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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本姓林，为了深入调查研究新工人，取名吕途。“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意味着永远在路上。
这名字正如她的生活，奔波于不同国家，穿过不同阶层，记录命运与差异，试图消除偏见。
吕途，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后，吕途留校做了12年老师。其间，她还去荷兰，读了妇女与发展专业的硕士，以及发展社会学博士。
2002年，吕途作为家属，与任欧盟外交官的丈夫一起去印度尼西亚。外交官夫人被禁止在任职国有正式工作，吕途只好做了全职太太。
外交官夫人们都是一起相约下午茶，聊购物聊健身。家务、园艺、照顾孩子等，都有佣人负责。外加雅加达安稳舒适，人就格外悠闲。
但吕途很痛苦，“感觉生命在衰竭，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母亲，我的能量越来越少”。更让她心痛的是，偌大房子里，设计者把佣人卧室安排在极小的角落里。而佣人是每天照顾这个家庭的人。身边的阔太太出去吃一顿饭，就是佣人一个月的工资。
2005年，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吕途参与了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她负责两个研究议题，一个是：农村女性和土地关系；另一个是：打工群体农民工。
第一次调研，吕途去了北京朝阳区金盏乡工友聚集的皮村。在脏乱差的环境中做完访谈，吕途穿着一尘不染的羽绒服，开着白色大宇车准备离开。工友讽刺说：“你们啊，拿着自己的取景框来看我们的世界。那不是我们真正的世界。”吕途一点没生气，她也觉得这种访谈毫无意义，不过是拿到一份空洞的报告。
尤其那天，皮村里一所面向工友子女的半寄宿学校暖气片冻住了，采访对象王德志拿着喷火枪烤暖气片。看他一边忙碌，一边配合访谈，吕途很不自在，觉得在耽误对方时间。
她决定深入地了解工友们，切实为他们做点什么。2007年到2008年，她参加了国内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社区姐妹行”。后来，她又加入北京“工友之家”，干脆和工友们住在了一起。八九平方米的房子，没有下水道设备，不能洗澡，只能去上旱厕，冬天烧土暖气，非常冷，吕途就做了很厚的棉被。她努力适应着这样的环境。
吕途说，工友们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她的字典里，不认可“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她觉得这些词带一点歧视，以及身份的随意性。她想称他们“新工人”。
吕途在“工人大学”中做起了教师。学校全称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里，房子破旧，但租金便宜。这里不用交学费，以劳动换学习，课程包括电脑维修、生态农业等。后来网络普及，除了面授，还可以远程授课，吕途有时去外地调研，或回欧洲居住，课程再不会耽误了。吕途还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定期去打理，成了真正的“园丁”。
真切体味了工友们的生活后，吕途一连写了两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她希望更多人对打工群体有真实、整体的认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她希望从个体的选择出发，思考社会的命运。
女性工友面临更复杂的生存境况，诸如社会保障、婚姻就业压力、生育和子女教育。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让她们处于弱势。吕途准备帮她们发声，给她们写一部传记。
2013年，吕途通过职介机构，应聘进入一家台资工厂。她的任务是贴标签，每天关注的是距离、指向、高低、平行……这些指标。待了三天，她觉得像待在监狱一样。起初，她做了很多不合格产品，全要返工。痛苦于加班，她就拼命练习。后来，她能平均11秒贴一个标签。
直到现在，每当吕途看到各种产品上的标签，都会愤怒。标签贴得越标准，她越生气。因为她知道，规整的标签意味着什么。
一天上完夜班，凌晨5点吃了早餐，吕途又去做工。做了10分钟，因出故障，流水线停了下来。吕途和一位中年女工玩起了手机。女工玩“汤姆猫”，让吕途唱歌给“猫”听。吕途小声唱起了为打工子女创作的歌曲《我多想》：“为什么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么多，我只能和蚂蚁作伴？为什么我的家搬了又搬，我的学校又要拆迁？”吕途唱完，全车间一片寂静。
同样的寂静还发生过一次。那是上班领导训话前，工友们叽叽喳喳说话，内容琐碎无聊。直到听一个工友说要离开，吕途依依不舍地问：“你要走了噢？”60位工友一下住嘴了，场面尴尬。吕途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流露真实情感，是触碰到了禁区。
因为对流水线上使用的化学品过敏，不足半月，吕途结束了体验。当她背着行李离开，需要宿舍所有人签字时，才发现工友们平时用的全是假名。
