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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是以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建为标志。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印刷业方面，特别是在印券方面曾一度左右着当时中国的经济；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化管理体制、理念、技术等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早期的现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早期现代化
一、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与社会经济的融合
(一)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船坚利炮打开国门，旧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长期停滞在木版印刷状态的印刷业发展缓慢，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新式的印刷机器传入中国，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才逐步兴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期间也发生一系列与出版业密切相关的大事。首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出现了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并大搞复辟活动，在思想上尊孔复古，企图蒙骗人民。其次，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统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文言文，这给我国出版业带来了繁荣的景象，为现代出版业的起萌芽提供了可能。再次，中共的诞生，是一件具有划时代的大事。反映在出版方面，就是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刊物不断涌现，如雨后春笋。中国现代出版业不仅印刷技术大为改进，而且书刊质量注入了新的革命的内容。但都遭到北洋军阀的摧残和迫害。第四，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北伐胜利，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发生，除在政治和暴力对共产党员进行迫害外，还施行所谓的“文化围剿”，中国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业处在被扼杀、被践踏的境地，走过一段极为艰难险阻的途程。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爱国的出版业与反动的、倒退的、不抗日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它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十九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出版巨头——商务书局和中华书局也走过极为艰巨的道路。1897年，商务书局在上海成立，刚开始它是一个以印刷为主的工场手工业，至民国成立时，它发展到以吸收日资，组成有限公司，设有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并在汉口、上海等2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馆或支馆。这种经营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少见的。此时已经初步聚集和团结、思想进步，精通编辑和出版业务的人才，如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陆费逵、孙毓修等。“商务重庆分厂，创制出赛铜字模，即以培珀代铜，几分钟之内即可制造出100—200枚字模。还创制出长宋字体、特大老宋和特大黑体字体，并能制造各种仪器、标本、模型、华文打字机等，公开出售，增加收入，弥补全馆当时经济来源之不足。”
中华书局与中国民国同时诞生。建立者是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陆费逵。虽然中华书局曾面临过两度破产的风险，但“中华书局在民初新兴时期，1917年上半年，营业额超过一百万元，以当时的物价计算，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书局“资本从成立时25000元，陆续增加为60万元(1914)、100万元(1915)、160万元(1916)、200万元(1925)、国币400万元(1937)、法币100亿元(1948)、最后的资本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1950)”尽管中华书局的资本实力与商务无法相比，但已和商务形成两足鼎立的局面。
(二)中国现代出版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
(1)现代出版业的起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转
印钞券暴发。中华书局在解放前以印刷有价证券闻名。早在二十年代初，就致力于凹版印制业务的筹备，从国外引进了雕刻制版设备，由留日技师沈逢吉培训了一批雕刻人才。由于凹版印制比较复杂，损耗大，印价高，除了国家发行的钞券、公债票和大企业的股票外，其它用凹版印刷的印件很少，因此业务时断时续。由于国内印刷技术的原因，在旧中国，不论国家银行，或者民营商业银行所发行的钞券，都是向外国订印，运回国内加印签字、图章。有的甚至连签字、图章也在国外印刷。1935年，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中央)、中(中国)、交(交通)、农(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钞券为法定货币，可以在市场流通。其它在市上流通的民营商业银行和各省地方银行所发行的钞券，以及用白银元、银角等硬通货，一律停止使用，限期兑换法币。这样，中华书局承印南京政府“中央银行”钞券业务。此外，这时期承印的大宗印件，除了财政部之公债票库券外，还有各银行公司之股票、钞票、支票；各大公司工厂之商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香烟壳纸，以及申报发行之中国分省新图等。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抗战开始，军需浩繁，通货膨胀开始，对纸币的需求量更大。1935年到1938年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华书局印钞业务发展之快，是十分惊人的。“原来只有一、二十台手摇凹版机，发展到百余台小电机，从业人数达八百人。为了适应客观需要，还从德国买进了大电机五台(一台运沪，4台运港)。”这样中华书局这时期在印钞方面的收入也是比较大的。其经营的效率以及规模无形中在客观上影响着当时国民经济的运转。
