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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各个时代都有对言意关系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先秦老庄的言意之辨是为了探索世界的本源，魏晋的言意之辨是为了知精神尽心性。魏晋人的言意之辨的成果澄清了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一些问题。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在六朝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以刘勰为代表的《文心雕龙》，文学创作也追求个性自由。
关键词：老庄；言意之辨；文学影响
作者简介：李启帆（1994.1-），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1
“言”，《说文解字》讲：“直言曰言。”可见“言”是直接表达说出来的。“意”，《说文解字》讲：“意，志也，从心意，察言而知意”。可以知道“意”是一种主体的感知，意会的过程状态。心中之“意”能否用“言”直接表达出来呢？ 那么我在本文梳理 “言意之辨”从先秦到六朝时的发展情况，从中找答案，并据此探析言意之辨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的变化及影响。
老子首发言道的困惑。他在 《道德经》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他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和万物生存的依据。但是老子也认为 “道”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但如果一定要给它个名分的话，可以“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实际上表明了无法 “道”进一步言说的无奈，可见老子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继之而后，庄子提出“得意忘言”的思想。他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这里“筌、蹄”为得物的工具，使用它们是为了得到“鱼”和“兔”，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可以将之放弃。而“言”在这里被喻为“得意”的工具，这里的“意”应是对道本体的感悟之意。当“得意”后，忘掉“言”这种外在形式，方可进入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
老莊探讨言意关系主要是从关注自然和天道出发，言意关系不是并人们直接反思的象，不能看成是一种方法论的依据，所以自然不能上升到文学理论层面。但是先秦的言意关系问题为魏晋大规模地展开言意之辨奠定了学术和文化基础，他们对人类经验的深切体会值得后人思考。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言意之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创作的方法论与理论。作为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是“言意之辨”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他在继承庄子言意观的基础上，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论略·明象》），在王弼看来，“言”是“明象”的载体，“象”是“得意”的工具。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点，在表述言与意时，都离不开对象的关注，通过象来言意，也就是以自然法则为观察宇宙的基本法则，把言意之辨的对象固定在认知自然方面，当然，人们在表情达意的时候也融入了自我的认知能力，将本我与自然结合起来，来表达自我的精神气质与神思冥想。人在言意之辨中，也就是对自然宇宙的追求中，人的精神自由得到极大的张扬，从而给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文学理论的影响首先是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言、象、意关系作了理论上的研究。他认识到言意之间相互对立依存的复杂关系，所以在《隐秀》篇中，他将“言”与“意”的概念向“隐”与“秀”的诗学概念方向转换，“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即是超出字面意思的意味和神韵，“秀”则是言辞所构成的表象。“隐”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因此通过“秀”表现“隐”。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论结合在一起，阐述了“隐秀”理论。自此以后，文学家们摒弃了“言不尽意”的限制，在审美创造中将言意协调共存，从而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创作者们也将“言有尽而意无穷”当作审美追求的高层境界，在“言”所尽处拓展出无尽之“意”，将文学家对有余之意的追求逐步导入了对意境创造的追求，从而在创作论和接受论的共融中实现了“言”和“意”的统一。
玄学背景下大规模的“言意之辩”使诗人们都以蕴意深广为追求，在创作中能够囊括宇宙万象，抒写世事纷纭，忧离迷惘。阮籍受当时黑暗政治现实的影响而谈玄避世，使其诗具有隐晦风格，其《咏怀诗》具体意旨难以猜测，将“意”隐在“言”中，让人捉摸不透。所以刘勰称之为“阮旨遥深”，钟嵘也评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嵇康的名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篇中独拔，诗人在自然之“象”中感悟到自然之“意”。而诗中对“意”的暗示也会引导读者超越景物的具象去感受作者创造出来的氛围，在遐思远想中得到精神的超脱。陶渊明崇尚自然，作诗选取自然中能够传情达意的象，取其神理，自我满足即可。其诗《饮酒其五》创造出一种平淡和谐的意境，在大自然的净化中，领悟人生的真意，心领神会，不必言说。
在魏晋文学的发展中，文学表现自我人性的自由得到了极大的实现，这其中言意之辨的方法与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对于“言”、“意”统一性的追求被提高到人性和审美自觉的高度。这对以后的理论建树起了主体的自觉和自我认知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姚瑶.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2]张慧.王弼“言意之辨”的探析[D].四川：四川大学，2004.
[3]陈波.言意之辨：诠释与评论[J].长白学刊，1999（2）.
