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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手风琴……
——记少年友伴朱可
走在小区路上，忽然从邻居的窗口飘出一阵手风琴声，很久很久没有听过这悠扬的声音了，心突然震颤一下，站立良久。因为手风琴声中有一首我难忘的歌。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回忆起少年的时光……
又想起朱可。
上世纪50年代，有部苏联电影名为《忠实的朋友》，我和朱可走出电影院还在遐想，说过些年我们也要像电影中那几个中年朋友一样，撑一个木筏顺河浮流……好像“我亲爱的手风琴……”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我和朱可喜欢这首歌，也借过一部手风琴学着弹唱，但伊伊呀呀终未成调。
我和朱可没有电影般的一次浪漫旅行。离散二十年后重逢，最初想起的也不是那首歌。
……不知从何谈起，先提起遥远遥远的往事。
“你还记得一起去看梅兰芳吗？”他问。
“记得。”我说。
“啥剧目？”他好像在考我的记忆力。
“《贵妃醉酒》。”
于是端起矮桌上的酒杯喝酒。谈着当年我们还看不太懂的其他京剧名家程砚秋、荀慧生、言慧珠、赵燕侠等等，努力回忆他们演出的剧目，有的回忆不起来了，于是又喝酒。
“都是在武汉人民戏院看的。”几杯酒下去朱可又说。
“不，赵燕侠的演出是在民众乐园的民族大舞台。”我更正。
“还记得乌兰诺娃的《猎人与小鸟》吧？”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广州。”我说，“还有苏联红军歌舞团小白桦，朝鲜、蒙古和东欧兄弟国家的歌舞团……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歌舞团只有英国的一个芭蕾舞团。”
“都是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朱可想起什么，抬头看我一眼，满眼都是泪水。
我哽咽了。
“小范，今年你也四十多了吧？”
我点点头。
两人不问似乎也不敢问分别后二十多年的遭遇，却去谈梅兰芳，谈乌兰诺娃，分明在回避什么……沉默，沉默，看着两个沉默的泪水滂沱的正当盛年的大男人，司机小汪从惊诧中醒来半开玩笑地轻声提醒：
“领导，我们去拿票看戏吧。”
朱可是河南省文联的一位负责人，主管行政和戏剧，为人没有架子，和司机班关系密切，司机们同他谈话常常是没大没小。这一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单位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进口车的指标，他就带上司机小汪接车来了。接车容易，找回失落在广州的记忆就不那么容易了。几经周折，他找到了我那个居住在越秀北路一间不足八平方米小屋里的四口之家。看一下被台风刮坏用绳子绑在窗框上的玻璃窗，他点着头连说了几个“好”字。不谈别后，不问冷暖，妻将矮桌和几个小凳拉出来，端菜上酒。刚好我帮朋友买到了一瓶五粮液还放在家里（那时这种酒的价格还不高），于是打开。
一瓶怎够？又将家藏的一瓶从化三花放上桌面。没有什么像样的菜，连小菜都谈不上，酒却喝得高兴，可谓是开怀大饮，我和他是真真地醉了。第二天还是去看了一场粤剧。按当时文化系统的规矩，外省的文联领导来到，为了观摩当地戏曲是可以到文化局取票的。他带我们全家看了一场粤剧《胭脂》。
其实我和朱可当初都算不上戏剧爱好者，更谈不上对戏剧有什么研究，对京剧的唱、念、做、舞、打，几乎一窍不通;对西洋的芭蕾舞更是不甚了了。因缘际会让我们看到人们难以一见的梅兰芳和乌兰诺娃等著名艺术家的演出，也只是看个热闹，但这种机缘，蕴藏了我们太多的青春记忆。
我认识他那年，我15岁，他17岁。
本来这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但回忆起那段生活我却常常会不禁想起大词人辛弃疾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名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但由于经历，由于激烈的革命斗争，我想将这句词改一个字，将“不”改为“早”——“少年早识愁滋味”啊！
当年，我这个对革命充满热情与幻想的少年，刚开始革命就差点成了革命的“敌人”。我和朱可就是在这种境遇中相识的。
我们是从不同的学校被集中到一个一般人十分陌生而又十分神秘的干部训练班里。这个训练班在开封西棚板街一所普通的四合院里。因我家住开封，对开封的街道比较熟悉，在中原大学结业分配时，队领导将40个同学的档案交给了我，让我带大家一起前去报道。原本就是带路，不幸竟成了“领队”。这个小小训练班似乎权威很大，虽然看着不起眼，但班领导说话口气很粗，一开口就训“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知识分子们”“投机革命而又自命革命的投机分子们”，还让他招收进来的铁路失业工人为他助威，随声附和他的怒斥和嘲骂。
我们这些一心追随革命的小知识分子在中原大学除学了一些夹生的马列教条之外，还被“自由、民主”的校风弄得醺醺然，突然转换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环境，一时很不适应，加之对训练班的培训宗旨多有抵触，思想产生混乱。不久发生班干部拿手枪逼女同学“谈恋爱”一事，群情激愤，几个同学找我谈话，要我回中原大学反映情况。为什么找我去反映情况？
因为是我拿档案来报到的，因而我是“领队”;还因为同学中我年龄小，校领导对我有印象。
我想一想，他们的话似乎有几分道理，竟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地接受了众同学的如此重托。
现在知道中原大学的人已经很少了，其实它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现今的中南政法财经大学、武汉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的校史都要直接从它开始写，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创立也与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年它是一所短期培训干部性质的革命大学，1948年7月由中共中央中原局报中共中央批准，陈毅负责筹办，于河南宝丰成立。同年10月迁入开封原河南大学校址。可能在几千个同学中我年纪最小，校领导对我的确留有印象。我先找到队主任，要求去见校长。校长范文澜因病从未到职，副校长潘梓年也常不在学校，队主任只好带我去见教务长孟夫唐。
孟夫唐是个瘦高、背微屈、年约五十左右的长者，戴副近视眼镜，风度文雅，曾任冀南行署、冀鲁豫行署主任，参予创办冀南建国学院、北方大学和华北人民大学，是党内著名的教育家。他为人朴实，知识渊博，深受师生尊重。我见到他，他非常和善亲切，认真地聽取我的汇报，表示会将同学们的意见反映给训练班的上级单位，并嘱咐我劝说同学们尊重训练班的领导，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学习和工作。最后还谈到我，想不到他记忆力那么好，竟然记得结业分配时关于我的分配意见。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原大学要逐步转为常规大学，你年纪小、好学，原方案是将你留校，分配到即将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后来你们现在那个部来挑人，很强调年龄，就把你挑了去。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革命工作，你回去要起个带头作用，安下心好好学习。 想不到我的这次母校之行，惹出了大祸。孟夫唐言而有信，想必是将我谈的情况反映给了训练班的上级机关，令训练班的领导恼羞成怒。先是在早集合时，班领导旁敲侧击大骂中原大学是个大杂烩，“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个地委级干部，问问他们有几个地委级干部，告状告到他们那里，吓谁？”接着是开展思想检查，一个个过关。我这个15岁少年的历史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却三番五次通不过。紧接着追查“反革命小集团”，“还有谁？你不是头目，谁是？”无休止地反复追问。火力不够，再调两个组一起围攻。我的组长年纪较大，二十多岁的人已经儿女成群，有社会经验。发言句句刺刀见红。听他说他12岁结婚，就敢打18岁的新娘，性情古怪刁钻，可能有虐待癖，逼视着我这小小的一块瘦巴巴的砧上肉特别兴奋。在他呼风唤雨的操弄下，人人嘴巴不软，这是一个进步的台阶啊，都想踏上一脚！只有别组来的一个青年说话温和一些，我注意到了，他叫朱可。在那种被众口一词、不分青红皂白地围攻、逼问的日子里，只要有一个清醒的眼神，一句稍带温热的话，就会把一种难得的同情传递给我，使我心怀感激与自信。朱可就是这样将一种当时极为稀有的同情传递给了我，我记住了他。他是从郑州挑选来的中学生，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行事稳重，加之出身好，很受班领导器重。5月4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之后，他是第一批团员，并担任团支部书记。我和他不来自一个学校，平日接触不多。
