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情况有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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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阵子,美国总统大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到底谁获胜,分析民主党和共和党胜负将会给全球带来的利弊,据说许多人还下注赌一把。我们小区一开始谈的人也蛮多,后来话题风向突变,原因是小区保安队的队长突然跑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事情上。
  说实话,小区的保安队长突然跑了,比起美国的总统选举,这个事情不知重要多少倍。“突然跑了”,指的是不办手续,工资也不领,甚至连行李铺盖都不要,没任何先兆,一声不响就消失了,事件因此富于爆炸色彩。这年头,工厂老板突然跑了,或者包工头跑了,这样的事真还不少。这种跑路,表面看似突然,实际上很多是经过长时策划的行动。当然,也有些是万难之中不得已选择的下下策。
  我们的队长突然跑了,小区邻里们一时莫辨,不知他属于哪一种类型。
  我是晚了三天才知道队长跑了的,那三天我刚好去了趟成都,受顾问企业的委托,陪几个董事去考察一个投资项目。因为意见太难统一,路上气氛不好,回到深圳,在机场和他们分了手,我自己打了辆的士回家。拖着行李箱,回到小区门口,就碰上我们那个广播员级别的邻居张姨。
  张姨拦住我,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道:“看样子你刚回来,出去几天了?队长跑了你晓得不?”
  “队长跑了?他怎么跑了?”我纳闷起来,也压低声音,学着张姨的样子说。
  在我的印象中,即使保安队其他人全跑了,也不该有队长的份。他给人的印象,就不是那种玩跑路的人。我这样说,可是有事实依据的。八年前小区发生过一宗命案,一位保安员酒后死亡,死得有点蹊跷,迷雾重重,案子久久无法进展,管理处一时人心浮动,尤其是保安队,为了表明清白,大半队员辞职离开。我们的队长其时还不是队长,他留了下来,积极配合物業,做好其他队员的工作,又发动自己的关系,挖了人来补缺,大大稳定了军心。物业公司的老总亲自来开会,不仅表扬他,还现场任命为队长。也许是为了洗刷保安队的晦气,也给新队长增声威,任命大会是在小区广场举行的,还搞了个阅兵誓师仪式,给业主们印象太深。
  “你不信?呵呵,这么大的事,你老婆没跟你说起过?”见我表示不知情,张姨鼻孔里哼了一声,八成认定我是故弄虚玄。
  张姨显然有些误解。她可不知,队长跑路到底算不算“这么大的事”,我老婆都不会管,她不属于邻里间的热心人,几乎不参与小区里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别说保安队长,就是说管理处整锅端掉了,也跟她没关系,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不喜欢八卦的女人,那么肯定非她莫属了。我出差三天,给她发过两张会议照片汇报行踪(也有点炫耀的意思),她微信给我留言两次,一次是说她们公司股改的事情又变动了方案,要我尽快多准备点钱,她作为部门负责人,带头参股不能含糊。另一次留言问我,上回买的止咳灵扔哪里了?半天没找着,害得她差点没咳死。因为迟了点回复,她又再次留言:我没咳死,你不高兴啊?!
  她关心的是自己工作上那点事,家里的事也都不怎么闲扯。队长跑了,她也听不到,每天下班回家,上班出门,从来不在车库与家门之间停留。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抱怨,小区广场都被临时进驻的摊贩霸占了,天天有促销杂耍,闹得不可开交,她全然不觉。
  我也不算小区里的热心人,在小区里晃悠曝光的概率也不高。不过,因为一件旧事,让我被动进入了小区公共视线,回想起来还有点意思。
  算算是五年前吧,小区业主委员会不作为,彻底沦为开发商、物业公司的帮凶,业主们义愤填膺要推翻老业委,重新选举。小区里的热心邻居们组建了个“临时筹备小组”,挨家挨户上门搞签名,做动员,得知我是一个律师,硬拉我进了小组,做了几天临时筹备小组成员,被很多邻居记住了,他们也都认定我是个热心肠,有正义感的邻里。我老婆却耿耿于怀,很长时间里,一不高兴就提起来,斥责我几句,骂我“没脑,弱智,被几个不明真相的大妈大叔绑架去闹事”。她这人武断,极其讨厌出头鸟,不分青红皂白,把小区业主争取正当权益认定为闹事,把我和那些大叔大妈混同一谈。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吼她:大妈大叔怎么啦?很多时候,我们连大叔大妈的起码觉悟都够不着,别自以为有多高尚!也许是我说话的声音狠起来,也许是她自己终于认识到了错误,这一回生了效,以后再没提起。
  很多时候,我们连大叔大妈的起码觉悟都够不着!这话如果放出去,我想,小区里肯定没几个人敢不承认,当然包括我。上千户人家,什么阶层身份的都有,有几个愿意站出来,义务瞎忙活,还得罪人家?那次业委会改选风波,虽然最终经过街道、社区和公安司法的反复斡旋,没继续搞,却也算是小有成果,对一贯霸道的物业公司敲响了警钟,把一些遗留问题顺便解决了。
  “喂,你这位大律师,我老想不对呀,队长跑了三天,你也消失了三天,莫非是你带着他一起跑的?”张姨正色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呀?!”
