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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孟頫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大家，也是复古主义运动的领袖。元初书坛上承了南宋的不正之风，一味强调意趣和精神的极度放纵。赵孟頫力图扭转时弊，推尊“二王”，回归古法，提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著名论断。
关键词：赵孟頫；用笔；结体；千古不易；复古
一、“用笔千古不易”的提出
（一）赵孟頫所处的时代背景
1927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偏安南宋最终灭亡，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与此同时，元初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这种持续了千年“学仕而优”的儒学精神支柱坍塌了，无论在朝在野，文人知识分子均无法施展才干，实现抱负，元代文人倍感失落，却又无力反抗统治者的武力威逼。在这种内外的双重压迫之下，文人士大夫普遍陷入一种痛苦郁愤中。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痛苦，失意文人寄情于文学艺术，从过去灿烂辉煌的汉文化中，寻找一种民族的自信与骄傲，这便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藝术的发展，故而使得文化艺术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
（二）元初书法艺术的发展状况
书法艺术，在走过的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后，到了南宋，“尚意”书风便走到了纵情随意的极端。书坛上普遍笼罩着苏、黄、米前贤书风，缺乏个性、生气，因此纷纷仿效“尚意”书风的书家体势从时风渐转化为流弊。与此同时，一味强调意趣和精神层面的极度放纵，书法应有的法度也越加丧失。直至元朝初期，僵化的书风已积重难返，故变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赵孟頫与一批有识之士顺势而发，从前人的规矩中去求根砥，力图改变南宋后期以来日益空虚单薄的颓废书风。“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赵孟頫认为学书应学习晋唐古法，事物的变革都应从前人的基础上寻求启示，故扭转元初不正书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学习古人，而魏晋书法最为历代书家所推崇，因此元代欲摆脱其时“尚意”书风的笼罩，便应回归古法，学习魏晋前贤。一度被人们疏远与遗忘的晋唐法度便重新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审美感受。于是，回归晋唐严谨、平正之风便自然地成为发展的新趋向，这也是书法发展延续中的必归之路。赵孟頫从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中提出了“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大举复古主义，标榜学书“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他高置魏晋书风，以为标格，力追晋人风神萧散之精神并极重晋唐法度，要求在追求书法的个性时，不忘古法。
二、“用笔千古不易”的内涵
“用笔千古不易”最初渊源于笔法传授之说，《法书要录》：“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张彦远此记表明笔法从汉至唐是一脉单传，不断传承下来的。
（一）“用笔千古不易”中“用笔”的含义
“用笔”二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笔”，首先包括执笔和书写字的点画；其次，也指运笔，即书写点画时笔的运动规律；另外还指对毛笔本身的自然特性的理解，掌握及发挥。总的而言，“用笔千古不易”中的用笔还是侧重于指字的点画和对点画的书写方法。沙孟海《论书丛稿》则把用笔分为“执笔”和“用笔”。
古人皆以为“书法以用笔为上”，赵孟頫也极重用笔，“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魏晋时钟繇认为用笔是书法之关键：“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强调了书法用笔的重要性与书法美学的特征，而书法的美感即建立于笔的运动之中，书法用笔的方法是隐秘的，须要长期的探究始能悟通，而一旦形诸笔墨，则表现在书法的美感之中，故说用笔似天而流美似地，天定而地成，用笔精而流美现，因而用笔与流美是互为表里的。
明朝书学家解缙《春雨杂叙·书学详说》云：“今书之美自钟、王，其功在执笔用笔。”“钟王”书之美绝，并非仅仅由笔法精致所能臻极，因此解缙所言的“用笔”，同样是指笔法、笔势、笔意。
到了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云：“临池之法，不外结体用笔，结体之功在学力，而用笔之妙关性灵。苟非多阅古书，多临古帖，融汇于胸次，未易指挥如意也。”这里“用笔之妙关性灵”，一方面强调了学问，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极其强调了天赋的重要性。因此，其用笔包括学养、胸次、个性、情感等内容。
（二）“用笔”与“结体”
《兰亭十三跋》：“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赵孟頫看来，古人的用笔之意，宜于学习揣摩及仔细体味中求得，而书法之体势则应顺乎个人的情志，力求表现不同的面目。“书法以用笔为工，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从结体和用笔两方面来要求创新与继承的结合，天资与学养的兼备，认为结体字势源乎时代风尚和作者的才情资质，故因人因时而不同，但是写字的笔法是永久不变的，因而可以通过规模古人而得。