后来，班领导倚重的铁路失业工人当中出了问题，连续清查出了十几个真正的特务、把头、伪军官、反革命，才把追查“反革命小集团”的事放下。
大部队过了长江之后，训练班由开封迁到武汉，很多同学入了团。我也想入团，但小组长不断歪曲我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向上汇报，我虽从不辩解，但可以想象班领导对我的看法，深感入团无望。不料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从长江岸边散步回来将要步上楼梯，朱可却拉住了我，先谈最近的生活学习，接着谈起入团问题。
“你对入团有什么认识？”他问。
“我也想入团……”我轻声答。
“那怎么不申请呢？”
“没有介绍人。”我说，想起我的那个小组长。
“我当你的入团介绍人！”他郑重地看着我。
我入了团，在训练班的境遇好了很多，同朱可的友谊渐渐加深了。
这年底，部里要抽两个人去协助誊写，想不到抽的竟是我和朱可，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工作。
一个新政权建立，各种法令法规、规章制度都需要重新制定。两个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和朱可制定交通法规，他们起草，我们誊清。这两位算是专家吧，都有点来历，一位是治安处的科长，在做地下工作时，曾任开封某警察分局局长;另一位是武汉解放前夕的市警察局长，临阵起义，虽在部里没有职位，原有的经验还是有用的。这两位起草的法规多为前朝翻版，修修补补，不尽如人意，聊胜于无。他们凭经验想得周到，譬如交通警察的指挥手势，衣着，包括要不要戴白色袖套和白色帽套？甚至西洋马车的拉车骡马身后要不要挂粪兜？都在考虑之列。反复修改，反复誊写。
这两位专家工作时间喜欢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我和朱可身上，常夸我抄写得快而字迹工整。说多了我不单不好意思还担心朱可不高兴，但朱可一点不在意，没有嫉妒，没有失落，有时还同他们一起說我的字好，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有这种胸怀是少见的。
这个部设于一大片荷田旁边的几栋高级别墅里，我和朱可暂住在人事处那栋别墅的底层，原先这地方是汽车房和仆役居处，设备比较简陋，夜晚被透进来的寒风一吹我竟发起烧来，夜里烧得说胡话，朱可一直照料我。后来干训班结业，我和他正式分配到部办公室，他在机要科当译电员，我在秘书科刻钢版，日日相见。
部里虽然制度很严，但也发生过很多趣事。文章开头说的观看梅兰芳等名角戏剧之事，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部是管辖六省二市政法系统的大机关，每逢有名角来汉必有赠票送给部领导，木匠出身的部领导对此没兴趣，一般是不去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便宜了秘书科的几个爱热闹的年轻人，有时我会拉上朱可去蹭戏。朱可的工作接近部长，有时也会帮助我们反映遇到的难题。
1950年换装，向苏联学习，军服全部改为苏式。干部服开襟两口袋，袖口镶红边，戴大盖帽;战士服不开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猛一钻”，戴船帽，许多战士不满。警卫连的战士特别看我们这些身穿干部服，只有十几岁的小鬼不顺眼，不知什么时候将门岗增加为8人，胸挎卡宾枪，金钢般的一边排列4个，每逢我们进出，故意大喊“敬礼”，弄得我们手足无措，不敢轻意进出大门。朱可向部长反映，特别提到我，于是部长把警卫连长找来大训一顿，命令立即恢复二人岗，凡本单位的人员进出一律不致礼，我们几个小鬼像又一次得到解放似的高兴。
1952年我从郴州参加土改归来，机关已经过“三反”运动，人事大变。
原部长受审查，朱可调去给新来的文副部长当秘书。部里一批人陆续调出，我被安排去读大学，这本合我的心愿，但大家都明白这叫作“清理中内层”，是把一些出身或有其他问题被认为不适合做原先工作的人调出去，只是心照不宣，有人高兴有人落寞，我不觉也有点凄凄然。每次朱可遇到我只问读大学的事，不提其他，最终因我读书少、学历不够，未能走进大学校园，被分配到了广东。临行前，我和他在花明楼吃了一顿小笼包。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惜别的话，只是一味让我吃，两个人吃了四十多个，可能吃光了他一个月的津贴费。谁都不知道何时再见？能否再见？但机缘巧合，未出两月，却在广州又见了。
他跟着文副部长到广东来检查工作，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接待他们住在当时广州最高级的主要接待华南垦殖局苏联专家的沙面胜利宾馆。朱可在我的新单位所在地诗书新街1号找到我，真让我喜出望外。此时我已成了“富豪”——有了工资，而且居然每月有六十八元五角之多，与当年的每月七元津贴，正经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带他逛街、吃广东菜，正值六省戏曲汇演在广州开幕，我买票请他在太平北路的太平戏院看了一场演出。这个戏院在当年的广州是绝不可被小睇的，它建于1933年，有1800个座位，是广州最大也是第一家有旋转舞台的戏院。看了几个剧目，如今只记得有湖南花鼓《刘海砍樵》。后来他告诉我，回到胜利宾馆文副部长同他开玩笑。 “朱可，你比我强啊，我来到这个地方没有人请，你来这里还有人请你看戏，不错嘛！”他嘿嘿一笑，“是个老朋友。”
“你的老朋友多大了？”
他想一想，答：“今年应该有十八了。”
“哟，够老了。”文副部长笑起来 。
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有机缘的，我和朱可之间就有一种缘分在。
他少时家庭比较贫苦，出身好，我当时则有个不好的家庭出身。听他说过，他兄弟两个，由于他是初生子，父母让他穿戴“十二红”，唯恐妖魔鬼怪伤害，特别娇爱，但长大后他过的却是苦日子。1942年河南大灾荒，饿殍遍野，他们全家随着饥饿的人流沿着陇海铁路向西逃难，有时步行，有时扒上西行的火车，不顾劳累及日军从黄河对岸发射的炮弹，走走停停，往随处都是河南难民的西安寻找舅父，舅父无能为力，一家人能够吃到的最好食物只有烩菜。所谓吃烩菜，就是饭馆酒肆里顾客吃余的残羹剩饭烩成一锅，非常便宜地卖给难民食用。西安的名吃如“老孙家羊肉泡馍”之类，虽价格不贵，对他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出身的差异，并没有在我们中间形成一条无形的壕沟，没有阻碍我们的接近;他从不以好出身傲视别人，对我更没有歧视和排斥，有的只是默默的同情、鼓励与支持！
文副部长来粤检查工作后不久，调来广东任政法部长，后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可一直跟随他当秘书，住梅花村。当时交通不是很便利，我们还是来往不断，周末常在一起，即使他和同事姚雪梅结婚之后，因姚雪梅继续去读大学，亦如此。广州这个我们日渐熟悉的城市，对两个从北方来的年青人来说，充满陌生与神秘感。从擦拭锃亮，鼓起圆肚、体形高大的铜壶中流出的令我们吃惊的王老吉凉茶，到洁净清爽的甜品店里的一碗被我们赞不绝口的绿豆沙;从珠江小艇上的艇仔粥、沙河镇上正宗地道的沙河粉，到街边小摊的猪红粥、猪肠粉、“鲜明油器”和酥皮面包等等，在我们的不断争论中悄然将两个北方来的年轻人吸引进这座美丽的南方之城。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啊！那时拍照还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朱可从部里的摄影室借出一部德国蔡司照相机，两人在北秀湖等地拍过不少照片，但因缺乏基础知识，光圈、距离调不好，拍出来的照片大都模糊一片，可惜了当年颇为珍贵的胶卷。他有一头桀骜不驯的浓发，一次为拍照特意理个发，还让理发师用火剪在头发上压了几道波，呈时尚状。可惜这些努力都被我这个蹩脚摄影师给毁了。我们再接再厉，又几次外出，如今留下的唯一成果，只有一张他站在北秀湖旁身姿高大、眉目不清、剪影般的侧影。我们外出由于与当地人语言不通，从不问路，走哪算哪。一次从沙面乘小艇去到花地，在城里住久了，忽然身处一片乡野，只见农夫浇水，姑娘采花，花被扎成一捆一捆装上小船运往城里，风光怡人，十分兴奋。杨桃树上的杨桃熟了，黄黄绿绿，任游客自选自采，然后过称付钱。我和朱可也采了一堆，买了一堆，玩得兴起，不觉日已偏西，游客渐稀。我们捡起吃剩下的杨桃想向小码头走去，却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走了许久，不见登岸处。改变方向找，走了好远仍找不到原先上岸的地方。
他说：“我们可能方向错了。”
我说：“不错。”
“找个人问问吧。”
“不问！”我在生自己的气。
“要不我们会迷路的。”
“不会迷路，”我坚持，“一直往前走，绕地球一圈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太阳就要沉入江心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江面上的小艇。
“绕地球一圈我们还会回到这里！”这句话被他牢记了。这次花地之行，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很深，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提起我的这句话，还往往再加一句：“这就是小范呀！”不知是赞美还是叹惜。
