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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理想城市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中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8亿，城镇化率的数字也达到了58.5%。到2050年，世界上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之中。
城市是人类聚集的产物。当人们不断涌入城市，这种空间实体便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与日俱增的环境和社会议题也提醒着城市规划者、城市运营者和市民不断思考，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理想城市？
时至今日，你依然很难用文字概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尝试利用日益丰富的城市数据，为城市建立一套评估体系，以描绘人们心目中理想城市的轮廓。
自2013年首次提出“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开始，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作为城市数据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不断深耕。3年前，我们建立了“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指数”的框架，为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新排名。为保证《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的延续与可比性，我们今年整体沿用了去年的算法：五大一级指数的权重以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专家委员会打分的方式计入，二级指数以下的数据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事情是，一线城市的位次3年来首次发生了变化，4个一线城市在各自的两个梯次中调换了位置—由“北上广深”变为“上北深广”。
在中国语境的理想城市讨论中，人们总会优先将这4座一线城市设定成其他城市前进的方向—我们也不例外。
但与全球卓越城市相比，它们也有各自尚待提升的地方，也依然会在走向理想城市的道路上不小心在岔路口选错了方向。
北京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在这座城市刚刚得到国务院批复的2035年总体规划文本中，到2020年，北京全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且之后都需要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名义，北京清退了城市核心区周边的专业市场，拆除了那些初入北京尚未扎根的年轻人和那些支撑着北京基础服务业的打工者租住的、设施简陋的居住空间，一大批人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离开北京。2017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170.7万，同比减少2.2万人，下降0.1%。
与之相应，这座城市一些藏在胡同里的小商业店铺也随着“开墙打洞整治行动”消失了。明星开的面店、文艺青年喜爱的胡同书店、经营了几十年的烟酒店，甚至是那些原本一起北漂的同伴，连同存在过的整个空间一起了无影踪，共同消逝的还有這座城市潜藏的些许活力。
数据敏感地捕捉到了北京的变化，它已不再稳固地占据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榜单的第一位。
今年榜单的数据计算中包含了170个品牌的商业数据、19家各领域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涵盖了近100个基础数据指数。与上一年一样，我们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指数来评估中国城市。
在代表城市人才吸引力与创新程度的未来可塑性指数中，北京依旧排名第一，但城市人活跃度指数却比去年下降了一位—曾经，北京有数量更多的沿街餐馆、咖啡店、花店、书店，为生活在这里的最富创新活力的人们提供了有机互动的空间。它们被拆除后，人们的社会交往也相应减少了。
我们必须重申城市内多元包容的生活体验和社交空间与城市创新之间的重要相关性。虽然它已经逐步在中国的城市治理理念中普及开来，但城市的管理者还是会下意识地只对创新活力有所期待，却疏于对细碎繁琐的城市多样性管理投入足够的关注—这也是城市管理中最需巧思的部分，稍有越界就会适得其反。
因此，你会看到在城市空间上干预偏少的城市反而更容易培育出创新土壤。在《第一财经周刊》今年1月29日出版的《城中村是个什么问题》封面报道中，我们探访了给予了深圳早期发展更低的创新成本的城中村，创新人才因此不断涌向这个城市。
今年深圳的商业魅力指数超越广州，成为榜单的第三名。
这似乎也不太意外。2017年深圳GDP达到22438.39亿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截至 2016年年底，深圳拥有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PCT专利6万多件，连续13年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2017年年底深圳常住人口为1252.83万，相比2016年增加了近62万人。
除了这些呢？
在新一线城市中，东北城市持续衰落，沈阳、青岛的排名各下降了1位，大连已经跌出新一线城市名单，落到昆明之后的第21位；无锡经过一年的蛰伏重返新一线。重庆、苏州、郑州是位次连续3年上升的3个城市。