(2)现代出版业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至1950年6月共出书15116种，28058册。
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自其与中华书局开始展开竞争时就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中华书局在这方面也比较明显的，其中教科书出版的比例上在其成立到新中国的建立为30.3％。这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民众的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在时人的概念里，民国时期学认字的人必先认识商务和中华。此外，20世纪20～30年代，中华书局经营教具和开办学校，不仅进一步推进现代教育的发展，更重要是极大的扩大了当时出版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影响。图书与教育之间关系密切不言而喻，他们经营的教具和所发行的教科书同样服务于教育，这样一来，连带销售，既可以带动商店经营，又提供顾客方便；既可彼此之间增加销售额，又提高了效率，从而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
二、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与早期的经济现代化
中国早期的经济现代化与近代列强的入侵紧密相关，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之下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下“现代化”的。这种被动性也被称为外生刺激型现代化。中国经济早期的现代化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它的核心是带有早期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趋势，并在出版界内较早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出版技术与竞争机制。
(一)现代科学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引进
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社一开始是采取较为科学的生 产方式，其中，中华书局集编、印、发一条龙的出版模式和书刊互动的出版方式。其经营管理理念与技术也是从西方引进，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这在前文有所论述。
商务印书馆是私营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为求得发展，自然要引进先进的理念。值得注得的是，这与商务前期的高层领导有超前的意识相关。其中心人物是张元济、高梦旦和王云五。
1915年，陈叔通应张元济之约，参加了商务的工作，他看到三个所各搞各的，工作中缺乏统一的计划性，不便进行全面规划和通盘的考虑，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相去甚远。在他的建议下，通过协商，1915年在三个所以外，另成立了总务处，由陈叔通负责。总务处成立后，规定三所所长定期聚会，商讨有关事宜。意见一致，便通过执行，意见不一致，则下次再协商或在会后个别商量。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协调统一的机构，提供了制订统一的规划和规章制度的条件，为进行现代化管理打下了基础。
张元济是一位积极主张引进人才，实行科学管理的商务管理者。他在1926年，4月底为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致商务董事会的信中谈到“思想解放，无论何事断不能默守一二十年前陈腐之见解，简略方法，以为因应之具”，并认为商务“必须用科学的管理，诚心的结合，勿以喜怒为赏罚，勿以恩怨为进退。”主张网罗人才“勿以其素未习狎而参以嫉忌之见。”这为商务引进人才创造了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王云五是规划和组织改革旧制度，建立早期现代化科学管理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11月，商务总经理鲍昌病逝，董事会物色人选，决定让张元济、夏筱芳与王云五商量，请王云五任商务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王云五回商务以将原来的合议制式的总务处取消，改为总经理独断制为条件。总务处降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其次，由商务出资让他出国考察企业管理，行期半年。董事会同意其条件。王云五回国后，进行了体制改革，建立了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全馆工作统一由总经理指挥和负责，并实行事业部制，撤销了原来的总务处，成立总管理处。作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设经理若干人，协助总经理领导有关业务。取消各专门业务部门的层次，设人事、会计、统计、稽核、研究等组，分别由经理分工领导。这样精简机构，减少层面。提高工作效率。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运行机制为许多同行和其它企业所借鉴。
在管理制度方面，商务制定了“标准操作方法”，并以为依据，订出生产规程、劳动定额、分级工资标准等，根据完成定额的多少，给予奖金或扣发部分工资。这种制度不仅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更大大的提高了商务印书馆的效率与竞争力。