  话音刚落,又自顾自仰天大笑起来。这个来自东北的老太太,性子暴烈,嗓门大,嬉笑怒骂,开得起玩笑,也不怕得罪人。
  我这一路上憋得紧,本意是快点跑回家上个厕所,没想被张姨拦下,一番纠缠,真让人哭笑不得。
  “走吧,走吧,快回家吧,年轻人,出几天差,老婆等急了。”张姨挥手让我走,她自己笑得真的快不行了,肥胖的身子几次要蹲下来,下决心要好好打个滚似的。
  我三步并作两步穿过中庭广场,进入电梯间,还好,电梯等着呢。可惜,直达9楼,站在自己家门口,才发现钥匙没带身上,出门的时候就没带上。老婆这会在上班,孩子在学校,注定进不了门了。
  尿意实在太急了,很快就要突破憋忍的极限,我开始牙齿哆嗦,大脑里飞速启动所有应急程序。可这会能有什么应急办法?是小孩的话,走两步,消防梯楼道口拉开裤子就地解决。我们能吗?!回头一看,电梯上上下下忙碌,此刻已经蹿到了23层,即使我要丢下行李箱,坐电梯下楼,跑向公共厕所,也得花上三五分钟。谁会联想得到,一个在法庭上巧舌如簧,振振有词的大律师,此刻竟然在家门口被一泡尿憋得浑身哆嗦?   此刻,“啪嗒”一声,对面的李叔开门了,我立马扑上去。
  李叔有个习惯——他这个习惯是我老婆观察出来的,那就是老家伙进出门的警惕性高,身手敏捷,他扭动门锁,门才半开,身子就随着开合侧着挤出来了,人的身子才出来,顺手又把门带上了,“啪嗒”一声,不是开门,而是关门。“回家也是这样,没听到他掏钥匙,插钥匙的声音,人已经进去,啪嗒把门关死了。” 李叔退休来儿子家,和我们门对门住了八年,我跟他做茶友,三两天坐下来喝杯茶,从来没留意他这个细节。女人心细,我老婆居然发现了他这个绝活,我多次核实观察,果然印证了她的发现。“从行为分析性格,这种表现正面说是谨小慎微、多疑多虑,另一个角度说,则是鬼鬼祟祟,阴暗小人,你给我留个心眼。”老婆曾经郑重提醒我,我当然不觉得她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一个退休老干部,即使阴暗,能有多大危险?有几回,我们还尝试像老家伙一样随手开门关门,侧身进出,结果非但做不到,还让自己的脚后跟给门夹着了,疼得龇牙咧嘴。
  “嗯!你怎么站这里?没钥匙吗?”李叔一转身,被我吓了一跳。
  “李叔,借个方便……”我快要憋不住了,说话也不利索起来。李叔是个醒目人,马上明白了意思,赶紧开门,我鞋也没脱,跑了进去。
  等我酣畅淋漓地解决了问题,走出卫生间,李叔已经坐在了客厅里,我的行李箱也被他拖了进来。
  “不用那么警惕,扔门口就行了,李叔。”我从茶几上抽了张纸巾,擦着手对老家伙说。
  “注意防范是日常的安全意识,这些天情况有些特殊,我们要加以小心,”李叔动手泡茶,示意我坐下来,“昨天那些老太婆还说要找你,说得等到小郭律师才有主意。”
  我扔掉纸巾,坐下来,心里百分之百断定,老家伙是要讲队长跑路的事情了。
  “队长跑了,你这几天出差,可能还没知道。你爱人肯定也不知道,她可不会管这些事情。”这是李叔的语言习惯,自己提出问题,然后帮别人把话给回答了。
  “刚才在大门口遇上张姨,她简单说起过。”我如实回答。
  “别听那个东北老太婆的,除了嘴巴刁,怪话连篇,什么事情她扯得清楚?”李叔的手被热水烫着了,在空中甩了几下,“事情是这样,保安队赖队长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离岗,三天没上班了,也没找到人,手机关机。”
  “那不就是跑路了嘛,张姨没说错呀。”我接过老家伙递上的热茶,喝了一口,呼出残留口腔的热气。
  “你是学法律的,岂能这样说,跟她一般见识?我们可要负责任表达事理,”这位前武汉市青山区某街道工会主席,对我这个律师提出了专业疑虑,“三天没上班,不等于就不再回来上班,三天没联系上,不等于就联系不上了,管理处还没给准信,派出所还没出结果,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那这么说,你们也不对呀,三天前,赖队长刚没上班,你们就断定他有这个嫌疑,一直议论了三天?”我忍住没笑,故意逗老头。