[4]贾奋然.《文心雕龙》“言意之辨”论[J].中国文学研究，2000（1）.
[5]李茂民.“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5（4）.
关键词：老庄；言意之辨；文学影响
作者简介：李启帆（1994.1-），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1
“言”，《说文解字》讲：“直言曰言。”可见“言”是直接表达说出来的。“意”，《说文解字》讲：“意，志也，从心意，察言而知意”。可以知道“意”是一种主体的感知，意会的过程状态。心中之“意”能否用“言”直接表达出来呢？ 那么我在本文梳理 “言意之辨”从先秦到六朝时的发展情况，从中找答案，并据此探析言意之辨给中国古代文学带来的变化及影响。
老子首发言道的困惑。他在 《道德经》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他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和万物生存的依据。但是老子也认为 “道”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但如果一定要给它个名分的话，可以“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实际上表明了无法 “道”进一步言说的无奈，可见老子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继之而后，庄子提出“得意忘言”的思想。他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这里“筌、蹄”为得物的工具，使用它们是为了得到“鱼”和“兔”，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可以将之放弃。而“言”在这里被喻为“得意”的工具，这里的“意”应是对道本体的感悟之意。当“得意”后，忘掉“言”这种外在形式，方可进入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
老莊探讨言意关系主要是从关注自然和天道出发，言意关系不是并人们直接反思的象，不能看成是一种方法论的依据，所以自然不能上升到文学理论层面。但是先秦的言意关系问题为魏晋大规模地展开言意之辨奠定了学术和文化基础，他们对人类经验的深切体会值得后人思考。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言意之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创作的方法论与理论。作为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是“言意之辨”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他在继承庄子言意观的基础上，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论略·明象》），在王弼看来，“言”是“明象”的载体，“象”是“得意”的工具。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点，在表述言与意时，都离不开对象的关注，通过象来言意，也就是以自然法则为观察宇宙的基本法则，把言意之辨的对象固定在认知自然方面，当然，人们在表情达意的时候也融入了自我的认知能力，将本我与自然结合起来，来表达自我的精神气质与神思冥想。人在言意之辨中，也就是对自然宇宙的追求中，人的精神自由得到极大的张扬，从而给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文学理论的影响首先是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刘勰对文学创作中的言、象、意关系作了理论上的研究。他认识到言意之间相互对立依存的复杂关系，所以在《隐秀》篇中，他将“言”与“意”的概念向“隐”与“秀”的诗学概念方向转换，“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即是超出字面意思的意味和神韵，“秀”则是言辞所构成的表象。“隐”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因此通过“秀”表现“隐”。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论结合在一起，阐述了“隐秀”理论。自此以后，文学家们摒弃了“言不尽意”的限制，在审美创造中将言意协调共存，从而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创作者们也将“言有尽而意无穷”当作审美追求的高层境界，在“言”所尽处拓展出无尽之“意”，将文学家对有余之意的追求逐步导入了对意境创造的追求，从而在创作论和接受论的共融中实现了“言”和“意”的统一。
玄学背景下大规模的“言意之辩”使诗人们都以蕴意深广为追求，在创作中能够囊括宇宙万象，抒写世事纷纭，忧离迷惘。阮籍受当时黑暗政治现实的影响而谈玄避世，使其诗具有隐晦风格，其《咏怀诗》具体意旨难以猜测，将“意”隐在“言”中，让人捉摸不透。所以刘勰称之为“阮旨遥深”，钟嵘也评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嵇康的名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篇中独拔，诗人在自然之“象”中感悟到自然之“意”。而诗中对“意”的暗示也会引导读者超越景物的具象去感受作者创造出来的氛围，在遐思远想中得到精神的超脱。陶渊明崇尚自然，作诗选取自然中能够传情达意的象，取其神理，自我满足即可。其诗《饮酒其五》创造出一种平淡和谐的意境，在大自然的净化中，领悟人生的真意，心领神会，不必言说。
在魏晋文学的发展中，文学表现自我人性的自由得到了极大的实现，这其中言意之辨的方法与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对于“言”、“意”统一性的追求被提高到人性和审美自觉的高度。这对以后的理论建树起了主体的自觉和自我认知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姚瑶.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2]张慧.王弼“言意之辨”的探析[D].四川：四川大学，2004.
[3]陈波.言意之辨：诠释与评论[J].长白学刊，1999（2）.
[4]贾奋然.《文心雕龙》“言意之辨”论[J].中国文学研究，2000（1）.
[5]李茂民.“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