庵是朱子学者，作为他的学生，雨森芳洲学的也一定是朱子学。雨森芳洲在随笔《橘窗茶话》（1747）中提到的雨森芳洲十四五岁时读过的书目中，一本是明朝的朱子学者丘琼山（名濬）写下的《朱子学的》。这本著作可谓朱子学的入门及解说书，这对他的学问起了很大的作用。芳洲在晚年回答学子们关于学问的问题时，曾作如下回答：“学业有三等，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经学者何，十三经是也。近世专以新注为主。该贯淹通，无不浃洽。若夫古注，祗备检阅，不消诵习。史学者何？念一史是也。司马温公有资治通鉴，子朱子有通鉴纲目，篡要钩玄，纲立纪张，治乱存亡之理，礼乐刑政之效了然如指诸掌。可以资致知格物之功。方其年富力裕之时，读之既熟，记之又精。至其续余，姑待晚节，慢尔收拾，胡为乎不可。文学者何？据经徵史，著诸话言之谓也。经史既明，子集继之，于是乎，学者之能事毕矣。其他杂书，不过是涉猎而已。唯左国史汉，不容于不读焉。诗者余事，再亦不可以不工。宽延四年，岁在辛未，端午后四日，芳洲八十四岁记。” [5]255
上文的叙述中可见雨森芳洲所概括的学问内容。他所主张学习的经学、史学、文学是息息相关的学问，而且所有必学的学问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他的学生问他应该读什么书，他的回答如说：“子欲为掌故文字耶。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左国史汉、通鉴、李杜诗集、韩苏文集。其他蒙求、书言故事、事类、捷录成语考。平生把玩如此足矣。如朱明王李等家集读也可。不读也可。”[6]369“掌故文字”是指“旧礼和学问”。晚年的雨森芳洲认为，真正的学问，应该是研究如何做人（学问即学做人），因此觉得只需通读一本《论语》即可，从这一点来看，对芳洲来说各种学问确实算是“掌故文字”了。在此，我们再次了解到《论语》等中国的书籍对雨森芳洲的影响力。
雨森芳洲总结30年的外交经验，撰写的外交指南《交邻提醒》（1728）对日朝外交具有很大意义。他在《交邻提醒》中提到所谓“诚信”就是以“真心实意”的交际。正如朱熹云：“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在雨森芳洲的建议下，1727年在对马岛成立了朝鲜语学校“韩语词”。雨森芳洲规定的书目中有《四书》《五经》《十八史略》《小学》《近思录》等书籍，让学生了解邻国的文化。雨森芳洲不仅自己学习了中国的群书，而且呼吁他的弟子们阅读中国书籍，了解中国文化。雨森芳洲在随笔《橘窗茶话》中提道：“读大学立入之门。读孔孟触类旁通晓天下之故。读中庸识透根底知道之大原出于天。只此四书勾矣。” [6]374 强调了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重要性。雨森芳洲在《橘窗茶话》中又提到“学者所以学为人也” [6]351。雨森芳洲认为学问的目的并不在于字句的解释，在于人格的修养。在孔子思想中，“学”不仅是学习，“学”这个概念在孔子本身还意味着“教育”的意义，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雨森芳洲还提到“以孔孟为标、程朱为准。（中略）天下有二。曰才、曰德”[6]371。可见，他的学问里处处渗透着中国儒教思想中所提倡的学习与品德要兼顾的思想。雨森芳洲的学习生涯、外交生涯及教育生涯中，随处可见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遍览中国群书，他的学问和思想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五、结语
本文以雨森芳洲师承为切入点，分析了藤原惺窝的京学派传承以及中国文化对其传承中的影响。京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在学问上采取了对朱熹、王阳明和林兆恩诸说的综合和折中的方法；松永尺五受其恩师藤原惺窝的影响的同时，受朱熹及其弟子陈北溪等学者的影响很大；木下顺庵深受松永尺五和朱舜水影响，他的学问和思想对日本影响之大；雨森芳洲的学习生涯、外交生涯、教育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留下的痕迹，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学问是“以孔孟为标。程朱为准”。总之，藤原惺窝到雨森芳洲的京学派学统的学问与思想均受中国文化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儒学发展以及日本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吴雨平. 儒学的日本化与江户汉诗[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15.
[2] 王明兵. 松永尺五伦理思想之形成及其儒教实践[J].外国问题研究，2016，（3）：22.
[3]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72.
[4]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中国书店，1985：82.
[5] [日]竹内弘行，上野日出刀.丛书 日本的思想家⑦ 木下顺庵·雨森芳洲[M]. 东京：株式会社明徳出版社，1991.
[6] 日本随笔大成编辑部. 橘窗茶话 日本随笔大成第二期（第7卷）[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