  “不是一没上班就开始怀疑,是在怀疑中又过去了三天。这不是表明,咱们这小区安全防范意识强嘛?”李叔瞪了我一眼,端起专用保温杯,仿佛要遮掩住自己突然涨红的脸庞。
  “那是,那是。”我一迭连声,表示赞同。李叔不喜欢你逆反他的话题,如果那样,将被视为顶撞。这副性格连他儿子媳妇都怕,回家几乎很少跟他对话,小两口很多需要跟老爸沟通的事,都是通过我转达的。
  “关键的问题不在队长身上,在于管理处和派出所身上,他们压根没有启动调查,没有关切这件事情。”李叔给自己的保温杯灌着热茶,道,“那些老太婆嚷嚷说这是大事件,我看是瞎扯,比起美国的大选,这算什么呀?美国选举,是全球热点,不过,百姓利益无小事,事关小区保卫工作的问题,没有大小之分,管理处不做处理,派出所不管,本身才是大问题。”
  说到这里,李叔突然生气了,把拧了半圈的保温杯盖重新又松开,重重地拍到桌面上,仿佛唯有这个保温杯盖才足以传达他的愤慨。
  “你们找过管理处了?”我问道。
  “管理处说,他们也在找,主任说急了,还搪塞,有本事你们自己找去。”李叔再次拍了一下保温杯盖子。
  为了让李叔息怒,转移他的情绪,我赶紧岔题:“您老看看,我这回给您带回什么。”我起身拖过行李箱,要给老人家拿一把扇子,这是考察活动主办方发的会议纪念品,据说是请书法家在扇面上直接题字的,扇不值钱,字值钱。我临时决定送给这位喜欢品谈字画的老邻居,以平息他的怒火。没等我打开箱子,老家伙把我喝止了,“暂时别翻出来,这是我们俩的私事,来日方长,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好好谈谈队长,这事大。”
  李叔的脸色非常难看,情绪很激动,可以想象,这些天里,在队长跑路这个事情上,他操了多少心,遭遇了多少阻力,与多少不同意见做过抗争,又反反复复地纠正过多少人的错误提法。
  这个弄得李叔怒气冲天的保安队长姓赖,有人叫他老赖,有人叫他赖队,或者直呼“队长”,一些老太太直接叫“喂,保安”。不论怎么叫,这位客家男人都是笑微微的,一脸和善。我一直叫他“老赖”,这是对年长者的尊重,按老赖在小区里的人气基础,也配得上这份尊重。
  老赖去年刚刚当上爷爷,那会儿,逢人就拿出手机,给大家看孙子的照片。大家都祝贺他,说看不出来啊,你都当爷爷了,人家以为还是个小伙子呢。
  老赖笑得合不拢嘴,每每回应:“哪里哪里,老鬼了,我儿子儿媳都声明,今年过年就不让我干了。”
  “老赖,你可别信你儿子的,还能上班一定要上班,多上一天就是一天,老子口袋有钱才是王道,”我曾经对老赖说,“你走了,这个小区谁管啊?大家都舍不得你。”后半句是客套的玩笑话,前半句是真心话、大实话。我经手的大量家庭案件显示,经济来源决定家庭地位,也是大部分家庭纠纷的最重要导火索,不论是夫妻,还是父母子女之间都如此。一个保安隊长,一旦失去经济来源,整天闲着,很难说在家庭中的地位不会受到影响。
  我也是客家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地区,也将老赖视为老乡,在叫“老赖”的同时,偶尔也叫“老乡”,调节一下。见面打招呼,我们和保安队长的关系显得比点头之交多那么一点,但也谈不上停步之交——业主跟保安,大概都是这种关系吧,点个头,不停步。   不过,赖队颠覆了这个形象,重新定义了保安跟业主的关系。
  这人热情,嘴巴甜,老的小的,似乎都熟透,一个小区不大不小,一千多家人,好像没有他不熟悉的——这不应该是一个保安队长的过错,一个保安队长特别认人,识别能力超强,难道是坏事吗?从业务的角度,如果我是物业公司老板,也会喜欢,甚至重用这样的手下。
  只要在小区里走动,赖队对每个人都点头,都打招呼,见到大人抱小孩,都要停下来,过去弹弹小孩的小脸蛋;看到小朋友学走路,要蹲下来,摸一摸小孩的头,鼓励鼓励,“宝宝真棒!”看到买菜回来,拎东西有点吃力的老太太老头儿,他会马上跑过去,做帮忙状……实际需要保安队长帮忙的情形不多,老太太老头儿出去买菜,本来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你保安也不是义工,成天帮忙干这些事儿。不过,赖队长因此博得了更多好感。
