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太傻了！”
2月9日，《投资者报》记者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的昌河汽车总部发现，冷静下来的工人们反思后认为，罢工的结果是“对工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好处，罢工成了管理层的争取控制权的筹码”。目前，昌河汽车虽然承诺“涨工资”，但员工月薪最高仅仅涨了360元。
2012年1月13日至16日期间，昌河汽车发生了震动汽车业界的工人集体罢工事件，工人们最初要求保住昌河铃木生产资质，后来对长期低工资、内部薪资差距悬殊而感到强烈不满，于是展开与昌河汽车领导层的“谈判”。
当时，母公司中国长安委任的昌河汽车总经理李黎公开喊出“你们不打死我，我就整死你们昌河”的刺激性话语，激怒在场工人而遭殴打。目前，李黎被免去总经理职位、长安汽车委派的高管团队虽然没有辞职，但春节后“就一直没有上班”。
2009年长安入主昌河之后，虽然已经扭亏为盈，但主要产品利润大幅下滑和微型车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昌河汽车一直就被失意的情绪所笼罩。2011年，昌河汽车销量仅完成了年初制定目标的七成，而今年计划新推出的三款新车型也可能胎死腹中。
“资质没了 你们就要回家待着！”
2月9日下午两点多，在一片机器轰鸣声中，《投资者报》记者从江西省景德镇市新厂东路208号的昌河铃木总装车间，找到了亲历昌河工人罢工事件的王师傅。王师傅已在昌河汽车工作了34年，并且是罢工事件中与昌河领导层谈判的五六名工人之一。他向记者讲述了昌河汽车工人罢工事件的始末。
“白班的工人罢工了，下午直接停产回家了！”这是1月13日这个普通星期五的下午，王师傅在家突然接到的一个电话。当天王师傅要上夜班，按计划其上班时间是从晚6点到次日凌晨4点。当时汽车销量好，没有库存，车间正在延时赶货。正常状态下，白班是从早8点到晚5点，夜班是晚5点至次日凌晨2点，而当时则分别延时一小时。
在销售旺盛、车间赶工的情况下，车间工人突然罢工，工人们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师傅说，下午工人虽然罢工回家了，但没人闹事。夜班工人到单位后，本想着不能生产就打算回家。然而，晚6点左右，各车间的班长、工长与领导层开完会后，就向工人传达了一则消息，长安汽车拟将昌河铃木的生产资质转给长安马自达，而景德镇、九江两个生产基地则并入合肥基地。
听到将昌河铃木资质取消、生产基地并入合肥昌河，工人们立即开始揣测昌河是不是要倒闭了。而班长、工长等则透露：“资质没了，你们可能要回家待着了”。
“工人一听昌河要倒了，那谁还干啊！”王师傅说，工人们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要“保住饭碗”。而组长、工长等人则对工人们说“都不要回家，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7点钟到办公大楼去！”
说完后，他们就走了。
当晚值夜班的工人按照班组长说的，晚上7点来到办公大楼，在家的工人听到消息也有不少人赶了过来。王师傅对记者说，当晚集结在办公大楼的人数约五六百人。工人代表则和高层商谈到晚上11点之后，当时达成的结果是“周一（1月16日）上午9点给予答复”。
随后两天刚好是周六、周日，工人的罢工行为仍在持续，而且原来在家的也纷纷赶来，昌河工人高喊“脱离长安、回归中航”，据知情人透露，现场已经超过千人。罢工一直持续到16日，昌河汽车直到17日才恢复生产。
伸出四根手指头 “李黎在四楼”
1月15日，中国长安派任的昌河汽车总经理李黎对工人叫喊“你们不打死我，我就整死你们昌河！”引起在场工人的爆打，由此将本次罢工事件的矛盾激化，也使得中国长安与昌河汽车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投资者报》在景德镇昌河汽车总部获悉，李黎被打后，除李黎被撤职外，中国长安派到昌河汽车的管理团队还包括昌河副总经理周家政、总经理助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柴伟，以及江西研究院院长徐小刚和一名财务总监。昌河汽车销售公司公关处处长王树红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既没有免职，也没有辞职，只是自罢工后再也没来上班。”