毕竟那时都年轻，也做过一些年少荒唐的事，譬如开汽车。周末晚上，朱可常开着文书记的汽车来找我。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归他管，他跟司机学会开车，周末知道领导不会外出时，就要司机将车钥匙交给他。他开我坐，往往是车开动了才问我到哪里？一个勇敢的驾驶员和一个不怕死的乘客，真是一对绝妙的搭挡。所幸这位无牌司机尚有自知之明，车速很慢，但有一次还是出了事。那时我和他都未坐过飞机，对那种“吾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颇有些好奇。当时广州岭南文物宫（后改名广州文化公园）里有一种像儿童轮转椅一样的“飞机”，只不过它的轮转轨迹是个上下起伏的斜面，速度不高。座椅外形作飞机状，吸引不少顾客。我们各自登上一架，忽上忽下地转动于半空，似有点飞翔的感觉，但其滋味比乘现代的大飞机偶遇的不适感强烈得多。当转轮停止，一向身体比我强壮的他却吐了。我说休息一会儿再走，他不听，车开到爱群大厦旁边他就支持不住，猛然停车，差点撞上人行道。江边寂寂无人，路灯下出来一个警察，问怎么回事？我代回答熄火了，警察看看车牌扭头走开。
省委由梅花村搬入新建的大楼后，他数次带我到小礼堂看电影，周末有时还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聊天。隔壁就是常委小会议室。被毛主席誉为“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燃”的陶铸，纠正了“和平土改”之后，这时正在发动反地方主义。朱可说他常常听到隔壁激烈的争论，不，是吵架！以陶铸为首的书记处书记们争论不休，桌子常常拍得“嘭嘭”响，谁拍的他分不清，但反对陶铸发动反地方主义的尹林平和冯白驹的大嗓门，他是听出来的。不知书记之间为什么要如此互不相容？虽然文書记站在陶铸一边占着上风，他似乎也很难理解。这就是官场吗？这就是“斗争”吗？我的住处距中山纪念堂不远，一次他找我在附近散步，情绪明显低落。
中山纪念堂本是我们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观看过许多外国歌舞团的表演，像几年前在武汉人民戏院有幸看到梅兰芳等名角那样，常常很兴奋，信口评说一番。但这一次在路旁一株桦树下他突然停下，对我说他想调动工作的事。按说他的工作是很受同辈人羡慕的，我却立表赞成，他有点不解地看看我。
我说：“天天跟着首长也没意思。”
他叹口气，“秘书工作实际就是侍候人，这个我倒不计较，但我写东西不行，帮不了首长什么。”看我想开口劝解，他摇了摇手，“小范，如果我有你那支笔，我可以在这里做下去。” “我有什么一支笔……”我不好意思起来。
“是的，你能写，我早知道，别人不了解我了解。”他平静地说。关于“一支笔”的话，他以后还说过多次，常常給予我真诚地鼓励和惋惜。
“你想调动我赞成。”我把话题又拉回来，“天天跟着人家的屁股转也太不自由。”
他沉默一会儿，“再说我今年已经24岁了，不小了。”
“是的，记得你比我大两岁。”我突然抬起头问，“想去干什么呢？”
“外交。”他嘿嘿一笑，“最近我接触了几个从国外回来的外交人员，感到这工作很有意思。”
“太好了！”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外交是当时年轻人崇敬而欣羡的工作，扭头看看朱可高大英俊的仪表，非常赞同他的这个选择，不容他再作说明，就为他拍板，“就这么定了！”
第二个周末，还是在中山纪念堂大门前边幽静的人行道上。他说他将转业的想法已经与文书记说了，文书记表示理解。经与外交部门联系，对方说必须是15级以上的干部。他去年已提了两级，现是17级干部，如果再提一级还可以通过，再提两级的话可能影响就不好了。我想我是19级，他的级别在同辈人中已是高的，再提两级确会令领导为难。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文书记的意见是让他先去下面锻炼，到江门市公安局当副局长。我有点泄气，一听说安排他到江门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就不假思索地表示反对。
“去那个地方当公安局副局长干什么？”我武断地说。
“我也不想去。”停了许久，他直视着我问，“那你说我到哪里好？”
“搞工业，到工业战线好。”我自以为聪明地说，“现在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不久吗？重工业是基础，去搞重工业吧。”
他点着头：“也是，也是，但到哪里去呢？”
“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项项重要。”
“总得有个意见才好同领导说哪！”
我灵机一动，郑重其事道：“三门峡，三门峡治黄工程！”我当时迷信“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认为此工程必将彪炳史册，急忙补充一句，“这可也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之一啊！”
他有点心动，考虑着说：“这个工程也在河南……”
“对，在河南，在咱们家乡。”
“是的哦，回家乡不好吗？”他自问自答，顷刻下了决心，“好的，就要求到三门峡工程局去！”
朱可的去向就在这一分钟内决定了，其实，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分钟之间。朱可放着有无限前程的江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不就，却听我的建议跑到山沟里去治黄，断送了大好仕途。多年后我的大女儿开玩笑说：“爸，是你把朱伯伯给害了！瞎参谋！”但朱可对我从来没有抱怨，那一代的年轻人啊，到艰苦的地方去，把理想当作生命的意义！朱可面对从几块石柱组成的人门、神门和鬼门间奔流而下的黄水，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主办工程局的《三门峡报》，不管白天黑夜，忙碌在火热的工地和编辑部的灯光下。但这种他曾经向往的文字生涯未能持续下去，水库因为治沙遇到难题要缩编了。工程规模缩小，大工程局变成小工程局，人员分流，他与一批人员先被省里借调往开封地区参加四清工作，后又回省待分配。恰巧文书记这时也调到河南当省长，想要他回到身边，被他婉拒了。一天他无事在街上游荡，遇到一个《三门峡报》时期他手下的一个编辑，谈起工作近况，那人说他在省文联，省文联缺人，问他要不要去。省文联啊，这可是一个文学艺术单位！一向莫明其妙地对文字和文学有点盲目痴迷的他，当即决定去省文联，不久就到省文联报到了。文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清明洁静，照样是红尘滚滚，明枪暗箭，作为办公室主任，管这帮远非高雅之士的作家们吃喝拉撒，苦况可想而知。“文革”开始，文联和文化厅合并，派系林立，造反派当权，要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去盖房，漫漫十年他为文化厅和后来又分出来的文联盖了三处宿舍和办公室。
……
少年时，时间是多情的，好像总舍不得离去，总要在你心上刻下些什么;到老年，时间又像似对你不屑一顾，总是擦肩而过，当你觉察到它的影子，它已经飘然而逝，留下的多是往惜的惆怅。本文开头写了我与他分别二十年后重遇的情景之后，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再一个二十年也过去了，但我们见面常谈的仍多是少年事。
我后半生是做文学出版的，他先在文联后也调入出版系统，工作性质相近，无论公私来往益多。我每逢北上，无论开会或组稿，大都要在郑州停留;回家探望，更是少不了到郑州探望他，为旁观者所羡，成为美谈。我好酒他也好酒，离休后每次郑州见面他都陪着我在街上寻找记忆中少年的美食。
我想喝羊肉汤，他就带我去喝羊肉汤;我想喝牛肉汤，他又带我去找牛肉汤，在街边，在小店。他提一个常提的布手提袋，装一瓶珍藏的茅台酒跟在我的后边。一次走进一间小馆，酒瓶从布袋拿出，浅斟慢酌，夕阳漫窗，老板似乎听明白了一点我们的谈话，有点好奇地凑过来询问“高寿”，当他得知眼前这两个人都已年近八旬，而且是少年交，几十年的朋友，特别是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顿时感慨不已，说这顿饭算是他请客，不肯收钱。争论好久，我们将钱放在柜台上走出很远，回过头还看到店门口老板张望的身影。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中《邶风·击鼓》篇描述战士之间坚守友情的誓言，虽然我和朱可没有一同上过战场，但在狂风暴雨的生命历程中，是有幸实现了的。几十年来我与朱可的遭遇虽不尽相同，但我们毕竟一起穿越了历史，留下了相互重叠的脚印……
朱可钟爱文学，大半生为文学事业服务，因忙于事务，作品不多。他写过报告文学，写过散文，晚年赴加拿大探亲还写了《初到多伦多》《同性恋骄傲大游行》《狗权、猫权》等多篇反映西方社会状况的文章，可惜没有收辑成集，我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协助，这是他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往事已矣，俱成追忆了吗？邻居楼上的手风琴声又响了，我不禁停下脚步伫立良久。一个邻人走过，轻笑一声说：“那是一个傻子。”
“傻子吗？”听着那伊伊呀呀似乎不成调的遥远遥远的琴声，我流泪了。 2018年3月26日
学长李骏
人一生只从事一种工作，这不知是幸运抑或是遗憾。
但我知道这对我的学长李骏来说，不仅是幸运的而且是幸福的。
