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三明，我们可以震撼于世界自然遗产的风光，听到几乎涵盖福建所有的方言，体验古老而草根的庞大民俗资源、繁杂的神灵信仰，欣赏闽地各建筑派系在此地兼容并蓄，以及不亚于土楼的瑰丽土堡。
　　建国初期，因为发展工业，从闽北、闽西、闽南、闽东的边远地区，拼合成一个杂糅的闽中，便是三明，故有专家戏称其为“七巧板”。它的文化脉络只能按照县市来区分，泰宁、宁化、大田、尤溪等地彼此间都相去甚远。然而在乡村旅游大火热的今天，这恰恰变成了优势：足够多元的文化体验。
　　边缘与边缘联合的七巧板
　　


　　三明是福建省建市最晚的城市。1970年，一个新建的三明市才将闽西北诸县合并在一起。对于一种文化的生长来说，46年时间，的确是太短暂了。
　　现在的三明十二县市，在历史上，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泰宁和建宁，属于邵武府;将乐、沙县、永安和尤溪，属于延平府（南剑州）;二者均属于闽北文化系统。但是尤溪很特殊，其设县之初的两百年，一直属于福州，948年，设南剑州，才从闽东改属闽北。由于地理位置，尤溪受闽东文化影响很深。宁化、清流和明溪三县，历来属于汀州府，闽西文化系统。大田建县很迟，初属延平府，1734年，永春升为州时，属永春州，民国初年属南路道、厦门道，其后，又在仙游、龙岩、永安、晋江等区之间摇摆不定，1963年始属三明。基本可以认为，大田属于闽南文化系统。
　　除了莆仙方言，三明几乎齐备福建各大方言：泰宁、建宁属于闽赣方言，宁化、清流属于客家方言，将乐、明溪属于闽、客、赣方言过渡带，沙县、永安属于闽中方言，大田属于闽南方言，尤溪属于闽东、闽南方言过渡带。当年，我立志做三明文化的研究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要追溯三明的区域文化渊源，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如果做闽北的区域文化，只要看《建宁府志》，研究邵武看《邵武府志》，而三明则需要查阅《延平府志》《邵武府志》《三山志》《汀州府志》等等。
　　三明所处的沙溪河南北都是山区，没有大盆地，无法形成府城级别的区域城市。三明的这么多县市，历史上没有一个府城。就是说，没有一个城市曾经充当过比县更大的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它们都处在各种文化的边缘地带。三明市则是建国后新兴的工业城市，可以说，在三明地区，没有一种文化具有足够的优势改变和整合其他文化。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仿佛七巧板拼成的图案，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那些裂痕。直白地说，三明没有文化的纯粹性，闽北、闽西、闽东、闽南各扯一块拼合而成。七巧板，意味着它不是完整的文化单元，没有自己一致的文化传统，是破碎的、以县级为单位的多元文化。泰宁和将乐不同，明溪和尤溪不同，差别比比皆是，它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行政区划，不是自然的地理单元，也不是文化单元。现在作为一个文化单位，要整合文化，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化整合还没有完成。如果各方面条件相似，如福建的漳州平原区域，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神灵，文化单元容易整合。但三明不同，泰宁和沙县方言不同，宁化方言其他县市也听不懂，大田可能用的是闽南话，所以三明人更多以普通话交流。闽中的民居和泰宁、宁化的民居也不同。三明文化的整合可能需要几百年，好比“三明诗群”这个地域诗派，在福建省内名气不小，除了文学上的成就外，还建构了三明的文化共同体，营造心理上的认同感。又如三明政府在推行的三明客家群，三明市集体加入客家。这件事颇有争议，的确忽视了各县的历史文化差异，有一刀切的问题，但反过来思考，不妨看成官方整合三明文化的一个策略，是为统一三明的文化底色，也许一两代人后就有可能接受这个角色定位了。

　　三明主要受到两大文化的影响，一是闽北文化，即朱熹理学文化;二是客家文化。虽说理学文化的集大成在武夷山，但也不得不承认，理学鼻祖杨时出生在将乐，罗从彦长期在沙县讲学，朱熹出生在尤溪。即便是客家文化更多地保留于龙岩等地，客家祖地确是在三明宁化的石壁村。一个地方的边缘部分，它所保留的文化的原始性更强，更草根。三明有永安的大腔戏、泰宁的梅林戏、大源村的傩舞、宁化的汉剧，比起福州全是闽剧，它更有意思。在三明几个县转一圈，体验到的文化不重复，足见其旅游资源的丰富性。
　　三明发展乡村旅游，有很好的基础，需要审慎的是，注意用文脉来串通各个村落。福建的乡村，拥有南方山区村落的共性。每个村庄有自己存在的原理，村落朝向、来水去水、风水林……诸如此类，按照中国的风水理论、传统礼制来建构。商道、驿路、信仰，一切皆有规矩，需要细致梳理，且有脉络可寻。
　　三明乡村建筑，流派多元、重在防卫
　　海峡旅游：您认为，三明的乡村建筑具有哪些特质？
　　戴志坚：传统建筑行业重视流派，也就是工匠体系。一个地方方圆几百里可能都是一个工匠的地界，这一带的建筑形式、梁架结构、装饰手段、材料色彩也因此接近。福建的地方语言多样，建筑流派和语言、工匠体系有很大关系，建筑材料的使用也和地方文化有关。三明在建国后开始建市，没有自成一格的建筑流派，多是周边文化——闽北、闽西、闽南、闽东文化融合而成，没有统一的文化根源，加之地广人稀，诸多移民把本土文化带来，落地生根，所以三明文化多元，较不排斥外来文化。其民居的建筑流派，更多体现了诸多派别的兼容并蓄。