2018年，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和无锡。排位靠前的新一线城市3年来基本没有太大的名次改变。
但这些城市之间实际正发生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春节前后，南京、杭州、成都、西安、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相继出台人才新政，放宽落户条件，给予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住房补贴等优惠，以吸引各层次人才。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城市与经济学学者都验证了这一点。在美国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理论基础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集聚而产生的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当11年前连通上海和宁波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立起来时，杭州曾担心自己会被抛下。但现在，这座城市不仅有阿里巴巴，其拥有的独角兽公司数量也能排入中国前三，超越了同处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对所有城市来说，新的产业或风口或许能给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重要的并不是寄希望于扶持出多厉害的独角兽公司，而是在新的机遇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那些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创意人士，他们选择的地方都是具有多样性、包容性以及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地方。”这是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的观点。多样开放的城市空间与创新人才是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在今年榜单的算法和框架升级上，我们着重调整了商业区范围的计算，并用到了地理空间分析常用的核密度、聚类和异常值分析的方法。在计算城市交通联系度时，我们也利用社会化网络算法与338个城市间高铁、航空、公路往来班次、时间的联系矩阵数据，测算了各城市的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
拆开榜单的具体指数，你会发现被构建的计算框架都基于我们在城市观点上的价值取向。我们相信，对主流大众来说，聚集了主流商业品牌的综合体与商圈，仍然是判断城市商业实力的直接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年来持续监测170个商业品牌在中国城市的拓展情况。
我们也依然关注城市中给街道带来活力的小商业，这些商业包括了解决生活基本需求的便利店、杂货店，提供公共空间的咖啡馆、独立书店，能找到小众文化同好的音乐现场或俱乐部，以及汇聚了服装设计师、艺术家作品的买手店，这些生长于街巷的小店铺汇集了城市常住者们的智慧，也成为城市人多元生活方式的承载之处。
中国城市中的文化多样性发展已足以让嘻哈或街舞类的视频综艺节目成为爆款。比如依靠不同城市的地下音乐livehouse的繁荣，《中国有嘻哈》聚集起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下嘻哈音乐人，也成功吸引了更大众的人群关注到这类小众音乐。但现实中，这些文化场所却在逐渐消失。因为无法继续获得有效许可，The Shelter在2017年新年前夜结束了在上海持续9年的经营。这是业内公认中国最具先锋性的电子音乐俱乐部，会同步引进柏林和伦敦最新的音乐。
类似的变化被更系统地纳入了榜单之中。相较去年，我们在生活方式多样性指数中新增了一些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公司数据，比如用阅读、旅游、音乐领域的用户数据，来代表城市人多维度的活力与生活方式。而且这个一级维度指数也由原本4个以活动类型分类的二级指数的组合，改为以市场供需划分的出門新鲜度指数、休闲丰富度指数和消费多样性指数。
在之后的图表中你会看到完整的338个城市的排名，以及它们与去年相比名次的升降变化、每个城市的18个二级指数以及5个一级指数的标准化分值。
经过可视化设计的柱状图将帮助你更为整体地理解中国城市的形态，并分辨其优势与劣势。我们还会分别解释每个指标具体使用了哪些数据、更改了哪些算法，以及为什么这些覆盖线上线下及历年变化的数据与指数可以用来评判城市。
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节点是，中国的主要城市都开始进入新一轮总体规划制定周期。上海和北京面向2035年的总体规划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复，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规划方案也都在制定过程中。
要设定近20年之后的城市的模样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你能在城市规划师笔下看到的趋势是，城市空间拓展与功能区域的切分不再是唯一的重点，更为综合、多元的城市空间构成，以及以人为本的规划尺度被提上了议程。
但这些与我们心中真正的理想城市还有多少差距？带着微妙的情绪，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也在公示阶段也参与讨论了这座城市20年后的总体规划方案。从市民和公众的视角看，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可以大到将位于主城区的城市中心区定义为中央活动区（CAZ）背后的实际含义，或是上海严控人口的政策是否有益城市发展，但人们也更关心自己居住的区域会被划归为哪种类型的发展空间，会获得怎样的政策，能有什么样的未来想象。
