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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12月26日起，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的时候，已经有150万中国留学生奔向海外。这个数量远远超过过去几千年中国留学者的总和。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30年间走出了如此众多的留学生，以至汇聚成改变着历史进程的汹涌留学潮。
莫道大海苍茫，滥觞必有源头。本文将追溯1978年12月那个留学大潮的源头，探寻留学大潮的第一航程是如何启程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决定，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在1978年上半年几乎谁也不会想到。即便是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批52个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没有一个人在这年8月以前想到，自己马上会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邓小平的决定，1978年上半年是这个决定的酝酿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经历了“文化革命”十年蹉跎，邓小平又一次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他要抓科技和教育，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他认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复出仅一个星期，他与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谈及“派遣出国留学生”。
几天以后的8月1日，邓小平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他特意谈到，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他接着提出，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
随着恢复高考，邓小平决策，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重要改革，在1978年全面恢复研究生制度。这就为邓小平再迈进一步，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生奠定了基础。
怎样推进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邓小平特别倚重“文革”前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受邓委派，蒋南翔率领几名助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历时两个多月，写成了 《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清华大学调查报告》 于1978年5月30日上报邓小平，看了蒋南翔送来的报告，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谈话从下午3：30开始，持续到5：30，总共谈了两小时，内容涉及清华大学的基本建设、设备建设、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谈着谈着，邓小平话头一转谈起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讲话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在进行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有了底数，而且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沟通的结果。
原来，为了商量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卡特总统的代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来到北京。邓小平次日下午和他会谈。这次会谈不但商定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的大格局，而且认真商讨了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务，给卡特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笔者的同事温宪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亚特兰大访问了卡特，听这位前总统回忆说：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他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布热津斯基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布热津斯基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温宪 《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2日《访谈实录》版）
由于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感受。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强调：“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
方毅在这时插话：“数学竞赛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
邓小平表示同意说，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以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以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15、16岁青少年出国学5年，20岁回来就可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
话题又回到派遣留学生规模上来。邓小平说：“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 （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注：上引为原话。对“每人每年5000美元计算”是相当粗略的，大概只计算了留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不包括学费等等支出）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67亿美元。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要从非常有限的国家外汇中支出。邓小平认为，这笔支出是应该花的。 邓小平谈论大规模增派留学生的决策，语气坚定，一气呵成。和将近一年前他拍板当年即恢复高考那样，也是一锤定音。
教育部紧急拟留学方案
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
就在第二天，6月24日，方毅副总理会见旅美科学家黄云朝，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校长周培源陪同会见。会见之前，方毅向周林、周培源传达了昨日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谈话精神，并征询周林和周培源的意见。（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几天后的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原本就是留美学生，对留学事务非常热心和积极，即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留学事务中大显身手。