(二)引进先进的出版技术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敢于和善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不断更新技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就着手开始进行技术革新。1900年，商务收购上海日商修文印刷所，始用纸型；1904年，商务聘用日本技师来华指导雕刻黄杨版技术；一年后，商务聘请日本技师来华从事彩色石印，同年聘请日本技师传授雕刻铜版技术；1907年，商务开始拥有珂罗版印刷，且可印彩色；1909年，商务聘美籍技师试制三色铜版成功；1912年，商务始用电镀铜版；1913年，商务引进汤姆生自动铸字炉；1915年，商务引进美国海立司彩色胶印机，并聘请美技师来华指导，并创制仿古活字；1918年，商务聘日本技师传授马口铁印刷；1919年，引进美国“米利印刷机”，后来又引进双色米利机和双面米利机；1921年，引进新式制纸型机。
以上可以看出，20世纪初的20年内，商务几乎平均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都要进行过一次技术更新。大胆引进西方现代工业技术，经常聘请外国技师来华指导技术，或派人出国考察，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使商务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三)融入出版界竞争机制
当中华书局闯入教科书市场，一举成功，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也宣告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竞争机制引进印刷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价格战”是图书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教科书领域，各书局的价格竞争更是大行其道。中华书局初崛起的几年，商务印书馆便试图趁其立脚未稳，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通过降低教书定价打倒对方。商务当时采取的办法是：购教科书一元，加赠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加赠书券一元。中华书局不得已，也只好照此办理。又如，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后，商务和中华两家为抵制新的竞争者，合设国民书局于上海河南路，商务出资2/3，中华出资1/3，编印新国民小学教科书一套，不计成本，用赠送、跌价办法与世界书局竞争，折本数十万。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以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社为例窥探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可以看它们对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作为文化出版单位，也推动了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为现代教育注入现代精神注了精神支持，但更应看到的是它伴随着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动荡不安，所产生的文化生产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即使在风云变幻处于分裂时期的二十世纪初，或是直至新中国成立这段社会结构处于转型的时期，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企业同样对中国的经济生活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它们的印刷技术、印刷产品、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在同行里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也为其它行业所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早期现代化
一、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与社会经济的融合
(一)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
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船坚利炮打开国门，旧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长期停滞在木版印刷状态的印刷业发展缓慢，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新式的印刷机器传入中国，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才逐步兴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期间也发生一系列与出版业密切相关的大事。首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出现了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并大搞复辟活动，在思想上尊孔复古，企图蒙骗人民。其次，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统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文言文，这给我国出版业带来了繁荣的景象，为现代出版业的起萌芽提供了可能。再次，中共的诞生，是一件具有划时代的大事。反映在出版方面，就是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刊物不断涌现，如雨后春笋。中国现代出版业不仅印刷技术大为改进，而且书刊质量注入了新的革命的内容。但都遭到北洋军阀的摧残和迫害。第四，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北伐胜利，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发生，除在政治和暴力对共产党员进行迫害外，还施行所谓的“文化围剿”，中国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业处在被扼杀、被践踏的境地，走过一段极为艰难险阻的途程。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爱国的出版业与反动的、倒退的、不抗日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它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十九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出版巨头——商务书局和中华书局也走过极为艰巨的道路。1897年，商务书局在上海成立，刚开始它是一个以印刷为主的工场手工业，至民国成立时，它发展到以吸收日资，组成有限公司，设有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并在汉口、上海等2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馆或支馆。这种经营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少见的。此时已经初步聚集和团结、思想进步，精通编辑和出版业务的人才，如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陆费逵、孙毓修等。“商务重庆分厂，创制出赛铜字模，即以培珀代铜，几分钟之内即可制造出100—200枚字模。还创制出长宋字体、特大老宋和特大黑体字体，并能制造各种仪器、标本、模型、华文打字机等，公开出售，增加收入，弥补全馆当时经济来源之不足。”