  也许我和大部分邻居一样,在一个小区居住时间长了,对岗亭的保安都不同程度熟悉起来,好像大家都私藏了一张他们的排班表,这个上白班,那个上晚班,甚至谁请假了,回了河南老家湖北老家都知道。对于赖队,自从当了队长,我几乎觉得他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都在这个小区里移动他的笑脸,那部永不疲倦的对讲机,似乎焊在了他的腰间,一天到晚不停地发出唧唧呱呱的呼叫。
  队长是不用固定岗位上班的,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像个闲人,又像个救火队员,他个子不高,走路步子绵密,像踩在棉花上,除了工作性质,仿佛他的身体也不允许停下来,一旦闲下来就会有所不适。果然有人听保安队的人说,赖队上年纪了,睡眠不好,经常是一晚一晚在床头坐到天亮。有一个早上,我在小区广场的喷泉旁遇上赖队,他的气色非常不好,正对着喷泉袅袅的水雾出神,两眼通红——显然,这是一夜无眠的征象。我喊他老乡,弄得他一惊,像从千里之外把魂魄拉回来,看了我一眼,又迅疾撇开眼神。“睡眠不好啊?”我准备跟他交流一下治疗失眠的办法,没想赖队转身快步走开了。
  除了点头,我和赖队之间没有建立停步的关系,所谓停步,就是比点头深一些的交道。一方面,我不属于他重点关心的对象,他关注老人,妇女和小孩。另一方面,是我个人刻意保持距离的表现。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我不太喜欢那种本不相干的人,却显得过于热乎,拉拉扯扯的样子。
  肯定会有人驳斥我——难道一个保安队长对业主热情一点有错吗?我应该怎么回答呢?没错,一点也没错,关键是,热情也要有度,得让人接受起来不难受。我觉得,作为保安人员,有些热情,有些笑脸,可以受称赞,但是未必要弄到“大受欢迎”的程度,实际上也做不到。保安员嘛,毕竟还有个立场问题,你代表的是物业方、管理方的利益。
  一个保安队长,跟大家伙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我这样评价他,并非要揭穿他虚假的意思,要是那样,不就是瞎扯吗?实际上,日复一日,我们彼此都习惯了,认同了。记忆中,我有两次对赖队的直接印象,得分蛮高。
  一次是那年弹劾老业委会风波期间,有一天十几个筹备代表集中在管理处办公室,展开大规模的论战,气氛极其紧张,管理处集结了全部保安到场,还从外面请了一帮传说中的“黑衣人”,与我们对峙。好几次,现场气氛像汽油桶一样点燃,我留意到,赖队竟然没有遵照上峰的指示执行驱赶,而是耍了些小技巧,让手下护卫牵头那几个业主,拉开距离,不受黑衣人的恐吓推搡。这一点我们看在眼里,事后专门对他表示了赞赏。另一次是小区儿童游乐场发生设备故障,有小孩受伤,家长跟管理处闹起来,我作为律师业主,被请出来与管理處协调谈判。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留意到,这位姓赖的保安队长厚道,他积极调取监控,安排当班保安问话取证,不偏不倚,事情得到了理想的处理结果。事后,孩子家长拿了个红包和一袋苹果,要我转交给赖队。这位业主打了个比方,说,赖队是管理处的保安,维护物业的利益是他的天职,但他做到了公道,讲人话。我拒绝了转交委托,我对这位家长说,我也赞扬赖队,但是,如果由我这个代理律师转交赠礼,则变了味道,还是你自己去吧——到底交没交到,赖队又接受了没有,我就没管下文了。
  这年头,我们都喜欢用“邻家大叔”“邻家小妹”来比喻一个人的亲善,一个人的贴近感,那么,赖队的印象,估计是差一票的距离,就可以做“邻家大叔”了。
  这一票,不是我投的反对票,而是赖队自己本身——他想做“邻家大叔”,在我看来,偏偏是他过度的热情,过度的亲善,让他显得有点假,有点失真了。相信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也不是我作为律师,才会产生这种感受。按我老婆的话说:你一个保安员,跟业主套近乎,应适可而止,过头了就令人反感,就是有所企图。所以,她每每看到我在小区里跟赖队客套,就会提醒我一下。