邓小平发出“6·23”指示，刘西尧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邓小平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并责成外事局具体负责此事，起草选拔和选派出国留学生的方案。根据教育部负责人安排，张寅安着手起草 《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没有想到，没等这个报告呈报上去，方毅已经和美国方面就年底前先接收500名中国留学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事情赶得凑巧，就在邓小平6月23日与方毅等谈话，拍板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后不到两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克兰·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于7月6日来到北京，7月7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与方毅会见。
普雷斯首先告诉方毅，美国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方毅当下静听，说好下午答复。
下午双方会面，方毅即向普雷斯提出，中国希望在本年内向美国派出500名留学生，你看此事能在这次谈妥吗？
普雷斯大吃一惊，扭头询问自己的随员，有这方面的预算吗？
他马上得到回答说，美国还没有这个预算。当天，普雷斯亲自向卡特总统请示，得到卡特的明确指示：予以积极的回应。
邓小平随即亲自出面，在7月10日会见普雷斯一行，为派遣留学生事务加温。
就在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敲定大盘的时候，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初步考虑，留学生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 （后来改称“访问学者”）3个层次。“最初派遣的大学生占60% — 70%，进修生占15% — 20%，研究生占15% — 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要从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生、在校生和数理化学科竞赛中的优胜者，以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要求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研究生从今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
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表述是，出国留学生的60% — 70%是在校大学生，至少是已经被录取的大学生。
对选拔留学生的要求，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
当时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所有留学生都是公派生，国家对具有大学学历以上者的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因此这个报告设想：“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进修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
选拔出来的留学生派往哪些国家？报告指出，目前有20多个国家有可能接收中国留学生，它们是：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丹麦、挪威、奥地利、荷兰、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墨西哥、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美国、新西兰、芬兰、比利时。
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选学什么专业？报告仍然遵循传统思路提出：
今年派出3000名学生，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 （包括理、工、农、医），同时继续派出一些学语言的，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 （主要是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以适应国家经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以及长远规划的需要。
这基本上以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的8个综合性科技领域，以新兴技术、带头学科和108个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为选派留学生的重点。
报告最后提出，要很快在教育部设立留学生管理机构。这个设想的提出，预示着派遣留学生事务将很快走上常态化、正规化轨道。
实际上，要加快人才培养，填补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裂带，已经是中国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要向外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
有了华国锋、邓小平的共同支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势不可挡。
外交参赞鼎力支持派遣留学生
对于邓小平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指示，驻欧美大使馆回应得很快。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动作最为迅捷，7月中旬接到国内通报后即指定专人调查和收集美国各高校的基本资料，短时间内向国内发回11个专题报告。
在7月11日的教育部报告中，原打算8月31日在北京举行驻外使馆官员会议。由于邓小平在8月8日的催促，外交部、教育部联名向20个驻外大使馆发出通知，会议提前于8月20日在京召开。总共有驻15个国家的大使馆文化参赞或一等秘书参加会议。
驻美联络处带回来了两大箱有关美国大学的资料，供教育部参考。
除主办单位教育部和外交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商业部、公安部也派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参赞们一致拥护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讲话，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驻英国大使馆参赞胡定一 （后来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在会上作了一个热情的发言。他回顾百年来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推进作用，认为派遣大量留学生必然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发展。他的发言精彩，激起一片掌声。 与会参赞们认为，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好事，但凡事需要具体落实，就要稳妥，要从实际出发。以中国目前的条件，在1978至1979年学年内，我国还只能派出3000名留学生。
归纳参赞们的意见，世界各国中美国的大学最多，总体水平最高，接收能力最强，因此要向美国多派留学生。在3000个名额中，派往美国的可为700人。
参赞们是搞外交的，自然提出了敏感的问题：选派留学生时如何看待台湾问题？这是因为派出的留学生一定会在校园里遇到台湾师生，怎么办？
参赞们认为，如果像以往那样，有台湾学生的学校我们就不派留学生，那么就会有许多著名大学不能去，这是不可取的。他们提出：“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同校学习，不能构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但需与校方讲清我关于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校方出版、提供的一切材料中，凡是需要注明国籍的地方，不能出现蒋帮伪国名‘中华民国’字样，亦不能把台湾作为国名或独立的地区。为了统一国名称号，无论是我派出的学生或来自台湾的学生，国名均填写‘中国’。凡是与蒋帮或伪国立大学签订和正在执行合作协定的院校，我原则上不派留学生。如我有特殊需要，经批准也可以派。”
实际上，在执行派遣留学生的进程中，上述条条框框都一个一个地冲破了。
参赞们还提到了教育部未向会议提出的“自费留学”问题。
后来，“自费留学”很快得到许可，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所有公民，而且发展成为主要的留学方式，这是后话。