李骏今年87岁了，如果将他一生的工作经历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那就是编过7张报纸和3个刊物。他先后在两广纵队《进军报》《珠江人民报》《珠江农民报》《粤中农民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家庭》杂志、《源流》杂志及《炎黄世界》杂志任编辑或担任领导工作，始终没有离开编辑岗位，可以说他一直从事一种工作，而且这工作是他热爱的。
李骏原名李家骏，因此老同学间都唤他家骏。他比我大6岁。六十多年前年龄相差6岁的两个人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同班同学，同在中原大学的一个队里学习。
1948年底，他从西安出发，穿过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潼关，穿过炮火纷飞的封锁线，又从黄河上穿越来去，徒步来到天寒地冻但满城热气腾腾到处秧歌锣鼓的开封，投身革命大学。原来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他，同我这个高中只念了半个学期的高中生编在一个队里学习。那年他21岁，像当年许多大学生那样，穿一件蓝布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比起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来说，沉稳许多。我们的住处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每个小组两间，里间是麦秸地铺，外间是学习室，队部在二楼。家骏是学习组长，常到队部开会，他在砖砌的伸出楼外的楼梯间上下的身影，至今我还留有印象。
参加革命之前，在家境窘困中挣扎的家骏，不像我这个少不更事的满脑子幻想的少年，从来不敢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后来他在笑谈中多次说过，当时他这个西北农学院农业化工系三年级学生，对毕业之后的生活只能有两个“抱负”：一是当小学教师;二是做酱油。父亲的半生经历摆在眼前，令他不寒而栗。辛亥革命时期，父亲是一个对未来抱有无限憧憬的青年，参加三原起义，起义的旗帜就是他书写的。为了让白布上墨，父亲按照民间的方法用蒜头在白布上擦抹，无疑也将一腔激情擦抹上去。革命多么美好！未来多么光明！起义之后，他被保送到南京民国大学，还在上海亲耳聆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又之后不知那个时代哪里出了毛病，有人升官发财，有许多有志青年却找不到工作。父亲几十年间在机关和报社之间游走，当小职员当校对当编辑，但朝不保夕，时时有失业的危机。在年轻的家骏眼里，父亲常常为找工作发愁，时时为养家糊口担忧。就在他决定前往解放区的前几天，在市政府地政科当个小科员的父亲被裁了。父子俩在寒风凛冽的西安大街上相遇，相对无言，只有苦笑。最后父亲解释道，人家说咱们乡下还有几亩地，还有活路。家骏望望灰色的天空，很想大声问：真有活路吗？于是，他下了离开西安的最后决心！
如果说父亲对他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他看清了那个黑暗社会没有出路，第二个影响则是，使他对办报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曾经在报社工作过的父亲令他对编辑工作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国际时事。
家骏热爱编辑事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在两广纵队办《进军报》起，他就一心投入编辑工作当中。他随两广纵队从河南出发，一直徒步到江西。那时电台少，新华社每天发的电讯稿，报社是用收音机收录的，这个收录任务就由他来完成。白天行军，夜里他就俯在收音机前，伴和着身边的手摇磨电声，凝神屏息地聆听和记录着收音机传出的电讯，并整理成稿，第二天见报，把全国各地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全军。最后部队到达珠江三角洲，他被记三等功。自此，他在编辑岗位上从没懈怠过。
上世纪80年代他调到《家庭》杂志任总编辑，除坚持这个生活类杂志应有的特色之外，决心提升杂志档次，增进其知识性和文学性，扩大作者队伍，广交朋友。那时我在《花城》杂志工作，他与我相约，凡有著名作家到来都同他联系，因此《家庭》这个并非纯文学的刊物周围，一时聚集了一大批作家。他对作家的热忱胜于我，与作家的关系也胜于我。我曾退过贾平凹的稿，只因为我认为他未将“好稿”拿给《花城》，也不作解释;黄济人来广州访问曾到我的住处去过，我没有立即回访，礼貌不周，而他则恰恰相反。他对贾平凹的态度，曾有“五顾茅庐”之说。他到西安组稿，曾五次探望贾平凹，令病中的贾平凹十分感动，为此给《家庭》写了名闻一时的《祭父》。他去看望黄济人，黄济人住在重庆低处，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上下一百余级台阶，令主人不能不感叹不已、钦敬不已。他在主持《家庭》工作时，提出了“家庭文学”的概念，作者们感其诚、感其真，一时趋之若鹜。王蒙、张洁、丛维熙、秦牧、张贤亮、李国文、徐迟、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都在《家庭》发过稿，盛况空前。他在《家庭》工作期间，这个生活类月刊曾一度发行至四百余万份之多。在建国60周年之际，他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的期刊人之一。
前两年，《炎黄世界》85岁的总编辑李骏风尘仆仆北上京城采访106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加上留在广州处理稿件的年已91岁的副总编辑张宝锵，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三人的年龄总和几近300岁，一时在报刊界传为美谈。
家骏对于他热爱的编辑事业的态度，真可以用“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来形容。他离休后，先后接手了两个刊物——《源流》与《炎黄世界》，而这两个刊物都是硬骨头，办办停停，困难重重。他在接办《炎黄世界》后，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已掏钱买车，私车公用，遇发不出工资的时候甚至自己掏钱先给员工发工资，千方百计要把刊物办下去，不使其夭折。他工作的認真精神，无人不佩服，但有时也失之于过于细心和固执。作为老同学我常同他开玩笑说：“你的最大优点是认真，你的最大缺点也是认真。”这玩笑话只有我能与他说，话中也许还有种劝谕的味道，因此我就接着说：“我的最大缺点是不认真，最大优点也是不认真。”虽是玩笑，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它反映了我们这两个老同学的某些性格特点。我想，人的优点和缺点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相辅相承而又相互转化。
可能因为在中原大学那批同学中，他是年龄较大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他对我始终很关心，有兄长风。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都是刚从五七干校回来，景况都不好，一天他到住处看我，见台风刮过多天被刮掉的窗门仍没人来修，只用一块床板挡住，不禁面露凄色;听说我的女儿即将到了上学年龄，户口尚在汕头不能转来，也十分着急。我这一生，经过许多磨难，均能自己挺过去，从不垂头丧气，唯女儿的户口问题几乎压倒了我。那时我这个戴罪之人，虽然一直坚信我罪何有，但上了另册，百口莫辩，百事难行。女儿转户口事，单位不敢表态，无奈之下我曾写信求助于当年与我同在一个科室工作而今身居公安系统要津的老同事，得到的只是冷漠加冷漠。世态炎凉，心情灰冷，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后来也是他有心，也是有天助，一日他竟在东山广州铁路局门前，偶遇了几十年前的一位老师——董隆斌。董老原是中原大学23队的辅导员，听家骏谈起我的困境，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女儿转了户口，得以按时入学。师长之情，学长之情，深藏我心数十年而不敢稍忘。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家骏是公认的学长，并以学长之礼敬重之。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佛山两地尚有的二十几个同学建立了同学会，推他为会长。之后他一直是会长。三十多年来虽会员日稀，但这个小小同学会一直不散，是他用真诚与真情将大家团结起来的。
家骏是一位成就卓越、硕果累累的优秀编辑家。我因有这样一位学长为幸，并常引以为荣。
2015年7月31日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范若丁，原名范汉生，河南汝阳人，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并未逝去的岁月》《失梦庄园》《旧京旧京》等，作品曾获第三届和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艺（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秦牧散文奖，特区文学奖和广州朝花文学奖等。
