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称作“农业八字宪法”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我读中学时念得滚瓜烂熟，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根本没听说过。根据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这“八字宪法”可分为前后两段，前四字“土肥水种”是关键，后面“密保管工”是凑字叶韵的——即使“密”，农民也有谱，不会让植株长成后还枝叶打架。保管工，更是当行，是个农民，都不会种子丢进土里不管不顾的，春耕夏耘，一点力气都不会省，除非知道干了白干。
　　土，四千多年前大禹时代，就知道任土作贡，大禹的子孙再不肖，也不至于黄泥地里栽山药河边滩地种山茶，非人定胜天不可；水，生命之源，游牧民族尚要逐水草而居，农业离开水更得免谈，因抢水而村子之间村民之间而龃龉而械斗而死伤的事件，我耳闻的不少，亲见的也有；籽粒饱满的种子，即使饿肚子，农民也必定留足，指望来年的收成，选种育种的事儿，我没有遍历，但冬天围炉剥花生种，却是我最盼望的，瘪粒花生仁，可以随时丢进嘴里而不被责罚嘛。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至于肥，那是谁都能念叨的。所以积肥，分田到户之前，是生产小队集体的大事儿，分田后，是各家各户的大事儿。
　　那时候，化肥是个稀罕物景，生产队一年也只能买几十包化肥，用得可精贵可俭省。话说回来，生产队即使想奢侈点用化肥，也不可能。英雄末路的时候，秦琼卖马，杨志卖刀，吾家豫南山间盆地，耕种了几百年，以粮为纲几十年之后，地力衰竭几到极点，除了用乌桕、油桐榨油卖做轻工业原料外，出产实在有限，换钱的东西太少了。所以积肥只有两途：绿肥和农家肥。
　　先说绿肥。绿肥又可分三类。第一类，种出来的。秋收后，将紫云英的籽儿撒在排干水的水田里，开春，紫云英绽放，紫红色的毯子一层层、一条条、一块块，将山寒水瘦的冬余大地，装扮得生机勃勃。不久，农民会赶着牛，将所有的紫云英犁掉，翻压在土里，灌水肥田。第二类，砍出来的。这样的绿肥要到很远的山上，选那些叶大汁多的野草灌木，趁它们的枝桠还鲜嫩的时候砍下来，一担担挑回，踩进容易积水不宜种紫云英的冲田。这两类绿肥，都必须在春天积，都得赤脚下水，那时候，家乡常常春寒料峭。祖父两辈中，不少父老小腿上如蚯蚓般暴起的曲张静脉，跟生产队的绿肥劳作和双季稻尝试早稻平田，极可能有直接关系。再一类，刨出来的。牛羊都啃不了的草皮，也全给刨掉晒干，堆成无顶的金字塔状，枯草在内，面上拍土，朝上风向的一面近地位置留出几个火口。能烧透粪堆不塌火不走烟的，肯定是位好把式，要是未婚，不愁无人做媒的。
　　农家肥又分人畜两类。牛栏是农家肥的大头，牛的粪便和稻草搅合堆积，发酵霉变，是很好的肥料，能够喂养得起一头成年牛而有独立牛栏的农户，定是殷实之家。各家的厨余——潲水，没有一家会随手泼掉，经过猪这中间一环，就是上佳的肥料。可以说，猪，接起了农村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怪不得“家”的屋顶下，少不了一头猪。而每家的卧室，再穷困的人家，都会在墙旮旯放只木头马桶，吾乡称作桶子或马子的。少年耍横，大人往往会批评“你读书读到桶子旮旯去了”，或许时常遭骂，所以对这话，我印象格外深刻。人的粪便也要送到地里去，只是需积一些时日，卧房里的味道，当然不太好闻，久处不觉罢了。吾乡农民最羡慕的村子，要算陈德祖，不仅因为那个村子离先前的公社后来的乡政府最近，买油盐火柴针头线脑很方便，更有供销社和中学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那便池等于陈德祖的近水楼台，他们的庄稼长得壮旺，屎尿功不可没。
　　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上海、苏州这样的大城市，每天清晨，家家户户拎出便桶、痰盂，倒马桶、刷马桶还是弄堂一景。那样的景象当然说不上诗情画意，不过如今城市最头疼的排泄垃圾厨余垃圾，却几乎都给郊区的农户消化掉，来自泥土归于泥土，汇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大循环中。“道在屎尿”，庄子的这个比方依然有效。遗憾的是，屎尿的城乡循环再生之道，已经堵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