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对政治局势掌控的力度和解决矛盾方式的不同，带来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以下列举一些不同时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解决方式，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
　　绝望中爆发的抢米风潮
　　1909年，湖南水患严重，使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美誉的湖南粮食收成锐减，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灾荒的影响持续到1910年，米价也跟着上涨，已是平常年份价格的好几倍。由于饥饿和绝望，一场自发的抢米风潮在湖南省会长沙城内悄然爆发。
　　4月12日下午，“戴义顺”米店，一个老太太前去买米。米店告知米价上涨，老太太没法，只好回家凑钱。等她凑足钱来到米店的时候，米价却又上涨了。买卖双方由此争吵，吵闹之声引来了附近观看酬神皮影戏的众人，大家都因频繁上涨的米价而感到恐慌和愤怒。面对米店恶劣的态度，众人情绪开始失控，在一个名叫刘永福的木匠的带领下，冲进米店打砸抢夺，很快米店便一片狼藉。
　　4月13日，饥民没有等来平价米，却等来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愤怒的灾民涌向街头，一夜之间，长沙城内100多家米店被捣毁。
　　4月14日，巡抚召集官员和乡绅开会，会议还没结束，聚集在巡抚衙门周围的饥民就冲进了大堂，岑春煊下令向饥民开枪扫射。矛盾升级，冲突骤然升温。巡抚衙门、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甚至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货店，都被愤怒的灾民焚烧殆尽。参加斗争的人数达1万以上，斗争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省城往下面的地区扩展。
　　面对迅速扩散的抢米风潮，清朝政府惊慌万分，紧急调集军队，对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英、日、美、德等列强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开往湘江长沙段，帮助清政府镇压。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平息。
　　但尽管如此，民众的基本诉求没有得到解决，靠着蛮横的镇压举措维持下去的清政府，很快就在次年的辛亥革命中轰然坍塌，个中原因，发人深思。
　　被成功化解的盐贩子聚众抗议
　　咸丰二年（1852年），浙江鄞县接连发生群众闹事事件。事件最先原于县府取缔私盐，而当地很多私盐贩子的生活来源因此受阻，而官盐专卖，价格要比私盐贵，百姓的生活也直接受到影响。于是，鄞县东乡人张潮清带领私盐贩子起来闹事，东乡百姓也开始附和。为稳定当地秩序，县令逮捕了张潮清，而东乡百姓纷纷恳求将其释放，但县令却置之不理。交涉无果之后，东乡百姓冲进县衙将张救出。
　　紧接着，该县南乡百姓，因为普通百姓与士绅大户在交粮食、税收时的标准不统一而议论纷纷。当时士绅大户交税用红封，2000多钱折银一两；而普通百姓用白封，需要3000多钱才能折银一两。于是，粮农们在当地监生周祥千的带领下进城请愿，要求平粮价。面对群众的呼声，县衙却采取非常粗暴的方式，派人将周祥千抓捕了事。被激怒了的粮农们蜂拥而入，冲进县衙救人，并放火烧毁了县衙和同城的宁波府衙。
　　在此关键时刻，浙江江山县令段光清被委任为鄞县新县令来处理此棘手的事件。新上任的段光清非常低调地来到乡下了解民情，与百姓促膝而谈。面对复杂纷扰的局势，段光清认为冲突发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百姓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只有取消红封白封的不同交税方式，确定统一的折算方法，老百姓的反抗之火才会熄灭。老百姓心定下来，安心生产和生活，自然不会闹事。因此，段光清征求士绅大户及普通百姓的意见之后，最后规定了统一的粮税，同时也勘定了盐界，让盐民安心。最终，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群体性事件在段光清的安抚下得以收场。
　　百姓不领情导致的激烈反抗
　　有的时候，抉择者自以为抉择的出台是从百姓的利益出发，百姓却并不领情。金宣宗时期，北方蒙古的威胁日甚，中都失守，金朝廷决定将各路军民迁徙至黄河以南，并派朝廷正八品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和正四品的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督促吉州百姓迁徙。这个举措的出台初衷是对百姓关心，但因为这种迁徙并没有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他们一旦迁徙到异地，将马上陷入生计无着的境地，所以他们一致反对南迁。
　　温敦百家奴告谕百姓，此举乃为保护百姓免遭兵灾，并下令召晋安之兵保护百姓迁徙。而吉州的百姓则认为，晋安之兵一到则可以保护吉州之地，故根本不用迁徙，为此反抗声浪很大。最后，百姓冲入州署将温敦百家奴杀了。四品大员奥屯胡撒合见事态恶化，认为一味强迫百姓迁徙终会导致百姓更激烈的反抗。于是，他顺从民意，不再强迫百姓迁徙，也不用武力弹压此事，而是尽量缓和事态，与吉州百姓会饮歌乐，得到百姓的拥护。最后事态平息，百姓欢呼拜谢而去。
　　（摘自《人民论坛》2012.5）B⑤