通过这些事，吕途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氛围——在工厂，人与人之间只是工具性的关系。吕途将其称为“资本对人的异化”。
第二次体验，吕途进了一家德资工厂，工作内容是完成一套生產步骤，最后一步是插两个平片到底座里。平片很薄，用大拇指顶到槽里，一天下来，拇指变成了青紫色，辣辣地疼。如果吕途想停下来，把活儿看个究竟，立刻会有人喊：“不要问为什么，照着做就好。”单调的工作让精神倦怠，一次走神中，吕途把左手食指放到了螺丝钉上方，右手下压时，才注意到手在夹具下面，惊出一身冷汗。这种程式化工作，让工人们不能有一点点创新，更不能有丝毫分心。
吕途说：“在那里，你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氛围去质疑任何人。大家都已经对现状接受了，反正也没办法。”
为写《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她访谈了100位女工。从“曾经的主人翁”50后国企女工，到纠结生不出男孩的70后女工，到在性爱中困惑的80后女工，再到拎起行李就出发的90后女工，吕途让她们自己说话，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关于性别、关于劳动的社会景象。
她希望女工们也去读这本书，去了解原来她们谱写着生命的赞歌。一位受访者说：“读了自己的故事，我梳理了思路，相信这对我的未来很重要。”而吕途说：“写这本书，希望不愧对我身为女性，希望不愧对妈妈养育我长大，希望不愧对我这个专业，最希望不愧对的是给予我信任的女工们。”
十多年来，吕途一直为中国新工人奔走，大家评价她很锋利。而每当想起和两个女儿的聚少离多，她总会红了眼眶。亲友都批评她自私，说她是失职的母亲。
吕途很无奈。她自认为陪伴孩子的时光里，她投入了全部感情，但她也不能放弃努力工作。她认为：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给她们看。
也有人质疑她的选择：相比学者通过调研来推进决策，基层的点对点实践，效果一定更好？如果一直当大学老师，会不会提出更好的方案？
吕途很坚定：“命运不能假设。如果非要假设，一直在学术体系里是不接地气的。当然，谋求改变，如果能从顶层和基层共同发力，一定是好的。若达不到这样的状态，我的选择就是从我做起。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就不用等了。”
为工友们奔走期间，她也大哭过，因为得知女儿生病。当时，她在飞机上写了一首歌：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疼痛与罪过……学着陪伴儿女长大，迈步走过沟壑山川，我不仰视不低头，学会忍耐与等待，我学会永不改变……
编辑 赵莹
这名字正如她的生活，奔波于不同国家，穿过不同阶层，记录命运与差异，试图消除偏见。
深入，工友的未来决定中国的未来
吕途，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后，吕途留校做了12年老师。其间，她还去荷兰，读了妇女与发展专业的硕士，以及发展社会学博士。
2002年，吕途作为家属，与任欧盟外交官的丈夫一起去印度尼西亚。外交官夫人被禁止在任职国有正式工作，吕途只好做了全职太太。
外交官夫人们都是一起相约下午茶，聊购物聊健身。家务、园艺、照顾孩子等，都有佣人负责。外加雅加达安稳舒适，人就格外悠闲。
但吕途很痛苦，“感觉生命在衰竭，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母亲，我的能量越来越少”。更让她心痛的是，偌大房子里，设计者把佣人卧室安排在极小的角落里。而佣人是每天照顾这个家庭的人。身边的阔太太出去吃一顿饭，就是佣人一个月的工资。
2005年，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吕途参与了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她负责两个研究议题，一个是：农村女性和土地关系；另一个是：打工群体农民工。
第一次调研，吕途去了北京朝阳区金盏乡工友聚集的皮村。在脏乱差的环境中做完访谈，吕途穿着一尘不染的羽绒服，开着白色大宇车准备离开。工友讽刺说：“你们啊，拿着自己的取景框来看我们的世界。那不是我们真正的世界。”吕途一点没生气，她也觉得这种访谈毫无意义，不过是拿到一份空洞的报告。
尤其那天，皮村里一所面向工友子女的半寄宿学校暖气片冻住了，采访对象王德志拿着喷火枪烤暖气片。看他一边忙碌，一边配合访谈，吕途很不自在，觉得在耽误对方时间。
她决定深入地了解工友们，切实为他们做点什么。2007年到2008年，她参加了国内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社区姐妹行”。后来，她又加入北京“工友之家”，干脆和工友们住在了一起。八九平方米的房子，没有下水道设备，不能洗澡，只能去上旱厕，冬天烧土暖气，非常冷，吕途就做了很厚的棉被。她努力适应着这样的环境。
吕途说，工友们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她的字典里，不认可“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她觉得这些词带一点歧视，以及身份的随意性。她想称他们“新工人”。
