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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翦伯赞是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非常重视史料工作，他从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四个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搜集史料的方法。
关键词：翦伯赞；搜集；史料；方法
翦伯赞认为史料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但他又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史料不等于历史；理论和方法也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知道了历史方法以后，就要带着自己知道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1］为此，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从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四个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搜集史料的方法。翦伯赞在史料的范围上，指出它的两个来源，即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这两方面的资料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搜集资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考古学上的资料埋藏于地下，不易发现。而就文献上的资料来说，虽然浩如烟海，但是分散在各种典籍之中，不容易找到。翦伯赞指出，从文献中搜集资料，首先就要具有目录学的知识。目录学使我们知道某种史料存在某些文献之中，这样就可以按照书目篇章去寻找。而且还要顺藤摸瓜，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去逐一搜求。他举例说，搜集屈原的史料，知道《史记》中有《屈原列传》。从《屈原列传》中，又知道他曾为楚怀王左徒，并且与张仪有关系，于是搜查《史记》中的《楚世家》与《张仪传》。同时，从《史记》中又知道屈原曾作《离骚》及《怀沙》等赋，于是再去搜查这些文艺作品。这样逐书搜求，便可以把屈原的史料完全找到。
翦伯赞认为，有了史料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不能把历史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与排比上，而是要分析史料。他说：“如果只是搜集一大堆史料而不进行分析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分析，那末，这样的史料，除了供史学家玩弄，任何用处也没有。”［2］通过目录学的知识，逐书搜求，就能把想找的史料找到。但是中国古代有很多伪书，如果把伪书上的史料与真书上的史料混在一起，这种伪书上的史料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所以，一定要用辨伪学的方法，分辨史书的真伪，史料的真伪也就弄清楚了。辨别了书的真伪之后，伪书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但是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除外，因为无文字记录的年代，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来定史料的真伪，而要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与史料是否相符为根据，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
辨伪后，问题尚未解决，因为在真书上的史料，有些也需要辨证的，这就需要考据学的学问。考据，即是使史料中所反映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陈辑佚，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清代考据学成就巨大，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都经过了一番考证。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对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曾经给过一度精密的考证，固然在学术史上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但是也有不少的缺陷。他们的考据只是以书考书，以文献考文献，并没有使用考古资料去考证文献。今天我们考证史料就应该广泛使用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甲骨文、殷周青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经、汉代石刻画像等，去考证文献史料的不足与错误。再者，旧考据家对天文、律历、人表等考证甚少，对食货、刑法、舆服绝无考证，对包含在历代文艺作品中之最足以反映各时代人民要求的史料，也没有提炼出来，我们都需要加以弥补。至于对文物的考证，则必须开辟新径。“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3］
史料考据后，便是汇集史料。翦伯赞认为汇集史料最好用做笔记的方法，即把自己所要搜集的史料，从原书上一条一条摘抄下来。他还告诉大家，摘抄时最好是依据史料的性质分类，分作若干次进行。这样，就会养成我们的专注力，就能使某种性质的史料在我们眼前凸现出来。摘抄时还要培养自己对史料的认识能力。考古学史料、文献学上的史料都不容易认识，特别是文艺作品中所包含的史料，有时只描绘出一条灰暗不明的阴影，我们就需要从那些阴影中去寻找反映。一些史料表面看来似乎不重要，但从反面、侧面看，却往往暗示出重要的社会内容。他举例说，《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刘邦曾献给项羽白璧一双，献给范增玉斗一双，这从正面看来也很平常。但在侧面却暗示了大掠阿房宫的正犯不是项羽，而是刘邦。