  今天,事情发生了,我得做个说明,说这些的目的,并非炫耀我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早就看穿了赖队的伎俩。我只是不喜欢而已,人与人之间,喜欢与不喜欢,各有各的自由,本无可厚非。加上我的职业角色,久而久之形成了判断别人的习惯,因为如此,我弟弟背后都跟人家讲,我哥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像看待他的当事人的眼神,似乎帮我打赢了官司,却时刻提防我赖账不给。
  一个保安队长的存在,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律师业主和他老婆的不喜欢而受到影响。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赖队逐渐成为本小区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保安队长。“至少有八年,赖队长没有回过老家过年,连节假日都没有正式休息过,他是真正做到了以岗位为家,以小区业主为家人,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前不久,在小区宣传栏上,还贴出了物业公司对赖队的宣传文字,配上赖队身穿保安服,手持对讲机的大照片,显得威武神气,宣传栏吸引了不少老头老太,共同学习赖队的事迹。不过,没两天,大照片就被赖队自己摘掉了,说太丑,难看死了。
  撕掉照片的宣传栏,丑得更难看,据说管理处主任对老赖这个举动很恼火,却拿他没办法,人家低调,有错吗?
  “还年年不回家,以小区为家呢。他是处心积虑,蓄谋多年,把小区里信任他的邻里都牢牢控制在手里,成为他的资源。”李叔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开始回顾他和赖队打交道的光景。   李叔准确地回忆到,他刚从武汉来深圳的第一天,起了个大早,在小区周围转悠,要找个吃早点的店。恰好被巡逻的赖队看见,问也不问,非常热情地把他带到小区东门外的一家面馆,“抬头一看,‘武汉热干面’几个字,让我差点就哭出声来,心想,这深圳的保安,咋就这么善解人意啊,后来我还老是琢磨,这个保安员,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对一个内地来的退休老人,一眼就知道是哪里人,找啥早餐?”回忆到此处,李叔的思路突然被无限打开,又说:“对了,那天早上,赖队带我到面馆,对我连声说‘过早!过早!’可懂咱武汉人的说法哩,他又问我,老伯,你儿子出差了吧?——你看,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后怕啊,连你家里的动态,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那家武汉面馆早就关门了,变成了一间按摩筋络的理疗店。李叔却牢牢记住了来深圳第一天,被小区保安队长带去吃热干面的情景。“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队长不干公安,实在有点可惜,有做卧底的功夫,有绝对反侦查的能力——可不是吗?他热情得几乎可以与任何人融为一体。”李叔终于平息下来,愿意把保温杯盖子拧上。
  “李叔,夸张了点,你这是赞美队长,还是揭批他啊?”我笑道。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所里的小助理知道我回来了,问我能不能回所里一趟,有个案子情况有变化,当事人约了要见面。本来这事也不急,我还想到家补个觉呢,既然进不了家门,干脆回所里去吧,顺便把老早前就该请搭档们的客请了。
  我强行中断了跟李叔的推理分析,把行李箱扔他家,下了楼。刚走出电梯间,就又碰上了张姨。张姨身后还跟着一个我不熟悉的阿姨。
  “这是宋姨,前年你妈住这儿的时候,和宋姨玩得可好了。”张姨介绍道,“你看过区电视台的社区文化栏目吗?每天晚上8点20分,节目开场时,跟一把大扇子一起晃动的那个跳舞大妈,就是你宋姨!”