吕途在“工人大学”中做起了教师。学校全称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里，房子破旧，但租金便宜。这里不用交学费，以劳动换学习，课程包括电脑维修、生态农业等。后来网络普及，除了面授，还可以远程授课，吕途有时去外地调研，或回欧洲居住，课程再不会耽误了。吕途还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定期去打理，成了真正的“园丁”。
真切体味了工友们的生活后，吕途一连写了两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她希望更多人对打工群体有真实、整体的认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她希望从个体的选择出发，思考社会的命运。
奇怪的氛围，人与人是工具性关系
女性工友面临更复杂的生存境况，诸如社会保障、婚姻就业压力、生育和子女教育。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让她们处于弱势。吕途准备帮她们发声，给她们写一部传记。
2013年，吕途通过职介机构，应聘进入一家台资工厂。她的任务是贴标签，每天关注的是距离、指向、高低、平行……这些指标。待了三天，她觉得像待在监狱一样。起初，她做了很多不合格产品，全要返工。痛苦于加班，她就拼命练习。后来，她能平均11秒贴一个标签。
直到现在，每当吕途看到各种产品上的标签，都会愤怒。标签贴得越标准，她越生气。因为她知道，规整的标签意味着什么。
一天上完夜班，凌晨5点吃了早餐，吕途又去做工。做了10分钟，因出故障，流水线停了下来。吕途和一位中年女工玩起了手机。女工玩“汤姆猫”，让吕途唱歌给“猫”听。吕途小声唱起了为打工子女创作的歌曲《我多想》：“为什么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么多，我只能和蚂蚁作伴？为什么我的家搬了又搬，我的学校又要拆迁？”吕途唱完，全车间一片寂静。
同样的寂静还发生过一次。那是上班领导训话前，工友们叽叽喳喳说话，内容琐碎无聊。直到听一个工友说要离开，吕途依依不舍地问：“你要走了噢？”60位工友一下住嘴了，场面尴尬。吕途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流露真实情感，是触碰到了禁区。
因为对流水线上使用的化学品过敏，不足半月，吕途结束了体验。当她背着行李离开，需要宿舍所有人签字时，才发现工友们平时用的全是假名。
通过这些事，吕途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氛围——在工厂，人与人之间只是工具性的关系。吕途将其称为“资本对人的异化”。
第二次体验，吕途进了一家德资工厂，工作内容是完成一套生產步骤，最后一步是插两个平片到底座里。平片很薄，用大拇指顶到槽里，一天下来，拇指变成了青紫色，辣辣地疼。如果吕途想停下来，把活儿看个究竟，立刻会有人喊：“不要问为什么，照着做就好。”单调的工作让精神倦怠，一次走神中，吕途把左手食指放到了螺丝钉上方，右手下压时，才注意到手在夹具下面，惊出一身冷汗。这种程式化工作，让工人们不能有一点点创新，更不能有丝毫分心。
吕途说：“在那里，你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氛围去质疑任何人。大家都已经对现状接受了，反正也没办法。”
为写《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她访谈了100位女工。从“曾经的主人翁”50后国企女工，到纠结生不出男孩的70后女工，到在性爱中困惑的80后女工，再到拎起行李就出发的90后女工，吕途让她们自己说话，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关于性别、关于劳动的社会景象。
她希望女工们也去读这本书，去了解原来她们谱写着生命的赞歌。一位受访者说：“读了自己的故事，我梳理了思路，相信这对我的未来很重要。”而吕途说：“写这本书，希望不愧对我身为女性，希望不愧对妈妈养育我长大，希望不愧对我这个专业，最希望不愧对的是给予我信任的女工们。”
锋利女人背后，牵牵绕绕儿女情长
十多年来，吕途一直为中国新工人奔走，大家评价她很锋利。而每当想起和两个女儿的聚少离多，她总会红了眼眶。亲友都批评她自私，说她是失职的母亲。
吕途很无奈。她自认为陪伴孩子的时光里，她投入了全部感情，但她也不能放弃努力工作。她认为：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给她们看。
也有人质疑她的选择：相比学者通过调研来推进决策，基层的点对点实践，效果一定更好？如果一直当大学老师，会不会提出更好的方案？
吕途很坚定：“命运不能假设。如果非要假设，一直在学术体系里是不接地气的。当然，谋求改变，如果能从顶层和基层共同发力，一定是好的。若达不到这样的状态，我的选择就是从我做起。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就不用等了。”
为工友们奔走期间，她也大哭过，因为得知女儿生病。当时，她在飞机上写了一首歌：我的生命是一本书，写着疼痛与罪过……学着陪伴儿女长大，迈步走过沟壑山川，我不仰视不低头，学会忍耐与等待，我学会永不改变……
编辑 赵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