这是与任何一个城市人息息相关的重要决定。人们共享着城市的空间、资源、服务以及附着其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城市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
当然，城市更新与治理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从上到下，一座城市的管理者都值得像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一样去思考市场中的供需关系，理解城市人真正想要怎样的多元空间与生活方式，理解人们为什么宁愿抛弃自己的故乡而来到一座城市，理解人们心中想要寻找的理想城市是什么样的。
基于此，我们才有可能将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都装进城市这个复杂而有趣的有机体之中，并在未来居住在一座真正的“理想城市”。
借用商业社会中最为精明且谨慎的门店选址逻辑来判断一座城市的好坏，是我们5年前提出“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时就认定可行的方法。现在，这套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升级。
在计算各主流消费品牌进驻数量的基础上，我们延续了去年深入城市内部评估商业空间格局的做法。在地理空间上，品牌门店会依据所属品类被赋予权重，并投射到500米×500米的格子中。随后我们以格子为单位，通过空间算法计算其中商业资源的聚集程度。
右边的图表比较了15个新一线城市有主流消费品牌门店覆盖的3种区域—只要有品牌门店落位即可计入的最广泛的城市区域，相对形成了商业资源集聚效应的城市商业区，以及商业品牌最密集的核心商圈。汇总这些不同等级的区域商业实力，就可以得到商业核心指数，它与城市里商圈面积的大小和城市规模无关，只考量品牌入驻所带来的商业资源集聚效益。
城市呈现出了迥异的商业集聚姿态。杭州、苏州和武汉在商业区实力上拥有更高的分数，它们都已发展为多中心城市。比如，传统市中心武林广场与连续升级改造后的湖滨商圈连接成片，再加上新兴的钱江新城，形成了杭州实力最强的核心商业片区，这让杭州的核心商圈实力得分排在了新一线城市首位。
大品牌如何选择城市，代表着品牌对城市商业品质氛围的认可。成都依然是大品牌在西南地区的首选城市，它已经连续第三年在消费品牌门店总数中超过广州及其他新一线城市。而在我们的统计口径内，过去一年重庆新增了158家品牌门店，是新一线城市中增长势头最好的。
这些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城市毛细血管中生长的各种小商业，它们更贴近城市人的生活，是商品交易最频繁之处。南方城市发达的小商业也蕴藏着推动商业变革的可能性。
每个城市都有一套自己的商业逻辑和上升路径，但必须明确的是，商业资源的聚集程度越来越意味着一座城市吸引一切向上力量的基础。
若是把城市之间的关联比喻成一张网，那么每一座城市都是网络中的节点。区别在于，在这个网络中，强辐射力的城市能向周边城市输送更多商品、資源与人才，而较弱的城市往往处于被动接收辐射的地位。这种输送的能力—即枢纽性，是城市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交通是连通城市的物质基础，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直接影响了城际间的交通连接程度。在城市交通的连接程度计算上，我们今年将算法框架拆分为静态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指数与动态的交通联系度指数。前者由城市的高铁站数量、民航可直达城市数、经过高速公路数等构成，体现了城市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分配中攫取资源的能力；后者的算法更为综合，它为338个城市建立了矩阵，并计算了所有城市对之间的铁路、民航与高速公路城际往来所需的时间或交通工具班次，以此获得各城市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枢纽度数值。
在物流网点数量的基础上，物流通达度指数新增了各城市收寄包裹的数据—它们是城市之间物资流动最直观的指标之一。下辖了全国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浙江金华表现出色，是寄出包裹数排名第二的城市，仅次于传统的全国性物流仓储重地广州。
除了交通与物流网络，大品牌进驻城市的策略再一次被放在了考量城市枢纽性的重要维度上。聪明的品牌商总是希望把单个门店的边际效益做到最大，这需要借助城市本身的辐射能力。
依据七大地理分区的划分方式，我们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计算了城市中各商业品牌与其所在区域内其他城市联系度的总和。华南的广州和深圳，西南的成都和重庆，东北的沈阳和大连都是区域内势均力敌的商业中心城市。而上海、北京、武汉、西安在各自区域内具有绝对优势地位。 不可否认，城市的枢纽性与城市的天然区位及先天禀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并不是静止的。因为枢纽性的本质还在于城市自身竞争力与区域整体竞争力的相互促进，由此才能激发出更多元的城市形态。
任何一个理想城市的模型都不可能忽略人在城市中的行为。
大约30年前，NASA就开始通过卫星监测全球城市的夜间灯光指数，在此基础上，很快就有学者发现了城市夜间灯光亮度与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灯光数据，正是最早一批大规模模拟城市中人的活跃度的数据。
现在可以观测城市中人们夜间活跃度的数据更多了。我们在这里用城市夜晚供给的服务设施、商业空间与人本身的行为数据监测城市的夜间活跃度。它们监测的不单是城市夜晚的生命力，更是城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产出的潜力。如果按区域划分，华南和华东是夜间活跃度最高的两个区域，而苏州、杭州和东莞是夜间活跃度最高的新一线城市。