  “哦,看过,看过,有印象!”我边应和边往外走,没打算停下来。
  张姨一把拉过我的胳膊,道:“小郭,别急着走,我刚才和你宋姨合计了一下,感觉你说的应该是实话,压根不知道队长跑了,于是,我俩又不安了,好端端被我这个老太婆逮住,通报队长的事,你肯定莫名其妙啦,队长跑了关大家什么事啊,没错,我得赶紧来找你唠嗑唠嗑,说明说明情况,不能让你着急。”
  我是一个律师,没考到牌之前,还做过好些年跑民生政法线的记者,接触过的案件不胜枚举,不能说是个没有经验的人,从李叔、张姨、宋姨的神情举止看,我已经知道了大概原委,心里断定,八成是这个赖队长借了大伙的钱,人跑了。
  “这鬼东西,东家借西家借,借遍小区,人跑了。” 果然,张姨说话了,“我这里倒没借,是其他人上了他的当,我气不过。”说到这里,张姨推了推宋姨,问:“你手上借没借?跟小郭律师讲,说实话。”
  “没,我这没有借!”宋姨看了看我,一张脸瞬间红透了。
  “你瞧你,说句话也脸红,难怪人家说你跳舞从不用化妆!”张姨又推了推宋姨。
  “好,没借到你们的就好,其他人的管不了多少。我有点事,先走了。”我加快脚步,生怕她们追上来。
  我才走几步,张姨真的又追上来,小声问我:“小郭,你出差前最后什么时候见到老赖的?”
  “记不得,好久没见过了!”我没停下来,扔下话走了。
  这个张姨还真有点把我缠上了的味道。实际上,我出差前一天下午是见过老赖的,那会我正好下楼,往车库走,老赖从车库岗亭方向返回,身后跟着两个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派出所开展身份信息核实,要采集血样,管理处召集保安队开个会。”赖队用客家话跟我讲,扬着对讲机,指指身旁的民警道。
  当然,我没必要告诉张姨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对老太太未必有什么价值。
  此刻,我像一个老到的主刀医生,刚把病人的肚皮划开,一眼就知道里面的状况有多严重。刚才这两位老太太,在我面前说的都是假话。不过,她们一定还会把真话告诉我。
  到了所里,我把几位同事、助理请到旁边的餐厅,补请了一回客。
  吃饭间,我把小区里发生的事跟大伙说了,请大家一起推理,分析,在这个赖队长和小区业主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别卷进去,这没什么好结果。”黄金搭档老廖警告我说,他认为一个小区的保安队长,有多大能耐?即使借钱,借最大一笔债,绝对不会超过千元,说不定就是几十元几百元地借,这是最恼火的地方,大妈们大叔们喜欢在这种人身上表現慷慨慈悲,但是标的非常有限,立案不成,打官司不得,如果你插手去理了,张家长李家短,非把你给累死,最后结下一串的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队长,背地里和业主们瓜葛起来,弄那些非法的理财集资什么的,或买六合彩啥的,千丝万缕,你更不该卷进去。
  “NO!NO!NO!”我赶紧回应老廖,他理解错了,以为我要接这个官司,“不是我要打这个官司,我是觉得这事有意思,拿出来大家研究研究,这个奇葩的人,奇葩的事。”
  聊着聊着,大家不再谈论老赖,反而把话题集中到我身上了——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就这样和小区里的阿姨大叔们打成一片了,难道要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前打牢群众基础?所里的小助理有恃无恐地开起了玩笑:“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这个貌似高冷的大律师,在大娘们堆里还挺走俏的,重口味啊。”
  话说回来其实也没错,回想这几年,因为参与过那回业委会风波,我简直就成了小区里的公共律师。大到几百万上千万的经济纠纷,小到几千元的财务纠葛,劳资矛盾,再到离婚咨询,家庭争端,婆媳打架……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了,有多少邻居来咨询过,请求帮忙看状子,看合同的更是不计其数,而这些,往往都是家里的老人出面的,我上下班走在小区里,时不时会被熟悉不熟悉的阿姨大叔拦住,然后就是问官司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赢,婚能不能离,财产有没有希望分割清楚,要怎么样才能抢到孩子,保住房产……
  “你烦不烦?你不烦我都烦了,”我老婆不止一次地发牢骚,“要是在美国,你得收多少费用!”   “非常遗憾,我是中国律师。”我也不止一次地提醒老婆,这是中国社区,社区就是由邻里组成的大家庭,进了小区的门,你就是一家人,身不由己。
  我老婆当然不会轻易被说服,她是个非常有主见,当然也固执的女人。
  下午,忙完所里的事务,我回到家里,才走出电梯,李叔家的人声鼎沸就像浪潮般涌来,我想退回电梯,或躲避起来已经来不及了。