包世臣《艺舟双辑》：“结字本於用笔，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则结字自然奇纵，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说也，若以端若引绳为深於章法，此则史匠之能事耳。”包世臣同样认为用笔与结字不能分开而论，“结字本於用笔”，用笔与结字是不可分的。
（三）“用笔千古不易”之“易”与“不易”
1.用笔千古之“易”
“用笔千古不易”并不是说用笔不千古不变。首先，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艺术并不是一成不变，如果说用笔的方法千古不变，那么这就根本不存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变化，用笔的法则必定随之发展变化。其次，从书体演进的角度来看，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演进，都是离不开笔法革命这个必要前提，没有一种书体的演进可以不发展新的用笔法则而成。每一种书体的用笔法则有着明显的差异，发展变化之迹为之昭然。最后，从点画书写的方法来看，用笔也是富于变化多端的，如刚柔、虚实，长短等各具差异。书法艺术正是借助种种因素大显身手，毫不隐晦地倾泻各自丰富的情感，故而形成独具匠心的个人风格。 历代执笔与运笔的法则同样也有变化发展，既有主张悬腕，也有不少主张枕腕。清代中叶，随着碑学大兴，邓石如纵临各家之作，博采众长，用笔采取铺直行、裹行的方法，创造出随指转的用笔新方法。何绍基则是采用“回腕高悬”的执笔方法，在书写的过程中对其独特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书法艺术中的用笔方法，也是随着审美的追求，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而使得书法艺术异彩纷呈。
2.用笔千古之“不易”
“用笔千古不易”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提出的，赵孟頫的其意绝非肯定用笔法则一成不变，而在于强调用笔的重要性以及强调用笔在书法发展中的相对稳定性。
每个时代不同的书家书写的字体、结构都各不相同，风格千变万化，笔法亦是变化多端。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就是不能完全脱离书法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不会有书法艺术可言，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艺术，线韵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通过线条的这种独特的语言表现出变幻多姿的艺术美。那么，如何展现和发挥线条的魅力和想象力，如何掌控毛笔的特性，熟练地施之于笔端，于通篇之中了然于胸，并且运用最有效的手段，体现书法线条的立体感、力量感和节奏感，这便成为書法艺术的最大的命题。由于书体、书风的变革，偏旁会发生不同的移位、笔画也相应地出现多少的增减等，但并不是脱离基本原则的限制。相反，这正是在法则之内的变化，其用笔内在规律不可能完全改变，每一种字体都有其用笔得基本要求。我们必须先掌握好基本原则才能做到符合准确、流畅的用笔要求和笔画之间相互呼应，字与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整篇之中要达到贯气畅通等原则。
赵孟頫力倡“用笔千古不易”，这正是他经过大量的临摹实践之后的得出的深刻体悟和深刻思考。书法的用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文化内涵的基本原则。
三、以“二王”为极则之“用笔千古不易”与复古主义思想
赵孟頫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为“千古不易”的标准。事实上，赵孟頫本身也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千古不易，只是从感性经验上的总结概括。
（一）推尊“二王”，书学“二王，用功至深
赵孟頫对羲、献父子极为推崇：“右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软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赵孟頫认为“二王”的书法穷极精微，是大一统的正宗书风，具有开启后世之功，故学书应从学习“二王”开始。赵孟頫潜心苦学“二王”，于“二王”用功最多，深得“二王”书法，认为学书应师法“二王”，才能“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
事实上，赵孟頫将“二王”推尊到至上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二王”书法极为精妙，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人品气节等密切相连。赵孟頫曾说：“学古之人其学问，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脱去凡俗。”一方面，赵孟頫力倡学古，另一方面又重视学习古人道德文化修养，实质上学古人精神气节正是他学古的本质所在。“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赵孟頫继承了“心正则笔正”的儒学思想，要求通过学习古人书法，提高自身道德文化修养，这正是他有力扭转日益空虚单薄的颓废书风的明智之举。
因此，清代周星莲：“有驳赵文敏笔法不易之说者……余窃笑其翻案之谬。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集贤所说，只是浑而举之。”赵孟頫认为“用笔千古不易”，重视学古，以“二王”为极则，推尊“二王”书法，同时也推尊“二王”的人品气节，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人格品质与儒学正统审美思维合为一体的理想追求。
（二）正统文化的复归、民族意识的恢复与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
赵孟頫一生“远追晋人，师法二王，以求振兴之”。但是，一方面，作为异族统治下的文化冠冕，他在社会上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他又是宋朝皇室的嫡传子孙，因此言行必须相当谨慎。
