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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心理史学，中学历史教学。历史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05－0036－03
心理史学，顾名思义即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又称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人是具有高级思维活动的“万物之王”，具有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由于人类行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的问题是一个心理问题。正如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里所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任何一件历史事实的产生都是人类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时，不仅要了解彼时彼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状况，还要研究他们的心理世界，包括动机、情感、性格、气质等，因为这些都同当时历史的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对这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人们才能真正弄懂历史。
20世纪初心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出生于捷克的奥地利著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0年发表了《列奥那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一文，首次将精神分析与历史人物心理研究相结合，“内容新颖离奇，结论令人震惊”。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心理史学诞生的标志，精神分析学说也是心理史学方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石。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1958年，埃里克·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一书。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它标志着心理史学的真正形成。同为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勒华拉杜里根据1326年雅克·富尼埃主教领导的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在70年代写成《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对这个小山村的众多普通人物进行心态分析，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蒙塔尤也因此成为旅游胜地。70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等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
在上个世纪初的“新史学”革命中，心理史学理论便被引进中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对心理史学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已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在以后的很长的时间内，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没有产生出系统性研究成果。台湾学者殷海光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运用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一心理结构”模式，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一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密切相关。”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此后，我国的心理史学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论著，掀起了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高潮。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拒绝对历史主体的心理因素进行探析。历史在结构上被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部分，历史研究一般也局限于这些领域的分析。这固然能使我们直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主要环节，透过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但也易于把历史简单化、模式化，中学历史教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局限性的影响。在21世纪以前的教材里，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往往局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世界，很难找到对其性格、气质等主观世界的探讨，致使历史人物干瘪无趣，对学生很难有吸引力。如淝水之战，前秦兵号称90万。还没有与力量弱小的东晋军队接战，就溃不成军，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来解释似乎难以服众。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逃后，立刻受到沿途士兵的拥护和追随，不费一枪一弹，直趋巴黎，由一个囚徒重新变成了皇帝。在分析这样的历史事件时，如果不考虑拿破仑个人的威望、性格品质，以及当时法国社会的民众心理和群体心理因素，就无法正确解释历史。
心理史学方法，为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开拓了新视野，使历史研究更全面、更深刻、更立体、更丰富。如果我们对此加以及时利用，必然会给中学历史教学注入新鲜血液。这不但会大大活跃课堂气氛，而且有助于尽可能地接近客观历史，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把心理史学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个体心理。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环境和复杂的关系的影响，但也必须考虑他的动机、情感、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品质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
促成项羽事业和生命由极盛迅速走向完结的原因，固然有政治失误、军事失利、人才流失、民心丧失等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个人主观上思维方式的失调导致行为方式的错乱。项羽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拼杀中不愧是员骁将，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竞争中只是一个弱智的低能儿。他出生于“世世为楚将”的旧贵族家庭，身负国仇家恨，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少年时学书学剑，都因浮躁不专而半途辍废，这些心理因素奠定并沉积了一生的性格缺陷。项羽灾难型情感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健全，是自我判断、分析、调控能力的疲软，常以情感纵事而不会以理智成事，政治上麻木不仁，军事上纵情残暴。作为项羽人格参照并取而代之的刘邦，虽平民出身，但因善于抑制和调节自我心态而取得了人际关系及与多事之秋的和谐；他虽未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却在浅薄世风中完备了顺应社会环境情状的圆滑机敏、能屈能伸的性格。在很多关键时刻，他颇能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和情绪冲动，付诸以怯懦中的决断、卑琐中的油滑和无赖中的机巧而使几度危机的局势发生逆转，为他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善泳者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并赢得了最 后胜利的机会。又如朱元璋，诚然，他也有许多优良性格特征和过人之处。但他性格中的许多负面因素却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更加黑暗、更加专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支配欲和强烈的自尊心是朱元璋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内在性格根源，猜疑心极重、自私残忍是其杀人如麻、恐怖政治的思想来源，猜疑、残忍实际上是服从于权力欲和自尊。这些性格特征与朱元璋的出身卑微和经历曲折有关。而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期间曾连续25年不见朝臣，荒淫无度，已近乎心理变态，他们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大(当然，他们自身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个人的心理特征一般是稳定性为主，可变性为辅。但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时也应注意可变性。由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及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人的个体心理特征，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可能会很大。