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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暇
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闲暇是所有知识进步的源泉，“所有的智力进步都来自闲暇，所有的闲暇都来自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20年前，不同阶层的孩子用于不受干扰地学习的时间，差异是明显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孩子的自由支配时间较少，甚至正常上課时间也会受到家庭事务的干扰。
而在当今，生存问题普遍解决之后，这一差异变成相对差异，通过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效率体现出来。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拥有较优越的学习环境，较高水平的老师，较先进而齐全的设备，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辅导或兴趣培训，花同样的时间但事半功倍。面对资源效率的落差，A要想向B靠近，就不得不利用非正常时间（比如：午夜）。
这就是囊萤映雪的故事。车胤、孙康不是嫌白天读书没读够，而是他们白天根本就没时间读书。
优势积累
在当今这个时代，囊萤映雪还管用吗？
至少20世纪末，囊萤映雪还是管用的，但在今天其效力已非常有限。如果说过去的知识是一个池塘，今天的知识就是一条河流，它变动不居，难以用静止的方式来把握。
反映到教育上，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例如：高考作文题就常常被人们挑出毛病，某些题材过于时尚、过于特殊，因此不适合所有学生，尤其对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学生不公平。
但是反过来看，高考是一根学习指挥棒，关于作文题的这种问题，其实正是对知识发展趋势的回应。
人们需要通过触感来激发求知欲，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感知到知识的存在，以及它对解决实际问题或内心困惑的效果，我们的求知行为就会产生良性循环。一个人如果从某次知识汲取中获得了快感，就会激发他寻求更多同类型知识的欲求，相对于不能体验这种快感的人，他就会获得一种加速度似的优势积累。这一激发机制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而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知识以极快的速度更新，对这一机制的依赖更甚。
坦率地说，人们越是身处底层，就越是无法获得这种触感。比如：一个农村孩子，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知识，但他对真实的飞机一无所知；而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如果对这些知识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不断的乘坐体验中将其一步步内化，甚至可以通过制作航模来对知识加以验证。折射到教育领域，这就是对知识是生硬记忆还是融会贯通的区别。
长期对知识缺乏触感的人，对知识往往满不在乎。从概率上说，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越是不重视教育，这在今天还是一个悲哀的现实。
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家庭的孩子对知识有生动的触感，因而优势积累的机制在他们及其后代的身上会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马太效应
我们如果把自由时间的多寡和社会“食物链”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闲暇其实代表着受教育的整个物质后勤系统（投资能力）和精神动力系统（主动性）。
这个隐形的系统是社会自带的精英生产机制，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必然形成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教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知识是一种垄断性资源，在传统社会是特权式垄断，在今天是基于社会分化的自然垄断，这就是寒门难出状元背后的逻辑。
赫钦斯说到一种可能性：“闲暇这份礼物，可能会被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闲暇的人所糟蹋。”放到今天，仍然有说服力。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通过工业化之路历史性地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闲暇的分配极度不均，但也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均沾福利，但底层所获得的份额，很大程度上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上。
还有一部分人，幸运地攀跃到社会“食物链”上游，但内心从未体验过汲取知识的快感，因而对教育心存一种可遗传的鄙薄，这个群体的代表是财富爆炸式增长的“土豪”。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初中同学，因其无心向学，老师把家长叫到办公室。家长是个包工头，相当于现在的小开发商，他很不耐烦地对殷殷切切的老师说：“我已经给他准备了20万（那时是一个大数目），学不学，由他去。”
这个故事大致解释了为什么高产状元的家中长辈的职业排行当中没有企业家这一项，不过这一状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按照美国社会的经验，企业家的后代，一般会向律师、医生、金融家和政治精英这些职业过渡，而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有钱人。
驯化社会
你的孩子在听什么音乐，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还是《雪绒花》《孤独的牧羊人》，以及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呢？
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情况下会暴露你的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你给了孩子怎样的教育。
一方面音乐本身是一种阶层文化，它们总能和最合适的受众精准匹配；另一方面从中可以观察出，一个家庭受到变动中的文化所影响的程度。那些对智力提升有着理性意识的人，往往更偏向于有恒久魅力的经典，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掌握的全部知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失效。这种审美取向的差异将会延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最后就区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淡定、自信、优雅，不经意间就流露出非凡的气质；一种踟蹰、惶惑、浮浅，总是对未来充满顾虑。当这两种人碰到一起，后者就会发现，知识对于前者而言是一种直觉的东西，对于自己却是苦学而不可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出身于底层的年轻人会慨叹：“我们努力想实现的目标，原来只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而这两种人，完全可能成长于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片街区，但就可活动的空间来说，社会地位更高家庭的孩子的要更为广阔。
人与城市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财产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社会分化越严重，人与人的分野就越大。
而要改变，就不能相信命运。