翦伯赞认为，还应该用统计学的方法去搜集史料。因为，“有一种史料，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综合起来，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又有一种史料，综合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分析起来，才有更大的价值。再有一种史料，片面看来，没有什么价值；要比较看来，才能显出更大的意义。”［4］只有统计学，能帮我们搜集这样的史料。他举例说，史籍上常有天灾记录，这些记录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把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期天灾的次数、范围、影响累计起来，往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或人民生活状况。如对黄河缺口时间、地点、规模、损失进行统计，并加以比较，就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历朝历代的一些社会情况，并看到黄河泛滥的频繁度，窥见到其中的一些规律性。又如能将中国僧侣前往印度学习佛典的情况积累起来，就可以知道自南北朝至唐朝，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最繁盛的时代，亦即中印文化交流最发达的时代。又如各朝代的人口数字，如果能将不同时期的人口数字做比较，就可以看到人口增减的发展趋势，透露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如果将人口数字分地区进行分析，则可看出各地与人口有关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
翦伯赞认为从各种书上搜集的史料是一盘散沙，要分类整理，最初的整理就要用初等的逻辑法，从各种书中搜集来的史料，依其性质，再为类别。史料的分类愈细愈好，能更好地显出史料的多样性。最后，还要从史料中抽出历史原理。翦伯赞认为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把这些经过选择的史料，放在科学的高温下加以蒸发，便可使它成为“历史原理”。再把这些原理加以辨证的综合，使之在更高的抽象之一化合为一，就使之成为“历史法则”。再用这种法则去贯穿史料，这种史料便不是陈死的东西，而成了生动的历史了。
除文献史料外，翦伯赞也非常重视考古资料。全国解放前，他访问过香港的舶寮岛史前遗迹。全国解放前，他曾和一些史学家进行了内蒙访古，扬州访古，承德访古，广西访古等。他认为古代的遗址或遗物，是历史的绝好见证。它不仅再现了历史的某些面貌，而且可以补充、印证、考订文献中的史料。
翦伯赞从目录学、辨伪书、考据学、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搜集史料的方法。并且由此强调史料与方法的关系：“史料与方法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刘知几所云‘夫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滿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而且“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5］
参考文献：
［1］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60
［2］《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46
［3］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73
［4］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76
［5］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60
翦伯赞是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非常重视史料工作，他从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四个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搜集史料的方法。
关键词：翦伯赞；搜集；史料；方法
翦伯赞认为史料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但他又指出，史料是重要的，但史料不等于历史；理论和方法也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知道了历史方法以后，就要带着自己知道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1］为此，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从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四个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搜集史料的方法。翦伯赞在史料的范围上，指出它的两个来源，即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这两方面的资料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搜集资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考古学上的资料埋藏于地下，不易发现。而就文献上的资料来说，虽然浩如烟海，但是分散在各种典籍之中，不容易找到。翦伯赞指出，从文献中搜集资料，首先就要具有目录学的知识。目录学使我们知道某种史料存在某些文献之中，这样就可以按照书目篇章去寻找。而且还要顺藤摸瓜，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去逐一搜求。他举例说，搜集屈原的史料，知道《史记》中有《屈原列传》。从《屈原列传》中，又知道他曾为楚怀王左徒，并且与张仪有关系，于是搜查《史记》中的《楚世家》与《张仪传》。同时，从《史记》中又知道屈原曾作《离骚》及《怀沙》等赋，于是再去搜查这些文艺作品。这样逐书搜求，便可以把屈原的史料完全找到。
翦伯赞认为，有了史料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不能把历史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与排比上，而是要分析史料。他说：“如果只是搜集一大堆史料而不进行分析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分析，那末，这样的史料，除了供史学家玩弄，任何用处也没有。”［2］通过目录学的知识，逐书搜求，就能把想找的史料找到。但是中国古代有很多伪书，如果把伪书上的史料与真书上的史料混在一起，这种伪书上的史料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所以，一定要用辨伪学的方法，分辨史书的真伪，史料的真伪也就弄清楚了。辨别了书的真伪之后，伪书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但是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除外，因为无文字记录的年代，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来定史料的真伪，而要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与史料是否相符为根据，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