出国留学生能否在当地参加各种组织甚至政治性活动？
参赞们提到，国外大学中社团组织很多，有些是政治性组织。对这些组织，仍应按我一贯态度，不管是中间的还是进步的，我留学生一般不参加。学校中的罢课、罢教活动，留学生也不宜介入，但是“也不能采取‘破坏罢课’的态度”。即其他学生不上课，我也不去上课，应该采取“随大流”的办法。
对于没有明显政治性的学生社团组织，参赞们的意见是：“可以有选择地参加。”
这就涉及到“留学生管理”，与会者拥护邓小平、方毅关于改进留学生管理的讲话，纷纷谈到，过去那套把留学生圈起来的做法不能延续下去，要勇于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国际阶级斗争风浪里锻炼成长”。要改变过去消极防范、限制过严的做法。目的应该是：“要抓住能使他们又红又专，学到真实本领这一中心环节，而又不要纠缠枝节问题。”
留学生当然以青年人为主体，自然会遇到恋爱和婚姻问题。与会参赞们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认为主导方针应该是正面教育，“希望他们专心致志地学习，不要谈恋爱，但不要硬性禁止，惟不准结婚。处理留学生与外国人恋爱、结婚问题，应采取稳妥态度，分别情况，慎重处理。要防止因对此类问题处理不当，发生意外事件”。
这段话后来写入了会议简报。再到后来，这方面的限制词都取消了。
会后，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联合呈报了《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讨论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情况报告》。方毅于1978年10月2日批示：“拟原则同意，在执行 （中） 再逐步完善，请邓、李副主席，各副总理批示。”
邓小平随即审阅并同意了这份报告。（《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谈判、考察
在此期间，中美建交谈判已在秘密进行。7月5日，中国外长黄华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北京朝阳门的中国外交部大楼举行了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有力地推动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事务。
7月10日方毅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会谈时，美方就提出，美国欢迎中国组织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进行具体接洽。
这个建议正中下怀，中国教育部早有此意。
普雷斯称得上真抓实干。他回国后不久，美国科学院主席于8月初向负责中国科学院事务的方毅副总理发来电报，希望方毅去华盛顿，参加8月24日在那里举行的美中交换留学生规划会议。
9月2日，普雷斯在太平洋彼岸向方毅发出正式邀请信，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美国商谈派遣留学生事宜。中方接受普雷斯建议，教育部于9月间组成两个代表团，副部长雍文涛率团访问日本、加拿大，另一个代表团去美国。
中国教育代表团10月7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主要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它们是中国留学生最瞩目的美国西海岸大学。
斯坦福大学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美丽的校园让代表团为之陶醉。代表团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学校钟楼奏响了中国乐曲 《东方红》。
10月11日，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美方出面迎接的有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还有美国国际交流署、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员。12日双方正式谈判时，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也参加了，并致欢迎词。
周培源团长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希望在1978—1979年学年内向美国派遣500名留学生，希望美国的大学予以接纳。周培源还强调：“我们之间商谈的互派留学生计划人数，绝不是代替或排除校际等其他各种民间途径的往来。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打通留学之路的最初谈判一开始不太顺利，是因为隔绝已久的双方都过于谨慎。中国方面提出，中国留学生赴美主要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美方认为这是指派人来学习导弹、卫星技术，他们有很大顾虑，因此提出希望主要派遣大学本科生来留学，先获得学位。但中国方面强调，首先派出的会是年龄大一些的“进修生”。
给中国代表团成员廉正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方的一大担心是，中国留学生会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出了问题怎么处置？（2010年9月在北京访问廉正保的记录）
关于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美国方面提出，一开始就来500人太多了，这样一来难以做到“对等”，因为美国向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只能是几十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中方强调学习理工科，但是美方提出了限制，说有一些尖端学科目前不能开放。而且他们担心中国国内的英语教学能力不足，最初到来的留学生在语言交流上还有困难，因此建议中方可以考虑先派遣学习语言的学生。这恰恰是中方不愿意接受的。
会谈虽然有分歧，但是美国愿意打开大门接收中国留学生毕竟是基本点，因此总体上气氛友好而热烈。谈判中虽有争论，到了餐桌上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还以前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身份单独会见了周培源。
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听说中国教育代表团到来专门商洽留学生问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张捷迁、李振翩等著名美籍华人教授、学者、友好人士共计200多人纷纷前来会见代表团负责人周培源、李琦等，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其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特地花了一些时间，向中方介绍美国大学的基本情况，对如何安排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提出了细致的建议。他还整理了 《近十几年来高能物理的新发现列表》 和 《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师教师列表》 交给中国方面研究。（引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78年12月14日致教育部的函件，教育部档案处藏）
11月20日，周培源一行回到华盛顿，由李琦负责的谈判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国内已有指示，对达成的协议先不作签署，而是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
周培源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中国教育代表团完成了任务，于10月22日离美回国。
周培源、李琦一行回到北京时，全国留学生统考成绩汇总已经整理成表格，可以确定录取了。从10月25日起，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的干部们，主要根据统考成绩、业务考评和考生登记情况，从考试基本合格者中首先选出700至800人的赴美国留学名单，再从中选拔出成绩最为优异的50人，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这批留学人员准备出发之时，团队名单上增加了2人，即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恭庆和姜伯驹副教授。这样，同机前往美国的为52人。
这份名单，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22日）