——记少年友伴朱可
走在小区路上，忽然从邻居的窗口飘出一阵手风琴声，很久很久没有听过这悠扬的声音了，心突然震颤一下，站立良久。因为手风琴声中有一首我难忘的歌。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回忆起少年的时光……
又想起朱可。
上世纪50年代，有部苏联电影名为《忠实的朋友》，我和朱可走出电影院还在遐想，说过些年我们也要像电影中那几个中年朋友一样，撑一个木筏顺河浮流……好像“我亲爱的手风琴……”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我和朱可喜欢这首歌，也借过一部手风琴学着弹唱，但伊伊呀呀终未成调。
我和朱可没有电影般的一次浪漫旅行。离散二十年后重逢，最初想起的也不是那首歌。
……不知从何谈起，先提起遥远遥远的往事。
“你还记得一起去看梅兰芳吗？”他问。
“记得。”我说。
“啥剧目？”他好像在考我的记忆力。
“《贵妃醉酒》。”
于是端起矮桌上的酒杯喝酒。谈着当年我们还看不太懂的其他京剧名家程砚秋、荀慧生、言慧珠、赵燕侠等等，努力回忆他们演出的剧目，有的回忆不起来了，于是又喝酒。
“都是在武汉人民戏院看的。”几杯酒下去朱可又说。
“不，赵燕侠的演出是在民众乐园的民族大舞台。”我更正。
“还记得乌兰诺娃的《猎人与小鸟》吧？”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广州。”我说，“还有苏联红军歌舞团小白桦，朝鲜、蒙古和东欧兄弟国家的歌舞团……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歌舞团只有英国的一个芭蕾舞团。”
“都是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朱可想起什么，抬头看我一眼，满眼都是泪水。
我哽咽了。
“小范，今年你也四十多了吧？”
我点点头。
两人不问似乎也不敢问分别后二十多年的遭遇，却去谈梅兰芳，谈乌兰诺娃，分明在回避什么……沉默，沉默，看着两个沉默的泪水滂沱的正当盛年的大男人，司机小汪从惊诧中醒来半开玩笑地轻声提醒：
“领导，我们去拿票看戏吧。”
朱可是河南省文联的一位负责人，主管行政和戏剧，为人没有架子，和司机班关系密切，司机们同他谈话常常是没大没小。这一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单位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进口车的指标，他就带上司机小汪接车来了。接车容易，找回失落在广州的记忆就不那么容易了。几经周折，他找到了我那个居住在越秀北路一间不足八平方米小屋里的四口之家。看一下被台风刮坏用绳子绑在窗框上的玻璃窗，他点着头连说了几个“好”字。不谈别后，不问冷暖，妻将矮桌和几个小凳拉出来，端菜上酒。刚好我帮朋友买到了一瓶五粮液还放在家里（那时这种酒的价格还不高），于是打开。
一瓶怎够？又将家藏的一瓶从化三花放上桌面。没有什么像样的菜，连小菜都谈不上，酒却喝得高兴，可谓是开怀大饮，我和他是真真地醉了。第二天还是去看了一场粤剧。按当时文化系统的规矩，外省的文联领导来到，为了观摩当地戏曲是可以到文化局取票的。他带我们全家看了一场粤剧《胭脂》。
其实我和朱可当初都算不上戏剧爱好者，更谈不上对戏剧有什么研究，对京剧的唱、念、做、舞、打，几乎一窍不通;对西洋的芭蕾舞更是不甚了了。因缘际会让我们看到人们难以一见的梅兰芳和乌兰诺娃等著名艺术家的演出，也只是看个热闹，但这种机缘，蕴藏了我们太多的青春记忆。
我认识他那年，我15岁，他17岁。
本来这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但回忆起那段生活我却常常会不禁想起大词人辛弃疾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名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但由于经历，由于激烈的革命斗争，我想将这句词改一个字，将“不”改为“早”——“少年早识愁滋味”啊！
当年，我这个对革命充满热情与幻想的少年，刚开始革命就差点成了革命的“敌人”。我和朱可就是在这种境遇中相识的。
我们是从不同的学校被集中到一个一般人十分陌生而又十分神秘的干部训练班里。这个训练班在开封西棚板街一所普通的四合院里。因我家住开封，对开封的街道比较熟悉，在中原大学结业分配时，队领导将40个同学的档案交给了我，让我带大家一起前去报道。原本就是带路，不幸竟成了“领队”。这个小小训练班似乎权威很大，虽然看着不起眼，但班领导说话口气很粗，一开口就训“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知识分子们”“投机革命而又自命革命的投机分子们”，还让他招收进来的铁路失业工人为他助威，随声附和他的怒斥和嘲骂。
我们这些一心追随革命的小知识分子在中原大学除学了一些夹生的马列教条之外，还被“自由、民主”的校风弄得醺醺然，突然转换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环境，一时很不适应，加之对训练班的培训宗旨多有抵触，思想产生混乱。不久发生班干部拿手枪逼女同学“谈恋爱”一事，群情激愤，几个同学找我谈话，要我回中原大学反映情况。为什么找我去反映情况？
因为是我拿档案来报到的，因而我是“领队”;还因为同学中我年龄小，校领导对我有印象。
我想一想，他们的话似乎有几分道理，竟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地接受了众同学的如此重托。
现在知道中原大学的人已经很少了，其实它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现今的中南政法财经大学、武汉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的校史都要直接从它开始写，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创立也与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年它是一所短期培训干部性质的革命大学，1948年7月由中共中央中原局报中共中央批准，陈毅负责筹办，于河南宝丰成立。同年10月迁入开封原河南大学校址。可能在几千个同学中我年纪最小，校领导对我的确留有印象。我先找到队主任，要求去见校长。校长范文澜因病从未到职，副校长潘梓年也常不在学校，队主任只好带我去见教务长孟夫唐。
孟夫唐是个瘦高、背微屈、年约五十左右的长者，戴副近视眼镜，风度文雅，曾任冀南行署、冀鲁豫行署主任，参予创办冀南建国学院、北方大学和华北人民大学，是党内著名的教育家。他为人朴实，知识渊博，深受师生尊重。我见到他，他非常和善亲切，认真地聽取我的汇报，表示会将同学们的意见反映给训练班的上级单位，并嘱咐我劝说同学们尊重训练班的领导，服从组织分配，安心学习和工作。最后还谈到我，想不到他记忆力那么好，竟然记得结业分配时关于我的分配意见。他说，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原大学要逐步转为常规大学，你年纪小、好学，原方案是将你留校，分配到即将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后来你们现在那个部来挑人，很强调年龄，就把你挑了去。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革命工作，你回去要起个带头作用，安下心好好学习。 想不到我的这次母校之行，惹出了大祸。孟夫唐言而有信，想必是将我谈的情况反映给了训练班的上级机关，令训练班的领导恼羞成怒。先是在早集合时，班领导旁敲侧击大骂中原大学是个大杂烩，“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个地委级干部，问问他们有几个地委级干部，告状告到他们那里，吓谁？”接着是开展思想检查，一个个过关。我这个15岁少年的历史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却三番五次通不过。紧接着追查“反革命小集团”，“还有谁？你不是头目，谁是？”无休止地反复追问。火力不够，再调两个组一起围攻。我的组长年纪较大，二十多岁的人已经儿女成群，有社会经验。发言句句刺刀见红。听他说他12岁结婚，就敢打18岁的新娘，性情古怪刁钻，可能有虐待癖，逼视着我这小小的一块瘦巴巴的砧上肉特别兴奋。在他呼风唤雨的操弄下，人人嘴巴不软，这是一个进步的台阶啊，都想踏上一脚！只有别组来的一个青年说话温和一些，我注意到了，他叫朱可。在那种被众口一词、不分青红皂白地围攻、逼问的日子里，只要有一个清醒的眼神，一句稍带温热的话，就会把一种难得的同情传递给我，使我心怀感激与自信。朱可就是这样将一种当时极为稀有的同情传递给了我，我记住了他。他是从郑州挑选来的中学生，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行事稳重，加之出身好，很受班领导器重。5月4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之后，他是第一批团员，并担任团支部书记。我和他不来自一个学校，平日接触不多。
后来，班领导倚重的铁路失业工人当中出了问题，连续清查出了十几个真正的特务、把头、伪军官、反革命，才把追查“反革命小集团”的事放下。