当然夜间的活跃度更多反映的是人们以消费和娱乐为主的城市生活。在这之外，城市人将精力最为充沛的时间投入在工作、学习、社交和旅行等事务上，这些代表着城市向上生长更新的欲望，是一种人们积极生活的状态，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城市“不安分”属性与内涵。
成都是不安分指数最高的新一线城市，勇于尝试新事物甚至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性格标签。成都人乐于在旅行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旅游记录，也迅速接纳了新生的共享单车，并保持着很高的日常活跃骑行数据。
若是将消费作为人们使用城市的空间及服务的结果性数据来看，网购、海淘、线上外卖、观影等消费行为积累的数据也就不再只是花钱本身，它们还意味着城市人的支付能力以及整座城市在线上线下同步提供商业服务的能力。
网购人均购买频次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9个来自江浙沪地区。其中，杭州的网购人均购买频次超越4个一线城市排在首位。成都、武汉和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则是日均观影规模最大的新一线城市，足够的人口规模为当地的观影消费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潜在客源。
这也是为什么物理空间中的街道、建筑构成了城市的肌理和血脉，但唯有人才是让整个城市运转的心脏，串联起生命的循环。
生活方式应是属于每个城市人的个体选择，但理想的城市中一定有千万种不同的生活姿态，它们构成了一座城市多元、包容的性格和气质，也成为城市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此前在深圳探访城中村时，我们就惊异于这些被水泥森林包围的村子内人们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对于深圳整座城市而言，这些特别的空间提供给人们不同的生活选择，本身也是城市多样性的体现。
这能带来的启发是，人们在城市中极富个性的生活方式选择离不开空间、活动和商业3个要素。因此今年我们重新建构了生活方式多样性指数的算法框架，从出门新鲜度、休闲丰富度和消费多样性三方面更聚焦地衡量这个与城市人生活感知密切相关的指数。
诸如餐厅、咖啡馆、运动场馆、书店、博物馆、电影院等场所提供了城市人在工作与居住之外的“第三类空间”，人们在这里与熟悉或陌生的人交谈、交换情报、迸发灵感。丹麦城市设计师扬·盖尔认为，“一切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深切的感受、交谈和关怀都是在人们停留、坐着、躺卧或步行时发生的。”离开家和办公室，这类提供“出门新鲜度”的户外活动空间正是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发生的地方。 在城市里，跑步、健身、閱读、音乐、旅行等休闲活动甚至不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但它们必然会与人们享受一座城市的体验相关。杭州依然是最热爱跑步的新一线城市，它反映出这座城市的运动氛围，背后更意味着那里的人们愿意亲近自己生活的城市。
而当人们愿意为不同种类的城市生活体验付费时，多样性和丰富度的价值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因此我们通过电影票房、音乐App的付费意愿、淘宝线上消费商品的多样性、对星级酒店的偏好与旅游产品的购买意愿，观察了城市人多样的消费类型。
以上是我们在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个维度里关心的一切。单独看，每一个可能都只是你日常城市生活中微小的一面，但将所有这类面向统合起来，便能构成人们热爱一座城市的理由。
进入2018年，十几个城市陆续启动了新一轮的抢人大战，把问题从“去北京、上海还是深圳”变成了“去北上深，还是某个新一线城市”。要让更能接受城市迁移的中国年轻人找到答案，未来可塑性指数或许能帮到他们。
在右页的图表中，我们试图观察两种对年轻人就业和定居产生影响的力量：良好的创业氛围、工作环境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吸引着年轻人来到城市；而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又让人们不得不在生存与生活间作出选择。在这两种拉力与推力的拉锯战中，前者的影响力更占主导。
初创公司是城市中最具活力和创新的主体之一，但从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并不容易，城市提供的创业孵化平台与不断涌入的商业资本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了生存环境和养料，也为城市人提供了选择与可能性。
人才的流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座城市在未来是否具有持续增长的活力。高校能持续稳定地为城市输送人才资源，但这并不代表坐拥诸多高校的城市就能高枕无忧。在新一线城市中，南京的大学生源质量最高，但其毕业生留存率是最低的—只有一半左右的当地高校毕业生愿意留在南京工作。城市需要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核心是，让人留下来。
但未来并不是有人就足够了。消费升级已逐渐从一线城市下沉，甚至蔓延至三四线城市，越来越多城市人追求理性与品质的消费行为，也给城市商业带来新的升级空间。商品信息关注度体现了消费者的理性思考；会员用户指数则指向那些在物质和精神消费中都更注重体验，也更具有黏性的人群。
衡量城市规模的人口与GDP数据今年被调整到了未来可塑性指数中。我们发现，在考虑规模基数的前提下，不同级别的城市突破各自增长瓶颈的能力或多或少给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让人们相信自己的选择。
在大数据时代，所有算法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测，这在个体的城市选择与宏观的城市管理及规划中同样适用。但若能看清理想城市的模样，未来就会值得期待。