谈到工人殴打原总经理李黎，王师傅坦言：“动手打人是不对的，这个有点过分了”。据他介绍，早在1月13日罢工当晚，昌河汽车党委书记程冬久就从北京乘飞机回到昌河。少数工人在楼上和领导层谈判，提出保留昌河铃木的生产资质、保留昌河铃木品牌、昌河汽车总部在景德镇不变等要求，并提出增加工人工资。当晚昌河汽车与工人协商的结果是“周一上午9点前给予答复”。
然而，尚未到约定的日期，总经理李黎就和工人产生冲突并被打伤。原来，在罢工首日（13日）李黎始终并未露面。1月15日，罢工的工人认为“和别人谈没用，要找李黎谈”。工人奔到办公楼上，起初并未找到李黎。一名不愿署名的工人对《投资者报》记者说：“当时有人看见一名曾任副总经理的人，伸出4跟手指，表示李黎在4楼。”随即罢工工人将李黎拉下楼，让他讲话。沟通中双方出现了情绪过激的反应，并伴有辱骂言语。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员工讲，李黎那句“你们不打死我，我就整死你们昌河！”当时罢工工人听了这句话，纷纷猜测“肯定是长安汽车方面有人说了类似的话，不然他哪有这个胆量说！”
罢工中要求加薪 三个基地不能一碗水端平
在1月13日晚，昌河汽车党委书记程冬久与职工对话，王师傅等几个老员工提出意见。最初，前面几个人都在提保留生产资质、昌河铃木品牌等意见。后来，工人们自己聊天，纷纷抱怨工资水平太低。于是，在谈判中，王师傅提出了加薪的要求。
王师傅向记者表示，“哪个主任以上的干部在外省没有有房产？而我们工人在景德镇都买不起房。差距悬殊！”他列举了此前加薪的例子“工人加薪100多元，工长、班长等加薪200多元，比我们多近一半，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
王师傅从1978年入厂工作，至今已有34年，现在每月的底薪是1020元，加上新增的360元，未来每月仅1380元，每月奖金非常少。
昌河汽车斜对面就是昌河飞机，王师傅告诉记者，在长安来之前，昌河飞机和昌河汽车都是一家企业，他的朋友在昌河飞机工作，每月底薪比他高出两三百元，但是昌河飞机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我的朋友比我要多拿一千多块，要比我多一半了。”
据工人反映，他们更不满的是三个生产基地，效益不同、员工工作量不同，但待遇却相差无几。昌河汽车现有景德镇、九江、合肥三大生产基地。昌河汽车销售公司公关处处长王树红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三大基地中，景德镇基地是盈利的，九江基地处于保本状态，而合肥基地（合肥昌河）则巨亏。”但是利润均摊后，工人的待遇都一样。
罢工事件中，车间工人与昌河汽车领导层谈判，得到加薪承诺。“这次加薪，因为算工龄等原因，我加薪最多，每月多了360元。”王师傅对记者说。
通过协商，昌河领导层已于日前下发文件，承诺对员工加薪。根据加薪文件，二线员工（非生产人员）和工长、班长每月涨210元，其中班长和工长的底薪分别为1200元和1400元；四岗员工（原底薪1300元起），在提薪210元的基础上增加6年工龄，每年10元钱，就是总共270元。五岗（原底薪1020起）每月增加360元。
“不要空许愿，让我们看到钱才行。” 王师傅表示。
事件平息后 工人后悔成为筹码
罢工期间，江西省发改委主任许爱民等专程赴京向国家发改委呈送《江西省政府关于要求将昌河铃木汽车有限公司汽车企业生产资质保留在江西》的书面函，同时，江西省、景德镇两级领导分别与昌河汽车员工就聚集罢工、围堵大楼等过激行为进行沟通，并称昌河铃木生产资质不会转移，发改委也表示长安集团的做法欠妥。最后一刻，国家发改委站在了昌河汽车这一边。
1月15日，许爱民等江西当地领导再一次与昌河汽车职工对话，许爱民当场表示：“如果与长安方面达成协议，未来昌河铃木不仅要生产汽车还要生产发动机，在景德镇形成真正的生产基地;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自己搞，做大昌河。”顿时，昌河工人喝彩声四起。
1月16日，景德镇市政府与中国长安联合发布公告：一切维持昌河汽车公司目前格局和发展现状不变，包括昌河汽车作为独立法人地位不变；昌河汽车公司与日本铃木的合资合作不变；独立的景德镇总部生产基地昌铃汽车企业生产资质不变；三个生产基地不变、品牌不变、目录不变；承诺的所有发展规划、发展项目、新车型不变。
罢工事件现在已经时隔将近一月，王师傅向记者坦言，现在老员工回头想想不禁感叹，“我们怎么这么傻，如果领导不放出消息，工人只在车间干活，如何能得知消息？”
他说：“不管谁管理，对我们车间工人没有任何影响。”所谓的生产资质转移，只是领导层之间的争夺。“煽动工人罢工，就是和长安汽车领导层方面争夺权利。” 王师傅直言：“很后悔，工人罢工成了领导的筹码。”
据在场的员工透露，当时在15日、16日的罢工中，场面混乱，有主任级别的人在队伍里叫嚷“都上啊”很明显是有人在煽动。