（白菜豆腐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15期，黎 青圖）
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闲暇是所有知识进步的源泉，“所有的智力进步都来自闲暇，所有的闲暇都来自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20年前，不同阶层的孩子用于不受干扰地学习的时间，差异是明显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孩子的自由支配时间较少，甚至正常上課时间也会受到家庭事务的干扰。
而在当今，生存问题普遍解决之后，这一差异变成相对差异，通过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效率体现出来。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拥有较优越的学习环境，较高水平的老师，较先进而齐全的设备，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辅导或兴趣培训，花同样的时间但事半功倍。面对资源效率的落差，A要想向B靠近，就不得不利用非正常时间（比如：午夜）。
这就是囊萤映雪的故事。车胤、孙康不是嫌白天读书没读够，而是他们白天根本就没时间读书。
优势积累
在当今这个时代，囊萤映雪还管用吗？
至少20世纪末，囊萤映雪还是管用的，但在今天其效力已非常有限。如果说过去的知识是一个池塘，今天的知识就是一条河流，它变动不居，难以用静止的方式来把握。
反映到教育上，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例如：高考作文题就常常被人们挑出毛病，某些题材过于时尚、过于特殊，因此不适合所有学生，尤其对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学生不公平。
但是反过来看，高考是一根学习指挥棒，关于作文题的这种问题，其实正是对知识发展趋势的回应。
人们需要通过触感来激发求知欲，如果我们能够在现实中感知到知识的存在，以及它对解决实际问题或内心困惑的效果，我们的求知行为就会产生良性循环。一个人如果从某次知识汲取中获得了快感，就会激发他寻求更多同类型知识的欲求，相对于不能体验这种快感的人，他就会获得一种加速度似的优势积累。这一激发机制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而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知识以极快的速度更新，对这一机制的依赖更甚。
坦率地说，人们越是身处底层，就越是无法获得这种触感。比如：一个农村孩子，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知识，但他对真实的飞机一无所知；而一个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如果对这些知识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不断的乘坐体验中将其一步步内化，甚至可以通过制作航模来对知识加以验证。折射到教育领域，这就是对知识是生硬记忆还是融会贯通的区别。
长期对知识缺乏触感的人，对知识往往满不在乎。从概率上说，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越是不重视教育，这在今天还是一个悲哀的现实。
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家庭的孩子对知识有生动的触感，因而优势积累的机制在他们及其后代的身上会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马太效应
我们如果把自由时间的多寡和社会“食物链”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闲暇其实代表着受教育的整个物质后勤系统（投资能力）和精神动力系统（主动性）。
这个隐形的系统是社会自带的精英生产机制，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必然形成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教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知识是一种垄断性资源，在传统社会是特权式垄断，在今天是基于社会分化的自然垄断，这就是寒门难出状元背后的逻辑。
赫钦斯说到一种可能性：“闲暇这份礼物，可能会被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闲暇的人所糟蹋。”放到今天，仍然有说服力。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通过工业化之路历史性地全面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闲暇的分配极度不均，但也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均沾福利，但底层所获得的份额，很大程度上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上。
还有一部分人，幸运地攀跃到社会“食物链”上游，但内心从未体验过汲取知识的快感，因而对教育心存一种可遗传的鄙薄，这个群体的代表是财富爆炸式增长的“土豪”。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初中同学，因其无心向学，老师把家长叫到办公室。家长是个包工头，相当于现在的小开发商，他很不耐烦地对殷殷切切的老师说：“我已经给他准备了20万（那时是一个大数目），学不学，由他去。”
这个故事大致解释了为什么高产状元的家中长辈的职业排行当中没有企业家这一项，不过这一状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按照美国社会的经验，企业家的后代，一般会向律师、医生、金融家和政治精英这些职业过渡，而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有钱人。
驯化社会
你的孩子在听什么音乐，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还是《雪绒花》《孤独的牧羊人》，以及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呢？
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情况下会暴露你的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你给了孩子怎样的教育。
一方面音乐本身是一种阶层文化，它们总能和最合适的受众精准匹配；另一方面从中可以观察出，一个家庭受到变动中的文化所影响的程度。那些对智力提升有着理性意识的人，往往更偏向于有恒久魅力的经典，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掌握的全部知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失效。这种审美取向的差异将会延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最后就区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淡定、自信、优雅，不经意间就流露出非凡的气质；一种踟蹰、惶惑、浮浅，总是对未来充满顾虑。当这两种人碰到一起，后者就会发现，知识对于前者而言是一种直觉的东西，对于自己却是苦学而不可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出身于底层的年轻人会慨叹：“我们努力想实现的目标，原来只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而这两种人，完全可能成长于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片街区，但就可活动的空间来说，社会地位更高家庭的孩子的要更为广阔。
人与城市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财产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社会分化越严重，人与人的分野就越大。
而要改变，就不能相信命运。
（白菜豆腐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15期，黎 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