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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身上的“政治酒香”散发到了中国的重大政治活动中。在这些政治活动中，只要准备茅台永远不会错。
外来人很难想象，赤水河边的传统酿酒工艺，如今支撑着整个贵州省10％以上的财政收入。茅台人深知自身的独特性，在其文化城的展厅里，大幅历史照片讲述着茅台“政治外交”的故事，茅台高层与各国元首领导人的合照布满了几面墙。在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这些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啊”。
“红酒”茅台
红色，在贵州茅台身上已经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茅台酒的政治化开端，或许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一年，它遇到了红军。
那年3月，一支红色的队伍走进了茅台镇。为了保护茅台酒，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还特地颁布了《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
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李富春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
这份通知在茅台群众中广为传播，受到当地士农工商的热烈欢迎。从最高统帅毛泽东到普通士兵，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毛泽东派警卫员陈昌奉、朱德派工兵连长王耀南、周恩来派警卫员魏国禄一同去买酒，用4块银元买了两竹筒茅台酒，慰问将士。将士们这两竹简茅台酒擦脚。“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当年参加长征的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故事，后来升级成为茅台酒可以疗伤。抗战末期，周恩来总理曾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这些红色的记忆，为茅台的百年辉煌埋下了伏笔。194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亲自审定茅台酒为开国第一宴的主酒。茅台从此迈入政治舞台。
1949年12月，毛主席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同时给斯大林庆祝70寿辰。在随车运输的萝卜、大葱、苹果等众多物品中，毛主席不忘把茅台酒作为国礼相赠。1950年1月毛主席回国时，斯大林也同样准备了厚礼回赠，这些礼物中就有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吉姆牌高级小轿车。有的同志常常以玩笑的口吻说：“毛主席的汽车来得划算呢，是用茅台酒和大白菜换来的!”
1956年6月1日，毛主席与茅台又留下一段诗酒佳话。当天上午，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后，上船吃饭。国家首批特级厨师杨纯清为主席做了四菜一汤，即：清蒸鳊鱼、烧(草)鱼块、回锅猪肉、炒青菜和榨菜肉丝汤。这一餐，毛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酒。
饭后，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条幅对杨纯清说：“杨师傅，我刚刚写了一首新诗，送给你要不要呀?不喝茅台酒，不吃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来的。”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由来。
“国酒”茅台
从1949年至今，茅台频繁出现在国宴之上。至少尼克松、西哈努克、撒切尔夫人等都品尝过它。“高级别的宴会用茅台招待外宾，是中国特色最著名的白酒，它的符号性的作用太强。如果级别低，人又比较多，才会使用红葡萄酒。”
1954年4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灵活展开外交。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茅台酒以其优秀的品质，一下子成了宴会上的话题。宾主都十分高兴，在品评茅台酒的友好氛围中，频频举杯沟通感情。
回国后，周总理向党中央汇报时，曾感慨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美建交中，周总理的“茅台外交”更让茅台大放光彩。
1971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兼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夫妇应邀访华。此行实为次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作铺垫。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赖斯顿夫妇长谈5小时后设宴款待。席间，周总理以茅台酒相敬。赖斯顿喝后惊呼：“这酒真厉害。”酒过三巡后，赖斯顿兴奋了，在食荷叶包肉时，竟连荷叶也一并吃了。事后，赖斯顿特地撰写特写记此盛事，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
1972年2月21日下午，尼克松从毛主席书房会见出来后，便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酒杯向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周恩来也开怀大笑，周总理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那团跳跃着幽蓝光芒的火焰，是全球冷战出现转暖的先兆。“茅台杯酒融坚冰”的典故，随之载人中美外交史册。
“官酒”茅台
茅台酒身上的“政治酒香”已然散发到了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活动中，民间对于茅台拥有政治色彩已经成了共识。
“前两年还流行过另一种高档酒，但那像一阵风就过去了，只要准备茅台永远不会错。”——这就好比奥迪车，某省级驻京办工作人员李益比喻说，为了降低进部委时的被拦截概率，现在企业的老板们也都爱买奥迪A8了，“看着就像部长的车”。
“茅台就是面子。特别是一些较为私密的高级场合，只有茅台酒才能进场。”常负责执行接待任务的王锋(化名)说。
最近，佛山高明区，有几个局长落马。其中，有一个被称为“茅台局长”，此人“性格豪爽，喜饮酒，尤钟情茅台，每宴必喝茅台。”因为有“茅台局长”的名号，逢年过节，上门送礼都提着茅台酒。被查处时，家中搜出20多箱茅台。高明“茅台局长”负责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管理，茅台酒成了局长和地产商交易的触媒。茅台在这个经济游戏中，成为一个媒介，搭起权贵与建筑商勾结的桥梁。
茅台酒披上了“权贵外衣”，价格也连番上涨。有好事者，把茅台酒跟中国的干部级别连在一起，把茅台酒的价格跟中国的处级干部的工资挂钩。一般而言，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收入，大约可以买10瓶茅台酒。30年前，一瓶茅台酒的价格，是8元人民币，那时的处长的工资大约是80元一个月。现在，一斤茅台酒的价格，大约还是一个处长的工资的十分之一左右。
如今的茅台已经靠官员的工资来计算了，早已不是平民百姓能喝到的“红酒”了。