提及参加罢工的初衷，王师傅笑着说：“大家都去，咱就跟着去呗”说着便掀起帽子挠了挠头，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昌河铃木汽车生产资质丧失，受影响的首先是昌河汽车的领导层，不但权利的丧失而且人员的编制还可能缩减，其次是景德镇市和江西省的税收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煽动工人罢工，很有可能是昌河当地管理层为了增加与中国长安领导方面谈判的筹备，是逼长安保留昌河生产资质的“兵谏”。
“上面没有领导支持，工人绝对不可能闹起来！”王师傅说，至今，大部分工人仍然不清楚为何“突然就起来闹事了”？
《投资者报》记者在当地了解到，本次罢工的大部分是昌河老员工，他们对昌河非常有感情。1970年，恰逢中国开展支援大三线建设，北方3000名职工来到当时的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年仅10岁的王师傅就跟随父母来到昌河。1975年，他到部队做了一名侦察兵，三年后转业回到景德镇。
“当时可以去市公安局工作，但是父母都希望留在他们身边。”于是，从1978年王师傅从昌河子弟成为一名昌河工人。“从1978年到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老昌河人了。”
记者走访得知，在景德镇市像王师傅这样一家两代乃至三代都是昌河员工的家庭不在少数。在这样一个企业，员工对昌河有深厚的感情，对母公司中国长安则缺乏认可。长安汽车派出的管理团队在这里难免出现“水土不服”。
昌河汽车原本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2009年11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签署重组协议，中航旗下的昌河、哈飞等汽车项目并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长安旗下有昌河铃木和长安铃木，注销昌河铃木生产资质也在情理之中。
亏损之源
合肥昌河卖一车净亏千元
昌河汽车目前共有3个生产基地，分别是景德镇、九江和合肥。引起1月13日的罢工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言称景德镇和九江基地将并入到合肥基地。
而在昌河汽车方面，三个生产基地之间利益分配不均也一直是矛盾的焦点。王树红告诉记者：“景德镇的昌河铃木本身是盈利的，九江基地是盈亏持平的，而合肥昌河每卖一台车净亏损1000元。”
一名昌河汽车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合肥基地的亏损，是昌河铃木最大的“窟窿”，怎么改革对他们没有影响。九江基地则因为正式员工少、短期合同工为主，因此工人反映不大。这就解释了为何本次罢工事件中景德镇的工人反映最激烈。
记者调查了昌河汽车一线和二线员工的待遇，发现车间一线工人的待遇在1000~1500元之间，二线员工多为本科毕业生，月薪在1500~2000元左右，每人还有几百元不等的奖金。而员工向记者反映，十年前的昌河，员工的工资在4000元左右！当时的昌河，在整个景德镇待遇数一数二的。
究其原因在于汽车行业利润的下滑。公关处曹文杰告诉记者：“十年前一辆北斗星利润能上万元，而现在利润不过千元。”单辆车的利润相差达10倍。
车间工人王师傅则有些不平：“本来我们对合肥基地就意见很大，景德镇基地是赚钱的，工人工作量大创造利润多，合肥基地巨亏，工人上班比我们少卖得车也少，结果工人拿一样的钱。等于我们的利润填了他们的窟窿。”
合肥基地是指合肥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底，是由昌河飞机工业公司兼并原安徽省淮海机械厂而设立。1999年11月，合肥昌河完成股份制改制，成立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2007年更名为合肥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为昌河汽车的全资子公司，是昌河汽车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基地。到了2009年11月中国长安整合昌河汽车后，合肥昌河也成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的子公司。
而对此三个基地之间的利益冲突，昌河汽车公关部人士则表示：“中国长安扩张的太快了，各个子公司之间的管理不到位，没有协调好利益关系。”■