大部队过了长江之后，训练班由开封迁到武汉，很多同学入了团。我也想入团，但小组长不断歪曲我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向上汇报，我虽从不辩解，但可以想象班领导对我的看法，深感入团无望。不料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从长江岸边散步回来将要步上楼梯，朱可却拉住了我，先谈最近的生活学习，接着谈起入团问题。
“你对入团有什么认识？”他问。
“我也想入团……”我轻声答。
“那怎么不申请呢？”
“没有介绍人。”我说，想起我的那个小组长。
“我当你的入团介绍人！”他郑重地看着我。
我入了团，在训练班的境遇好了很多，同朱可的友谊渐渐加深了。
这年底，部里要抽两个人去协助誊写，想不到抽的竟是我和朱可，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工作。
一个新政权建立，各种法令法规、规章制度都需要重新制定。两个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和朱可制定交通法规，他们起草，我们誊清。这两位算是专家吧，都有点来历，一位是治安处的科长，在做地下工作时，曾任开封某警察分局局长;另一位是武汉解放前夕的市警察局长，临阵起义，虽在部里没有职位，原有的经验还是有用的。这两位起草的法规多为前朝翻版，修修补补，不尽如人意，聊胜于无。他们凭经验想得周到，譬如交通警察的指挥手势，衣着，包括要不要戴白色袖套和白色帽套？甚至西洋马车的拉车骡马身后要不要挂粪兜？都在考虑之列。反复修改，反复誊写。
这两位专家工作时间喜欢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我和朱可身上，常夸我抄写得快而字迹工整。说多了我不单不好意思还担心朱可不高兴，但朱可一点不在意，没有嫉妒，没有失落，有时还同他们一起說我的字好，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有这种胸怀是少见的。
这个部设于一大片荷田旁边的几栋高级别墅里，我和朱可暂住在人事处那栋别墅的底层，原先这地方是汽车房和仆役居处，设备比较简陋，夜晚被透进来的寒风一吹我竟发起烧来，夜里烧得说胡话，朱可一直照料我。后来干训班结业，我和他正式分配到部办公室，他在机要科当译电员，我在秘书科刻钢版，日日相见。
部里虽然制度很严，但也发生过很多趣事。文章开头说的观看梅兰芳等名角戏剧之事，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部是管辖六省二市政法系统的大机关，每逢有名角来汉必有赠票送给部领导，木匠出身的部领导对此没兴趣，一般是不去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就便宜了秘书科的几个爱热闹的年轻人，有时我会拉上朱可去蹭戏。朱可的工作接近部长，有时也会帮助我们反映遇到的难题。
1950年换装，向苏联学习，军服全部改为苏式。干部服开襟两口袋，袖口镶红边，戴大盖帽;战士服不开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猛一钻”，戴船帽，许多战士不满。警卫连的战士特别看我们这些身穿干部服，只有十几岁的小鬼不顺眼，不知什么时候将门岗增加为8人，胸挎卡宾枪，金钢般的一边排列4个，每逢我们进出，故意大喊“敬礼”，弄得我们手足无措，不敢轻意进出大门。朱可向部长反映，特别提到我，于是部长把警卫连长找来大训一顿，命令立即恢复二人岗，凡本单位的人员进出一律不致礼，我们几个小鬼像又一次得到解放似的高兴。
1952年我从郴州参加土改归来，机关已经过“三反”运动，人事大变。
原部长受审查，朱可调去给新来的文副部长当秘书。部里一批人陆续调出，我被安排去读大学，这本合我的心愿，但大家都明白这叫作“清理中内层”，是把一些出身或有其他问题被认为不适合做原先工作的人调出去，只是心照不宣，有人高兴有人落寞，我不觉也有点凄凄然。每次朱可遇到我只问读大学的事，不提其他，最终因我读书少、学历不够，未能走进大学校园，被分配到了广东。临行前，我和他在花明楼吃了一顿小笼包。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惜别的话，只是一味让我吃，两个人吃了四十多个，可能吃光了他一个月的津贴费。谁都不知道何时再见？能否再见？但机缘巧合，未出两月，却在广州又见了。
他跟着文副部长到广东来检查工作，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接待他们住在当时广州最高级的主要接待华南垦殖局苏联专家的沙面胜利宾馆。朱可在我的新单位所在地诗书新街1号找到我，真让我喜出望外。此时我已成了“富豪”——有了工资，而且居然每月有六十八元五角之多，与当年的每月七元津贴，正经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带他逛街、吃广东菜，正值六省戏曲汇演在广州开幕，我买票请他在太平北路的太平戏院看了一场演出。这个戏院在当年的广州是绝不可被小睇的，它建于1933年，有1800个座位，是广州最大也是第一家有旋转舞台的戏院。看了几个剧目，如今只记得有湖南花鼓《刘海砍樵》。后来他告诉我，回到胜利宾馆文副部长同他开玩笑。 “朱可，你比我强啊，我来到这个地方没有人请，你来这里还有人请你看戏，不错嘛！”他嘿嘿一笑，“是个老朋友。”
“你的老朋友多大了？”
他想一想，答：“今年应该有十八了。”
“哟，够老了。”文副部长笑起来 。
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有机缘的，我和朱可之间就有一种缘分在。
他少时家庭比较贫苦，出身好，我当时则有个不好的家庭出身。听他说过，他兄弟两个，由于他是初生子，父母让他穿戴“十二红”，唯恐妖魔鬼怪伤害，特别娇爱，但长大后他过的却是苦日子。1942年河南大灾荒，饿殍遍野，他们全家随着饥饿的人流沿着陇海铁路向西逃难，有时步行，有时扒上西行的火车，不顾劳累及日军从黄河对岸发射的炮弹，走走停停，往随处都是河南难民的西安寻找舅父，舅父无能为力，一家人能够吃到的最好食物只有烩菜。所谓吃烩菜，就是饭馆酒肆里顾客吃余的残羹剩饭烩成一锅，非常便宜地卖给难民食用。西安的名吃如“老孙家羊肉泡馍”之类，虽价格不贵，对他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出身的差异，并没有在我们中间形成一条无形的壕沟，没有阻碍我们的接近;他从不以好出身傲视别人，对我更没有歧视和排斥，有的只是默默的同情、鼓励与支持！
文副部长来粤检查工作后不久，调来广东任政法部长，后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可一直跟随他当秘书，住梅花村。当时交通不是很便利，我们还是来往不断，周末常在一起，即使他和同事姚雪梅结婚之后，因姚雪梅继续去读大学，亦如此。广州这个我们日渐熟悉的城市，对两个从北方来的年青人来说，充满陌生与神秘感。从擦拭锃亮，鼓起圆肚、体形高大的铜壶中流出的令我们吃惊的王老吉凉茶，到洁净清爽的甜品店里的一碗被我们赞不绝口的绿豆沙;从珠江小艇上的艇仔粥、沙河镇上正宗地道的沙河粉，到街边小摊的猪红粥、猪肠粉、“鲜明油器”和酥皮面包等等，在我们的不断争论中悄然将两个北方来的年轻人吸引进这座美丽的南方之城。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啊！那时拍照还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朱可从部里的摄影室借出一部德国蔡司照相机，两人在北秀湖等地拍过不少照片，但因缺乏基础知识，光圈、距离调不好，拍出来的照片大都模糊一片，可惜了当年颇为珍贵的胶卷。他有一头桀骜不驯的浓发，一次为拍照特意理个发，还让理发师用火剪在头发上压了几道波，呈时尚状。可惜这些努力都被我这个蹩脚摄影师给毁了。我们再接再厉，又几次外出，如今留下的唯一成果，只有一张他站在北秀湖旁身姿高大、眉目不清、剪影般的侧影。我们外出由于与当地人语言不通，从不问路，走哪算哪。一次从沙面乘小艇去到花地，在城里住久了，忽然身处一片乡野，只见农夫浇水，姑娘采花，花被扎成一捆一捆装上小船运往城里，风光怡人，十分兴奋。杨桃树上的杨桃熟了，黄黄绿绿，任游客自选自采，然后过称付钱。我和朱可也采了一堆，买了一堆，玩得兴起，不觉日已偏西，游客渐稀。我们捡起吃剩下的杨桃想向小码头走去，却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路，走了许久，不见登岸处。改变方向找，走了好远仍找不到原先上岸的地方。
他说：“我们可能方向错了。”
我说：“不错。”
“找个人问问吧。”
“不问！”我在生自己的气。
“要不我们会迷路的。”
“不会迷路，”我坚持，“一直往前走，绕地球一圈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太阳就要沉入江心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江面上的小艇。
“绕地球一圈我们还会回到这里！”这句话被他牢记了。这次花地之行，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很深，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提起我的这句话，还往往再加一句：“这就是小范呀！”不知是赞美还是叹惜。