莫道大海苍茫，滥觞必有源头。本文将追溯1978年12月那个留学大潮的源头，探寻留学大潮的第一航程是如何启程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决定，和恢复高考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在1978年上半年几乎谁也不会想到。即便是后来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批52个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没有一个人在这年8月以前想到，自己马上会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邓小平的决定，1978年上半年是这个决定的酝酿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经历了“文化革命”十年蹉跎，邓小平又一次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他要抓科技和教育，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他认定这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复出仅一个星期，他与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是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谈及“派遣出国留学生”。
几天以后的8月1日，邓小平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他特意谈到，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他接着提出，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
随着恢复高考，邓小平决策，继续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重要改革，在1978年全面恢复研究生制度。这就为邓小平再迈进一步，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生奠定了基础。
怎样推进科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邓小平特别倚重“文革”前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受邓委派，蒋南翔率领几名助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历时两个多月，写成了 《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清华大学调查报告》 于1978年5月30日上报邓小平，看了蒋南翔送来的报告，邓小平于1978年6月23日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谈话从下午3：30开始，持续到5：30，总共谈了两小时，内容涉及清华大学的基本建设、设备建设、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谈着谈着，邓小平话头一转谈起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讲话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在进行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有了底数，而且是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沟通的结果。
原来，为了商量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卡特总统的代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20日来到北京。邓小平次日下午和他会谈。这次会谈不但商定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程的大格局，而且认真商讨了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事务，给卡特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笔者的同事温宪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亚特兰大访问了卡特，听这位前总统回忆说：1978年5月20日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许，他被叫醒接听电话。除了遇到危机，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话是布热津斯基从北京打来的，卡特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
布热津斯基向他报告说，此时正和邓小平在一起。
卡特问，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回答，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卡特回答，你就对邓小平说，我们可以接受10万中国学生。（温宪 《美中合作既是机遇也是责任》，《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2日《访谈实录》版）
由于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感受。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强调：“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
方毅在这时插话：“数学竞赛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
邓小平表示同意说，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以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以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15、16岁青少年出国学5年，20岁回来就可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
话题又回到派遣留学生规模上来。邓小平说：“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 （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注：上引为原话。对“每人每年5000美元计算”是相当粗略的，大概只计算了留学生的最低月生活费，不包括学费等等支出）
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67亿美元。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要从非常有限的国家外汇中支出。邓小平认为，这笔支出是应该花的。 邓小平谈论大规模增派留学生的决策，语气坚定，一气呵成。和将近一年前他拍板当年即恢复高考那样，也是一锤定音。
教育部紧急拟留学方案
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很快就传开了。
就在第二天，6月24日，方毅副总理会见旅美科学家黄云朝，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校长周培源陪同会见。会见之前，方毅向周林、周培源传达了昨日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谈话精神，并征询周林和周培源的意见。（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几天后的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周培源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原本就是留美学生，对留学事务非常热心和积极，即将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留学事务中大显身手。