  “小郭,进来!”屋内传来这个前工会主席一声断喝,口气严厉,不容迟疑。李叔仿佛在门口安装了电子眼,对我的鬼鬼祟祟一目了然。
  老家伙的客厅,此刻俨然成了一个广场舞训练场,我怀疑整个小区三四支舞蹈队都集中到了这里,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李叔坐在他的宝座上,像战争情况剧变情形下等待最后做决定的指挥官,而大妈们不知道,这位指挥官心里根本没底,故意在拖延,目的是等待他的助手前来救驾。
  “你终于回来了,”李叔故作沉稳道,“来,这里坐。”他半起身挪了挪,给我腾出半个屁股的位置。说时迟那时快,一位胖阿姨把自己扔了过去,抢占了与李老头保持最近距离的机会,胖阿姨坐定后,环视全场,嘴角露出略带腼腆的微笑。
  我想起了张姨的提示,区电视台社区文化栏目开场镜头里,随着一把火红的大扇子晃动的,正是宋姨和这位胖阿姨配对的曼妙舞姿。
  “这下真相大白了,”李叔指了指茶几,上面摆着一只电子计算器,下面压着一张纸,“总共32人,涉及金额5900元。”
  我差一点没笑出声来——不是我鄙薄这点钱,而是这两个数字组合在一起,显得太幽默了。也就是说,一夜之间人间蒸发的赖队长,总共骗了32个老头老太,行骗金额5900元,比起那些电信诈骗高手,动辄几十万得手,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等我上前从桌面上拿起李叔精心统计开列的名单,看着他那一丝不苟的笔迹,内心突然感到一阵难过,也就是说,这位在我们小区服务超过十年的保安队长,为了这笔5900元的借款,选择了跑路,选择了被人咒骂,被人唾弃。
  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最不愿意安静的张姨,此刻却像个最为乖巧的小姑娘,她的身旁坐着宋姨,宋姨的手里,玩着自己长长的辫子。
  此刻,好像我是一个受命前来接受出征任务的敢死队员,也好像是收了大家的钱,要开始为大家办事的人,大家都看着我,在等待我的表态,我的表态将对整个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你们看着我,我也沒有办法,我是个律师,律师讲打官司,我可以帮大家打官司,不收钱,可是到哪里去告赖队长?!”我摊了摊手,道,“既然管理处没有找到老赖的下落,现在如果说有什么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报警,也只有报警,才能够把他找出来。说到报警,就得有人牵头,有人愿意去派出所。”
  我的话音刚落,屋子里又叽叽喳喳起来,顿时成为一个失控的大音箱。我听到有人说:“这个小郭律师也真是,难道除此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李叔显然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看了看我,清清嗓子,道:“谁还有更好的办法?请站起来说。没有,没有是吧?那好,没有办法,我来说,就按小郭律师的意见办,报警。”老家伙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自己布置任务,自己解答。
  至于报警,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一百,那个两百,有的是八十元,五十元,鸡零狗碎,谁来牵头?警察会不会立案,会不会重视?
  “这样吧,你去报警,做个代表。”李叔指了指他左前方坐着的宋姨,“你是上过电视的名人,他们买账,派出所谁没看过社区栏目都说不过去。”
  宋姨停下玩着辫子的手,把辫子甩回后背,把身子坐正,慢条斯理对李叔说:“我?叫我去报警?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老家伙扬起头来,迅速在几十张脸孔上来回梭巡,似乎在紧急寻求支援,嘴里道:“是,宋艾云,你带个头。”
  “呸,你让我带头?让我去派出所当笑话吗?200块钱也报警?”宋阿姨真的生气了,一张脸瞬间烧成了红云,“我告诉你,你可以叫我带头上火星,这个头我不带!”说罢,把张阿姨搭在她胳膊上的手打开。张阿姨被打痛了,狠狠地剜了她一眼。
  “不去?你不去,谁去?”李叔像被人抽中了软肋,没有了底气,好像一个只有一副底牌的人,众目睽睽下被揭穿,再无防身之招。
  “我想了半天,还是没闹明白,这位赖队长,没偷没抢,没威胁你,没殴打你强迫你,想当初,你们一个个像救世菩萨一样,给他掏钱,这回又说是他骗人,是个大骗子,要去抓他,法判他,甚至要拉他去枪毙,我都不好意思了,都怪我头脑发热,跟着你们瞎胡闹!这么些年来,你们看这个姓赖的像个坏人吗?他骗了多少?是五万还是五十万?五百万?”宋阿姨边说边站起来,抬脚往外走。
  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宋姨停了下来,几乎是脸贴着脸,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郭律师,辛苦你了!”