外来人很难想象，赤水河边的传统酿酒工艺，如今支撑着整个贵州省10％以上的财政收入。茅台人深知自身的独特性，在其文化城的展厅里，大幅历史照片讲述着茅台“政治外交”的故事，茅台高层与各国元首领导人的合照布满了几面墙。在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这些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啊”。
“红酒”茅台
红色，在贵州茅台身上已经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茅台酒的政治化开端，或许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一年，它遇到了红军。
那年3月，一支红色的队伍走进了茅台镇。为了保护茅台酒，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还特地颁布了《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
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李富春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
这份通知在茅台群众中广为传播，受到当地士农工商的热烈欢迎。从最高统帅毛泽东到普通士兵，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毛泽东派警卫员陈昌奉、朱德派工兵连长王耀南、周恩来派警卫员魏国禄一同去买酒，用4块银元买了两竹筒茅台酒，慰问将士。将士们这两竹简茅台酒擦脚。“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当年参加长征的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故事，后来升级成为茅台酒可以疗伤。抗战末期，周恩来总理曾对作家姚雪垠说：“1935年，我们长征到茅台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来欢迎，战士们用茅台酒擦洗脚腿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以治疗泻肚子，暂时解决了我们当时缺医少药的一大困难。红军长征胜利了，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这些红色的记忆，为茅台的百年辉煌埋下了伏笔。194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亲自审定茅台酒为开国第一宴的主酒。茅台从此迈入政治舞台。
1949年12月，毛主席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同时给斯大林庆祝70寿辰。在随车运输的萝卜、大葱、苹果等众多物品中，毛主席不忘把茅台酒作为国礼相赠。1950年1月毛主席回国时，斯大林也同样准备了厚礼回赠，这些礼物中就有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吉姆牌高级小轿车。有的同志常常以玩笑的口吻说：“毛主席的汽车来得划算呢，是用茅台酒和大白菜换来的!”
1956年6月1日，毛主席与茅台又留下一段诗酒佳话。当天上午，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后，上船吃饭。国家首批特级厨师杨纯清为主席做了四菜一汤，即：清蒸鳊鱼、烧(草)鱼块、回锅猪肉、炒青菜和榨菜肉丝汤。这一餐，毛主席喝了一小杯茅台酒。
饭后，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条幅对杨纯清说：“杨师傅，我刚刚写了一首新诗，送给你要不要呀?不喝茅台酒，不吃武昌鱼，我是写不出诗来的。”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由来。
“国酒”茅台
从1949年至今，茅台频繁出现在国宴之上。至少尼克松、西哈努克、撒切尔夫人等都品尝过它。“高级别的宴会用茅台招待外宾，是中国特色最著名的白酒，它的符号性的作用太强。如果级别低，人又比较多，才会使用红葡萄酒。”
1954年4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灵活展开外交。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茅台酒以其优秀的品质，一下子成了宴会上的话题。宾主都十分高兴，在品评茅台酒的友好氛围中，频频举杯沟通感情。
回国后，周总理向党中央汇报时，曾感慨地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两台’，一台是茅台，一台是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美建交中，周总理的“茅台外交”更让茅台大放光彩。
1971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兼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夫妇应邀访华。此行实为次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作铺垫。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赖斯顿夫妇长谈5小时后设宴款待。席间，周总理以茅台酒相敬。赖斯顿喝后惊呼：“这酒真厉害。”酒过三巡后，赖斯顿兴奋了，在食荷叶包肉时，竟连荷叶也一并吃了。事后，赖斯顿特地撰写特写记此盛事，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
1972年2月21日下午，尼克松从毛主席书房会见出来后，便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举起酒杯向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到这里，不等翻译译出，自己先笑了。周恩来也开怀大笑，周总理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那团跳跃着幽蓝光芒的火焰，是全球冷战出现转暖的先兆。“茅台杯酒融坚冰”的典故，随之载人中美外交史册。
“官酒”茅台
茅台酒身上的“政治酒香”已然散发到了中国所有的重大政治活动中，民间对于茅台拥有政治色彩已经成了共识。
“前两年还流行过另一种高档酒，但那像一阵风就过去了，只要准备茅台永远不会错。”——这就好比奥迪车，某省级驻京办工作人员李益比喻说，为了降低进部委时的被拦截概率，现在企业的老板们也都爱买奥迪A8了，“看着就像部长的车”。
“茅台就是面子。特别是一些较为私密的高级场合，只有茅台酒才能进场。”常负责执行接待任务的王锋(化名)说。
最近，佛山高明区，有几个局长落马。其中，有一个被称为“茅台局长”，此人“性格豪爽，喜饮酒，尤钟情茅台，每宴必喝茅台。”因为有“茅台局长”的名号，逢年过节，上门送礼都提着茅台酒。被查处时，家中搜出20多箱茅台。高明“茅台局长”负责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管理，茅台酒成了局长和地产商交易的触媒。茅台在这个经济游戏中，成为一个媒介，搭起权贵与建筑商勾结的桥梁。
茅台酒披上了“权贵外衣”，价格也连番上涨。有好事者，把茅台酒跟中国的干部级别连在一起，把茅台酒的价格跟中国的处级干部的工资挂钩。一般而言，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收入，大约可以买10瓶茅台酒。30年前，一瓶茅台酒的价格，是8元人民币，那时的处长的工资大约是80元一个月。现在，一斤茅台酒的价格，大约还是一个处长的工资的十分之一左右。
如今的茅台已经靠官员的工资来计算了，早已不是平民百姓能喝到的“红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