赵孟頫身仕二朝，其内心时时处于极度矛盾、痛苦之中。尽管他“被誉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深受元统治者的厚爱，但是不少人“薄其人遂恶其书”，就连其侄赵子固也因他“以宋亡孙仕元为显官”而耻之，闭门不与之见面。他有愧于“在天父母和先朝圣皇”，但是在他又想建立起一番大业，使他终身都无法挣脱仕与隐之间的摇摆矛盾中。
《罪出》诗中写到：“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又在《和姚子敬韵》中写到：“重嗟出处寸心违。”在《松雪斋文集》中随处可见他对出仕元朝的自责与内疚的苦诉。“先民莫不逸，我独怀苦辛。”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思想使他在仕元路上承受着的巨大的压力。“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怜。惟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种种苦闷与矛盾迫使他在艺术上来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在艺术中寻求净化与升华，希翼烛照后世。
赵孟頫高度肯定“二王”，“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认为了王书是新体之祖、是正派之宗，代表了书法发展的正确方向。这种“古”正是意味着正统，而“复古”则是要求回归正统。由此可见，赵孟頫的复古主义理论，实质上，这是他企图从艺术的复归寻求一种疏通其怀旧情绪和精神抚慰的渠道，同时也是他企图恢复传统民族意识的不懈努力。
四、结语
赵孟頫提出的“用笔千古不易”这一复古思想是书法史上的巨大突破，赵孟頫要求回归传统，在保存“二王”的基础上求变，唾弃了宋人惟求适意的做法，扭转了“尚意”书风普遍笼罩的局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卢熊评其曰：“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抵钟王，而出入魏晋，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11]在中原文化将遭荼毒的危急时刻，赵孟頫自觉地承担起维护和重振传统文化的重任，传承了“二王”的传统之法，上接了曾经辉煌耀世的汉文化，使得汉文化没有在蒙古族的统治下“断代”，极大地影响后世书家，并且形成了一批风格鲜明的赵派书家群体，还直接影响朝鲜等一批周边国家。
【参考文献】
[1]徐文平.从理学角度看元代复古书风[J].杭州：新美术，2011（04）：64-70
[2]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75+497
[3]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204
[5]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54.
[6]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25
[7]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8]陈继楑.簠斋论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6+102++191+205.
[9]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75
[10]宫大中.重新释读王羲之“新体”与“崇韵尚法”[J].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2（01）：74-77.
[11]糜杨凡.赵孟頫及元代的“复古”书风[J].职业技术，2012（03）：143-144.
作者简介：李淑霞，书法硕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赵孟頫；用笔；结体；千古不易；复古
一、“用笔千古不易”的提出
（一）赵孟頫所处的时代背景
1927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偏安南宋最终灭亡，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与此同时，元初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这种持续了千年“学仕而优”的儒学精神支柱坍塌了，无论在朝在野，文人知识分子均无法施展才干，实现抱负，元代文人倍感失落，却又无力反抗统治者的武力威逼。在这种内外的双重压迫之下，文人士大夫普遍陷入一种痛苦郁愤中。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痛苦，失意文人寄情于文学艺术，从过去灿烂辉煌的汉文化中，寻找一种民族的自信与骄傲，这便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藝术的发展，故而使得文化艺术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
（二）元初书法艺术的发展状况
书法艺术，在走过的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后，到了南宋，“尚意”书风便走到了纵情随意的极端。书坛上普遍笼罩着苏、黄、米前贤书风，缺乏个性、生气，因此纷纷仿效“尚意”书风的书家体势从时风渐转化为流弊。与此同时，一味强调意趣和精神层面的极度放纵，书法应有的法度也越加丧失。直至元朝初期，僵化的书风已积重难返，故变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赵孟頫与一批有识之士顺势而发，从前人的规矩中去求根砥，力图改变南宋后期以来日益空虚单薄的颓废书风。“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赵孟頫认为学书应学习晋唐古法，事物的变革都应从前人的基础上寻求启示，故扭转元初不正书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学习古人，而魏晋书法最为历代书家所推崇，因此元代欲摆脱其时“尚意”书风的笼罩，便应回归古法，学习魏晋前贤。一度被人们疏远与遗忘的晋唐法度便重新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审美感受。于是，回归晋唐严谨、平正之风便自然地成为发展的新趋向，这也是书法发展延续中的必归之路。赵孟頫从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中提出了“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大举复古主义，标榜学书“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他高置魏晋书风，以为标格，力追晋人风神萧散之精神并极重晋唐法度，要求在追求书法的个性时，不忘古法。