综观历史，有不少封建帝王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勤于政事，颇有作为，但到后期多数却懒于理政，喜听阿谀之言，生活上追求声色犬马，如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同他的生理衰退和心理变异很有关系。他们大致走了创业、守成、昏庸这样的三部曲式的道路。--杨奎松深入考察了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过程中充满了矛盾的心理转变过程及当时的复杂环境，指出蒋介石并非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的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2.群体心理。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群体的生活，与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个体心理就没有群体心理，群体心理制约和影响着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主要表现为：群体气氛、凝聚力、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群体思维和群体决策中的极端转移，以及仿效、从众、竞争、协作、相容、冲突等。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对1789年群众恐慌行为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他在《1789年的大恐慌》一书中从谷物涨价，农村大饥荒造成的动乱，“乞丐”“暴徒”“土匪”骚扰，领主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贵族和宫廷的阴谋和反抗等因素探讨了1789年的大恐慌产生的原因，由于当时社会动荡，经济混乱，谣言四起，人们产生了以武力驱散第三等级、威胁巴黎并征服各省的心理定势，于是法国陷入一片空前的大恐慌之中。广大农民因为恐惧而作出了防御反应，恐惧消失后又产生了惩罚愿望，最终发动了起义，推翻了封建统治。有研究者认为，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主要表现为：“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一死从容殉大伦99——自觉的文化意识；“犹向寒霄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归。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梁济、王国维等的自杀行为。有学者研究《东史郎日记》后指出，对战争的狂热认同、个体虚荣、对华的全面蔑视及畸形的民族自负等病态心理是侵华日军极端暴行的个体心理层面的根源。
关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笔者在这里特别推荐两部新锐之作——聂作平著《历史的B面》(巴蜀出版社2001年版)及张宏杰著《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两位作者皆非历史科班出身，但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他们用文学手法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我们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少有人知的复杂心理世界，如“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被牌坊圣化的苦难：中国的烈女们”，“凝视怪胎：阴影里的中国宦官”(以上见聂著)；“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理传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女人慈禧”(以上见张著)。尽管从学术的角度也有可商榷的地方，但两书好读耐看，发人深省，对教学参考大有裨益。
我们也应注意到，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就有唯心主义倾向。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它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搞纯技术性的心理分析。要充分注意人物所处时代、环境、阶级、文化等对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
2.注意那些变动着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如果是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物，则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3.注意个体之间不同的差异。作为自然界中的人，个体之间差异很大，气质、爱好、毅力、才能、人品等各不相同，心理行为也会不一样。历史实践表明，面临同样情况，不同经历的个体表现出的情况状态不会一样，甚至有相同经历的个体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 豆艳荣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05－0036－03
心理史学，顾名思义即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又称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人是具有高级思维活动的“万物之王”，具有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由于人类行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的问题是一个心理问题。正如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里所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任何一件历史事实的产生都是人类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时，不仅要了解彼时彼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状况，还要研究他们的心理世界，包括动机、情感、性格、气质等，因为这些都同当时历史的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对这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人们才能真正弄懂历史。
20世纪初心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出生于捷克的奥地利著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0年发表了《列奥那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一文，首次将精神分析与历史人物心理研究相结合，“内容新颖离奇，结论令人震惊”。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心理史学诞生的标志，精神分析学说也是心理史学方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石。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1958年，埃里克·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一书。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它标志着心理史学的真正形成。同为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勒华拉杜里根据1326年雅克·富尼埃主教领导的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在70年代写成《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对这个小山村的众多普通人物进行心态分析，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蒙塔尤也因此成为旅游胜地。70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等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
在上个世纪初的“新史学”革命中，心理史学理论便被引进中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对心理史学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已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在以后的很长的时间内，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没有产生出系统性研究成果。台湾学者殷海光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运用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一心理结构”模式，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一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密切相关。”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此后，我国的心理史学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论著，掀起了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高潮。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拒绝对历史主体的心理因素进行探析。历史在结构上被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部分，历史研究一般也局限于这些领域的分析。这固然能使我们直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主要环节，透过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但也易于把历史简单化、模式化，中学历史教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局限性的影响。在21世纪以前的教材里，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往往局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世界，很难找到对其性格、气质等主观世界的探讨，致使历史人物干瘪无趣，对学生很难有吸引力。如淝水之战，前秦兵号称90万。还没有与力量弱小的东晋军队接战，就溃不成军，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来解释似乎难以服众。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逃后，立刻受到沿途士兵的拥护和追随，不费一枪一弹，直趋巴黎，由一个囚徒重新变成了皇帝。在分析这样的历史事件时，如果不考虑拿破仑个人的威望、性格品质，以及当时法国社会的民众心理和群体心理因素，就无法正确解释历史。