毕竟那时都年轻，也做过一些年少荒唐的事，譬如开汽车。周末晚上，朱可常开着文书记的汽车来找我。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归他管，他跟司机学会开车，周末知道领导不会外出时，就要司机将车钥匙交给他。他开我坐，往往是车开动了才问我到哪里？一个勇敢的驾驶员和一个不怕死的乘客，真是一对绝妙的搭挡。所幸这位无牌司机尚有自知之明，车速很慢，但有一次还是出了事。那时我和他都未坐过飞机，对那种“吾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颇有些好奇。当时广州岭南文物宫（后改名广州文化公园）里有一种像儿童轮转椅一样的“飞机”，只不过它的轮转轨迹是个上下起伏的斜面，速度不高。座椅外形作飞机状，吸引不少顾客。我们各自登上一架，忽上忽下地转动于半空，似有点飞翔的感觉，但其滋味比乘现代的大飞机偶遇的不适感强烈得多。当转轮停止，一向身体比我强壮的他却吐了。我说休息一会儿再走，他不听，车开到爱群大厦旁边他就支持不住，猛然停车，差点撞上人行道。江边寂寂无人，路灯下出来一个警察，问怎么回事？我代回答熄火了，警察看看车牌扭头走开。
省委由梅花村搬入新建的大楼后，他数次带我到小礼堂看电影，周末有时还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聊天。隔壁就是常委小会议室。被毛主席誉为“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燃”的陶铸，纠正了“和平土改”之后，这时正在发动反地方主义。朱可说他常常听到隔壁激烈的争论，不，是吵架！以陶铸为首的书记处书记们争论不休，桌子常常拍得“嘭嘭”响，谁拍的他分不清，但反对陶铸发动反地方主义的尹林平和冯白驹的大嗓门，他是听出来的。不知书记之间为什么要如此互不相容？虽然文書记站在陶铸一边占着上风，他似乎也很难理解。这就是官场吗？这就是“斗争”吗？我的住处距中山纪念堂不远，一次他找我在附近散步，情绪明显低落。
中山纪念堂本是我们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观看过许多外国歌舞团的表演，像几年前在武汉人民戏院有幸看到梅兰芳等名角那样，常常很兴奋，信口评说一番。但这一次在路旁一株桦树下他突然停下，对我说他想调动工作的事。按说他的工作是很受同辈人羡慕的，我却立表赞成，他有点不解地看看我。
我说：“天天跟着首长也没意思。”
他叹口气，“秘书工作实际就是侍候人，这个我倒不计较，但我写东西不行，帮不了首长什么。”看我想开口劝解，他摇了摇手，“小范，如果我有你那支笔，我可以在这里做下去。” “我有什么一支笔……”我不好意思起来。
“是的，你能写，我早知道，别人不了解我了解。”他平静地说。关于“一支笔”的话，他以后还说过多次，常常給予我真诚地鼓励和惋惜。
“你想调动我赞成。”我把话题又拉回来，“天天跟着人家的屁股转也太不自由。”
他沉默一会儿，“再说我今年已经24岁了，不小了。”
“是的，记得你比我大两岁。”我突然抬起头问，“想去干什么呢？”
“外交。”他嘿嘿一笑，“最近我接触了几个从国外回来的外交人员，感到这工作很有意思。”
“太好了！”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外交是当时年轻人崇敬而欣羡的工作，扭头看看朱可高大英俊的仪表，非常赞同他的这个选择，不容他再作说明，就为他拍板，“就这么定了！”
第二个周末，还是在中山纪念堂大门前边幽静的人行道上。他说他将转业的想法已经与文书记说了，文书记表示理解。经与外交部门联系，对方说必须是15级以上的干部。他去年已提了两级，现是17级干部，如果再提一级还可以通过，再提两级的话可能影响就不好了。我想我是19级，他的级别在同辈人中已是高的，再提两级确会令领导为难。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文书记的意见是让他先去下面锻炼，到江门市公安局当副局长。我有点泄气，一听说安排他到江门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就不假思索地表示反对。
“去那个地方当公安局副局长干什么？”我武断地说。
“我也不想去。”停了许久，他直视着我问，“那你说我到哪里好？”
“搞工业，到工业战线好。”我自以为聪明地说，“现在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不久吗？重工业是基础，去搞重工业吧。”
他点着头：“也是，也是，但到哪里去呢？”
“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项项重要。”
“总得有个意见才好同领导说哪！”
我灵机一动，郑重其事道：“三门峡，三门峡治黄工程！”我当时迷信“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认为此工程必将彪炳史册，急忙补充一句，“这可也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之一啊！”
他有点心动，考虑着说：“这个工程也在河南……”
“对，在河南，在咱们家乡。”
“是的哦，回家乡不好吗？”他自问自答，顷刻下了决心，“好的，就要求到三门峡工程局去！”
朱可的去向就在这一分钟内决定了，其实，人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分钟之间。朱可放着有无限前程的江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不就，却听我的建议跑到山沟里去治黄，断送了大好仕途。多年后我的大女儿开玩笑说：“爸，是你把朱伯伯给害了！瞎参谋！”但朱可对我从来没有抱怨，那一代的年轻人啊，到艰苦的地方去，把理想当作生命的意义！朱可面对从几块石柱组成的人门、神门和鬼门间奔流而下的黄水，开始了他的新工作——主办工程局的《三门峡报》，不管白天黑夜，忙碌在火热的工地和编辑部的灯光下。但这种他曾经向往的文字生涯未能持续下去，水库因为治沙遇到难题要缩编了。工程规模缩小，大工程局变成小工程局，人员分流，他与一批人员先被省里借调往开封地区参加四清工作，后又回省待分配。恰巧文书记这时也调到河南当省长，想要他回到身边，被他婉拒了。一天他无事在街上游荡，遇到一个《三门峡报》时期他手下的一个编辑，谈起工作近况，那人说他在省文联，省文联缺人，问他要不要去。省文联啊，这可是一个文学艺术单位！一向莫明其妙地对文字和文学有点盲目痴迷的他，当即决定去省文联，不久就到省文联报到了。文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清明洁静，照样是红尘滚滚，明枪暗箭，作为办公室主任，管这帮远非高雅之士的作家们吃喝拉撒，苦况可想而知。“文革”开始，文联和文化厅合并，派系林立，造反派当权，要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去盖房，漫漫十年他为文化厅和后来又分出来的文联盖了三处宿舍和办公室。
……
少年时，时间是多情的，好像总舍不得离去，总要在你心上刻下些什么;到老年，时间又像似对你不屑一顾，总是擦肩而过，当你觉察到它的影子，它已经飘然而逝，留下的多是往惜的惆怅。本文开头写了我与他分别二十年后重遇的情景之后，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再一个二十年也过去了，但我们见面常谈的仍多是少年事。
我后半生是做文学出版的，他先在文联后也调入出版系统，工作性质相近，无论公私来往益多。我每逢北上，无论开会或组稿，大都要在郑州停留;回家探望，更是少不了到郑州探望他，为旁观者所羡，成为美谈。我好酒他也好酒，离休后每次郑州见面他都陪着我在街上寻找记忆中少年的美食。
我想喝羊肉汤，他就带我去喝羊肉汤;我想喝牛肉汤，他又带我去找牛肉汤，在街边，在小店。他提一个常提的布手提袋，装一瓶珍藏的茅台酒跟在我的后边。一次走进一间小馆，酒瓶从布袋拿出，浅斟慢酌，夕阳漫窗，老板似乎听明白了一点我们的谈话，有点好奇地凑过来询问“高寿”，当他得知眼前这两个人都已年近八旬，而且是少年交，几十年的朋友，特别是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顿时感慨不已，说这顿饭算是他请客，不肯收钱。争论好久，我们将钱放在柜台上走出很远，回过头还看到店门口老板张望的身影。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中《邶风·击鼓》篇描述战士之间坚守友情的誓言，虽然我和朱可没有一同上过战场，但在狂风暴雨的生命历程中，是有幸实现了的。几十年来我与朱可的遭遇虽不尽相同，但我们毕竟一起穿越了历史，留下了相互重叠的脚印……
朱可钟爱文学，大半生为文学事业服务，因忙于事务，作品不多。他写过报告文学，写过散文，晚年赴加拿大探亲还写了《初到多伦多》《同性恋骄傲大游行》《狗权、猫权》等多篇反映西方社会状况的文章，可惜没有收辑成集，我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协助，这是他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往事已矣，俱成追忆了吗？邻居楼上的手风琴声又响了，我不禁停下脚步伫立良久。一个邻人走过，轻笑一声说：“那是一个傻子。”
“傻子吗？”听着那伊伊呀呀似乎不成调的遥远遥远的琴声，我流泪了。 2018年3月26日
学长李骏
人一生只从事一种工作，这不知是幸运抑或是遗憾。
但我知道这对我的学长李骏来说，不仅是幸运的而且是幸福的。
李骏今年87岁了，如果将他一生的工作经历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那就是编过7张报纸和3个刊物。他先后在两广纵队《进军报》《珠江人民报》《珠江农民报》《粤中农民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家庭》杂志、《源流》杂志及《炎黄世界》杂志任编辑或担任领导工作，始终没有离开编辑岗位，可以说他一直从事一种工作，而且这工作是他热爱的。