  别小看这个宋阿姨,号召力还蛮强大,她前脚刚走,后脚就陆续有人跟着起身了,“我也算了,才100块钱,折腾几天,我儿媳妇知道得骂死我了。”
  张阿姨走出去了,在等电梯的间隙,又折回来,伸进头来扔下一句:“我也算了,才100块,就算给他做个奠仪,买把香纸吧。”
  “你!你!一张臭嘴!有你这么毒的吗?!”李叔被气得几乎要弹跳起来。没走的人,都笑成了一团。
  屋子里很快就只留下我和李叔两个人。这位前街道工会主席看了我整整五分钟,摇了摇头,似笑非笑说:“凑个整数吧。”拿起笔,在名单后面加上他自己的名字——“李长生,100元”,然后把合计数字划掉,改为33人,总共6000元。“当这帮妇女的面,实在没好意思。”李叔合上笔帽,像个自讨苦吃的孩子,又摇了摇头,道:“这个宋艾云,平时不吭一声,谁知一开口,把我都说服了,有理论,有依据,还是个农村来的老太太呢。”
  “这事怎么整?”我坐到了老家伙身边,拍了下他的肩膀,问他。
  “暂时算了,”老家伙想起身,可能是坐得太久,突然感到不适,复又坐了回去,拍着两个膝盖,道,“或许,我们应该顺着宋艾云,你宋阿姨的思路,再寻思一下,我们为什么就没去想想,这个赖队长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或该问问,为什么他能够一次又一次,一百两百地借到钱?这种情况,算不算借贷债务关系?”说到这里,李叔下定决心要站起来,无论如何都要换个座位,于是,两手撑着桌面,一使劲,放了个余韵绵长的屁,成功站了起来。   沿着茶几,老家伙转了一个圈,站到我身边,笑道:“大律师,你能用法律的觀点,给我解释吗?”
  我太疲倦了,坐在那里,眼皮都无力撑开了,但是我不想敷衍这个老同志,还是强打精神站起来,提议去一趟管理处。
  “那帮孙子能管事吗?他们要管,能不知道老赖的去处吗?干了十几年,难道他一直用的是假身份证?不可能吧?”李叔道。
  “或许,你们认为老赖是逃跑了,而管理处不这样认为呢?也可能还有别的隐情,或其他新的进展?我觉得,不管大家还要不要这个钱,了解一下老赖的下落,也没有错吧?”我对老家伙说。
  “咦,有道理,我们走。”李叔道,显得像个极讲究行动效率的人。
  管理处正在开会,声音此起彼伏。主任看见我们,从云山雾海里冲出来,把我们引到他个人的小办公室。我和主任的关系,属于不打不相识,那年业委会风波,我被推到前台,和主任面对面理论了几回,那时他还是副主任,负责对付我。把我们拿下的,不是这位副主任,也不是管理处,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势力存在,满足部分条件后,我们不得不做了退让。
  “上火了,不好意思,”主任嗓子有点沙哑,心情显得格外沉重,“郭律师,李叔,事情凶多吉少。”主任点燃一支烟,旋即又摁灭,仿佛一直跟我们讨论同一个问题,此刻汇合意见似的。
  我看了看李叔,李叔也正看着我,我们没说话,似乎彼此都认定,主任此刻着急的正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我们决定派出两组人马,一组去老赖的家乡,一组负责做外围的辅助调查走访,必要时报警。”主任又点燃一支烟。“实话说,前三天,我们没当一回事,因为老赖带队,配合派出所搞信息采集工作,忙了几天,现在全国都在集中破老案子,大案重案,好些几十年的案子都被翻出来破了,我们觉得老赖配合忙完这些事,休息休息也是正常的,他不打招呼,我们也觉得没错到哪里。”
  “今天中午,保安员在清理老赖床铺时,发现这张纸片,这个线索非常重要,我们改变了看法,得重视起来。”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片,起身递到我们面前,“我看,这事凶多吉少。”
  李叔先接到了手里。我凑过去,看到了上面赖队长的一手好字:“请主任扣除我这个月的工资,偿还下列业主的借款:李长生100,宋艾云200……合计:6000元整。事出有因,不辞而别,深感愧疚!”
  “他没领这个月工资?”李叔的手有点抖。
  “凶多吉少。”主任把烟摁灭,两眼突然泛红。好像整本词典里,他只认得“凶多吉少”四个字。
  “主任。”我刚开口,李叔的手搭了过来,示意我别问了。
  此时,管理处门外一阵喧闹,主任警觉地起身冲了出去,我和李叔也跟着起身。
  好快,门外已经被围得插针的空隙都没了,五六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警察和一队协警,押解着一个戴头套的矮个子,矮个子上了脚镣手铐。
  “天,这不是赖队吗?押回这里干什么?”李叔捅了捅我的后背,我明显感觉他的手有点哆嗦,老家伙小声道,“看这架势,准保是桩命案。”
  我望过去,正好与黑色头套下那对眼睛交汇。
  责任编辑:姚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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