2月9日，《投资者报》记者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的昌河汽车总部发现，冷静下来的工人们反思后认为，罢工的结果是“对工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好处，罢工成了管理层的争取控制权的筹码”。目前，昌河汽车虽然承诺“涨工资”，但员工月薪最高仅仅涨了360元。
2012年1月13日至16日期间，昌河汽车发生了震动汽车业界的工人集体罢工事件，工人们最初要求保住昌河铃木生产资质，后来对长期低工资、内部薪资差距悬殊而感到强烈不满，于是展开与昌河汽车领导层的“谈判”。
当时，母公司中国长安委任的昌河汽车总经理李黎公开喊出“你们不打死我，我就整死你们昌河”的刺激性话语，激怒在场工人而遭殴打。目前，李黎被免去总经理职位、长安汽车委派的高管团队虽然没有辞职，但春节后“就一直没有上班”。
2009年长安入主昌河之后，虽然已经扭亏为盈，但主要产品利润大幅下滑和微型车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昌河汽车一直就被失意的情绪所笼罩。2011年，昌河汽车销量仅完成了年初制定目标的七成，而今年计划新推出的三款新车型也可能胎死腹中。
“资质没了 你们就要回家待着！”
2月9日下午两点多，在一片机器轰鸣声中，《投资者报》记者从江西省景德镇市新厂东路208号的昌河铃木总装车间，找到了亲历昌河工人罢工事件的王师傅。王师傅已在昌河汽车工作了34年，并且是罢工事件中与昌河领导层谈判的五六名工人之一。他向记者讲述了昌河汽车工人罢工事件的始末。
“白班的工人罢工了，下午直接停产回家了！”这是1月13日这个普通星期五的下午，王师傅在家突然接到的一个电话。当天王师傅要上夜班，按计划其上班时间是从晚6点到次日凌晨4点。当时汽车销量好，没有库存，车间正在延时赶货。正常状态下，白班是从早8点到晚5点，夜班是晚5点至次日凌晨2点，而当时则分别延时一小时。
在销售旺盛、车间赶工的情况下，车间工人突然罢工，工人们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师傅说，下午工人虽然罢工回家了，但没人闹事。夜班工人到单位后，本想着不能生产就打算回家。然而，晚6点左右，各车间的班长、工长与领导层开完会后，就向工人传达了一则消息，长安汽车拟将昌河铃木的生产资质转给长安马自达，而景德镇、九江两个生产基地则并入合肥基地。
听到将昌河铃木资质取消、生产基地并入合肥昌河，工人们立即开始揣测昌河是不是要倒闭了。而班长、工长等则透露：“资质没了，你们可能要回家待着了”。
“工人一听昌河要倒了，那谁还干啊！”王师傅说，工人们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要“保住饭碗”。而组长、工长等人则对工人们说“都不要回家，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7点钟到办公大楼去！”
说完后，他们就走了。
当晚值夜班的工人按照班组长说的，晚上7点来到办公大楼，在家的工人听到消息也有不少人赶了过来。王师傅对记者说，当晚集结在办公大楼的人数约五六百人。工人代表则和高层商谈到晚上11点之后，当时达成的结果是“周一（1月16日）上午9点给予答复”。
随后两天刚好是周六、周日，工人的罢工行为仍在持续，而且原来在家的也纷纷赶来，昌河工人高喊“脱离长安、回归中航”，据知情人透露，现场已经超过千人。罢工一直持续到16日，昌河汽车直到17日才恢复生产。
伸出四根手指头 “李黎在四楼”
1月15日，中国长安派任的昌河汽车总经理李黎对工人叫喊“你们不打死我，我就整死你们昌河！”引起在场工人的爆打，由此将本次罢工事件的矛盾激化，也使得中国长安与昌河汽车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投资者报》在景德镇昌河汽车总部获悉，李黎被打后，除李黎被撤职外，中国长安派到昌河汽车的管理团队还包括昌河副总经理周家政、总经理助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柴伟，以及江西研究院院长徐小刚和一名财务总监。昌河汽车销售公司公关处处长王树红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既没有免职，也没有辞职，只是自罢工后再也没来上班。”
谈到工人殴打原总经理李黎，王师傅坦言：“动手打人是不对的，这个有点过分了”。据他介绍，早在1月13日罢工当晚，昌河汽车党委书记程冬久就从北京乘飞机回到昌河。少数工人在楼上和领导层谈判，提出保留昌河铃木的生产资质、保留昌河铃木品牌、昌河汽车总部在景德镇不变等要求，并提出增加工人工资。当晚昌河汽车与工人协商的结果是“周一上午9点前给予答复”。
