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十分完善的时期，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涵盖了民事、刑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规定，同时也包含了交通管理方面的内容。从现存的唐代文献看，唐代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立法还是十分完备的，如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右侧通行”的陆路交通规则，唐律中规定的“上泝避下泝”的海上交通规则，以及对交通肇事罪适用保辜制度的审判程序等，都反映中国古代的交通立法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中的某些规定，对于现阶段我国的交通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贞观年间“右侧通行”交通规则的创制
　　唐代是我国交通立法十分发达的时期，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由著名政治家马周制定了“右侧通行”的规定，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交通规则。据《新唐书》卷98《马周传》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从上述这条材料分析，马周在贞观年间制定了多项城市交通管理的制度，《新唐书·马周传》中记述的“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规则。在唐人刘餗的笔记小说《隋唐嘉话》卷中，也有同样的记述：“中书令马周，始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上述两条史料证明，在唐朝贞观年间，我国即已施行了“右侧通行”制度是确凿无疑的。至于该项制度是否在全国推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维护封建尊卑等级秩序的交通守则
　　唐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也体现在交通法规之中。据唐《仪制令》中规定：“诸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即使不同品级的官员在路上相遇，唐代令、式中也有规定，“准《仪制令》：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诸官人在路相遇者，四品已下遇正一品，東宫官四品已下遇三师，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在唐代的宗教法典《道僧格》“行路相隐”条也规定了“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于道路遇五品以上官者，隐”。
　　关于交通工具管理的规定
　　中国古代由于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主要的交通工具仍是车、马、渡船和步行等。在唐代的《车舆令》中，对皇帝大臣以及普通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作了规定。《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对于天子之车、皇后之车、皇太子之车以及文武百官之车作了详细记述：“凡天子之车：曰玉路者，祭祀、纳后所乘也，青质，玉饰末；金路者，乡、射、祀还、饮至所乘也，赤质，金饰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质，象饰末；革路者，临兵，巡守所乘也，白质，鞔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质，漆之。”王公车路，平时藏于太仆，受制、行册命、巡陵、昏葬则给之。余皆以骑代车。普通的胥吏、商贾之妻老者准乘苇軬车，“商贾、庶人、僧、道士不乘马”。
　　唐代法律尤其注重对国有交通工具驿马的保护，据《唐律疏议》卷十“增乘驿马”条规定：“诸增乘驿马者，一疋徒一年，一疋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同书“乘驿马枉道”条规定：“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对于使用国有交通工具运送私人物品的行为，唐律作了严格的规定，“乘驿马齎私物”
　　条云：“诸乘驿马齎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驿驴减二等。”
　　为了保护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的人身安全，唐律对于国有马匹的日常管理和训练作了详尽的规定：“诸官马乘用不调习者，一疋笞二十，五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长孙无忌在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依《太仆式》：‘在牧马，二岁即令调习。每一尉配调习马人十人，分为五番上下，每年三月一日上，四月三十日下。’又令云‘殿中省尚乘，每配习驭调马，东宫配翼驭调马，其检行牧马之官，听乘官马，即令调习。’故‘官马乘用不调习者，一疋笞二十，五疋加一等’，即是四十一疋，罪止杖一百”。
　　为了防止江南地区的民众反抗封建政（蟹）府，唐代法律还禁止私人拥有和营造战船等战略交通工具，“诸私家不得有战舰等舡”，“诸私家不得有蒙冲等舡”。
　　严禁在城内和闹市区高速行驶车马
　　为了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唐代沿用了《晋律》中“禁马众中”的法律规定，[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稠密的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否则属违法行为，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唐律疏议》卷二六“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很明显，唐律从维护民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限制车马在街巷等闹市区内高速行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