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到农村插队，由学生腔转换为村言俚语的农民“话语系统”曾是我的尴尬，闹过不少笑话，也被狡黠的农民捉弄过。不过偶尔从他们口中也会蹦出个把浓度很高的词语，让我刮目相看，如“刮五风”。
　　
　　“刮五风”刮出了什么
　　
　　“刮五风”在学校政治学习、传达文件时有所耳闻，知其大意是指几股不良风气曾在农村蔓延，影响很坏，遭到中央的制止和纠正，而究竟情况如何，不甚了了。我便有意跟农民交谈，却语焉不详。首先，哪“五风”就说法不一，来龙去脉更影影绰绰，迷离朦胧，有的竟与后来的反右倾、拔“白旗”等运动混淆起来，让人越听越糊涂。但说到现象和后果，则众口一词：公社化，小社并大社；办食堂，吃饭不要钱，家里不开伙，铁锅铜铲都献出来大炼钢铁；破除迷信，深翻密植，夺高产，放卫星，大队办万头猪场，公社办“万斤大学”；印象最深的是饿死人，突然间粮食不知到哪去了，靠胡萝卜充饥，甚至吃榆树皮观音土，被迫外流讨饭，体质弱的得浮肿病后死去，每个村庄都饿死过人；干部很威风，有的腰里别着手枪，后头跟着警卫员，看谁不对劲就捆起来带走；干部搞特殊，晚上开会时偷偷用集体粮食烧干饭……
　　后来终于搞清楚，所谓“刮五风”是对1958年到1960年间农村极左路线和恶劣工作作风的概括，一般是指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不同地区的说法大同小异。“刮五风”对党的农村政策和农业生产力破坏极大，又与一些地区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结合起来，给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造成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据笔者所在地区史料记载，那几年干旱、暴雨、台风、寒流等灾害轮番袭击，而“五风”盛行更雪上加霜。两三年间，全县性的体制变动达7次之多，基层干部说假话，虚报浮夸，征了过头粮，食堂开不了伙，农民口粮严重短缺，鱼米之乡闹了饥荒。全专区浮肿病、消瘦病人达21万人，外流人数达12.7万多人。最严重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总人口6.2%，丧失劳动力30%左右。
　　中共中央为此发出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要求各地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共产风”。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一直发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党委、总支和支部，前所未有，并要求组织学习，连学3年。
　　待我对“刮五风”产生好奇时，距这段“历史”的发生还不到10年，亲历者、参与者甚至组织者比比皆是。然而人们对刚刚经历的这段痛史已很冷漠，很少提起它，愿意说又能说清楚的人很少，而真正的明白人不想说。
　　
　　“天灾”还是人祸
　　
　　让我再次注意“刮五风”，是最近读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掩卷之后除了震惊还是震惊——为我国农村曾经的饥荒而造成的局部大面积死亡，为我们的闻所未闻，为这段历史至今仍处于的失语状态！同时，透过作者展现当年灾难的字里行间，让我捕捉到定西灾难背后的魔影就是“刮五风”。
　　定西专区位于甘肃中部，北距兰州100公里左右，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曾造成大面积人口死亡。上级政府为救灾，除发放救济粮，还从专区到县、镇以至重灾区的公社都紧急成立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了5000名左右无人抚养的孤儿。该书就是这些孤儿的口述或作者的采访记叙。作者用人物、具象细节记录重现了那段历史。
　　
　　书中提到，按当时的规定，孤儿院“不能收有大人的娃娃”，当时家庭结构是三代同堂，每户约为六七人，由此推算，光被收养的孤儿背后就是三万左右的亡灵！农民从集体分不到粮食，藏匿的陈粮被搜粮队搜索一空，无以填腹，靠地里捡剩的洋芋、谷衣（谷糠，苦得很，猪都不肯吃）、荞皮、草胡子根（一种羊吃的草）充饥；将羊粪蛋炒干，擀成面，舔一舔，以解饥饿感；甚至食人肉……真是不忍卒读，不忍卒睹！
　　定西属高寒地区，地薄水少，生产条件差，粮食产量一直不高，这是事实。但以前并未有过大饥荒，那几年也没有特殊自然灾害，何以会产生如此之灾？从书中农民平实的叙说可以看出，与大灾难如影相随的就是“刮五风”。
　　——随意改变核算体制。“从1958年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有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交公粮交征购”。
　　——高征购。“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
　　——浮夸风。“1958年大跃进，1959年持续更大的跃进，吹牛皮吹得更大，征购粮任务比1958年还重”。
　　——过多的工程建设，不断抽调农民炼钢铁、修铁路、修运河、修公路等，农民不堪重负，加剧了饥荒灾害，也影响了生产自救，许多地都无人耕种荒芜了。
　　——“共产风”堵死了“资本主义”的路，同时也堵死了农民自救的门路。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下无助的农民，靠拆房卖房来买高价粮食糊口，“一根又粗又大的松木梁只够买五个谷子面馍馍”，然而只能偷偷摸摸。公社还规定社员不许外出逃荒，因为那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全公社干部丢脸。
　　——干部作风粗暴。农民到地里捋麦子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坑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那年整18岁，还没成家”。
　　这是和平年代常人难以想象的特大灾难。定西非正常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书中没有说；全国那几年非正常死亡是多少，也始终没有权威说法。
　　“刮五风”这个专门词汇，早已退出日常话语。但它的幽灵尚存，“左”的思想是否真的消弭了呢？这个问题耐人寻味。读《定西孤儿院纪事》时想到值得警惕的几点：
　　“五风”往往是在形势好的时候刮起来的。1958年的中国，“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速度之快，过程之顺利，出乎意料。大好形势容易让人头脑发热，作出误判，提出冒进的口号和目标。
　　“五风”延续了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过高估计人的力量，“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同时低估人的价值——与神圣目标相比，什么都能牺牲，对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
　　对科学、对自然和规律缺少应有的敬畏。甘肃省1958年上马引洮工程，说要修“山上运河”，把洮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区，16万民工苦干3年，以失败告终。
　　经济冒进、比例失调产生恶果。“大跃进”、大炼钢铁造成职工人数、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对商品粮需求大幅增加，征购任务压力沉重，而农业生产力难以适应，上层压、基层骗，最终牺牲的是农民的口粮。
　　“五风”盛行之时，也是党风、政风、文风、干部作风败坏之日。上层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实情，面对巨大的公共危机竟无从察觉；基层唯命是从，为保住乌纱，面对濒临死亡的农民，竟无动于衷……
　　那些年无辜丧命的农民亡灵，在天上盯着人间，永远提醒我们：历史不能被忘却，悲剧不要再发生。
　　（作者系江苏省高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