在中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8亿，城镇化率的数字也达到了58.5%。到2050年，世界上2/3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之中。
城市是人类聚集的产物。当人们不断涌入城市，这种空间实体便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与日俱增的环境和社会议题也提醒着城市规划者、城市运营者和市民不断思考，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理想城市？
时至今日，你依然很难用文字概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尝试利用日益丰富的城市数据，为城市建立一套评估体系，以描绘人们心目中理想城市的轮廓。
自2013年首次提出“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开始，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作为城市数据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不断深耕。3年前，我们建立了“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指数”的框架，为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新排名。为保证《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的延续与可比性，我们今年整体沿用了去年的算法：五大一级指数的权重以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专家委员会打分的方式计入，二级指数以下的数据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事情是，一线城市的位次3年来首次发生了变化，4个一线城市在各自的两个梯次中调换了位置—由“北上广深”变为“上北深广”。
在中国语境的理想城市讨论中，人们总会优先将这4座一线城市设定成其他城市前进的方向—我们也不例外。
但与全球卓越城市相比，它们也有各自尚待提升的地方，也依然会在走向理想城市的道路上不小心在岔路口选错了方向。
北京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在这座城市刚刚得到国务院批复的2035年总体规划文本中，到2020年，北京全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且之后都需要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名义，北京清退了城市核心区周边的专业市场，拆除了那些初入北京尚未扎根的年轻人和那些支撑着北京基础服务业的打工者租住的、设施简陋的居住空间，一大批人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离开北京。2017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170.7万，同比减少2.2万人，下降0.1%。
与之相应，这座城市一些藏在胡同里的小商业店铺也随着“开墙打洞整治行动”消失了。明星开的面店、文艺青年喜爱的胡同书店、经营了几十年的烟酒店，甚至是那些原本一起北漂的同伴，连同存在过的整个空间一起了无影踪，共同消逝的还有這座城市潜藏的些许活力。
数据敏感地捕捉到了北京的变化，它已不再稳固地占据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榜单的第一位。
今年榜单的数据计算中包含了170个品牌的商业数据、19家各领域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涵盖了近100个基础数据指数。与上一年一样，我们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指数来评估中国城市。
在代表城市人才吸引力与创新程度的未来可塑性指数中，北京依旧排名第一，但城市人活跃度指数却比去年下降了一位—曾经，北京有数量更多的沿街餐馆、咖啡店、花店、书店，为生活在这里的最富创新活力的人们提供了有机互动的空间。它们被拆除后，人们的社会交往也相应减少了。
我们必须重申城市内多元包容的生活体验和社交空间与城市创新之间的重要相关性。虽然它已经逐步在中国的城市治理理念中普及开来，但城市的管理者还是会下意识地只对创新活力有所期待，却疏于对细碎繁琐的城市多样性管理投入足够的关注—这也是城市管理中最需巧思的部分，稍有越界就会适得其反。
因此，你会看到在城市空间上干预偏少的城市反而更容易培育出创新土壤。在《第一财经周刊》今年1月29日出版的《城中村是个什么问题》封面报道中，我们探访了给予了深圳早期发展更低的创新成本的城中村，创新人才因此不断涌向这个城市。
今年深圳的商业魅力指数超越广州，成为榜单的第三名。
这似乎也不太意外。2017年深圳GDP达到22438.39亿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截至 2016年年底，深圳拥有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PCT专利6万多件，连续13年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2017年年底深圳常住人口为1252.83万，相比2016年增加了近62万人。
除了这些呢？
在新一线城市中，东北城市持续衰落，沈阳、青岛的排名各下降了1位，大连已经跌出新一线城市名单，落到昆明之后的第21位；无锡经过一年的蛰伏重返新一线。重庆、苏州、郑州是位次连续3年上升的3个城市。
2018年，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和无锡。排位靠前的新一线城市3年来基本没有太大的名次改变。