　　三明多山林，当地木材丰富，多木构民居，一般有单层排屋和双层木楼居两种形式。历来，建盖精致古民居的有两种人，一是历代经商的有钱人，一是官宦人家。相比之下，三明的富人偏少。福建早期交通以水系为主，依靠船运，清末民国初还如此。福建的闽江像伸开的手指，溪流如扇子一般聚到福州，汇向大海。地方语言、交通、贸易、人口等都和水系有很大的关系，水系如同动脉，城市、县市的繁华地段都集中在水边。三明地区的永安燕溪，往北汇入沙溪流域，再至沙县的沙溪口，直至尤溪口，最后汇入闽江，奔向大海。因地理条件的限制，丰富的山林资源，居民多不喜欢出外远游，且地广人稀，容易达到小富即安的生活状态，故而地方商贾活动并不算活跃。不像泉州地区，迫于人口压力需要向海上拓展生活空间，以致商业发达;也不像福州沿海地区官宦多，或厦门港口那样簇拥了很多近代资本家、官僚、没落的军人、政客。不过，富人偏少不等于没有，三明的尚书第就非常宏大精致。历史上三明也有很多土匪头子盖的房子非常漂亮，例如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尤溪出了大名鼎鼎的卢兴邦，被国民党招安后官至国民党中将师长，在福建管辖22个县城，自己立关卡，印钞票，设银行，搞税收，称霸闽西北20余年。
　　海峡旅游：最吸引您的三明建筑形态是什么？

　　戴志坚：三明最精彩的建筑是土堡。历史上，三明有丰富的矿产，匪患频繁，地方财主为了保护财产，对居住环境的防卫性能要求超过建筑审美价值。每个村落几乎都有一两个土堡，日常散居在村内，土匪来了就集中躲藏到土堡里。不过，三明地区的土匪多为散兵和流寇，小偷小摸者居多，农忙耕种，农闲抢掠，顺手牵牛，捞不到就跑路。福建山区多，匪患其实很平常，不过三明市是几个边缘地带的整合，很多处于地方边界的“三不管真空地带”，政府鞭长莫及，匪寇流窜在边界，双方政府兵力很难监管，多由百姓自寻生路，发挥民间智慧。也因此，三明建筑以防卫为主，装修为辅，命比漂亮重要，把钱花在了点子上，对装修和建筑空间的要求比其他地方薄弱。这和福建土楼是一个原理，有土楼的地方往往战乱多，而社会安定的区域，地方民居就极其重视居住空间的舒适和气派。
　　海峡旅游：目前三明市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在这股潮流中，古民居、古建筑的维护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戴志坚：当下的乡村旅游异常火热，有钱的、没钱的各行各业都参与其中，政府在投入，百姓也在积极顺应潮流，“大炼古村落”。古建筑在乡村旅游中面临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维护团队和传统建筑材料。资金方面，地方可以各显神通，可依赖政策、企业和民间人士，可以说钱不是最困难的。最棘手的的是，古建工匠队伍的散失和建筑材料的不匹配。工匠体系传承是历史难题，建筑图纸可以画出来，而材料的缺少导致无法落地实施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最令人担忧的是，花几百万修成了一个丑八怪。
　　其次是体制上存在的局限性。很多古建筑为公有财产，在修缮维护的流程操作上，一般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寻找古建团队，而一般的民间工匠并不具备参与投标的“资质”，多是受雇于有资质的现代建筑团队，从而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工作分配，往往导致经费的层层消耗，最后落在建筑本身的仅有很小的一部分。
　　海峡旅游：上述问题有没有好的做法可以参考呢？

　　戴志坚：欧洲古老教堂维护的做法就很有趣。一座百年历史的教堂，专门培养一个固定的施工团队，工匠们一辈子只修这一座庙，寄生在教堂体制内，这样的保护就非常细致。但是，这是中国体制所无法达到的。
　　海峡旅游：福建的工匠体系现在是什么状态？

　　戴志坚：工匠体系的地方特性正在散失，这是一个很难阻止的趋势。泉州就需要泉州工匠，客家就需要客家工匠，但现在各流派工匠互相渗透，福州的房子莆田的工匠来修，三明的房子可能周边的工匠来主持，地方特色逐渐消融，一点点地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