中华书局与中国民国同时诞生。建立者是曾在商务工作过的陆费逵。虽然中华书局曾面临过两度破产的风险，但“中华书局在民初新兴时期，1917年上半年，营业额超过一百万元，以当时的物价计算，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书局“资本从成立时25000元，陆续增加为60万元(1914)、100万元(1915)、160万元(1916)、200万元(1925)、国币400万元(1937)、法币100亿元(1948)、最后的资本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1950)”尽管中华书局的资本实力与商务无法相比，但已和商务形成两足鼎立的局面。
(二)中国现代出版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
(1)现代出版业的起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转
印钞券暴发。中华书局在解放前以印刷有价证券闻名。早在二十年代初，就致力于凹版印制业务的筹备，从国外引进了雕刻制版设备，由留日技师沈逢吉培训了一批雕刻人才。由于凹版印制比较复杂，损耗大，印价高，除了国家发行的钞券、公债票和大企业的股票外，其它用凹版印刷的印件很少，因此业务时断时续。由于国内印刷技术的原因，在旧中国，不论国家银行，或者民营商业银行所发行的钞券，都是向外国订印，运回国内加印签字、图章。有的甚至连签字、图章也在国外印刷。1935年，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中央)、中(中国)、交(交通)、农(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钞券为法定货币，可以在市场流通。其它在市上流通的民营商业银行和各省地方银行所发行的钞券，以及用白银元、银角等硬通货，一律停止使用，限期兑换法币。这样，中华书局承印南京政府“中央银行”钞券业务。此外，这时期承印的大宗印件，除了财政部之公债票库券外，还有各银行公司之股票、钞票、支票；各大公司工厂之商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香烟壳纸，以及申报发行之中国分省新图等。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抗战开始，军需浩繁，通货膨胀开始，对纸币的需求量更大。1935年到1938年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华书局印钞业务发展之快，是十分惊人的。“原来只有一、二十台手摇凹版机，发展到百余台小电机，从业人数达八百人。为了适应客观需要，还从德国买进了大电机五台(一台运沪，4台运港)。”这样中华书局这时期在印钞方面的收入也是比较大的。其经营的效率以及规模无形中在客观上影响着当时国民经济的运转。
(2)现代出版业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至1950年6月共出书15116种，28058册。
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自其与中华书局开始展开竞争时就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中华书局在这方面也比较明显的，其中教科书出版的比例上在其成立到新中国的建立为30.3％。这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民众的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在时人的概念里，民国时期学认字的人必先认识商务和中华。此外，20世纪20～30年代，中华书局经营教具和开办学校，不仅进一步推进现代教育的发展，更重要是极大的扩大了当时出版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影响。图书与教育之间关系密切不言而喻，他们经营的教具和所发行的教科书同样服务于教育，这样一来，连带销售，既可以带动商店经营，又提供顾客方便；既可彼此之间增加销售额，又提高了效率，从而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
二、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与早期的经济现代化
中国早期的经济现代化与近代列强的入侵紧密相关，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之下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下“现代化”的。这种被动性也被称为外生刺激型现代化。中国经济早期的现代化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它的核心是带有早期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趋势，并在出版界内较早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出版技术与竞争机制。
(一)现代科学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引进
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社一开始是采取较为科学的生 产方式，其中，中华书局集编、印、发一条龙的出版模式和书刊互动的出版方式。其经营管理理念与技术也是从西方引进，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这在前文有所论述。
商务印书馆是私营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为求得发展，自然要引进先进的理念。值得注得的是，这与商务前期的高层领导有超前的意识相关。其中心人物是张元济、高梦旦和王云五。