邓小平发出“6·23”指示，刘西尧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邓小平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并责成外事局具体负责此事，起草选拔和选派出国留学生的方案。根据教育部负责人安排，张寅安着手起草 《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没有想到，没等这个报告呈报上去，方毅已经和美国方面就年底前先接收500名中国留学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事情赶得凑巧，就在邓小平6月23日与方毅等谈话，拍板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后不到两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克兰·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于7月6日来到北京，7月7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与方毅会见。
普雷斯首先告诉方毅，美国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方毅当下静听，说好下午答复。
下午双方会面，方毅即向普雷斯提出，中国希望在本年内向美国派出500名留学生，你看此事能在这次谈妥吗？
普雷斯大吃一惊，扭头询问自己的随员，有这方面的预算吗？
他马上得到回答说，美国还没有这个预算。当天，普雷斯亲自向卡特总统请示，得到卡特的明确指示：予以积极的回应。
邓小平随即亲自出面，在7月10日会见普雷斯一行，为派遣留学生事务加温。
就在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敲定大盘的时候，教育部于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邓小平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初步考虑，留学生分为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 （后来改称“访问学者”）3个层次。“最初派遣的大学生占60% — 70%，进修生占15% — 20%，研究生占15% — 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学生要从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应届高中生、在校生和数理化学科竞赛中的优胜者，以及大学一年级在校生中选拔。进修生由各部门按要求条件，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中选拔。研究生从今年已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
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表述是，出国留学生的60% — 70%是在校大学生，至少是已经被录取的大学生。
对选拔留学生的要求，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
当时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所有留学生都是公派生，国家对具有大学学历以上者的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因此这个报告设想：“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进修生和研究生原则上回原选派单位工作。”
选拔出来的留学生派往哪些国家？报告指出，目前有20多个国家有可能接收中国留学生，它们是：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丹麦、挪威、奥地利、荷兰、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墨西哥、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美国、新西兰、芬兰、比利时。
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选学什么专业？报告仍然遵循传统思路提出：
今年派出3000名学生，主要是学习自然科学 （包括理、工、农、医），同时继续派出一些学语言的，并适当安排一些学习科技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 （主要是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以适应国家经济、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学校新建专业以及长远规划的需要。
这基本上以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的8个综合性科技领域，以新兴技术、带头学科和108个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为选派留学生的重点。
报告最后提出，要很快在教育部设立留学生管理机构。这个设想的提出，预示着派遣留学生事务将很快走上常态化、正规化轨道。
实际上，要加快人才培养，填补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裂带，已经是中国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要向外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
有了华国锋、邓小平的共同支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势不可挡。
外交参赞鼎力支持派遣留学生
对于邓小平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指示，驻欧美大使馆回应得很快。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动作最为迅捷，7月中旬接到国内通报后即指定专人调查和收集美国各高校的基本资料，短时间内向国内发回11个专题报告。
在7月11日的教育部报告中，原打算8月31日在北京举行驻外使馆官员会议。由于邓小平在8月8日的催促，外交部、教育部联名向20个驻外大使馆发出通知，会议提前于8月20日在京召开。总共有驻15个国家的大使馆文化参赞或一等秘书参加会议。
驻美联络处带回来了两大箱有关美国大学的资料，供教育部参考。
除主办单位教育部和外交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商业部、公安部也派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参赞们一致拥护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讲话，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由之路。
驻英国大使馆参赞胡定一 （后来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在会上作了一个热情的发言。他回顾百年来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推进作用，认为派遣大量留学生必然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发展。他的发言精彩，激起一片掌声。 与会参赞们认为，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好事，但凡事需要具体落实，就要稳妥，要从实际出发。以中国目前的条件，在1978至1979年学年内，我国还只能派出3000名留学生。
归纳参赞们的意见，世界各国中美国的大学最多，总体水平最高，接收能力最强，因此要向美国多派留学生。在3000个名额中，派往美国的可为700人。
参赞们是搞外交的，自然提出了敏感的问题：选派留学生时如何看待台湾问题？这是因为派出的留学生一定会在校园里遇到台湾师生，怎么办？
参赞们认为，如果像以往那样，有台湾学生的学校我们就不派留学生，那么就会有许多著名大学不能去，这是不可取的。他们提出：“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同校学习，不能构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但需与校方讲清我关于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校方出版、提供的一切材料中，凡是需要注明国籍的地方，不能出现蒋帮伪国名‘中华民国’字样，亦不能把台湾作为国名或独立的地区。为了统一国名称号，无论是我派出的学生或来自台湾的学生，国名均填写‘中国’。凡是与蒋帮或伪国立大学签订和正在执行合作协定的院校，我原则上不派留学生。如我有特殊需要，经批准也可以派。”
实际上，在执行派遣留学生的进程中，上述条条框框都一个一个地冲破了。
参赞们还提到了教育部未向会议提出的“自费留学”问题。
后来，“自费留学”很快得到许可，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所有公民，而且发展成为主要的留学方式，这是后话。
出国留学生能否在当地参加各种组织甚至政治性活动？