然而，尚未到约定的日期，总经理李黎就和工人产生冲突并被打伤。原来，在罢工首日（13日）李黎始终并未露面。1月15日，罢工的工人认为“和别人谈没用，要找李黎谈”。工人奔到办公楼上，起初并未找到李黎。一名不愿署名的工人对《投资者报》记者说：“当时有人看见一名曾任副总经理的人，伸出4跟手指，表示李黎在4楼。”随即罢工工人将李黎拉下楼，让他讲话。沟通中双方出现了情绪过激的反应，并伴有辱骂言语。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员工讲，李黎那句“你们不打死我，我就整死你们昌河！”当时罢工工人听了这句话，纷纷猜测“肯定是长安汽车方面有人说了类似的话，不然他哪有这个胆量说！”
罢工中要求加薪 三个基地不能一碗水端平
在1月13日晚，昌河汽车党委书记程冬久与职工对话，王师傅等几个老员工提出意见。最初，前面几个人都在提保留生产资质、昌河铃木品牌等意见。后来，工人们自己聊天，纷纷抱怨工资水平太低。于是，在谈判中，王师傅提出了加薪的要求。
王师傅向记者表示，“哪个主任以上的干部在外省没有有房产？而我们工人在景德镇都买不起房。差距悬殊！”他列举了此前加薪的例子“工人加薪100多元，工长、班长等加薪200多元，比我们多近一半，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
王师傅从1978年入厂工作，至今已有34年，现在每月的底薪是1020元，加上新增的360元，未来每月仅1380元，每月奖金非常少。
昌河汽车斜对面就是昌河飞机，王师傅告诉记者，在长安来之前，昌河飞机和昌河汽车都是一家企业，他的朋友在昌河飞机工作，每月底薪比他高出两三百元，但是昌河飞机的奖金比工资还要高。“我的朋友比我要多拿一千多块，要比我多一半了。”
据工人反映，他们更不满的是三个生产基地，效益不同、员工工作量不同，但待遇却相差无几。昌河汽车现有景德镇、九江、合肥三大生产基地。昌河汽车销售公司公关处处长王树红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三大基地中，景德镇基地是盈利的，九江基地处于保本状态，而合肥基地（合肥昌河）则巨亏。”但是利润均摊后，工人的待遇都一样。
罢工事件中，车间工人与昌河汽车领导层谈判，得到加薪承诺。“这次加薪，因为算工龄等原因，我加薪最多，每月多了360元。”王师傅对记者说。
通过协商，昌河领导层已于日前下发文件，承诺对员工加薪。根据加薪文件，二线员工（非生产人员）和工长、班长每月涨210元，其中班长和工长的底薪分别为1200元和1400元；四岗员工（原底薪1300元起），在提薪210元的基础上增加6年工龄，每年10元钱，就是总共270元。五岗（原底薪1020起）每月增加360元。
“不要空许愿，让我们看到钱才行。” 王师傅表示。
事件平息后 工人后悔成为筹码
罢工期间，江西省发改委主任许爱民等专程赴京向国家发改委呈送《江西省政府关于要求将昌河铃木汽车有限公司汽车企业生产资质保留在江西》的书面函，同时，江西省、景德镇两级领导分别与昌河汽车员工就聚集罢工、围堵大楼等过激行为进行沟通，并称昌河铃木生产资质不会转移，发改委也表示长安集团的做法欠妥。最后一刻，国家发改委站在了昌河汽车这一边。
1月15日，许爱民等江西当地领导再一次与昌河汽车职工对话，许爱民当场表示：“如果与长安方面达成协议，未来昌河铃木不仅要生产汽车还要生产发动机，在景德镇形成真正的生产基地;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自己搞，做大昌河。”顿时，昌河工人喝彩声四起。
1月16日，景德镇市政府与中国长安联合发布公告：一切维持昌河汽车公司目前格局和发展现状不变，包括昌河汽车作为独立法人地位不变；昌河汽车公司与日本铃木的合资合作不变；独立的景德镇总部生产基地昌铃汽车企业生产资质不变；三个生产基地不变、品牌不变、目录不变；承诺的所有发展规划、发展项目、新车型不变。
罢工事件现在已经时隔将近一月，王师傅向记者坦言，现在老员工回头想想不禁感叹，“我们怎么这么傻，如果领导不放出消息，工人只在车间干活，如何能得知消息？”
他说：“不管谁管理，对我们车间工人没有任何影响。”所谓的生产资质转移，只是领导层之间的争夺。“煽动工人罢工，就是和长安汽车领导层方面争夺权利。” 王师傅直言：“很后悔，工人罢工成了领导的筹码。”
据在场的员工透露，当时在15日、16日的罢工中，场面混乱，有主任级别的人在队伍里叫嚷“都上啊”很明显是有人在煽动。