二、“用笔千古不易”的内涵
“用笔千古不易”最初渊源于笔法传授之说，《法书要录》：“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张彦远此记表明笔法从汉至唐是一脉单传，不断传承下来的。
（一）“用笔千古不易”中“用笔”的含义
“用笔”二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笔”，首先包括执笔和书写字的点画；其次，也指运笔，即书写点画时笔的运动规律；另外还指对毛笔本身的自然特性的理解，掌握及发挥。总的而言，“用笔千古不易”中的用笔还是侧重于指字的点画和对点画的书写方法。沙孟海《论书丛稿》则把用笔分为“执笔”和“用笔”。
古人皆以为“书法以用笔为上”，赵孟頫也极重用笔，“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魏晋时钟繇认为用笔是书法之关键：“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强调了书法用笔的重要性与书法美学的特征，而书法的美感即建立于笔的运动之中，书法用笔的方法是隐秘的，须要长期的探究始能悟通，而一旦形诸笔墨，则表现在书法的美感之中，故说用笔似天而流美似地，天定而地成，用笔精而流美现，因而用笔与流美是互为表里的。
明朝书学家解缙《春雨杂叙·书学详说》云：“今书之美自钟、王，其功在执笔用笔。”“钟王”书之美绝，并非仅仅由笔法精致所能臻极，因此解缙所言的“用笔”，同样是指笔法、笔势、笔意。
到了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云：“临池之法，不外结体用笔，结体之功在学力，而用笔之妙关性灵。苟非多阅古书，多临古帖，融汇于胸次，未易指挥如意也。”这里“用笔之妙关性灵”，一方面强调了学问，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极其强调了天赋的重要性。因此，其用笔包括学养、胸次、个性、情感等内容。
（二）“用笔”与“结体”
《兰亭十三跋》：“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赵孟頫看来，古人的用笔之意，宜于学习揣摩及仔细体味中求得，而书法之体势则应顺乎个人的情志，力求表现不同的面目。“书法以用笔为工，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从结体和用笔两方面来要求创新与继承的结合，天资与学养的兼备，认为结体字势源乎时代风尚和作者的才情资质，故因人因时而不同，但是写字的笔法是永久不变的，因而可以通过规模古人而得。
包世臣《艺舟双辑》：“结字本於用笔，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则结字自然奇纵，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说也，若以端若引绳为深於章法，此则史匠之能事耳。”包世臣同样认为用笔与结字不能分开而论，“结字本於用笔”，用笔与结字是不可分的。
（三）“用笔千古不易”之“易”与“不易”
1.用笔千古之“易”
“用笔千古不易”并不是说用笔不千古不变。首先，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艺术并不是一成不变，如果说用笔的方法千古不变，那么这就根本不存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变化，用笔的法则必定随之发展变化。其次，从书体演进的角度来看，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演进，都是离不开笔法革命这个必要前提，没有一种书体的演进可以不发展新的用笔法则而成。每一种书体的用笔法则有着明显的差异，发展变化之迹为之昭然。最后，从点画书写的方法来看，用笔也是富于变化多端的，如刚柔、虚实，长短等各具差异。书法艺术正是借助种种因素大显身手，毫不隐晦地倾泻各自丰富的情感，故而形成独具匠心的个人风格。 历代执笔与运笔的法则同样也有变化发展，既有主张悬腕，也有不少主张枕腕。清代中叶，随着碑学大兴，邓石如纵临各家之作，博采众长，用笔采取铺直行、裹行的方法，创造出随指转的用笔新方法。何绍基则是采用“回腕高悬”的执笔方法，在书写的过程中对其独特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书法艺术中的用笔方法，也是随着审美的追求，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而使得书法艺术异彩纷呈。
2.用笔千古之“不易”
“用笔千古不易”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提出的，赵孟頫的其意绝非肯定用笔法则一成不变，而在于强调用笔的重要性以及强调用笔在书法发展中的相对稳定性。
每个时代不同的书家书写的字体、结构都各不相同，风格千变万化，笔法亦是变化多端。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就是不能完全脱离书法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不会有书法艺术可言，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艺术，线韵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通过线条的这种独特的语言表现出变幻多姿的艺术美。那么，如何展现和发挥线条的魅力和想象力，如何掌控毛笔的特性，熟练地施之于笔端，于通篇之中了然于胸，并且运用最有效的手段，体现书法线条的立体感、力量感和节奏感，这便成为書法艺术的最大的命题。由于书体、书风的变革，偏旁会发生不同的移位、笔画也相应地出现多少的增减等，但并不是脱离基本原则的限制。相反，这正是在法则之内的变化，其用笔内在规律不可能完全改变，每一种字体都有其用笔得基本要求。我们必须先掌握好基本原则才能做到符合准确、流畅的用笔要求和笔画之间相互呼应，字与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整篇之中要达到贯气畅通等原则。
