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大人们闲扯的时候，都说风潮蛮紧。我地是国统区，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水塞不通。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千梭万梭织出的土棉布，都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祖母把这纺织出来的几十匹棉布，看成是家里的一笔财富。如果真的共了产，她的劳动成果就白做了。如何处理这一担多（四十匹）棉布，成为祖父母目前的紧急大事。
　　长沙的风潮更紧，祖父别无选择，只身挑着这担土布，两头黑才赶到浏阳城。但街上已经是满目萧条，找到原来的行业熟人也无法帮忙，都是唉声叹气的说：这么紧的风潮，谁还敢进货。无奈的祖父只好又挑着这担土布直奔大瑶镇，但这个距县城四十多华里的工商名镇也是死一样的气氛，祖父成了一条死蛇，只好雇了挑夫担到江西上栗。
　　上栗是一个小小的山城，还是有一部分做纱布生意的经纪老板。这是人到地头止，货到地头死的结局了。祖父狠心把这担土布低价丢出去了，把收进来一扎一扎的金圆券严实包好，又踉踉跄跄步行了两天才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家。祖父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张刻着“长生不老”的竹椅子上，把一个包袱交给祖母，叹气说：脱货求财，卖了，是金圆券票子。
　　自祖父挑着那担土布出门以后，祖母几天来心急如焚，一种可怕的气氛充满老屋的每一个房间，祖父的可怜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着。祖母说不要对外人透露阿公去卖布的事情，我和祖母两个只是火烧乌龟肚里痛。当时听到的消息是这里失守那里失守，这里有人被打死了，那里有人被捉去了。我生怕祖父的布被人抢走，祖父的钱被人劫走，甚至做起了更可怕的噩梦。现在阿公安全回到家里，本是件清清吉吉的好事。谁知道只隔了几天，金圆券突然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倒票子！祖父只好把这堆曾令他欢喜一时的金圆券，都丢到一个篾制皮撮里，放在楼板上的烟窗斗缝里。
　　祖父沉默着，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的，可能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他来回走了四百华里旱路，肩头还压着百把斤布匹。这是走冤枉路，走闭气路，早知道脱货求财只求回来一堆废纸，何不把棉布留下来，留了黄金有时价，何况这土棉布是做内衣和被单的好材料。
　　祖母躲在屋里暗哭了几天几夜，慢慢地抽泣着。她只能一天吊十二回颈，自宽自解，或许阿婆她老人家想到了“退财折灾”这句俗话。她不想上楼去看这堆金圆券，但又痴想如果金圆券还可以流通就好了——这当然只是自我宽慰。到土改时，她亲手把这一皮撮金圆券烧成了灰，原因是她怕民兵查出来，划一个有变天思想的反革命分子，那是“发长子杀鸭子，抖都不要抖！”。
　　果然在土改划成分时。有人检举我家有几亩田，有几担布，有好宽的房子，可以划个地主。经过土改工作组的调查，童养媳带走了一丘田，人均田亩不够划地主；清查家里也没有几担布，只有祖母起本时的烂絮棉花，更没有发现啥可分的胜利果实，于是只好划了个中农成分。祖母也终于想通了，退财真的折了灾。
　　当时流通的货币除了金圆券外，还有关金券。老百姓不相信这种走水的纸票子，手里有了纸票子，马上就囤货。最硬扎的货是食盐，其次是稻谷和茶油。日军占据时，两块光洋籴一担谷，一担谷换两市斤食盐。光洋又分大脑壳和细脑壳两种，还分开了堑的和没开堑的两种。当时的行情是一担谷换十斤茶油或者十二斤猪肉，所以好户头都囤货不留钱，而我的阿公阿婆，却把布匹换成了金圆券。这种既不囤货，也得到钱的做法，是坏事变成好事，无意中顺其潮流，避免了三十年的灭顶之灾。
　　还有一种只在本地流通的手写纸票子。这是本地开铺子的财东们发明的一种调节流通的缓冲措施。票子是竖式的，用毛笔写出大小不等的面额，盖上一方条形印章，如徐益和兴号、尚有堂号等，平时可到地方各商店去购货，不讲信用的票子有时也购不到货，到了年关只好到发票子的财东们那里去兑现金。祖父手里也存了一些这样的票子，花不出，也兑不到现金，叫做烂票子，可能也起到了退财折灾的作用。这种地方流通的商家票，只流行了几年，大约是1944年到1948年之间。
　　在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不少花纱布行，一些做花（棉花）布（棉布）生意的经纪人活跃在城乡之间，如龙伏的付志仁、寒沙塘的戴宇朋、打泥塘的焦志田、杜公塘的刘少锦、米龙嘴的刘次和等。他们都与纺纱织布的村妇们打得火热，把从村妇手里收来的棉布送到浏阳城出售，把得来的现金带到湖北朱河购回棉花，又将棉花去兑换土布。人一熟，就可做无本生意，即先赊走布，等赚了钱再给棉花。
　　祖母的盈利经验是靠赚浆水和手工。如果棉花上了潮或者夹了沙子，一定重量的棉花就做不出规定长度的土布。祖母她们就先看花，再给布。每匹布赚几两花，几次兑换后就能赚一匹布。为了使布织得有手感，还要用米汤来浆纱，织成厚墩墩的布。好的纱手和织手，用三匹布兑换来的棉花能织出四匹布，而且织出来的布边整齐，布面平滑，手感板扎。祖母在当地可算是纺纱织布的通家，金圆券使她成为输家，最后划成分又使她成为赢家。
　　祖母纺纱织布的尾声，是在哭金圆券之后。她重整旗鼓又积累了几匹布，不幸被石江陂那个翻皮打卦的赌徒陈某翻摊子翻去了，陈同时在祖父手里赊走了四只小猪崽。这两笔账是钱落了英雄手，米进了叫花子袋。祖父把陈某家的门槛都跑出了个氹还是没讨回这两笔账。地方把这种无赖叫做强鼻子，到社教时，陈吊颈自杀了，这笔账就烂到了死人身上。
　　这是祖父母哭金圆券之后的最后一场输局。金圆券藏在楼上一扎一扎原封未动，都是号码未乱的新票子。当时饱了一下眼福，随即从眼眶里付出沉痛的泪水代价。祖父的染业不可复兴，祖母的纺织业也彻底落了气。家里翻箱倒柜也寻不到一块光洋，连铜毫子和穿眼钱都很难找到了。从此，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处于危急境遇。
　　如果祖母不烧毁那些金圆券，能闯过多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生死关头，留到如今，或许能成为古董市场上旧票证收藏商的珍品。但如果冒险冒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清查出来，将是戴个三尺高的尖帽子，背上五十斤的木牌子，得个游村上台坐班房的下场，甚至吃粒花生肉，脑壳开花。
　　还是莫哭金圆券了，祖父祖母九泉安息吧。
　　（摘自《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语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