但这些城市之间实际正发生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春节前后，南京、杭州、成都、西安、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相继出台人才新政，放宽落户条件，给予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住房补贴等优惠，以吸引各层次人才。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城市与经济学学者都验证了这一点。在美国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理论基础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集聚而产生的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当11年前连通上海和宁波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立起来时，杭州曾担心自己会被抛下。但现在，这座城市不仅有阿里巴巴，其拥有的独角兽公司数量也能排入中国前三，超越了同处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对所有城市来说，新的产业或风口或许能给城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重要的并不是寄希望于扶持出多厉害的独角兽公司，而是在新的机遇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那些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创意人士，他们选择的地方都是具有多样性、包容性以及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地方。”这是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的观点。多样开放的城市空间与创新人才是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在今年榜单的算法和框架升级上，我们着重调整了商业区范围的计算，并用到了地理空间分析常用的核密度、聚类和异常值分析的方法。在计算城市交通联系度时，我们也利用社会化网络算法与338个城市间高铁、航空、公路往来班次、时间的联系矩阵数据，测算了各城市的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
拆开榜单的具体指数，你会发现被构建的计算框架都基于我们在城市观点上的价值取向。我们相信，对主流大众来说，聚集了主流商业品牌的综合体与商圈，仍然是判断城市商业实力的直接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年来持续监测170个商业品牌在中国城市的拓展情况。
我们也依然关注城市中给街道带来活力的小商业，这些商业包括了解决生活基本需求的便利店、杂货店，提供公共空间的咖啡馆、独立书店，能找到小众文化同好的音乐现场或俱乐部，以及汇聚了服装设计师、艺术家作品的买手店，这些生长于街巷的小店铺汇集了城市常住者们的智慧，也成为城市人多元生活方式的承载之处。
中国城市中的文化多样性发展已足以让嘻哈或街舞类的视频综艺节目成为爆款。比如依靠不同城市的地下音乐livehouse的繁荣，《中国有嘻哈》聚集起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下嘻哈音乐人，也成功吸引了更大众的人群关注到这类小众音乐。但现实中，这些文化场所却在逐渐消失。因为无法继续获得有效许可，The Shelter在2017年新年前夜结束了在上海持续9年的经营。这是业内公认中国最具先锋性的电子音乐俱乐部，会同步引进柏林和伦敦最新的音乐。
类似的变化被更系统地纳入了榜单之中。相较去年，我们在生活方式多样性指数中新增了一些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公司数据，比如用阅读、旅游、音乐领域的用户数据，来代表城市人多维度的活力与生活方式。而且这个一级维度指数也由原本4个以活动类型分类的二级指数的组合，改为以市场供需划分的出門新鲜度指数、休闲丰富度指数和消费多样性指数。
在之后的图表中你会看到完整的338个城市的排名，以及它们与去年相比名次的升降变化、每个城市的18个二级指数以及5个一级指数的标准化分值。
经过可视化设计的柱状图将帮助你更为整体地理解中国城市的形态，并分辨其优势与劣势。我们还会分别解释每个指标具体使用了哪些数据、更改了哪些算法，以及为什么这些覆盖线上线下及历年变化的数据与指数可以用来评判城市。
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节点是，中国的主要城市都开始进入新一轮总体规划制定周期。上海和北京面向2035年的总体规划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复，其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规划方案也都在制定过程中。
要设定近20年之后的城市的模样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你能在城市规划师笔下看到的趋势是，城市空间拓展与功能区域的切分不再是唯一的重点，更为综合、多元的城市空间构成，以及以人为本的规划尺度被提上了议程。
但这些与我们心中真正的理想城市还有多少差距？带着微妙的情绪，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也在公示阶段也参与讨论了这座城市20年后的总体规划方案。从市民和公众的视角看，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可以大到将位于主城区的城市中心区定义为中央活动区（CAZ）背后的实际含义，或是上海严控人口的政策是否有益城市发展，但人们也更关心自己居住的区域会被划归为哪种类型的发展空间，会获得怎样的政策，能有什么样的未来想象。
这是与任何一个城市人息息相关的重要决定。人们共享着城市的空间、资源、服务以及附着其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城市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