辨伪后，问题尚未解决，因为在真书上的史料，有些也需要辨证的，这就需要考据学的学问。考据，即是使史料中所反映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陈辑佚，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清代考据学成就巨大，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都经过了一番考证。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对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曾经给过一度精密的考证，固然在学术史上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但是也有不少的缺陷。他们的考据只是以书考书，以文献考文献，并没有使用考古资料去考证文献。今天我们考证史料就应该广泛使用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甲骨文、殷周青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经、汉代石刻画像等，去考证文献史料的不足与错误。再者，旧考据家对天文、律历、人表等考证甚少，对食货、刑法、舆服绝无考证，对包含在历代文艺作品中之最足以反映各时代人民要求的史料，也没有提炼出来，我们都需要加以弥补。至于对文物的考证，则必须开辟新径。“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3］
史料考据后，便是汇集史料。翦伯赞认为汇集史料最好用做笔记的方法，即把自己所要搜集的史料，从原书上一条一条摘抄下来。他还告诉大家，摘抄时最好是依据史料的性质分类，分作若干次进行。这样，就会养成我们的专注力，就能使某种性质的史料在我们眼前凸现出来。摘抄时还要培养自己对史料的认识能力。考古学史料、文献学上的史料都不容易认识，特别是文艺作品中所包含的史料，有时只描绘出一条灰暗不明的阴影，我们就需要从那些阴影中去寻找反映。一些史料表面看来似乎不重要，但从反面、侧面看，却往往暗示出重要的社会内容。他举例说，《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刘邦曾献给项羽白璧一双，献给范增玉斗一双，这从正面看来也很平常。但在侧面却暗示了大掠阿房宫的正犯不是项羽，而是刘邦。
翦伯赞认为，还应该用统计学的方法去搜集史料。因为，“有一种史料，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综合起来，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又有一种史料，综合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分析起来，才有更大的价值。再有一种史料，片面看来，没有什么价值；要比较看来，才能显出更大的意义。”［4］只有统计学，能帮我们搜集这样的史料。他举例说，史籍上常有天灾记录，这些记录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把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期天灾的次数、范围、影响累计起来，往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一朝代或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或人民生活状况。如对黄河缺口时间、地点、规模、损失进行统计，并加以比较，就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历朝历代的一些社会情况，并看到黄河泛滥的频繁度，窥见到其中的一些规律性。又如能将中国僧侣前往印度学习佛典的情况积累起来，就可以知道自南北朝至唐朝，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最繁盛的时代，亦即中印文化交流最发达的时代。又如各朝代的人口数字，如果能将不同时期的人口数字做比较，就可以看到人口增减的发展趋势，透露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如果将人口数字分地区进行分析，则可看出各地与人口有关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
翦伯赞认为从各种书上搜集的史料是一盘散沙，要分类整理，最初的整理就要用初等的逻辑法，从各种书中搜集来的史料，依其性质，再为类别。史料的分类愈细愈好，能更好地显出史料的多样性。最后，还要从史料中抽出历史原理。翦伯赞认为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把这些经过选择的史料，放在科学的高温下加以蒸发，便可使它成为“历史原理”。再把这些原理加以辨证的综合，使之在更高的抽象之一化合为一，就使之成为“历史法则”。再用这种法则去贯穿史料，这种史料便不是陈死的东西，而成了生动的历史了。
除文献史料外，翦伯赞也非常重视考古资料。全国解放前，他访问过香港的舶寮岛史前遗迹。全国解放前，他曾和一些史学家进行了内蒙访古，扬州访古，承德访古，广西访古等。他认为古代的遗址或遗物，是历史的绝好见证。它不仅再现了历史的某些面貌，而且可以补充、印证、考订文献中的史料。
翦伯赞从目录学、辨伪书、考据学、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搜集史料的方法。并且由此强调史料与方法的关系：“史料与方法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刘知几所云‘夫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滿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而且“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5］
参考文献：
［1］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60
［2］《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46
［3］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73
［4］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76
［5］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