李骏原名李家骏，因此老同学间都唤他家骏。他比我大6岁。六十多年前年龄相差6岁的两个人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同班同学，同在中原大学的一个队里学习。
1948年底，他从西安出发，穿过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潼关，穿过炮火纷飞的封锁线，又从黄河上穿越来去，徒步来到天寒地冻但满城热气腾腾到处秧歌锣鼓的开封，投身革命大学。原来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他，同我这个高中只念了半个学期的高中生编在一个队里学习。那年他21岁，像当年许多大学生那样，穿一件蓝布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比起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来说，沉稳许多。我们的住处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每个小组两间，里间是麦秸地铺，外间是学习室，队部在二楼。家骏是学习组长，常到队部开会，他在砖砌的伸出楼外的楼梯间上下的身影，至今我还留有印象。
参加革命之前，在家境窘困中挣扎的家骏，不像我这个少不更事的满脑子幻想的少年，从来不敢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后来他在笑谈中多次说过，当时他这个西北农学院农业化工系三年级学生，对毕业之后的生活只能有两个“抱负”：一是当小学教师;二是做酱油。父亲的半生经历摆在眼前，令他不寒而栗。辛亥革命时期，父亲是一个对未来抱有无限憧憬的青年，参加三原起义，起义的旗帜就是他书写的。为了让白布上墨，父亲按照民间的方法用蒜头在白布上擦抹，无疑也将一腔激情擦抹上去。革命多么美好！未来多么光明！起义之后，他被保送到南京民国大学，还在上海亲耳聆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又之后不知那个时代哪里出了毛病，有人升官发财，有许多有志青年却找不到工作。父亲几十年间在机关和报社之间游走，当小职员当校对当编辑，但朝不保夕，时时有失业的危机。在年轻的家骏眼里，父亲常常为找工作发愁，时时为养家糊口担忧。就在他决定前往解放区的前几天，在市政府地政科当个小科员的父亲被裁了。父子俩在寒风凛冽的西安大街上相遇，相对无言，只有苦笑。最后父亲解释道，人家说咱们乡下还有几亩地，还有活路。家骏望望灰色的天空，很想大声问：真有活路吗？于是，他下了离开西安的最后决心！
如果说父亲对他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他看清了那个黑暗社会没有出路，第二个影响则是，使他对办报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曾经在报社工作过的父亲令他对编辑工作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国际时事。
家骏热爱编辑事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在两广纵队办《进军报》起，他就一心投入编辑工作当中。他随两广纵队从河南出发，一直徒步到江西。那时电台少，新华社每天发的电讯稿，报社是用收音机收录的，这个收录任务就由他来完成。白天行军，夜里他就俯在收音机前，伴和着身边的手摇磨电声，凝神屏息地聆听和记录着收音机传出的电讯，并整理成稿，第二天见报，把全国各地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全军。最后部队到达珠江三角洲，他被记三等功。自此，他在编辑岗位上从没懈怠过。
上世纪80年代他调到《家庭》杂志任总编辑，除坚持这个生活类杂志应有的特色之外，决心提升杂志档次，增进其知识性和文学性，扩大作者队伍，广交朋友。那时我在《花城》杂志工作，他与我相约，凡有著名作家到来都同他联系，因此《家庭》这个并非纯文学的刊物周围，一时聚集了一大批作家。他对作家的热忱胜于我，与作家的关系也胜于我。我曾退过贾平凹的稿，只因为我认为他未将“好稿”拿给《花城》，也不作解释;黄济人来广州访问曾到我的住处去过，我没有立即回访，礼貌不周，而他则恰恰相反。他对贾平凹的态度，曾有“五顾茅庐”之说。他到西安组稿，曾五次探望贾平凹，令病中的贾平凹十分感动，为此给《家庭》写了名闻一时的《祭父》。他去看望黄济人，黄济人住在重庆低处，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上下一百余级台阶，令主人不能不感叹不已、钦敬不已。他在主持《家庭》工作时，提出了“家庭文学”的概念，作者们感其诚、感其真，一时趋之若鹜。王蒙、张洁、丛维熙、秦牧、张贤亮、李国文、徐迟、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都在《家庭》发过稿，盛况空前。他在《家庭》工作期间，这个生活类月刊曾一度发行至四百余万份之多。在建国60周年之际，他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的期刊人之一。
前两年，《炎黄世界》85岁的总编辑李骏风尘仆仆北上京城采访106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加上留在广州处理稿件的年已91岁的副总编辑张宝锵，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三人的年龄总和几近300岁，一时在报刊界传为美谈。
家骏对于他热爱的编辑事业的态度，真可以用“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来形容。他离休后，先后接手了两个刊物——《源流》与《炎黄世界》，而这两个刊物都是硬骨头，办办停停，困难重重。他在接办《炎黄世界》后，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已掏钱买车，私车公用，遇发不出工资的时候甚至自己掏钱先给员工发工资，千方百计要把刊物办下去，不使其夭折。他工作的認真精神，无人不佩服，但有时也失之于过于细心和固执。作为老同学我常同他开玩笑说：“你的最大优点是认真，你的最大缺点也是认真。”这玩笑话只有我能与他说，话中也许还有种劝谕的味道，因此我就接着说：“我的最大缺点是不认真，最大优点也是不认真。”虽是玩笑，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它反映了我们这两个老同学的某些性格特点。我想，人的优点和缺点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相辅相承而又相互转化。
可能因为在中原大学那批同学中，他是年龄较大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他对我始终很关心，有兄长风。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都是刚从五七干校回来，景况都不好，一天他到住处看我，见台风刮过多天被刮掉的窗门仍没人来修，只用一块床板挡住，不禁面露凄色;听说我的女儿即将到了上学年龄，户口尚在汕头不能转来，也十分着急。我这一生，经过许多磨难，均能自己挺过去，从不垂头丧气，唯女儿的户口问题几乎压倒了我。那时我这个戴罪之人，虽然一直坚信我罪何有，但上了另册，百口莫辩，百事难行。女儿转户口事，单位不敢表态，无奈之下我曾写信求助于当年与我同在一个科室工作而今身居公安系统要津的老同事，得到的只是冷漠加冷漠。世态炎凉，心情灰冷，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后来也是他有心，也是有天助，一日他竟在东山广州铁路局门前，偶遇了几十年前的一位老师——董隆斌。董老原是中原大学23队的辅导员，听家骏谈起我的困境，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女儿转了户口，得以按时入学。师长之情，学长之情，深藏我心数十年而不敢稍忘。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家骏是公认的学长，并以学长之礼敬重之。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佛山两地尚有的二十几个同学建立了同学会，推他为会长。之后他一直是会长。三十多年来虽会员日稀，但这个小小同学会一直不散，是他用真诚与真情将大家团结起来的。
家骏是一位成就卓越、硕果累累的优秀编辑家。我因有这样一位学长为幸，并常引以为荣。
2015年7月31日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范若丁，原名范汉生，河南汝阳人，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并未逝去的岁月》《失梦庄园》《旧京旧京》等，作品曾获第三届和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艺（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秦牧散文奖，特区文学奖和广州朝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