当然，城市更新与治理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从上到下，一座城市的管理者都值得像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一样去思考市场中的供需关系，理解城市人真正想要怎样的多元空间与生活方式，理解人们为什么宁愿抛弃自己的故乡而来到一座城市，理解人们心中想要寻找的理想城市是什么样的。
基于此，我们才有可能将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都装进城市这个复杂而有趣的有机体之中，并在未来居住在一座真正的“理想城市”。
商业资源集聚度
借用商业社会中最为精明且谨慎的门店选址逻辑来判断一座城市的好坏，是我们5年前提出“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时就认定可行的方法。现在，这套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升级。
在计算各主流消费品牌进驻数量的基础上，我们延续了去年深入城市内部评估商业空间格局的做法。在地理空间上，品牌门店会依据所属品类被赋予权重，并投射到500米×500米的格子中。随后我们以格子为单位，通过空间算法计算其中商业资源的聚集程度。
右边的图表比较了15个新一线城市有主流消费品牌门店覆盖的3种区域—只要有品牌门店落位即可计入的最广泛的城市区域，相对形成了商业资源集聚效应的城市商业区，以及商业品牌最密集的核心商圈。汇总这些不同等级的区域商业实力，就可以得到商业核心指数，它与城市里商圈面积的大小和城市规模无关，只考量品牌入驻所带来的商业资源集聚效益。
城市呈现出了迥异的商业集聚姿态。杭州、苏州和武汉在商业区实力上拥有更高的分数，它们都已发展为多中心城市。比如，传统市中心武林广场与连续升级改造后的湖滨商圈连接成片，再加上新兴的钱江新城，形成了杭州实力最强的核心商业片区，这让杭州的核心商圈实力得分排在了新一线城市首位。
大品牌如何选择城市，代表着品牌对城市商业品质氛围的认可。成都依然是大品牌在西南地区的首选城市，它已经连续第三年在消费品牌门店总数中超过广州及其他新一线城市。而在我们的统计口径内，过去一年重庆新增了158家品牌门店，是新一线城市中增长势头最好的。
这些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城市毛细血管中生长的各种小商业，它们更贴近城市人的生活，是商品交易最频繁之处。南方城市发达的小商业也蕴藏着推动商业变革的可能性。
每个城市都有一套自己的商业逻辑和上升路径，但必须明确的是，商业资源的聚集程度越来越意味着一座城市吸引一切向上力量的基础。
城市枢纽性
若是把城市之间的关联比喻成一张网，那么每一座城市都是网络中的节点。区别在于，在这个网络中，强辐射力的城市能向周边城市输送更多商品、資源与人才，而较弱的城市往往处于被动接收辐射的地位。这种输送的能力—即枢纽性，是城市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交通是连通城市的物质基础，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直接影响了城际间的交通连接程度。在城市交通的连接程度计算上，我们今年将算法框架拆分为静态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指数与动态的交通联系度指数。前者由城市的高铁站数量、民航可直达城市数、经过高速公路数等构成，体现了城市在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分配中攫取资源的能力；后者的算法更为综合，它为338个城市建立了矩阵，并计算了所有城市对之间的铁路、民航与高速公路城际往来所需的时间或交通工具班次，以此获得各城市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枢纽度数值。
在物流网点数量的基础上，物流通达度指数新增了各城市收寄包裹的数据—它们是城市之间物资流动最直观的指标之一。下辖了全国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浙江金华表现出色，是寄出包裹数排名第二的城市，仅次于传统的全国性物流仓储重地广州。
除了交通与物流网络，大品牌进驻城市的策略再一次被放在了考量城市枢纽性的重要维度上。聪明的品牌商总是希望把单个门店的边际效益做到最大，这需要借助城市本身的辐射能力。
依据七大地理分区的划分方式，我们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计算了城市中各商业品牌与其所在区域内其他城市联系度的总和。华南的广州和深圳，西南的成都和重庆，东北的沈阳和大连都是区域内势均力敌的商业中心城市。而上海、北京、武汉、西安在各自区域内具有绝对优势地位。 不可否认，城市的枢纽性与城市的天然区位及先天禀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并不是静止的。因为枢纽性的本质还在于城市自身竞争力与区域整体竞争力的相互促进，由此才能激发出更多元的城市形态。
城市人活跃度
任何一个理想城市的模型都不可能忽略人在城市中的行为。
大约30年前，NASA就开始通过卫星监测全球城市的夜间灯光指数，在此基础上，很快就有学者发现了城市夜间灯光亮度与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灯光数据，正是最早一批大规模模拟城市中人的活跃度的数据。
现在可以观测城市中人们夜间活跃度的数据更多了。我们在这里用城市夜晚供给的服务设施、商业空间与人本身的行为数据监测城市的夜间活跃度。它们监测的不单是城市夜晚的生命力，更是城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产出的潜力。如果按区域划分，华南和华东是夜间活跃度最高的两个区域，而苏州、杭州和东莞是夜间活跃度最高的新一线城市。
当然夜间的活跃度更多反映的是人们以消费和娱乐为主的城市生活。在这之外，城市人将精力最为充沛的时间投入在工作、学习、社交和旅行等事务上，这些代表着城市向上生长更新的欲望，是一种人们积极生活的状态，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城市“不安分”属性与内涵。