参赞们提到，国外大学中社团组织很多，有些是政治性组织。对这些组织，仍应按我一贯态度，不管是中间的还是进步的，我留学生一般不参加。学校中的罢课、罢教活动，留学生也不宜介入，但是“也不能采取‘破坏罢课’的态度”。即其他学生不上课，我也不去上课，应该采取“随大流”的办法。
对于没有明显政治性的学生社团组织，参赞们的意见是：“可以有选择地参加。”
这就涉及到“留学生管理”，与会者拥护邓小平、方毅关于改进留学生管理的讲话，纷纷谈到，过去那套把留学生圈起来的做法不能延续下去，要勇于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国际阶级斗争风浪里锻炼成长”。要改变过去消极防范、限制过严的做法。目的应该是：“要抓住能使他们又红又专，学到真实本领这一中心环节，而又不要纠缠枝节问题。”
留学生当然以青年人为主体，自然会遇到恋爱和婚姻问题。与会参赞们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认为主导方针应该是正面教育，“希望他们专心致志地学习，不要谈恋爱，但不要硬性禁止，惟不准结婚。处理留学生与外国人恋爱、结婚问题，应采取稳妥态度，分别情况，慎重处理。要防止因对此类问题处理不当，发生意外事件”。
这段话后来写入了会议简报。再到后来，这方面的限制词都取消了。
会后，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联合呈报了《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讨论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情况报告》。方毅于1978年10月2日批示：“拟原则同意，在执行 （中） 再逐步完善，请邓、李副主席，各副总理批示。”
邓小平随即审阅并同意了这份报告。（《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谈判、考察
在此期间，中美建交谈判已在秘密进行。7月5日，中国外长黄华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北京朝阳门的中国外交部大楼举行了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有力地推动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事务。
7月10日方毅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会谈时，美方就提出，美国欢迎中国组织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进行具体接洽。
这个建议正中下怀，中国教育部早有此意。
普雷斯称得上真抓实干。他回国后不久，美国科学院主席于8月初向负责中国科学院事务的方毅副总理发来电报，希望方毅去华盛顿，参加8月24日在那里举行的美中交换留学生规划会议。
9月2日，普雷斯在太平洋彼岸向方毅发出正式邀请信，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美国商谈派遣留学生事宜。中方接受普雷斯建议，教育部于9月间组成两个代表团，副部长雍文涛率团访问日本、加拿大，另一个代表团去美国。
中国教育代表团10月7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主要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它们是中国留学生最瞩目的美国西海岸大学。
斯坦福大学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美丽的校园让代表团为之陶醉。代表团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学校钟楼奏响了中国乐曲 《东方红》。
10月11日，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美方出面迎接的有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还有美国国际交流署、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员。12日双方正式谈判时，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也参加了，并致欢迎词。
周培源团长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希望在1978—1979年学年内向美国派遣500名留学生，希望美国的大学予以接纳。周培源还强调：“我们之间商谈的互派留学生计划人数，绝不是代替或排除校际等其他各种民间途径的往来。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打通留学之路的最初谈判一开始不太顺利，是因为隔绝已久的双方都过于谨慎。中国方面提出，中国留学生赴美主要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美方认为这是指派人来学习导弹、卫星技术，他们有很大顾虑，因此提出希望主要派遣大学本科生来留学，先获得学位。但中国方面强调，首先派出的会是年龄大一些的“进修生”。
给中国代表团成员廉正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方的一大担心是，中国留学生会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出了问题怎么处置？（2010年9月在北京访问廉正保的记录）
关于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美国方面提出，一开始就来500人太多了，这样一来难以做到“对等”，因为美国向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只能是几十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中方强调学习理工科，但是美方提出了限制，说有一些尖端学科目前不能开放。而且他们担心中国国内的英语教学能力不足，最初到来的留学生在语言交流上还有困难，因此建议中方可以考虑先派遣学习语言的学生。这恰恰是中方不愿意接受的。
会谈虽然有分歧，但是美国愿意打开大门接收中国留学生毕竟是基本点，因此总体上气氛友好而热烈。谈判中虽有争论，到了餐桌上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还以前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身份单独会见了周培源。
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听说中国教育代表团到来专门商洽留学生问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张捷迁、李振翩等著名美籍华人教授、学者、友好人士共计200多人纷纷前来会见代表团负责人周培源、李琦等，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其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特地花了一些时间，向中方介绍美国大学的基本情况，对如何安排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提出了细致的建议。他还整理了 《近十几年来高能物理的新发现列表》 和 《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师教师列表》 交给中国方面研究。（引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78年12月14日致教育部的函件，教育部档案处藏）
11月20日，周培源一行回到华盛顿，由李琦负责的谈判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国内已有指示，对达成的协议先不作签署，而是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
周培源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中国教育代表团完成了任务，于10月22日离美回国。
周培源、李琦一行回到北京时，全国留学生统考成绩汇总已经整理成表格，可以确定录取了。从10月25日起，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的干部们，主要根据统考成绩、业务考评和考生登记情况，从考试基本合格者中首先选出700至800人的赴美国留学名单，再从中选拔出成绩最为优异的50人，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这批留学人员准备出发之时，团队名单上增加了2人，即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恭庆和姜伯驹副教授。这样，同机前往美国的为52人。
这份名单，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