赵孟頫力倡“用笔千古不易”，这正是他经过大量的临摹实践之后的得出的深刻体悟和深刻思考。书法的用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文化内涵的基本原则。
三、以“二王”为极则之“用笔千古不易”与复古主义思想
赵孟頫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为“千古不易”的标准。事实上，赵孟頫本身也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千古不易，只是从感性经验上的总结概括。
（一）推尊“二王”，书学“二王，用功至深
赵孟頫对羲、献父子极为推崇：“右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软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赵孟頫认为“二王”的书法穷极精微，是大一统的正宗书风，具有开启后世之功，故学书应从学习“二王”开始。赵孟頫潜心苦学“二王”，于“二王”用功最多，深得“二王”书法，认为学书应师法“二王”，才能“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
事实上，赵孟頫将“二王”推尊到至上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二王”书法极为精妙，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人品气节等密切相连。赵孟頫曾说：“学古之人其学问，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脱去凡俗。”一方面，赵孟頫力倡学古，另一方面又重视学习古人道德文化修养，实质上学古人精神气节正是他学古的本质所在。“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赵孟頫继承了“心正则笔正”的儒学思想，要求通过学习古人书法，提高自身道德文化修养，这正是他有力扭转日益空虚单薄的颓废书风的明智之举。
因此，清代周星莲：“有驳赵文敏笔法不易之说者……余窃笑其翻案之谬。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集贤所说，只是浑而举之。”赵孟頫认为“用笔千古不易”，重视学古，以“二王”为极则，推尊“二王”书法，同时也推尊“二王”的人品气节，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人格品质与儒学正统审美思维合为一体的理想追求。
（二）正统文化的复归、民族意识的恢复与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
赵孟頫一生“远追晋人，师法二王，以求振兴之”。但是，一方面，作为异族统治下的文化冠冕，他在社会上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他又是宋朝皇室的嫡传子孙，因此言行必须相当谨慎。
赵孟頫身仕二朝，其内心时时处于极度矛盾、痛苦之中。尽管他“被誉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深受元统治者的厚爱，但是不少人“薄其人遂恶其书”，就连其侄赵子固也因他“以宋亡孙仕元为显官”而耻之，闭门不与之见面。他有愧于“在天父母和先朝圣皇”，但是在他又想建立起一番大业，使他终身都无法挣脱仕与隐之间的摇摆矛盾中。
《罪出》诗中写到：“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又在《和姚子敬韵》中写到：“重嗟出处寸心违。”在《松雪斋文集》中随处可见他对出仕元朝的自责与内疚的苦诉。“先民莫不逸，我独怀苦辛。”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思想使他在仕元路上承受着的巨大的压力。“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怜。惟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种种苦闷与矛盾迫使他在艺术上来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在艺术中寻求净化与升华，希翼烛照后世。
赵孟頫高度肯定“二王”，“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认为了王书是新体之祖、是正派之宗，代表了书法发展的正确方向。这种“古”正是意味着正统，而“复古”则是要求回归正统。由此可见，赵孟頫的复古主义理论，实质上，这是他企图从艺术的复归寻求一种疏通其怀旧情绪和精神抚慰的渠道，同时也是他企图恢复传统民族意识的不懈努力。
四、结语
赵孟頫提出的“用笔千古不易”这一复古思想是书法史上的巨大突破，赵孟頫要求回归传统，在保存“二王”的基础上求变，唾弃了宋人惟求适意的做法，扭转了“尚意”书风普遍笼罩的局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卢熊评其曰：“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抵钟王，而出入魏晋，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11]在中原文化将遭荼毒的危急时刻，赵孟頫自觉地承担起维护和重振传统文化的重任，传承了“二王”的传统之法，上接了曾经辉煌耀世的汉文化，使得汉文化没有在蒙古族的统治下“断代”，极大地影响后世书家，并且形成了一批风格鲜明的赵派书家群体，还直接影响朝鲜等一批周边国家。
【参考文献】
[1]徐文平.从理学角度看元代复古书风[J].杭州：新美术，2011（04）：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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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淑霞，书法硕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