成都是不安分指数最高的新一线城市，勇于尝试新事物甚至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性格标签。成都人乐于在旅行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旅游记录，也迅速接纳了新生的共享单车，并保持着很高的日常活跃骑行数据。
若是将消费作为人们使用城市的空间及服务的结果性数据来看，网购、海淘、线上外卖、观影等消费行为积累的数据也就不再只是花钱本身，它们还意味着城市人的支付能力以及整座城市在线上线下同步提供商业服务的能力。
网购人均购买频次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9个来自江浙沪地区。其中，杭州的网购人均购买频次超越4个一线城市排在首位。成都、武汉和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则是日均观影规模最大的新一线城市，足够的人口规模为当地的观影消费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潜在客源。
这也是为什么物理空间中的街道、建筑构成了城市的肌理和血脉，但唯有人才是让整个城市运转的心脏，串联起生命的循环。
生活方式多樣性
生活方式应是属于每个城市人的个体选择，但理想的城市中一定有千万种不同的生活姿态，它们构成了一座城市多元、包容的性格和气质，也成为城市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此前在深圳探访城中村时，我们就惊异于这些被水泥森林包围的村子内人们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对于深圳整座城市而言，这些特别的空间提供给人们不同的生活选择，本身也是城市多样性的体现。
这能带来的启发是，人们在城市中极富个性的生活方式选择离不开空间、活动和商业3个要素。因此今年我们重新建构了生活方式多样性指数的算法框架，从出门新鲜度、休闲丰富度和消费多样性三方面更聚焦地衡量这个与城市人生活感知密切相关的指数。
诸如餐厅、咖啡馆、运动场馆、书店、博物馆、电影院等场所提供了城市人在工作与居住之外的“第三类空间”，人们在这里与熟悉或陌生的人交谈、交换情报、迸发灵感。丹麦城市设计师扬·盖尔认为，“一切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深切的感受、交谈和关怀都是在人们停留、坐着、躺卧或步行时发生的。”离开家和办公室，这类提供“出门新鲜度”的户外活动空间正是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发生的地方。 在城市里，跑步、健身、閱读、音乐、旅行等休闲活动甚至不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但它们必然会与人们享受一座城市的体验相关。杭州依然是最热爱跑步的新一线城市，它反映出这座城市的运动氛围，背后更意味着那里的人们愿意亲近自己生活的城市。
而当人们愿意为不同种类的城市生活体验付费时，多样性和丰富度的价值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因此我们通过电影票房、音乐App的付费意愿、淘宝线上消费商品的多样性、对星级酒店的偏好与旅游产品的购买意愿，观察了城市人多样的消费类型。
以上是我们在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个维度里关心的一切。单独看，每一个可能都只是你日常城市生活中微小的一面，但将所有这类面向统合起来，便能构成人们热爱一座城市的理由。
未来可塑性
进入2018年，十几个城市陆续启动了新一轮的抢人大战，把问题从“去北京、上海还是深圳”变成了“去北上深，还是某个新一线城市”。要让更能接受城市迁移的中国年轻人找到答案，未来可塑性指数或许能帮到他们。
在右页的图表中，我们试图观察两种对年轻人就业和定居产生影响的力量：良好的创业氛围、工作环境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吸引着年轻人来到城市；而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又让人们不得不在生存与生活间作出选择。在这两种拉力与推力的拉锯战中，前者的影响力更占主导。
初创公司是城市中最具活力和创新的主体之一，但从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并不容易，城市提供的创业孵化平台与不断涌入的商业资本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了生存环境和养料，也为城市人提供了选择与可能性。
人才的流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座城市在未来是否具有持续增长的活力。高校能持续稳定地为城市输送人才资源，但这并不代表坐拥诸多高校的城市就能高枕无忧。在新一线城市中，南京的大学生源质量最高，但其毕业生留存率是最低的—只有一半左右的当地高校毕业生愿意留在南京工作。城市需要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核心是，让人留下来。
但未来并不是有人就足够了。消费升级已逐渐从一线城市下沉，甚至蔓延至三四线城市，越来越多城市人追求理性与品质的消费行为，也给城市商业带来新的升级空间。商品信息关注度体现了消费者的理性思考；会员用户指数则指向那些在物质和精神消费中都更注重体验，也更具有黏性的人群。
衡量城市规模的人口与GDP数据今年被调整到了未来可塑性指数中。我们发现，在考虑规模基数的前提下，不同级别的城市突破各自增长瓶颈的能力或多或少给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让人们相信自己的选择。
在大数据时代，所有算法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测，这在个体的城市选择与宏观的城市管理及规划中同样适用。但若能看清理想城市的模样，未来就会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