1915年，陈叔通应张元济之约，参加了商务的工作，他看到三个所各搞各的，工作中缺乏统一的计划性，不便进行全面规划和通盘的考虑，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相去甚远。在他的建议下，通过协商，1915年在三个所以外，另成立了总务处，由陈叔通负责。总务处成立后，规定三所所长定期聚会，商讨有关事宜。意见一致，便通过执行，意见不一致，则下次再协商或在会后个别商量。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协调统一的机构，提供了制订统一的规划和规章制度的条件，为进行现代化管理打下了基础。
张元济是一位积极主张引进人才，实行科学管理的商务管理者。他在1926年，4月底为辞商务印书馆监理职致商务董事会的信中谈到“思想解放，无论何事断不能默守一二十年前陈腐之见解，简略方法，以为因应之具”，并认为商务“必须用科学的管理，诚心的结合，勿以喜怒为赏罚，勿以恩怨为进退。”主张网罗人才“勿以其素未习狎而参以嫉忌之见。”这为商务引进人才创造了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王云五是规划和组织改革旧制度，建立早期现代化科学管理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11月，商务总经理鲍昌病逝，董事会物色人选，决定让张元济、夏筱芳与王云五商量，请王云五任商务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王云五回商务以将原来的合议制式的总务处取消，改为总经理独断制为条件。总务处降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其次，由商务出资让他出国考察企业管理，行期半年。董事会同意其条件。王云五回国后，进行了体制改革，建立了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全馆工作统一由总经理指挥和负责，并实行事业部制，撤销了原来的总务处，成立总管理处。作为总经理的办事机构。设经理若干人，协助总经理领导有关业务。取消各专门业务部门的层次，设人事、会计、统计、稽核、研究等组，分别由经理分工领导。这样精简机构，减少层面。提高工作效率。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运行机制为许多同行和其它企业所借鉴。
在管理制度方面，商务制定了“标准操作方法”，并以为依据，订出生产规程、劳动定额、分级工资标准等，根据完成定额的多少，给予奖金或扣发部分工资。这种制度不仅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更大大的提高了商务印书馆的效率与竞争力。
(二)引进先进的出版技术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敢于和善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不断更新技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就着手开始进行技术革新。1900年，商务收购上海日商修文印刷所，始用纸型；1904年，商务聘用日本技师来华指导雕刻黄杨版技术；一年后，商务聘请日本技师来华从事彩色石印，同年聘请日本技师传授雕刻铜版技术；1907年，商务开始拥有珂罗版印刷，且可印彩色；1909年，商务聘美籍技师试制三色铜版成功；1912年，商务始用电镀铜版；1913年，商务引进汤姆生自动铸字炉；1915年，商务引进美国海立司彩色胶印机，并聘请美技师来华指导，并创制仿古活字；1918年，商务聘日本技师传授马口铁印刷；1919年，引进美国“米利印刷机”，后来又引进双色米利机和双面米利机；1921年，引进新式制纸型机。
以上可以看出，20世纪初的20年内，商务几乎平均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都要进行过一次技术更新。大胆引进西方现代工业技术，经常聘请外国技师来华指导技术，或派人出国考察，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使商务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三)融入出版界竞争机制
当中华书局闯入教科书市场，一举成功，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也宣告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竞争机制引进印刷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
“价格战”是图书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教科书领域，各书局的价格竞争更是大行其道。中华书局初崛起的几年，商务印书馆便试图趁其立脚未稳，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通过降低教书定价打倒对方。商务当时采取的办法是：购教科书一元，加赠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加赠书券一元。中华书局不得已，也只好照此办理。又如，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后，商务和中华两家为抵制新的竞争者，合设国民书局于上海河南路，商务出资2/3，中华出资1/3，编印新国民小学教科书一套，不计成本，用赠送、跌价办法与世界书局竞争，折本数十万。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以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社为例窥探中国现代出版业起萌，可以看它们对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作为文化出版单位，也推动了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为现代教育注入现代精神注了精神支持，但更应看到的是它伴随着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动荡不安，所产生的文化生产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即使在风云变幻处于分裂时期的二十世纪初，或是直至新中国成立这段社会结构处于转型的时期，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企业同样对中国的经济生活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它们的印刷技术、印刷产品、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在同行里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也为其它行业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