心理史学方法，为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开拓了新视野，使历史研究更全面、更深刻、更立体、更丰富。如果我们对此加以及时利用，必然会给中学历史教学注入新鲜血液。这不但会大大活跃课堂气氛，而且有助于尽可能地接近客观历史，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把心理史学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个体心理。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环境和复杂的关系的影响，但也必须考虑他的动机、情感、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品质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
促成项羽事业和生命由极盛迅速走向完结的原因，固然有政治失误、军事失利、人才流失、民心丧失等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个人主观上思维方式的失调导致行为方式的错乱。项羽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拼杀中不愧是员骁将，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竞争中只是一个弱智的低能儿。他出生于“世世为楚将”的旧贵族家庭，身负国仇家恨，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少年时学书学剑，都因浮躁不专而半途辍废，这些心理因素奠定并沉积了一生的性格缺陷。项羽灾难型情感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健全，是自我判断、分析、调控能力的疲软，常以情感纵事而不会以理智成事，政治上麻木不仁，军事上纵情残暴。作为项羽人格参照并取而代之的刘邦，虽平民出身，但因善于抑制和调节自我心态而取得了人际关系及与多事之秋的和谐；他虽未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却在浅薄世风中完备了顺应社会环境情状的圆滑机敏、能屈能伸的性格。在很多关键时刻，他颇能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和情绪冲动，付诸以怯懦中的决断、卑琐中的油滑和无赖中的机巧而使几度危机的局势发生逆转，为他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善泳者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并赢得了最 后胜利的机会。又如朱元璋，诚然，他也有许多优良性格特征和过人之处。但他性格中的许多负面因素却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更加黑暗、更加专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支配欲和强烈的自尊心是朱元璋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内在性格根源，猜疑心极重、自私残忍是其杀人如麻、恐怖政治的思想来源，猜疑、残忍实际上是服从于权力欲和自尊。这些性格特征与朱元璋的出身卑微和经历曲折有关。而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期间曾连续25年不见朝臣，荒淫无度，已近乎心理变态，他们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大(当然，他们自身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个人的心理特征一般是稳定性为主，可变性为辅。但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时也应注意可变性。由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及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人的个体心理特征，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可能会很大。综观历史，有不少封建帝王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勤于政事，颇有作为，但到后期多数却懒于理政，喜听阿谀之言，生活上追求声色犬马，如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同他的生理衰退和心理变异很有关系。他们大致走了创业、守成、昏庸这样的三部曲式的道路。--杨奎松深入考察了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过程中充满了矛盾的心理转变过程及当时的复杂环境，指出蒋介石并非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的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2.群体心理。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群体的生活，与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个体心理就没有群体心理，群体心理制约和影响着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主要表现为：群体气氛、凝聚力、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群体思维和群体决策中的极端转移，以及仿效、从众、竞争、协作、相容、冲突等。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对1789年群众恐慌行为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他在《1789年的大恐慌》一书中从谷物涨价，农村大饥荒造成的动乱，“乞丐”“暴徒”“土匪”骚扰，领主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贵族和宫廷的阴谋和反抗等因素探讨了1789年的大恐慌产生的原因，由于当时社会动荡，经济混乱，谣言四起，人们产生了以武力驱散第三等级、威胁巴黎并征服各省的心理定势，于是法国陷入一片空前的大恐慌之中。广大农民因为恐惧而作出了防御反应，恐惧消失后又产生了惩罚愿望，最终发动了起义，推翻了封建统治。有研究者认为，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主要表现为：“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一死从容殉大伦99——自觉的文化意识；“犹向寒霄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归。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梁济、王国维等的自杀行为。有学者研究《东史郎日记》后指出，对战争的狂热认同、个体虚荣、对华的全面蔑视及畸形的民族自负等病态心理是侵华日军极端暴行的个体心理层面的根源。
关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笔者在这里特别推荐两部新锐之作——聂作平著《历史的B面》(巴蜀出版社2001年版)及张宏杰著《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两位作者皆非历史科班出身，但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他们用文学手法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我们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少有人知的复杂心理世界，如“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被牌坊圣化的苦难：中国的烈女们”，“凝视怪胎：阴影里的中国宦官”(以上见聂著)；“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理传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女人慈禧”(以上见张著)。尽管从学术的角度也有可商榷的地方，但两书好读耐看，发人深省，对教学参考大有裨益。
我们也应注意到，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就有唯心主义倾向。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它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搞纯技术性的心理分析。要充分注意人物所处时代、环境、阶级、文化等对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
2.注意那些变动着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如果是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物，则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3.注意个体之间不同的差异。作为自然界中的人，个体之间差异很大，气质、爱好、毅力、才能、人品等各不相同，心理行为也会不一样。历史实践表明，面临同样情况，不同经历的个体表现出的情况状态不会一样，甚至有相同经历的个体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 豆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