提及参加罢工的初衷，王师傅笑着说：“大家都去，咱就跟着去呗”说着便掀起帽子挠了挠头，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昌河铃木汽车生产资质丧失，受影响的首先是昌河汽车的领导层，不但权利的丧失而且人员的编制还可能缩减，其次是景德镇市和江西省的税收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煽动工人罢工，很有可能是昌河当地管理层为了增加与中国长安领导方面谈判的筹备，是逼长安保留昌河生产资质的“兵谏”。
“上面没有领导支持，工人绝对不可能闹起来！”王师傅说，至今，大部分工人仍然不清楚为何“突然就起来闹事了”？
《投资者报》记者在当地了解到，本次罢工的大部分是昌河老员工，他们对昌河非常有感情。1970年，恰逢中国开展支援大三线建设，北方3000名职工来到当时的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年仅10岁的王师傅就跟随父母来到昌河。1975年，他到部队做了一名侦察兵，三年后转业回到景德镇。
“当时可以去市公安局工作，但是父母都希望留在他们身边。”于是，从1978年王师傅从昌河子弟成为一名昌河工人。“从1978年到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老昌河人了。”
记者走访得知，在景德镇市像王师傅这样一家两代乃至三代都是昌河员工的家庭不在少数。在这样一个企业，员工对昌河有深厚的感情，对母公司中国长安则缺乏认可。长安汽车派出的管理团队在这里难免出现“水土不服”。
昌河汽车原本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2009年11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签署重组协议，中航旗下的昌河、哈飞等汽车项目并入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长安旗下有昌河铃木和长安铃木，注销昌河铃木生产资质也在情理之中。
亏损之源
合肥昌河卖一车净亏千元
昌河汽车目前共有3个生产基地，分别是景德镇、九江和合肥。引起1月13日的罢工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言称景德镇和九江基地将并入到合肥基地。
而在昌河汽车方面，三个生产基地之间利益分配不均也一直是矛盾的焦点。王树红告诉记者：“景德镇的昌河铃木本身是盈利的，九江基地是盈亏持平的，而合肥昌河每卖一台车净亏损1000元。”
一名昌河汽车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合肥基地的亏损，是昌河铃木最大的“窟窿”，怎么改革对他们没有影响。九江基地则因为正式员工少、短期合同工为主，因此工人反映不大。这就解释了为何本次罢工事件中景德镇的工人反映最激烈。
记者调查了昌河汽车一线和二线员工的待遇，发现车间一线工人的待遇在1000~1500元之间，二线员工多为本科毕业生，月薪在1500~2000元左右，每人还有几百元不等的奖金。而员工向记者反映，十年前的昌河，员工的工资在4000元左右！当时的昌河，在整个景德镇待遇数一数二的。
究其原因在于汽车行业利润的下滑。公关处曹文杰告诉记者：“十年前一辆北斗星利润能上万元，而现在利润不过千元。”单辆车的利润相差达10倍。
车间工人王师傅则有些不平：“本来我们对合肥基地就意见很大，景德镇基地是赚钱的，工人工作量大创造利润多，合肥基地巨亏，工人上班比我们少卖得车也少，结果工人拿一样的钱。等于我们的利润填了他们的窟窿。”
合肥基地是指合肥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底，是由昌河飞机工业公司兼并原安徽省淮海机械厂而设立。1999年11月，合肥昌河完成股份制改制，成立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2007年更名为合肥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为昌河汽车的全资子公司，是昌河汽车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基地。到了2009年11月中国长安整合昌河汽车后，合肥昌河也成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的子公司。
而对此三个基地之间的利益冲突，昌河汽车公关部人士则表示：“中国长安扩张的太快了，各个子公司之间的管理不到位，没有协调好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